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庄严的谈判
二百多年的外国统治和欺诈留下了怀疑和不信任的残余。理解这点对在中国做生意至关重要。
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谈判早在1793年就开始了，那一年，乔治·马戛尔尼勋爵①带领一支英国船队抵达中国的北部港口。作为乔治三世国王经验最丰富的外交官之一，马戛尔尼意在为英国商人打开广阔的中国市场。这本来就是一场关于公平的讨论。中国出口丝绸、茶叶、家具和瓷器等产品，却很少甚至从不进口任何东西。金钱流入中国——每年大约有两千万盎司白银——但是从不外流。因此马戛尔尼带来了英国生产的最好的产品，用了大约九十匹马和三千名苦力才将礼物运到皇宫。其中有来福枪，加农炮，堆成山的最好的毛纺品，还有一个配备了驾驶员的热气球。
但是马戛尔尼并没有理解中国对世界其它地区深深的冷淡。中国当时是全世界最繁荣、人口最多的国家。虽然皇上已经年老，他的王朝也即将结束，乾隆皇帝在位期间中国的疆土扩大了一倍。当时的中国地图有五大卷并列排在一起，中央是一大片土地，标有“中国”，围绕在周围的是一些小岛，名为“英格兰”、“德意志”、“法兰西”、“美国”、“俄罗斯”和“非洲”等。中国在世界的中心，其他人都是蛮夷，而未开化的程度则由离中国的距离决定。
马戛尔尼和代表皇帝的汉人的谈判演变成为一场无穷无尽的舞会。一次又一次的宴会之上，马戛尔尼都要求觐见皇帝，呈上他带来的礼物，并且能够更大程度的进入中国市场。汉人们对他的礼物赞不绝口，并解释说需要时间来安排他与皇帝的会面。双方的日记和信件揭示了大家对在宴会上发生的事情的理解有着令人吃惊的差别。马戛尔尼和他的下属们自诩已经赢得了汉人的信任，准备离开北京。而汉人在给皇帝的报文中则说他们如何在抚平蛮夷的傲慢的同时给他们设置了更多的障碍。他们预计外国人很快就会感到厌倦，扬帆走人。
马戛尔尼坚持并最终赢得了一次非正式的觐见皇帝的机会，但这也是在关于礼仪方面进行了激烈的争吵之后才达到的。任何觐见皇帝的人都要实行磕头礼，行礼人必须双膝下跪，以额头碰地三次，而且这样的仪式要重复九次。但是一名体面的英国人不向任何人磕头，仅对上帝才双膝下跪。中国人提出了一个挽回面子的方案。当马戛尔尼进入皇帝的大殿时，在皇帝的身后会悬挂一幅卷帘，卷帘的后面是乔治三世国王的肖像。马戛尔尼可以向看不见的国王肖像磕头。但是马戛尔尼拒绝了。最终他还是被特别允许非正式的觐见了皇帝，但这样做只是为了尽快摆脱这个人以及他讨人厌的随从。
会面很友好。马戛尔尼满怀信心的回国了，他相信乾隆将满足英国一些谦卑的要求。而中国人再次以不同的观点看待这件事情。马戛尔尼被送走了，还有一封呈交给乔治国王的信，信中说中国无需英国的任何产品。信中还警告道：“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②”这是开始。最后——中国真正有资格被批准进入全球贸易团体——是在206年以后。
译注①：Lord 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英国17世纪政治家、皇家大臣和外交家。他是苏格兰人奥青雷克·马戛尔尼的后裔。1749年出生于爱尔兰的利桑诺尔。1759年毕业于都柏林的基督教会学院，之后来到伦敦成为一名非基督教的学者（伊斯兰教、印度教），后通过查尔斯·詹母斯福克斯的哥哥使蒂芬福克斯来到荷兰为荷兰国王效劳。1764年被英国皇家任命为驻俄国特使外交官。1769年回到英国。1792年被封为伯爵，后作为英国特使派往中国。1793年率领一支庞大的由64艘帆船军舰组成的团队到达北京，并拜见了乾隆皇帝，提出了一些条件，但没有被接受。当时被乾隆皇帝拒绝的条件如下：1.放宽中英两国之间的贸易限制；2.对在舟山附近岛屿上的英国商人、货仓和停泊的船只不设防；3.在北京设立永久性的使领馆。
关于马戛尔尼率使团出访清朝一事的详细记载，可阅读法国人阿兰·佩雷菲斯所著《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碰撞》（王国卿/毛凤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为写此书，作者从1980年至1988年六次访华，参观了马戛尔尼使团走过的主要地方，搜集了12万多页原始资料；他打开了故宫的大门，研究了清朝廷有关接待英使的所有文件。同时他还从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南非等地阅读了大量未发表的内部档案。应该是比较准确全面的介绍了200多年前一个正走向衰败的旧帝国和一个正走向辉煌的新帝国之间的第一次正式对话。
