第七章：完美计划
政府规划和对外国公司的利用帮助中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电信系统。然而，在这个传奇故事中，我们也看到创业精神和市场经济击败了计划的制定者。
巨大的气球娃娃漂浮在空中，上面写着“小灵通”三个大字。这些气球在位于中国西北内陆城市兰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它们吸引了数以千计的人们涌向气球下的商场店铺。
人们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蜂拥而至。是另一种能让他们的小孩更加聪明机灵的产品么？是新的学习机？又一种能让学生注意力更集中的灵丹妙药？
都不是——但是和它们一样好。充气满满的小灵通娃娃们向人们介绍了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移动电话。这个拥有三百万人口的黄河上游城市仍在破落的工业中挣扎，这里的居民们在家里安不起电话，更不用说加入中国的手机大军。但是小灵通承诺可以让中国人民彼此沟通，而其资费比国内的另外两家移动运营商——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便宜百分之八十。焦急的客户们在长长的队伍中推搡挤拥，等待着拿号入网。
他们的喜悦很短命。2000年8月，就在小灵通在兰州开始业务的第二个月，市内的电话系统出现了故障。中国移动在全国的用户无法打通兰州小灵通用户的电话。然后兰州的市民用他们家里和办公室的电话也打不通中国移动用户的手机了。中国联通的用户笑了。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遭遇。
兰州的电话大战第一次把置身幕后的中国政府电话公司之间的官僚争斗推到了台前。这件事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头条，让中国的“电信沙皇”吴基传大为震惊。中国的电信系统还没有准备好。它还需要在等几年，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下让全中国的每个边远山村和繁华都市都覆盖在最先进的网络之下，帮助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大国，维护共产党的权力。自从吴基传六年前成为中国电信部的党委书记以来，建立中国的电信系统并置之于政府的完全控制之下，便成了他毕生的使命。现在，身为信息产业部部长的吴基传控制着一切：电话网、互联网、有线电视骨干网、计算机和电话制造、以及软件的开发和使用。这个行业的发展是如此之快，有时候吴基传一个礼拜就制定出新的政策法规，而没过几天又对其进行修改。在全世界范围内，吴基传所说的话之于技术媒体就如同阿兰格林斯潘所说的话之与金融媒体。
这对于一个湖南农家小孩来说并不坏。
但吴基传很生气，因为兰州的电话大战让所有人都知道了中国的电信世界不再听从他的命令了。中国的技术公司都忙着在国内外上市，他们从股市上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限制了他左右事务的能力。全世界最大的十几家电话公司都把钱砸到了联通身上，利用着吴基传建立起来的政策围墙中的漏洞，他本来指望通过这样的政策围墙把外国电信运营商挡在中国之外。而在国内，强烈的创业激情和大量的国际资本则在撕裂吴基传精心规划的有序竞争体系。市场已经超越了他，并开始拖着他前进。
吴基传感到进退维谷。他本应该像一名电信大亨那样思考，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但是他还承担着政府赋予自己的使命，那就是为全中国的每个角落的人民带来统一的、用得起的电话服务。
可恶的市场。它甚至能破坏最完美的计划。
概述
中国政府的传统习惯就是制定宏大的社会主义目标，其目的就是要赶超西方社会，因此在经济改革的年代，政府成为了一架庞大可畏的计划机器。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动力当然来自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吃苦，然而他们通常是沿着中国的计划者所指定的道路前进。在改革年代，几乎所有的中国高层领导人都是工程师出生，很多人都曾在莫斯科接受过培训。他们喜欢左右他人，制定计划。在苏联影响下产生的五年计划曾经用来协调整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现在它成了中国实现其全球经济地位的规划蓝图。自从邓小平在1978年把经济改革作为党的核心信条以来，中国每过五年就会制定一份目标远大的计划，一步一步地把自己改造成全球化的经济大国。有一些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完全现代化的工商业部门，如钢铁、化工、硅芯片和汽车。其它计划则是为了建立基础设施，包括十数家现代化机场，一系列深水港口，规模巨大的高等院校，铁路，桥梁和住房。其规模超出想象。在过去十五年中，中国投资了近三千亿美元铺设了五十万英里的道路，包括在中国大地上纵横交错的两万多英里的高速公路。
监督这项扩建工程的是共产党官僚中的精英阶层，他们的任务就是建立工商业和基础设施。他们的目标往往非常资本主义化，因此你也可以称他们为“商业官僚”。在他们中间，一度的电信沙皇吴基传因为他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鹤立鸡群，一览众人小。自1993年起的十年间，中国电话的装机量增加了五亿部，而当吴基传刚上任时，全国只有三千万部电话。他推动了中国电话系统的进步，50年代的老旧的拨号电话变成了覆盖全国的先进复杂的移动电话，甚至是保姆和建筑工人都承担得起。中国的电信系统是全世界技术上最先进的，它支撑了国内电信和电子行业的发展，为数百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并在形成其自身的全球技术标准。在这个触及全社会每个人的产业中，吴基传是政策制订者、竞争对手、协调人，也是育婴保姆。
看吴基传如何计划并建设中国的电话系统，我们能发现中国体制的运转方式。和其它行业一样，吴基传利用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劝说外国人提供技术、资金和培训。他监督着中国改革时代中最为庞大的淘金潮。然而他也必须学会如何与市场相处，其中最起码的是国际证券市场，他们要求从中国上市公司身上取得高回报，激励中国企业家和技术人员之间的激烈竞争。
这是一个讲述在计划和市场之间挣扎的故事。即便吴基传有着巨大的政治权力和错综复杂的计划，他依然无法阻挡一批年轻的大陆中国人利用他们在美国大学和贝尔实验室学到的经验和知识创办UT斯达康公司，并在全中国推广吴基传曾一度否决的技术。UT斯达康和吴基传的战争讲述的是如何协助官员把政策路线转向你的方向，从而保持站在正确的政策路线上。为消费者提供一件好的产品和合适的价值定位，可以征服甚至是最坚定的计划制订者的目标。UT斯达康的战略正是来自于毛泽东的革命指导：“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敌疲我打。”
诱饵和交换机