译注②：此处引用乾隆书信的原文（《停滞的帝国》 第46章，同注①）。全文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咭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
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所有赍到表贡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远涉，推恩加礼。已令大臣带领瞻觐，赐予筵宴，叠加赏赉，用示怀柔。其已回珠山之管船官役人等六百余名，虽未来京，朕亦优加赏赐，俾得普沾恩惠，一视同仁。
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今尔国王欲求派一尔国之人居住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
且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驿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今尔国若留人在京，言语不通，服饰殊制，无地可以安置。若必似来京当差之西洋人，令其一律改易服饰，天朝亦不肯强人以所难。设天朝欲差人常驻尔国，亦岂尔国所能遵行？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断难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至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若云尔国王为照料买卖起见，则尔国人在澳门贸易非止一日，原无不加以恩视。即如从前博尔都噶尔亚（葡萄牙），意达哩亚等国屡次遣使来朝，亦曾以照料贸易为请。天朝鉴其悃忱，优加体恤。凡遇该国等贸易之事，无不照料周备。前次广东商人吴昭平有拖欠洋船价值银两者，俱饬令该管总督由官库内先行动支帑项代为清还，并将拖欠商人重治其罪。想此事尔国亦闻知矣。外国又何必派人留京，为此越例断不可行之请，况留人在京，距澳门贸易处所几及万里，伊亦何能照料耶？
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特此详晰开示，遣令该使等安程回国。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除正副使臣以下各官及通事兵役人等正贯加赏各物件另单赏给外，兹因尔国使臣归国，特颁敕谕，并赐赍尔国王文绮珍物，具如常仪。加赐彩缎罗绮，文玩器具诸珍，另有清单，王其祗受，悉朕眷怀。特此敕谕。
根据《停滞的帝国》一书的记载，马戛尔尼是10月3日下午获悉内容的。信上签署的日期是9月22日。其实通过宫内文书，知道7月30日起草了一份稿子，并于8月3日呈报皇帝：在马戛尔尼见到皇帝前6个星期，即在他把国王的信交给皇帝前6个星期！而这份敕书本应是对国王信件的答复！也就是在礼仪危机爆发前的6个星期！因此使团的失败并不仅仅是因为拒绝磕头。这早就策划好了。我们现在猜测敕书的措辞由于这些蛮夷的傲慢而更为强硬；但是，从实质上来说，回信的内容不会有什么不同。
将原文译成拉丁文的传教士仔细地删除了最傲慢的词句。他们自己就说要删去“任何带有侮辱性的语词”。
最后，就是这个样本，使团的头头也不愿意在他们生前予以发表：只有在他们死后才——部分地——为人所知。他们仅满足于把拉丁文的译本概述成英文。为此，就出现了一份以后被认为是正式的译本，但实质上完全是伪造的文本。因为，在被善良的神父们删改过的译文中，马戛尔尼与斯当东还删除了所有可能刺伤英国人自尊心的内容。这是一个删节本的删节本，味道是淡而又淡了。
因此，JamesMcGregor在此处说马戛尔尼满怀信心的回国了，我想也许是不太准确的。像马戛尔尼这样一位有着丰富外交经验的外交官，看到这样一封信，很难说他是否真的相信清廷接受了英国的要求，更何况他还删改信件，并且拒绝在身前发表——我认为实际上是他不愿意承认此次出使的失败更有可能。
概述
我猜想大多数西方人都会怀疑从马戛尔尼勋爵的中国之旅到中国最终被允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间的二百年对在中国做生意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你也许会说这都是老皇历了。但是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人必须理解过去这二百年一点也不老，中国人在此期间所收的屈辱也一点不老。在中国人的灵魂中，深深埋藏着的信念就是在过去二百年中，外国人用武力开道进入中国，是为了掠夺这个国家的财富。他们从幼时起就被教导中国曾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帝国，在各方面都是最优秀的，直到外国人在18世纪末来到门口，无情地剥削这个民族，而这个民族对外国人一点伤害也不曾有过。所以即便在今天，仍有很多中国人，一旦谈到外国列强在中国的角色就会立刻变得愤怒。的确，谁也不能对鸦片贸易以及英国人强加给中国人的这种灾难性的流行性毒瘾、抑或日本在30到40年代早期对中国大片国土的占领以及随之而来的数百万人口的屠杀说出半句好话。
让我们考察一下在过去二百年间中国和众多希望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之间的交往，这能证明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对外国人依然心存怀疑。它还说明了中国人是如何利用这种怀疑来帮助他们制定谈判策略和战略——无论是在政府还是产业中。中国人让外国人自己斗自己的天才本领在现代商业交易中显而易见，就像中国人在边缘政策和充满创造力的务实性一样，他们几乎成功地把乔治国王的肖像挂在皇帝的屏风之后。随着故事的展开，中国的商业转型越来越依赖于实际上是中美两国间彼此需求的婚姻，而这种婚姻并不稳固。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跌宕起伏，原因包括意识形态的差异，国内政治的倾向，以及一个超级大国和另一个可能成为的超级大国之间自然的碰撞。但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也出奇地依赖美国，把它当作是有影响力的顾问和商业制度的范本。
今日中国是一个怪异的混合体。在很多方面它很像美国，有着另全世界商人们垂涎的幅员辽阔的国内市场，充满进取心的民族，敢承担风险的创业家们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来打造世界一流的产品和业务，此外，借助其规模和地位，还能迫使其他人按照他定下的规矩来做生意。但是，和美国以及其它几乎所有已经成功的成为全球经济实体的国家不同，中国有着一个专制甚至经常显得偏执的政治体制，它压倒一切不同意见，控制信息的流动，并且把自己渗透到商业中的方方面面。不断有新的政治口号提出来加以试验，但是这个国家除了要变得更加富有，着实没有任何统领一切的理想。曾让中国走出帝国梦幻的无情的国际贸易和商业动力现在把自己送上了穷途末路。因此，在中国的商业谈判经常承载太多：国家意志，政府规划，以及通常在表面看不出来的一种信念，即：作为一个蛮夷，由于过去对这个国家的侵犯，你欠我的。
在中国，经商就是赚钱，这和全世界其它地方是一样的，但是商业还和中国改变和接受西方的做法同时又保持中国人“本色”的努力纠缠在一起。外国人总是不仅想要和中国做生意，还想要改变中国。尼克松在“1967外交事务”一文中说明了这点，他说：“在中国改变之前，世界是不可能安全的。因此，我们的目标就是尽可能的运用我们的影响力，来诱导这种改变。”
那些在中国做生意的人需要记住，这种斗争构成了商业环境的大背景。
夷务主办
一个回避其它国家的国家不需要外交部长，当马戛尔尼勋爵唐突地出现在中国的时候，中国就没有。马戛尔尼空着手离开了中国，但是他的对华贸易使团导致其他国家的使团纷至沓来。在西方完成工业化革命后，它需要寻找新市场和原材料供应。葡萄牙人、德国人、法国人、日本人、荷兰人以及美国人都和英国人一样迫切想要打开和中国的贸易之门。越来越多外国人的出现需要有人出来对他们进行控制。很多年当中，“办蛮务”的任务就落到李鸿章的身上，一名有着商业头脑的儒家复兴人士。在外国人眼里，李鸿章是一个怪人。这个小个子男人留着一小撮胡须，经常裹着一身传统的大褂。李鸿章和外国商人、外交官们酬酢周旋，出席他们的圣诞晚会和其它庆典，但是人们对他的尊重甚于喜爱。西方外交官的太太们对李鸿章时不时往随身携带的小痰盂里面啐痰或往茶碗里擤鼻涕感到深恶痛绝。
但是从1860年到世纪之交，李鸿章是中国处理对外事务中最重要的人物。他承认中国在科学和商业上已经落后于世界，但是他仍相信中国基于道德和“孔圣人”的统治制度是全世界最好的。中国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并且将这些元素糅合到中国的文化以及这个国家的儒家统治制度中就能继续生存下去：现代化的同时保持中学之“体”。