吴基传28岁时成为了邮电部的一名初级工程师，这是当时中国唯一的电信部门，该部门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并维护有效的电信网络，为党中央和全国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密切沟通提供保障。20多年中，吴基传在部供应和物资局中得到提拔，他的决断力、条理性和对新技术知识的孜孜以求赢得了大家的赞赏。1982年，领导派他去中央党校学习，预示着他将成为未来的领导人。两年后，他被破格提拔为邮电部副部长。更重要的是，他还被任命为邮电部的党委书记。那是1984年，吴基传47岁。
在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国的电话系统是极为重要的国家安全工具。邓小平改革开放后，吴基传和他在邮电部的同事接到任务，要建立世界一流的电话系统，同时培养中国自己的电信技术和制造知识。中国的电话系统此时的目标是传播繁荣。吴基传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使用了最基本的中国式经济发展模式：引进外国资金、专家和技术，但禁止外国人拥有任何行业关键领域，同时建立国内的生产制造基地和供应链。他仔细研究测试各种新技术和业务模式，然后审慎地选择最适用于中国的。他的目标是中国人拥有整个系统，从设备制造到知识产权。
为了实行这一宏伟计划，中国官员首先寻求来自AT&T的帮助，这家美国大公司是著名的贝尔实验室的发源地。中国人允许AT&T有机会在中国建立第一家制造电信交换机的合资工厂。一个交换机就等于一条电话线，而中国计划将在全国铺设数千万条新电话线。AT&T当然会一把抓住这个机会。
但是AT&T随即陷入了法律诉讼的泥潭，最终在1984年被拆分。此外，合资工厂意味着要将先进的技术制造流程转入依然处于冷战技术出口禁令的国家，AT&T公司高管对此也颇为担心。他们提出在中国的合资工厂生产上一代的交换机，遭到了中国人的断然拒绝。要么是最先进的技术，要么就别干，他们说。中国后来又找了日本。日本人在模仿并改善西方产品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技术，但是他们也很谨慎。他们知道中国正在研究他们的发展模式，日本公司不愿意把他们的技术交给中国人去模仿。
最后的解决方案来自台湾。台湾当局的垄断性电信运营商强迫外国公司在台湾建立制造工厂，才允许对方在岛内出售交换机和其它电信设备。中国找到了一名聪明、殷勤的麻省毕业生毛渝南担任自己的顾问，当时毛是IT&T在台湾工厂的一名高管。1983年，毛在上海成功组建了上海贝尔，合资方包括比利时IT&T（后来被阿尔卡特收购）、比利时政府和邮电部的设备部门——邮电工业公司，后者持有合资公司60%的股份。在工厂建设期间，中国的电话系统依然很古老。边远地区的电话交换仍然由人工完成。拨打长途电话必须预约。只有最高领导人的家里才装有电话。中国最大城市上海也仅有十万名电话用户。
上海贝尔的成立点燃了中国电信业的燎原之火。交换机一下生产线，就以极高的溢价飞入市场。摩托罗拉、北电、诺基亚、爱立信、西门子和NEC都争先恐后的销售各自的设备。中国人惊喜地发现外国政府有一些出口资助计划，它可以很好的加以利用。很快，中国政府就指定了一项标准政策，即任何想要出口设备到中国的供应商，必须随销售捆绑政府的出口信用担保和长期低息贷款。但是1989年发生的TAM事件让中国成为了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这样的资助形式自然就行不通了。由于当时中国的外汇非常紧缺，上海贝尔的销售收入急剧增长，因为公司可以接受客户的人民币付款。
中国公司在政府的资助下学会了基础技术，技术交换机的价格便一路暴跌。外国厂家的产品主要销售到大城市，而新兴的中国厂家则把产品销售到城市周围的郊区。到1994年，外国公司销售的交换机每条线价格为120美元，而中国公司的销售价格是45到60美元。更糟的是，外国公司销售的产品设计过于复杂，定价过高。价格压力，再加上国产化的要求，使得大部分外国公司把电信设备制造挪到中国，成为新的中国政府企业的合作伙伴。
培养竞争对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第一台交换机卖到中国的时候，就促使了这种合作关系的产生。吴基传时任邮电部党委书记，他推行非常严格的法规，要求外国公司培训国内的电信工程师。所有销售到中国的电信设备必须配套人员培训计划。起先，当中方购买少量交换机的时候，外国公司必须根据合同的美元价值来提供一定天数的培训，这逐渐成为了一种标准。随着交换机销售量的增加，培训需求很快就陷入失控。爱立信公司曾计算，其中方合作伙伴的每名管理人员和技术员工都要花一个月时间在海外进行培训，其中包括交通、食宿以及其它开销。有一些培训人员在海外逗留的时间超过六个月甚至更长。公司很清楚，它们在培养未来的竞争对手，但难道还有别的选择么？这个市场的增长是如此之快，有着如此之大的潜力，让人无法对之视而不见。错过中国会影响到公司的全球竞争力。
各大企业都在全中国兜售它们的设备，吴基传和邮电部领导担心由于设备的不兼容，可能在技术上造成混乱。他们还想制订法规，明确本地化的生产要求。1989年8月，邮电部说服国务院通过了一项政策法规，即第56号令。该法令规定中国企业未来必须从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卡特、日本NEC公司购买设备，这些厂家在中国都设有生产交换机的合资工厂。这一命令把AT&T彻底挡在了中国的交换机市场之外。
中国既不会原谅，也不会忘却。中方官员一直都在提醒AT&T高管他们错失良机。更糟糕的是，80年代安装在中国内陆城市武汉的AT&T交换机技术故障不断，这是AT&T低估了电话容量的增长速度而导致的。竞争对手很快就散布流言说武汉的交换机上装满了“窃听器”，这是美国情报机构安装的窃听设备。话就这么说出去了：不能信任AT&T。
AT&T意识到了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公司重振旗鼓，决定通过诚意和友好来弥补愚蠢的商业决定。AT&T可不是小打小闹的公司。为了建立政治上的友好关系，公司启动了一项针对中国官员的庞大的高层管理培训项目。公司和国家计委合作，派了将近五十名左右在仕途上颇有前途的中国官员前往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大学培训。此外，公司还从全国电信部门中选出大约七十名前途可观的年轻干部参加一项培训计划，包括大学课程以及在贝尔实验室和AT&T其它部门进行在职培训。这些新的培训计划已经超出了在中国销售电信设备所要求提供的内容。战略取得了成功，AT&T在中国电信官员和技术人员中播下了大量的友好之种。
AT&T还投入了大量的政治资源来挽回第56号令的损失。公司的大量游说活动，很大程度上催化了1992年美中市场准入协议的签订，在该协议中，中国保证将在五年时间内取消大部分的进口配额和其它市场壁垒。这一协议等于是宣布了56号令的作废，但是此时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固话系统市场中交换机业务的高额利润在消失。现在的利润将来自为中国建立一个移动通讯网络。AT&T再一次被技术标准绊倒在地。中国选择了欧洲的手机标准，而不是美国的。
贝尔小子
当AT&T还在为立足中国而艰难前行的时候，公司有名的研究部门贝尔实验室也在为保持通讯技术领域中的领导地位而苦苦挣扎。研发项目堆积如山，实验室开始引入所谓的“顾问”工程师来承担具体的项目工作。他们是临时工，公司可以在项目开始或取消的时候很快的招来或解聘。
薛村禾就是顾问之一。他刚在1984年从上海移民到美国学习计算机工程。薛并不想一辈子都从事研发和工程工作。他想赚钱。有一天他从实验室的办公桌上抬起头来，突然意识到离自己最近的赚钱机会就在自己的周围。贝尔实验室需要一个外部合作伙伴帮助实验室招聘并筛选其它的“顾问”工程师。薛村禾就可以做，但是他还得有个帮手。他要找一个即懂得电信技术，还充满精力、有着创业本能、具备优秀的处理人际关系能力的人，他遇到了一名来自北京的电信工程师，他叫吴鹰。
如潮水般涌入美国的中国学生都出奇的勤奋进取，但吴鹰无人能及。当他还在北京工业大学担任助教的时候，他就经常熬夜加班，晚上11点保安锁上教学楼大门之后，他还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工作，简直要把保安逼疯了。每天保安都能看到他在半夜1点或2点从教学楼的窗户里爬出来，在第二天上课之间回家睡上几个小时。吴鹰的头脑、勤奋以及他能说英语这点为他赢得了在斯坦福大学学习这一令人垂涎的机会。但他选择了新泽西理工学院，那里可以提供他助教的机会。1985年，吴鹰揣着30美元来到了新泽西。他在一家中餐馆打工挣生活费。1987年吴鹰毕业，他进入贝尔实验室工作，同去的还有他的电信工程师太太。他们买了房子，车子，开始融入美国的生活。但是吴鹰并不开心，他只不过是一家大企业中的又一名研究人员而已。在学校的时候，吴鹰曾在一家由贝尔实验室工程师们创立的小公司中兼职，他也是那里的唯一雇员。他的工作是协助设计一个用于水电气设施的仪表自动读数系统，这个系统可以通过一条电话线自动获取读数。产品本身很好，但是无法实施，因为这会减少工会的就业机会。但吴鹰不在乎这个。他发现自己其实非常喜欢创业。
1990年底，薛和吴鹰会面谈了两个小时，握了握手，随后成立了他们自己的公司，斯达康产品公司。起先，吴鹰和薛都继续全职在贝尔实验室担任顾问工作。晚上的时候，他们就在薛家的卧室外间面试和筛选工程师。业务很快就起来了。吴鹰看人非常准。贝尔实验室非常欣赏斯达康公司推荐来的工程师，他们要求公司提供更多的人选。吴鹰推荐给实验室的工程师有三分之二来自中国和印度。不到一年，吴鹰就离开了实验室，开始全职在斯达康公司工作，同时他也开始寻找新的商业机会。他尤其想回到设备工程这一行业。
吴鹰的太太回了一次国，她告诉自己的丈夫中国有着无数的机会。于是吴鹰回到中国亲自进行了考察，他当即决定立刻搬回国内，留下薛村禾处理和贝尔实验室的业务。很快，吴鹰就开始在全国各地跑，销售AT&T的办公室电话系统和摩托罗拉的中继系统，同时他还密切关注更大的市场机会。他决定为中国电话网络设计一套独特的计费系统，能够让持有借记卡而非信用卡的中国消费者通过他们的借记卡缴纳电话费。
1995年，吴鹰和Shey把他们自己的公司和Unitech电信公司合并，后者由陆弘亮在加州创立。陆弘亮是台湾人，在日本长大，后移居美国。新公司名为UT斯达康，它为Unitech公司提供了急需的中国市场人才，也为斯达康公司带来了强大工程和管理资源。新公司的目光直勾勾地盯上了中国市场。
有计划的人
年轻的中国电信创业者们在美国学习、开办自己的公司，吴基传则在中国让自己跻身最有权力、最令人生畏的官僚行列。1990年，共产党提拔吴基传担任河南省委副书记。但是吴基传是一名电信工程师，让他在地方政府闲坐，看着全国的电话系统在自己于八十年代颁布的政策下建立起来，这让吴基传很不安。他想要回到电信行业，那才是他的舞台。1993年，通过努力，吴基传终于让自己重被召回北京，并被任命为他的老单位，邮电部的一把手。
等到UT斯达康在加利福尼亚成立，吴基传在北京已经风光无限。在1991到95年的五年规划中，政府制定了宏伟的目标，要把全国的电话容量从一千万条线路增加到三千五百五十万条线路。然而，等到1995年底，中国的交换机容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八千五百万条线路，整个电话系统政府一共投入了三百亿美元。有那么多的银子在里面，不难理解那些外国电信公司的老板们为了要讨好吴基传，会把身家性命都押上去。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后一片广袤的处女地。
吴基传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人们要求他开放中国的电信系统，引入竞争，扩大外国投资。但是他说服了高层领导人，电信系统是一块国有资产，必须完全由他的部门来控制。吴基传是当代中国的产物，他是一名对现有体制坚信不移的爱国者。他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就是李鹏，后者和吴基传一样也是一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也坚信政府需要对电话行业进行垄断。
外国老板们都觉得吴基传很有风度、幽默，但也完全难以捉摸。当他们和他交谈时，他会直视对方的眼睛，但面无表情。他用中国格言或反问来回答别人的问题。
什么时候开放市场？
“你早饭还没吃就要讨论午饭的问题？”
吴基传会亲自把客人送出自己的办公室，面带笑容，开着玩笑。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翻开会议记录时，他们会发现吴基传其实什么话也没有告诉他们。他用空洞的保证让他们感觉良好。
吴基传有着一名优秀CEO应具备的一切品质。和把所有权力都紧紧抓在手中的大部分中国官僚不同，吴基传信任他的下属，只要他们能够证明自己的能力，他就会放手让他们去表现自己。他也是一名难以对付的官场斗士。他从不授人以把柄，只在看上去很好的事情上留下自己的痕迹。吴基传亲自负责他的部门对新兴电信技术的研究，他总是在采用哪种技术的问题上拥有最后的话语权。他的战略简单而野心勃勃：用别人的钱建立全世界最大、最好的电话系统，同时为中国创造一个全新的技术行业。他知道竞争迟早都会到来，但是他希望这种竞争能够得到非常谨慎的管理。在吴基传的心目中，有一个全国性电话系统，由数家运营商组成，全部由他领导，各自专注于各自的细分市场。
虽然中国的工程师和计划者们对吴基传的功绩钦佩不已，但是更多的中国人痛恨邮电部。为了支持电信系统的铺设，吴基传把通话费用和装机费用定得非常之高。人们安装一部电话需要等上好几个月。很多人选择多花数百美元的贿赂来提前安装电话。只有竞争才能把重心从工程技术和基础设施转向客户满意度和财务业绩。甚至是吴基传信任的下属也开始要求加快改革的步伐，迫切希望体制能向外国投资开放。但吴基传岿然不动，而且他有着很强大的支持者。在国务院，他辩解说如果由多个运营商管理与国际社会的信息联系，国家安全就会受到威胁。
?官僚之战
但吴基传并没有控制住全国所有的电信系统。一个新的网络开始出现，核心是曾身为五名中国最高领导人之一的胡启立，他曾任政治局常委，后来由于在1989年TAM事件中反对北京实施戒严令而遭清洗。1993年，胡启立被任命为电子部部长，他制定实施了宏大的“金桥”工程，通过庞大的光缆和卫星系统连接全中国。其目的是为了统一全国的海关关署，防止贪污腐败，并把全国的银行和中央银行连接在一起，以便更好的控制信贷，为引入全国通用的信用卡建立信用报告体系。此外，还有一个秘密的目的是为全国的党组织建立一个封闭的网络，一旦普通电话网实效，可以启用它来实现内部通讯。组建这样一个系统，为胡启立从他所控制的研究机构和工厂之中拼凑起来的电信设备公司带来了商机。
但是“金桥”工程无法为胡启立的公司带来足够的设备订单。而吴基传又命令他的采购官员只能从邮电部下属企业那里购买设备。他完全不想帮助电子部成为中国主要的电信设备制造商。但是吴基传对工程和设备的关注让他忽视了消费者，他们对服务太差的抱怨传到了最高领导人的耳朵里。吴基传反复强调他需要时间来建立基础设施，他得到了李鹏总理的坚决支持。
胡启立意识到他所领导的部门必须走另外一条路，才能让他的电信设备厂家有可靠的收入来源，这意味着建立他自己的电信系统，给他的工厂带来设备订单。否则的话，吴基传只关心自己的供应商，而胡启立的工厂就只能关门大吉。为了寻求支持，胡启立转向负责他这个部门的领导人，告诉他们建立一家竞争性电话网络的重要性，在现有的由军队、铁路系统和电力部门运营的分散的网络基础上组建一家新公司。1993年12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联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即联通。联通的股东包括电力部和铁道部，以及一批由不同地方政府机构组成的杂牌军。唯一的问题就是联通一分钱也没有。由于李鹏总理和吴基传的坚决反对，政府并不准备向联通输血。联通全得靠自己了。