当中国 第一次承受军事屈辱的时候，李鸿章还是个小孩。由于急于要收回其商人因购买中国茶叶、丝绸和瓷器而付给中国的大量白银，英国开始从印度运送鸦片到中国。毒品很快就蔓延开来。中国人对“外国烟土”的嗜好是那么的强烈，以至于到1830年，鸦片占了英国对华贸易总额的一半。英国的成功促使其它国家也迅速的跳进鸦片贸易中来，包括美国从土耳其购买鸦片。即便朝廷三令五申禁止鸦片走私，而且对违犯者实施绞刑，但外国商人发现朝廷大臣们为了得到不菲的贿赂，在协助非法的鸦片贸易上反而更为积极。
1839年，清廷委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林则徐焚烧了大约两万箱鸦片，而且扬言一旦抓到鸦片走私者就要砍头。英国政府要求对被销毁的鸦片予以赔偿，并且在中国南部沿海部署了战舰。中国的小型武装舢板和战舰发生了冲突，给了英军指挥官一个借口炮击沿海城市，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当英国战舰沿着长江进入中国的内陆腹地时，清廷意识到装备了精良武器的蛮夷即将全面占领最富饶的华南各省。
维持闭关锁国的努力最终在1842年8月结束了，清政府签署了第一份中国人后来所知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使得西方商人从中国割走了第一块领土：香港被割让给英国。还有五个港口城市——广东、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允许西方人居住，贸易开放。第二年，英国强迫中国签署了另一份条约，给予英国“最惠国待遇”，即如果有任何其它国家从中国获得更好的贸易特权，英国将自动享受同样的待遇。一年之后，美国人强迫中国给予美国在华居民（最终覆盖了所有外国人）治外法权，免收中国法庭的诉讼。
贸易港口的紧张局势，一名法国传教士遭到谋杀，以及试图终止鸦片贸易的更多举措，导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两万名法国和英国士兵占领了北京，焚烧并劫掠了华丽的、有着二百多幢建筑的皇家圆明园，战争结束了。1858年在天津和1860年在北京签署的停战条约，给予外国人更多特权。鸦片贸易被合法化，北京建起了外国使馆。
随着贸易商人侵入沿海城市，传教士带着他们的援助进入了农村。他们在建起教堂、医院、学校和孤儿院的同时，还随即带来了另当地人害怕的技术和机器，农民们指责这些东西扰乱了生命的规律，导致大范围的干旱和饥荒。冒着蒸汽的火车像发怒的巨龙，电报线像鬼魂一样在风中尖啸，深挖的矿井搅扰了埋葬在地下的先人尸骨，而这是中国农民命脉和运道的永恒所在。慈禧太后本人也散步传教士领走中国孤儿并挖其眼、食其肉这样的故事，给农民对外国人的憎恨煽风点火。
李鸿章很认真地记录了西方的武器和设备对中国军队的屠戮。随着他在朝廷官僚和汉人中的地位上升，他被频频派出去谈判解决中国农民杀死传教士、破坏铁路和电报线等争端。外国人则总是要求得到新的贸易或领土权利作为赔偿。在谈判中，李鸿章的手中往往是无牌可打。中国根本没有办法对抗外国军队。李鸿章的战略就是提供更多的商业机会，来代替割让领土。当外国列强真的割据土地时，李鸿章则命令当地官员通过种种官僚方式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碰壁。
起义
并不是所有人都憎恨传教士。屡次科举不中的秀才洪秀全被新教传教士的传教深深地震撼，他成立了“拜上帝会”，并自命为“基督耶稣的弟弟”。普遍的贫困和清政府的腐败使得洪秀全召集到五十万农民并于1851年起义，史称“太平天国起义”。在十几年中，他统治了中国南方大部分省份，建都南京。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吸引了来自全中国的大量无家可归和心存愤恨的人士。他们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和私有财产，分发给农民，隐隐预示着一个世纪之后毛泽东所施行的政策。
洪秀全在中国南方不断的敌对行为给慈禧和西方商人都造成了威胁。为了消除威胁，李鸿章帮助组建了一支军队来镇压太平起义，这支军队由清朝部队以及英国少校查尔斯·乔治·中国人·戈登[1]率领的外国雇佣兵组成。1864年，戈登率领他的“常胜军”进攻洪秀全的天国。在进军南京的路上，戈登参与了太平天国在苏州的长官和清军程将军的谈判。李鸿章通过程将军转告太平起义军如果他们不抵抗就投降，就饶他们的性命。戈登几乎一句中文也不会，不明白谈判双方到底说了什么，但是在离开的时候，他相信自己的出现能保证李鸿章会信守他的诺言，放过这些义军的性命。
但是当李鸿章本人和亲王们见面的时候，他们的傲慢的态度惹怒了他。李鸿章立刻下令将他们斩首，并且将首级悬挂在城门上。
戈登感到万分惊骇，承诺可以这么容易就被打破。他自身的荣誉遭到了侵犯。他抓起一把手枪进城要杀了李鸿章。当他找不到李鸿章之后，悻悻然的戈登从城门上取下了一名起义军的首级并带回家中，他与这个首级说话，乞求宽恕。然后戈登下令常胜军撤军。[2]
戈登最终被劝说重新加入了对抗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因为李鸿章后来公开发表声明说背信弃义之事与戈登无关。清军很快攻陷了南京。洪秀全为了逃避挨饿，食草药而死。随后皇帝派来的中国军队屠杀了未自尽的十万太平军。
蛮夷统治
虽然李鸿章“办夷务”的能力达到了任何人能指望的水准，但人们依然经常指责他使得中国完全落入到外国人的手中。事实上，在1895年日本军队在一次历时五个月的冲突中歼灭了中国军队之后，他被钉上了卖国贼的标签。李鸿章签署了《马关条约》，战争结束了。《马关条约》将中国对韩国和台湾的控制让与日本，并向日本开放更多的贸易场所。李鸿章所承受的骂名至少有一部分是被诬蔑的，因为日本的胜利太令中国震惊了。这个岛国从中国吸收了文化和文明。区别在于当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远征军叩开日本的大门时，明治政府很快就采用了西方的技术和方法，而不像中国那样抗拒[3]。
日本人的胜利彻底打破了清王朝的苟延残喘。到世纪末的时候，英国、俄国、日本、德国和法国都占有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这个国家正在成为另一个非洲，西方人纷纷抢占属于自己的殖民地。此时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那些已经在中国拥有“影响势力范围”的国家之间达成一个“门户开放”协定。[4]该协定保证所有国家在中国都享有同样的商业机会。虽然说“门户开放”协定使得中国免于彻底沦为西方的殖民地，但它也为美国自身的利益服务，因为当时美国正忙于开发西部，在中国的扩张落在了其它国家的后面。
外国对中国的侵略助长了一个秘密的团体产生，称为“义和团”。西方人称之“拳民”，他们结合了武术、神灵仪式和迷信，最终形成了旨在推翻朝廷并将所有外国人赶出中国的救世运动[5]。随着运动的不断增加，它变得越来越暴力。数千拳民游走在中国，杀死外国传教士、商人和他们的子女。他们还杀死了上万名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很多人其实是“大米基督徒”，他们祈祷只是因为这样做可以得到免费的食物），将其活活剥皮或大卸八块。由于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慈禧招抚了拳民，并且要求他们清除在中国的“外国恶魔”。很快，大约有1500多名外国使节和商人以及他们的家人被围困在北京和天津的外国使馆区中。此次起义和围困引发了全世界的瞩目，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变得异常野蛮和暴力。
李鸿章向慈禧建议不要和拳民结盟。他和所有人一样不信任、不喜欢在华的外国人，但是他也尊敬外国人的洋枪洋炮。慈禧拒绝了李鸿章的建议，李鸿章知道外国军队杀入北京摧毁义和团和清军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八国联军用两个月的时间解围，然后占领并掠夺了北京。李鸿章再次承担起事实上的外交大臣的职责，但由于身患疾病，他本人并没有参与旨在解决拳民起义的诸多谈判。
李鸿章在他去世前几个礼拜谈判并签署了《拳民议定书》(The Boxer Protocol)[6]，该协定要求中国向西方列强赔款3.35亿美元（相当于2000年的43亿美元）[7]，惩罚义和团领导人，并且允许外国军队永久驻扎北京。还有一些其它细节。英国、美国、日本和其它在北京的主要西方列强派遣大使和部长组成了一个委员会，作为清朝政府的指导。中国落入蛮夷之手。
前商业时代的军阀
1911年，清王朝终于倒下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结束了，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接触西方商业的时期。孙中山生于广东，一开始是一名医生，后来成为革命者。1905年在日本流亡时他聚集了数个反对满清统治的团体。他创建的国民党利用苏联顾问和苏联资助创立并培养了新的中华民国。他和正在萌芽中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了合作关系，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1925年，孙中山死于癌症。而他的继任者——蒋介石，痛恨共产党。