电信大亨
联通刻意地避免招聘任何电信部门的官员进入公司工作。从好的方面看，他们是吴基传的奸细；从坏的方面看，他们会帮吴基传实现对公司的控制。因此，联通从电子部、电力部和铁道部招聘了大批官僚。赵维臣是联通的第一任董事长，他是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的老同事。在众人眼里，赵维臣善于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但也是一名古怪的管理人员。
地方政府官员很快就都嚷嚷着要与赵见面，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在自己的管辖地内成立联通分公司，建立运营联通的电话系统。与此同时，外国电信公司的高管们也争先恐后地预约和赵的会面。这正是电信世界一直在等待的：另一家大型运营商，中国电信行业开放迈出的第一步。终于有机会通过股权方式进入中国电信行业。垄断将被打破。外国电信运营商激动得找不着北，还有大批来自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海外华人企业家，他们闻到了赚大钱的机会。
但是联通实在还算不上是一个公司。它更多的是一个横亘在部委之间尚未解决的分歧。幸运的是，赵维臣的领导太多了，实际上就等于没有领导。只要他不胡来，胡启立和邹家华副总理就总会支持他。他的股东急切地想要从电信的淘金潮中捞一笔。他们要的是赶快赚钱，倒并不在乎怎么赚。赵维臣首先要搞清楚的就是联通要成为一家什么样的公司。铁道部最后没能把自己的固话网络注入到联通公司，赵维臣决定联通将专注于建立移动电话网络。为了做到这点，他必须从吴基传手里挖一些频段出来。最后是邹副总理的一纸命令压倒了吴基传的反抗。
赵维臣的第二个决定是联通要想成功，就需要像一个成功公司那样做事。虽然兜里没钱，但赵维臣开始树立联通的公司形象，来吸引更多的钱。他聘请亨利基辛格担任“荣誉顾问”。他收集了很多自己和基辛格、前总统老布什、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Robert Dole以及众多其它世界顶级电信公司的高管的照片。这些照片挂在公司的墙上，让其它外国公司领导更有信心和这家中国的大企业做生意。
每个人都想把钱塞给赵维臣。但是他很清楚，如果联通胆敢把一家中国电信公司的股权发给外国人，吴基传立刻就会在国务院灭了自己。如何才能得到外国人的钱同时又不必出让控制权？他必须尽快采取行动，不能等到外国电信公司都失去兴趣。他还告诉那些涌进北京想要分联通一杯羹的地方政府领导，如果他们能够为当地的联通网找到投资人，他们就可以参与联通分公司的运营。
很快，联通公司的老总们就变得傲慢而贪婪。支持联通的部委官僚们都给自己带上了“副总裁”的头衔。外国电信公司并不知道到底谁拥有真正的权力，他们争先恐后地和任何一个能联系得上的副总裁会面。联通官僚等待着外国人来亲吻他们的脚趾。在外国经理宴请的饭桌上，联通经理们喋喋不休地讨论鲍鱼的厚度，以此来掩饰他们在电信行业的无知，更不用说联通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事实上，大部分人最关心的是避免犯错误，这会威胁到他们各自的政治生涯。
赵维臣了解很多租赁和建造运营转让方案，中国曾在建立收费公路和其它基础设施项目上采用过这些做法。他知道加拿大贝尔正努力傍上山东省政府一起建立联通网络。赵维臣说服加拿大贝尔的管理层帮他建立了后来被大家所知的“中中外”电信投资结构。“中中外”的架构大致如此：外国公司与一家中国公司成立合资公司。该合资公司作为中国法人，再和当地的联通分公司组建合资公司。在这种“中中外”合资公司的架构下，外国投资人将提供电信设备、建立网络、培训联通如何运营。作为回报，外国公司将分得部分的销售收入。在20年后，联通将拥有这些网络。赵维臣认为这种做法简直就是天才。每份合同还有一条条款说如果中国的政策发生改变，外国投资将转换为股权。赵维臣很清楚这不可能，但是当然他也不会把这点告诉任何人。
加拿大贝尔的经理们自诩这是“近股权”的计划，并说服了公司的董事会。1995年10月，在李鹏总理对加拿大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加拿大贝尔和山东烟台市在蒙特利尔签订了“中中外”合资协议。联通的教父，邹家华副总理出席了签字仪式。邹家华在签字仪式上的照片很快就在电信业传播开来，成为中国中央政府批准同意“中中外”架构的证明。
虽然证据只有这一张照片，几乎全世界每家电信公司都争先恐后地要在中国市场分一杯“近股权”的羹。由于联通尚未有豪华的总部大楼，因此他们在城西的谈判大楼中与来者会面，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官僚们曾在这里挑动老外斗老外。每天，意大利人会被安排在一个房间里，加拿大人在隔壁，澳大利亚人在对面，美国人在旁边，还有大批台湾和香港的未来的电信大亨们散布在大楼里的每个角落。这是中国发展大潮中的里程碑。在头一年，联通就和外国公司签订了三十八份意向书，在北京、天津、上海和广州建立了移动手机网络。
移动狂热
在联通草草拼凑全国手机网的同时，吴基传所在的邮电部在全国各地的分部也在迅速建立他们自己的系统。但是为了实现这点，吴基传需要更多的钱。1997年10月底，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在纽约和香港同时上市，融资40亿美元，比此前任何一家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还要大十倍。吴基传现在不仅控制着全世界增长最快的手机网络，他还在不出让任何实质性的控制权的前提下从外国人手中拿到了大笔的钱。这来得正是时候。吴基传的老做法，让外国政府资助自己的企业出售电信设备到中国、或保持很高的初装费和通话费来支持国内采购，已经行不通了。消费者对收费高昂、服务低劣的抱怨不断的传到国务院。
在上市前，中国的电信扩张曾是彻底自由散漫的做法，省级政府的电信主管部门可以采用任何方式来募集资金、建立他们自己的网络。虽然这些地方电信局在组织架构上是吴基传的下属，但是到底谁从法律上真正控制地方的电信资产越来越不清晰。吴基传通过上市明确的表明，所有的电信资产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他强迫广东和浙江两省的电信局把他们的移动电话资产注入到新的境外公司。这使得全国的电信局都意识到，他们的独立性只在于通过创造性的办法建立本地的电信网络，而不是拥有。就在外国投资人为他们所看到的中国电信产业迈出私有化的第一步而庆贺时，吴基传巧妙地的强调了他对国内快速增长的移动网络的控制。
上市增强了吴基传的政治力量。他在不出让控制权的同时利用外国资本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在这方面他是公认的大师。这还为他在国外赢得了更多的尊重。当吴基传出国参加电信行业会议或访问外国公司时，人们待他如摇滚明星。公司为他安排私人飞机，在公共场合他的身边围满了记者。吴基传发自内心地喜欢和其它电信官员在一起。他喜欢招待来中国访问的外国电信公司老总，当出国访问时，他文雅和蔼、低调谦让，回绝很多中国官员特别热衷的元首一样的接待规格。他看上去就像一名普通的中国官僚，有着精心梳理过的背头，国产的旧款西服，以及在老人中很普通的大号眼镜。但是他略带浅色的镜片给他抹上了一丝阴险，很多外国公司高管在他背后总是称他为“说不部长”，两者倒是相得益彰。
然而，吴基传也很清楚技术和市场的力量正在日复一日的撕开他的帝国。联通的“中中外”架构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就吸引了如此之多的外国投资，吴基传不得不策略性的认可这种做法。1995年4月，他在一次国际电信行业大会上告诉在场的国际听众，中国正在“试验”某种法律架构，它能让外国投资人通过中国电话网运营得到回报，但又不至于出让系统的股权。1997年5月，国务院颁布法令允许联通可以在现有的手机和传呼机业务之外运营固话业务，联通在为成为合法的第二运营商的战斗中更进了一步。这项法令默认了部分“中中外”合资公司已经开始建立固话系统。互联网进一步搅乱了局势。吴基传听说了太多的关于新技术带来的非法电话经营，比如说在沿海福州市有兄弟俩，他们从网上下载了IP电话的软件，然后在自己的电器小店中向当地居民提供基于互联网的长话业务。
到农村去
与此同时，UT斯达康正在寻找适合中国市场的技术。它找到了一种名为个人手持电话系统，即PHS。这种系统曾在日本和泰国进行测试，但是最终被否决了。个人手持电话系统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无绳家用电话的移动技术，它的传输距离一般在几百米左右。这种设备的成本仅仅是在中国铺设的无线电话系统成本的零头而已。UT斯达康的工程师们开始改造PHS技术，同时公司向政府提出申请铺设PHS系统。但是吴基传绝不会让一种在日本被否决的老旧技术在中国上马。而外国厂家也不想减少自己在设备上的销售收入，他们支持吴基传的态度，称呼PHS为“日本垃圾”。
身材矮小而结实的吴鹰有着一脸传统国画中的僧侣所特有的络腮胡子，他在中国电信圈子中已经广为人知，颇有人缘。大家都叫他“大胡子”。虽然年仅三十六，吴鹰为人成熟、稳重而坚忍不拔。他是人际关系的大师，但是吴基传拒绝与他会面，甚至有好几次在电信行业的大会上，当吴鹰试图和他握手致意时，他都很巧妙的避开了。
吴基传可能不喜欢UT斯达康的技术，但是公司的价值定位却很合地方电信官员的胃口。作为UT斯达康的首席战略设计师，吴鹰给PHS服务重新取名为“小灵通”，把它定位成针对广大中国人民的便宜的移动电话服务。他看到的是一个拥有6.5亿部电话的市场。他认为最上面的20%的中国人买得起通常的手机，而最下面的30%只关注最基本的需求。正是这中间的50%人群是UT斯达康想要的。他用最强有力的论据说服了地方的电信官员：用我的系统，你三个月内就能收回投资；用真实的移动电话系统，你需要八个月乃至更长。
剧变
1998年的前三个月，一切都改变了。3月份，吴基传击败了他的对手，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信息产业部部长，管辖着三万四千名员工。新成立的信产部包括了老的邮电部、电子工业部、以及广播电影电视部中的很多大部门。理论上，吴基传成为了这片官僚世界中的首长。苦苦挣扎中的联通现在也在他的管控之下。他的荣耀，中国电信，已经把增长最快的移动业务剥离出来成立了单独的中国移动（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改名为中国移动），它将在吴基传的细心管理下与联通进行竞争。中国电信保留了在固话业务中的垄断地位，但是被禁止进入移动市场。吴基传把一切安排的井井有条。
这为UT斯达康提供了展开进攻的舞台。吴鹰找到了位于杭州郊区的余杭电信部门，后者也想开展自己的生意。和很多其它的地方电信部门一样，余杭的固话线路冗余严重。在固话业务中加上小灵通技术，为他们提供便宜的类移动电话服务，这将为余杭得电话系统带来一些收入，否则电话线空着也是空着。吴鹰宣传说这是一种“固定电话的延伸”服务，这样就可以绕过禁止中国电信开展移动业务的禁令，但它的的确确是一种移动电话业务，而且它的资费远远低于中国移动和联通的资费。需求非常旺盛。吴鹰意识到，如果UT斯达康动作够快，就能让小灵通成为实际生活的一部分。就算是吴基传本人也不能消灭这个能够为全国人民带来便宜、通用的电话服务的网络，这正是吴基传自己的目标。很快，全中国的中国电信部门就开始部署小灵通系统，吴鹰用这套系统的经济和政治定位赢得了地方电信官员的亲睐。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使用小灵通，关于它的争论也越来越大。如果吴基传能在国务院投入更多的精力，他本可以让这块业务胎死腹中。小灵通的确让他很苦恼，因为这是在中国唯一一项未经他批准的电信技术。但他又真的不能对小灵通的价值定位说什么，所以每过几个月，每当有人问他对小灵通的看法，他都会说诸如“我不喜欢小灵通”这样的话。UT斯达康的合同一再延期。但是吴鹰总是能够让公司里的每个人都重新振作起来，业务得以持续。吴鹰在正确的地方、正确的时间打出了正确的一击。他不断的调整球门柱，始终保持在法律允许的界限之内。吴基传在信息产业部的很多官员都痛恨小灵通。但是吴鹰在他的身后招集了强大的后援。边远城市的消费者成群结队地购买小灵通。吴基传降低了移动的费率，但是小灵通的价格依然要比普通手机低百分之八十，因为它是“固话的延伸”，而不是移动电话。每当UT斯达康的员工由于吴基传在公开场合屡屡贬低小灵通而心生退意时，吴鹰就会和他们说：“我们唯一的盟友就是消费者。我们不能丧失信心，因为他们站在我们这一边。”
吴基传明白吴鹰是对的，因此他给了UT斯达康一定的舞台，他自己的关注点则转移到更为重要的问题上。中国的互联网正在失去控制，无数的创业家在国际投资人的资助下建立成千上万个网站，它在不断的扩散膨胀。更令人担心的是，联通采用的中中外合资方式正在变成一颗已经进入倒计时的定时炸弹。
“违规架构”
吴基传对联通的手法可谓是官僚斗争中的大师级的防守反击。1997年的日历翻到了最后一页，中中外架构对外国投资人来说逐渐失去了它的魅力。联通继续耍着把同一个项目报给多家外国公司、迫使他们无偿地做市场研究和商业计划的伎俩，但外国电信公司变得越来越聪明。很多公司还发现他们的“近股权”投资被用来为中方伙伴购买小轿车、办公大楼，甚至是餐馆。有一些中方合作伙伴在折旧费用上弄虚作假，宣称他们需要把钱留在公司里继续发展，以此来逃避向外国投资人分红的责任。联通既没有形成独特的市场地位，也缺乏足够的自我控制。它仅仅是为了作为另一家公司的竞争对手而存在，它只是一批官僚利益帮派为了在电信淘金潮中攫一杯金而成立的。
在头一年，吴基传对联通少评论，少动作；他给了赵维臣董事长足够的时间来自取灭亡。与此同时，他在联通网络与中国的电话系统对接一事上不露声色地一拖再拖，也阻止联通的增长步伐。当政府高层领导人插手强迫吴基传完成联通和其它电话网的对接时，他服从了上峰的命令，但却是如此之缓慢。
整个九十年代，在北京有两位最刚愎、最固执的官僚，一位是吴基传，一位是朱镕基。在吴基传担任信产部部长的同时，朱镕基出任国家总理。朱镕基希望在电信行业有更多的竞争，吴基传不希望。他们经常对着干。但现在，他们在联通这盘烂棋上倒是看法一致。不断有外国电信公司的老板们向朱办抱怨联通的问题。朱镕基把这些问题都转给了吴基传，告诉他这是电信部门要解决的问题。
最后的救命稻草来自摩根士丹利的投行家们，他们在联通濒临崩溃的前夜出现在了公司。摩根士丹利错失了中国电信的上市，这是这家投行在亚洲几十年里最大的一次羞辱。他们将通过联通来复仇。摩根士丹利告诉联通，如果中中外架构能得到清算，那么这家公司就可以通过海外IPO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募到难以想象的资金。这一清理方案最终捅到了政府最高领导层。1998年8月，朱镕基宣布中中外架构是“违规”的，下令对其进行清理。当时，投资方已经在四十六个项目中投资了进十四亿美元。愤怒的项目投资人成立了一个联通投资人小组对此事进行上诉。但最终，投资人别无他法，只能接受返回最初的投资本金，加上一点点利息。2000年6月，联通在纽约和香港同时上市，这家东拼西凑起来的空架子公司共募集到了五十六亿美元，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IPO。
砸田鼠
虽然吴基传的信产部王国日益膨胀，给他赢得了当之无愧的中国电信沙皇的称号，但是他真正的权力却开始急剧萎缩。他的工作越来越像人们在游乐场里玩的一种叫“砸田鼠”的游戏，玩这个游戏的人手里拿着一柄橡胶锤子，面对着一张有着十来个洞的台子，这些洞里会随机突然冒出一只田鼠来，玩家就需要用锤子把这些老鼠砸回洞里。
市场开始接手。外国和本地的资本不断涌入通讯行业，这些钱和企业家联姻，他们寻求的是未来上市，而不是吴基传的批准。吴基传开始觉得是投行家和风险投资人在运作中国的通讯产业，而不是像他这样的工程师。政客也参与其中。吴基传明白他不得不放弃原来控制一切的做法了，但是他依然决心阻止外资通过任何方式控制这一行业。1999年4月，吴基传听说朱镕基在华盛顿与克林顿总统会面时，曾准备允许外资在中国的电信运营商中占股50%以此来换取中国进入世贸组织的门票，他立刻威胁说要辞去部长的职务。朱镕基的交易最后失败了，但是美国人把他的方案细节公布在了互联网上。
吴基传忙于电信行业的战斗，却忽视了互联网的发展。一夜之间，有上百万的中国人在国际互联网上冲浪，他们每天都要花好几个小时看新闻、玩游戏，甚至在类似雅虎的门户网站上约会。中国的互联网产业是由那些年轻的创业企业家们建立起来的，资助他们的是英特尔、IDG、默多克、道琼斯和一大批硅谷的风险投资家们，他们把中国的互联网当作下一个赚快钱的机会。1999年9月，吴基传的橡皮锤子砸了下来：禁止外国人投资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信息产业部将清除所有的“违规做法”。
他的法令立刻引起了反响。希望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主要的门户网站把矛头指向了中华网，这家香港公司在国内市场上根本算不上号。但是它把自己包装成一家举足轻重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从一无所知的投资人那里融到了八千四百万美元。一旦吴基传的禁令得以实施，更多的海外公司将照搬这种模式，而真正在中国市场上的互联网企业则将一无所获。吴基传默默地撤退了。他允许中国的互联网企业采用类似中中外的架构，外国投资人可以在一家境外企业中持有股份。通过一系列的协议安排，他们可以在中国公司中持有相应的权利。就在吴基传发布禁止外国人投资中国互联网公司命令后的一年，中国的三大门户网站，新浪、网易和搜狐都在纳斯达克上了市，融资2亿美元。
与此同时，吴鹰和UT斯达康也在全速推进，他们在全国的中小城市中铺设小灵通系统。UT斯达康在杭州建立了中国总部，这是第一个实施小灵通网的城市。但是把总部设在这个离上海120英里、有着六百万人口的城市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杭州是浙江省的省会城市，有三十五所高等院校，还有一些国内最好的软件和工程研发机构，他们都是UT斯达康的人才库。市政府和省政府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虽然公司主打产品——小灵通的合法性悬而又悬，UT斯达康还是于2000年3月在纳斯达克实现了规模宏大的上市，共募集到1.8亿美元，等同于公司在1999年全年的营业收入。上市首日，股价就翻了三倍，令全球电信界震惊。吴基传再次抄起了他的橡皮锤子。但他还不能马上出锤，因为他的政治靠山李鹏（现已担任全国人大主席）当月底正好访问了杭州。浙江省和杭州市的官员带他参观了UT斯达康的总部，这是杭州成为全球电信技术中心的荣耀和骄傲。当地报纸刊登了李鹏的讲话，他说UT斯达康的上市是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公司创始人作为回国创业的海外学子，他们的爱国行为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两个月后，吴基传悄悄地挥出了他的锤子，信产部发布了一份内部文件，要求中国的电话服务供应商暂停安装新的小灵通系统，等待技术评审的结果。当这一消息泄漏出来后，UT斯达康的股价在两周内跌了50%，公司市值减少了十八亿美元。UT斯达康在美国和中国的官员一片沮丧。他们原以为在纳斯达克上市将迫使吴基传接受公司的电话技术。但是和往常一样，吴鹰把这一坏消息变成了好消息。他告诉自己的同事说小灵通技术将被接受，因为它的价值定位无可否认。他还指出了信产部对小灵通进行技术评审好的一面。采用其它PHS系统的竞争对手将被阻挡在中国之外，小灵通独占整个市场。
吴鹰和他的同事对信息产业部派来进行技术评审的官员展开教育，向他们展示UT斯达康的工程师对该系统做出的改进。当PHS系统首次在日本和泰国实施时，电话离基站的距离不能超过150米，而且在基站与基站之间也无法切换。而现在，通话信号已经可以覆盖更大的区域，而且电话可以从一个基站自动转换到另一个基站。他们还带着信产部官员上街，让他们亲自与客户进行交流。
但是在满不在乎的表象后面，吴鹰和他的同事深感不安。就连李鹏的表扬也没有让吴基传和信产部退缩。通过做政府中一批支持者的工作，UT斯达康的创始人开始接触到江泽民主席。他们并没有得到他的亲自接见，但是安排了一次会议，让人向江介绍了公司的情况和公司目前面临的困境。在听完汇报后，江办给吴基传打了一个电话，说政府不应该对一家运营公司干涉得太深。六月底，信产部完成了评审，下结论说小灵通系统和电话可以在中国的中小城市及乡村使用。
这对UT斯达康来说已经够好了。虽然经历了这场年中危机，UT斯达康在2000年的营业额依然实现了翻番，达到了近3.69亿美元。但是到年底的时候，锤子又一次降临在公司的头上，有一名不愿透露身份的信产部官员宣称信息产业部将收回小灵通系统所使用的频段，该频段将预留给“3G”宽带移动网络。UT斯达康的客户貌似根本没注意到。吴鹰调整了他的政府关系战略，他向大家展示，在西部边远省份部署廉价的小灵通移动电话系统，完全符合朱镕基总理建设西部、吸引投资到贫困地区的方针。到2001年底，公司的营业额又增长了70%，达到了6.27亿美元，信产部副部长也宣布将不再收回小灵通所使用的频段，但是对小灵通的合法性依然没有做出任何澄清。2002年8月，小灵通已经进入三百多个城市，用户数量达到九百万人。吴基传开始喜欢上这些数字了。因为他迫切需要这些小灵通的用户来美化他的一项最新计划，那就是准备让中国电信（小灵通的主要客户）于2002年11月在纽约和香港同时上市，融资15.2亿美元。
?旧王朝
2003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吴基传退休了。他最后的行动就是在和吴鹰、UT斯达康的斗争中举旗认输。在大会上，吴基传告诉记者：“政府并不鼓励它的发展，但是它也不会对小灵通进入城市进行管制。”吴基传说信产部将不再批准其它电信技术使用小灵通现在使用的频段。
吴基传的退休标志着一个王朝的结束。他的抱负并不大，但是他的坚忍不拔和坚定信念在中国政府成公司实施其经济发展模式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他身任“电信沙皇”的年代，吴基传为中国增加了近5亿部电话，在前苏联设计的破旧的研发和生产体系上建立起了一个令人生畏的电信产业。他成功地把中国四大电话运营商保持在信产部的控制之下，每年的营业额达到五百亿美元。他也许并不擅长管理国内市场和国内竞争对手，但是他成功地把外国电信运营公司拒诸门外，给中国企业留下了更多的时间来发展和改善国内的技术标准。他是一名很好的规划设计师，但也是一名不称职的裁判。
在建立中国自己的电话系统的过程中，吴基传打造了令人称道的电信和技术产业。中外电信企业投入了数百亿美元的资金，建设制造工厂，提供数十万个就业机会，并引入了最新的技术。中国的技术类高等学院每年毕业五十多万名工程师。位于华中地区的大学城武汉市被改造成“光谷”，这个产业中心拥有一百五十多家行业内企业，每年拉出五十万公里的光缆，生产各种复杂的光学网络设备。
新时代
UT斯达康新落成的价值1.2亿美元的总部大楼看上去就像一艘巨大的太空飞船，蜿蜒的小溪水在其间流过。这里有将近五千名员工，他们可以在外面的草坪上来一场九个洞的高尔夫球。全中国有六千五百万名用户使用小灵通的技术。
UT斯达康通过走不寻常之路做到了今天的规模。公司创始人相互合作，各施其能来打造公司。这在中国几乎闻所未闻，大部分中国公司的管理层为了个人权力争斗不息，其文化导致的是企业独裁而非合作。UT斯达康的光环在于其管理层还有来自贝尔实验室和AT&T的西方经理人。公司的口号是：“西方人的创新，东方人的勤劳”，它基于的想法是美国人都很具有创新意识，而中国人都很守纪律、具有创业精神。公司相信创新需要有敢于接受失败的勇气。吴鹰和其它管理层鼓吹说一个错误的决定要好过没有决定，他们反复的向员工讲述一个有关错误决定的故事，说公司创始人如何在初期花了一亿美元错误地购买了一家香港寻呼机公司，原因是他们误以为可以把它改造成无线系统。
当分析师们开始质疑公司是否能够摆脱单一产品、单一国家的模式时，UT斯达康作为纳斯达克宠儿的日子结束了。UT斯达康设计并推广了几种小灵通以外的其它电信产品，但是公司的绝大部分营业收入依然来自中国市场上销售的小灵通无线系统。它在海外最大的一笔销售是把产品卖给了公司大股东软银的一家下属企业。吴鹰相信公司的未来在于创造“创新性颠覆技术”，改善产品的核心技术，通过高性能和降低成本来满足市场需求。他相信中国的市场广大，丰富多元，是培养这种的创新的沃土。当谈到工程设计时，公司宣称拥有来自东西方社会最好的人才。UT斯达康大部分的研发团队位于新泽西、加利福尼亚和芝加哥，那里的工程师在文化上更富于试验和创造性的思考。是公司在深圳和杭州也有数千名工程师，那里对产品的不断完善和对中国整个电话网络中每台连接器和送话机的深刻了解紧密结合。此外，中国工程师的成本只是美国的五分之一。2003年，公司在研发方面的费用为1.5亿美元。
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吴鹰和他这一代创业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所面临的挑战即来自文化，也来自政治。通过向外国公司学习，并且有政府大客户下着无数的订单，中国建立了令人生畏的国有高科技企业。但外国公司在技术领域依然占有统治地位。很多最初的电信设备合资企业都发生了变化，外方逐渐购买了大部分或全部股权。中国出口的技术产品中有绝大部分依然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其中大部分是外商全资拥有的。外国电信供应商看到自己的技术诀窍和技术转移到中国的竞争对手那里，他们也学乖了。他们会留下最关键的部件，甚至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就留下一个核心部件，用它把最有价值的技术隔离开。中国通过反向工程建立了自己的电信设备工业，其做法并不复杂，通常就是组装各种配件，很多配件都可以从原公司的供应商那里买到。关键问题在于软件，以及软件如何与硬件交互。这里面就有专业技术了。
中国人总是喜欢指出说他们发明创造了瓷器、丝绸、眼镜、纸张、印刷术、雨伞、船舶水密舱和火药。当欧洲人还在用脏手从碗里抓食的时候，他们已经用了一千多年的筷子了。但是在政治化的信息和思想控制的碾压下，再加上受到儒家传统的影响，使得今天的中国人有能力做一些创新改进，但却无法实现创新突破。突破性的思维来自西方。中国人对硬件和各种小器件非常在行，总是能够不断改善现有的技术和产品。中国人在完美执行上也非常优秀。中国产生过惊人的钢琴家、小提琴家和指挥家，但是很少有原创的作曲家。中国人在尝试创造之前被教育学习和模仿他人。
从个人角度来讲，中国的工程师非常出色，但是要他们合作就很困难了。中国人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学会管理有很多人参与的工作流程，如何达到技术研发所需要的阶段性目标和过程。它不会自己产生。中国的研发很可能要经历和制造业一样的道路。跨国企业和来自台湾、香港的企业在中国生产出口设备的时候培训了数以千计的中国工厂管理者。这些中国管理者中后来有很多人离开并创办了自己的工厂，并在工厂中运用从外国人手中学到的管理技能。中国的研发人才极其丰富。曾有一次学术研究估计在90年代末，大约有九千名中国博士生在硅谷工作。外国公司加快了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的步伐。无容置疑，跨国企业的在华研究中心将培养出成千上万的中国研究人员，他们将来也会离开并组织起他们自己的研发和技术公司。
目前，在中国能获得好处的仍然是复制别人的产品。但是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那些创造出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人将得到好处。毫无疑问，中国很快也会明白这一点。
商业红宝书
一旦中国人发现某事可行，不必你来告诉他们对其进行运用。你要做的就是要么让路、要么被碾过。
共产主义体制帮助中国的起飞，而不是相反。发展的动力来自人民长期以来被压抑的欲望和创业精神。但是政府规划往往提供了必要的方向和专注。
你不能忽视北京，但也不要干坐在那里等待批文。在发展业务的时候做政治工作。最好的战略就是避免逼迫政府决定。
中国不是一个市场，而是众多本地市场的集合，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玩法、传统，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的方法。
最好从一个省开始你的业务，地方官员往往更具创业精神，讨厌北京的控制。他们会非常忠诚，并为你提供保护。
在中国引进一款新产品，你需要抓住最佳的销售时机和政治时机，同时还需要超乎想象的坚持。
中国寻求最新的技术，它往往就是能在市场中取胜的最合适、最能支付得起的技术。降低价格，并针对中国专注于功能往往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在中国，只要有两家公司就能展开价格战。
中国的国企在海外上市，其唯一目的就是获得资金，同时不丧失对企业的控制。
法律合同就算推敲得再仔细认真，如果政治上反对，它们也很容易就变得无效。
中国不会原谅，也不会忘却。如果外国公司违抗了他的意愿，他会一直记在心中，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由于文化和政治的原因，中国只能做出创新性改进。死记硬背的教育和实施信息及思想控制的政治体制扼杀了产生突破性发现和创造的环境。
外国公司在华设立的成百上千的研究实验室将改变前一条的规则。就像在制造行业曾发生过的那样，中国人将接受外国的管理做法和研究技能，建立他们自己的世界一流的研发机构。
任何在华开展业务的技术公司都必须假定他们的设计和产品在不断被复制。
中国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正得到改善，但依然不甚可靠、存有偏见。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巨大的电子产品出口工厂，但是如果中国产品盗用了外国技术，它们将无法进入外国市场。
如果你被迫与中方分享技术，要把各种技术相互隔离开来，这样你的合作伙伴就无法了解全局。
保护好你技术皇冠上的明珠，因为中国的科技行业是建立在对外国产品的反向工程之上的。一种做法就是把含有最具价值的知识产权的部件放在境外制造。
2008/8/19
译者后记
《十亿消费者》一书，我大概是在豆瓣上看到的，当时是我一个做记者的同学在看的书。有一次去香港出差，在机场看到这本书，就买了下来。07年中的时候，大致看完了第一遍。接近年底的时候，产生了翻译的念头，于是又读了一遍，确保没有太多难以理解的地方，就在07年12月24日打下了第一个字。
最初翻译的动机，并非想要出版，因为读完 第一遍，就知道这样一本书在国内几无出版的可能；更为纯粹的动机，其实就是想练练笔。一开始的时候，只是发在我自己的个人博客上，以一天两节的速度更新。有Messanger上的好友反馈说天天等着看我的翻译内容，算是一种激励，这样坚持了近一个月，差不多翻完了3章。
很偶然的机会，在和菜头的博客上看到了对译言的介绍，这时我已经有了让更多人看到本书翻译的念头（我个人博客流量非常小，只是几个朋友来看看而已）。于是就开始在译言上连载。这里要坦白当初的一个小聪明，由于当时已经翻完3章，如果一口气全贴出来，也许无法产生足够长的影响力，而且对我后期的持续更新也会带来很大的压力，因此选择了每天贴出一部分的策略。 必须承认效果还是不错的。这是在2008年1月20日。
3 月份以后，工作增加，而且带孩子的责任也加大，所以无法保持最初的更新速度，中间有了很大的间断。期间也有出版社的人在网上找到我，问我是否可以出版，让我有些心痒，不过依然不报希望。但是这个时候，版权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了。我在网上和雷聊天，他说他有一个朋友正好认识作者，希望引见。这正是我希望的，于是去见了原书作者Mcgregor先生。沟通很顺利，关于版权出版，大家也都认为这样一本书在大陆出版很难，关键不仅仅牵涉到一些敏感事件，而且其中一些人物依然活跃在领导层。不过作者口头上同意了我继续在自己的博客和译言上连载翻译，让我多少松了一口气——我原本带着一旦作者不同意，就立刻中止在网上继续发布翻译的打算去的。
此后的翻译速度更慢了，中间一度停顿了很长时间，让很多人着急。这期间，有两个人对我产生了不小的触动。一个是“都是骗银地”，他是一名中国留美学者，在他的博客上推荐了我的翻译。而且他还提出给我汇30美元，作为对我翻译工作的肯定，让我非常意外，也非常惊喜（后来正碰到汶川地震，于是我委托他把这笔钱通过牛博网捐了出去）。另一个人是和菜头。其实，我最初的时候，就想过让他在自己的博客上推荐我的文章，但当时想得是翻完以后再与他联络，不过他还是在某天的博客上推荐了。这两个人的推荐，让我在译言的小组人数大为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读我的翻译文字，并且催促我尽快完成最后的一部分内容。
中间还有不少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找到了很多翻译和打字上的错误，并给我写信一一指出，让我非常感动。
正是这些读者的推荐、期待和关注，让我觉得自己不能再懒了，于是鼓足后劲，终于在2008年7月21日翻完了最后一个字。
下面来谈谈我对这本书的看法。
对于本书的赞美之词，我不想多说，每个推荐此文的读者都已经说得很多了。作者有着在中国的丰富经历和广泛人脉，写出了很多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故事，而且凭借着华尔街日报记者的专业功底，其视角和洞察力独特而深刻，文笔老道而流畅。
但是也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本书只是“展示”了一副中国商界的画卷，但并非阐述和分析，虽然每章都有作者自己的观点，但大部分也只是对一些事实的列举，偶有惊人之语，却缺乏更为深入的剖析和理解——当然，这比中国的财经记者们写出来的文字，已经好上百倍。
不过就此而把此书说成“奇书”，我觉得多少有一些夸张。这本书的英文原版，我读了三遍，前两遍是在开始翻译前，最后一遍是在翻译开始后，每次翻译前，再把计划翻译的内容以及前后文过一遍。第一遍读的时候，我也很是兴奋和激动，颇有一种“拨开云雾见日月”的感觉。但是读到第二遍，直至第三遍，这种感觉就大打折扣。回想自己最初的感受，其实是一种“写得真对”的共鸣而已，再深究下去，就是“我也是如此认为，现在终于有人证实了我的想法”的感受。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在乎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上网经常会找一些“老外看中国”这样的文章或视频。究其根本的心理，其实不过是为了从他人那里得到一种认同感 ——认同我对这个国家的看法，包括好的看法和坏的看法。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我自己曾经有过，一见到老外，“哈罗”之后就是问他觉得中国怎么样。他说好，那我高兴。他说某些地方不好，如果也正是我所认为的不好的地方，于是就和他一起批评中国，非常来劲。
为什么会这样？
当然有自己的想法想要寻找知音的感觉，但是也多少带有一些不自信的因素在里面。
回 到这本书，《十亿消费者》的确说出了很多当前中国社会的问题，包括缺乏核心价值理念，缺乏安全感，商业活动中的灰色地带，政府对市场的非正常干预等等等等。但其实书中所说的这些问题，如果是一个有心人，会观察国家大事和周围的人与事并能独立思考的人，都有所体会到的。这点在读者留言中也看得出来，很多诸如“说得太对了”这样得表述，其实就是“余心亦有戚戚焉”。但是对这些问题的剖析，找到根本原因所在，以及更为重要的，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内容本书涉及很少，有些则根本没有提及。
当然，《十亿消费者》已经揭示了问题，再要求作者去找到问题的原因甚至提出解决之道，也许是要求过高的。但退一步来说，对于书中的这些问题，政府和社会看到了哪些、正在采取哪样的步骤去解决它们、以及取得了如何的进展或挫折及其原因分析，这些内容也并 未涉及，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大遗憾。
此外，本书的结尾略显潦草。无论是SOHO，还是娃哈哈，还是联想的故事，不说分析，即便是讲故事本身，相比前几章也显得不够精彩，内容不够充实，有点仓促结尾的感觉。
最后谈一下翻译本身。
我中学在外语学校度过，对于语言学习已经深恶痛绝，所以在报考大学的时候，任何语种的外语专业一律不考虑。但是也不得不承认，中学六年对如何学习一门外语的近乎残酷的训练，已经在我的骨子里刻下了无法抹去的烙印。这种近乎基因的影响让我在后来的工作和生活中，对语言的学习有了一种本能的反应。
从大学毕业到现在，我的工作总是和翻译脱不了关系。在国家机关替领导翻译，在公司参加谈判的翻译，现在依然有大量的翻译工作要做。既然这是我的工作一部分，那么就要做好，如何做好？“把需要变成爱好”。我自己觉得，在这点上我做得还不错。
翻译是一个苦活。要能够长期坚持，必须对翻译有着很强烈的热爱。我希望在译言的每位译者都能在翻译中找到自己的乐趣，更上层楼。
最后再次感谢所有关注《十亿消费者》翻译工作的读者，谢谢你们的支持和肯定，让我能够坚持把这本书翻完。也感谢我的太太，因为她的耐心和理解，对我们的小女儿的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让我能够有精力和时间做这件有意义的工作。
乱翻书
2008年8月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