蒋委员长曾任孙中山的军事助手，他赶走了苏联人，并且在国民党内部清扫共产党，引发了历时25年的内战。委员长建立了自己的支持基础，包括富有的中国地主和商人，外国在华商人和他们各自的政府。从1911年到1937年日本占领大部分中国领土之间，西方贸易和私有商业在中国蓬勃发展。所有的大公司都进入了中国。标准石油公司为油灯供应燃料，伯利恒钢铁公司[8]为中国海军建造军舰，英美烟草公司在全中国建立了数以百计的仓库，西门子将贸易港口用电报线连接在一起，而IBM公司则在北京安装商用机器。现代中国公司也出现了，它们从日本银行获得贷款，雇用欧洲和美国的工程师和会计师，并建立技术学校培训中国的产业工人。
对于在华外国商人来说，生活无比美好。他们在自己的豪宅中有佣人伺候，周末则打打高尔夫，赌赌马，或在由一队苦力拉着的游船上悠闲地沿着运河而下。年轻的西方人看了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前来中国工作，在上海的外国领事区有七万多名妓女填补他们无聊的闲暇时光。Harold Sheridan是在上海工作的一名美国青年，他在1913年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中说道：“我告诉您，我很容易就能理解远东的魅力所在，在这里，生活是如此轻松，白人连小手指都不用抬，除非他自己想这么做。”
蒋介石允许商业的繁荣，前提是他们从财政上支持他的政府。黑帮团体伙同国民党向小商人收取保护费。大张旗鼓的逮捕活动则教训教训大资本家。随着委员长的在美国受教育的夫人——宋美龄的家人渐渐把中国经济转变成一项家族业务，资本主义在中国被共产党冠以罪恶之词也就不足为奇了。商业在大城市中兴起，共产党则组织起乡村的农民，躲避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反对外国运动和工人罢工也遍布全中国。1931年，日本占领了满洲里，一些西方商人开始离开中国。随着日本占领更多中国领土，三三两两变成了汹涌之潮。1937年北京、上海和诸多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相继落入日本之手，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逃亡到了新的战时总部，远在西部内陆的重庆。
共产主义的成功和失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经济破碎不堪。美国军事和外交顾问们试着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扮演调停者，但他们的努力失败了，美国站在了国民党这一边。来自美国的金钱和武器曾帮助国民党抵抗日本侵略。现在蒋介石把枪口转向了共产党。但是共产党向数百万中国民众对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的腐败和贫穷进行的批判太强大了。1949年，国民党政府逃到了台湾。美国和欧洲的对华贸易禁运政策封锁了在其它方面大获全胜的共产党政府。中国的大亨们逃到了香港、台湾、美国、欧洲和东南亚，并在那里重建他们的商业。
虽然毛泽东和他的同胞从苏联获得了财和物的资助对抗国民党，他对斯大林始终保持警惕。他无意像东欧一样成为苏联的卫星。他挫败了苏联控制中国军队的企图，但是还是与苏联签署了一个共同防御条约。中国建立自己的工业基础需要金钱和技术援助，苏联是唯一可依靠的。1950年2月两国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照搬苏联的工业模式，得到了4.3亿美元的苏联贷款，一万名苏联技术专家，以及其它重新武装和改组人民解放军的各种形式的援助。20多年过去后，当中国准备再次和西方谈生意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已经回到了起点。50年代苏联援助下高速工业化的成果在1958年大跃进的政治疯狂和1966年开始历时十几年的文化大革命中烟消云散。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毛泽东摧毁了这个国家的经济，撕裂了维系中国社会的纽带。
[1]译者注：原名Charles GeorgeGordon，在英国被称为Charles GeorgeChinese Gordon。
[2]译者注：关于这个故事应该是属实的。当时戈登被李鸿章任命围攻太平天国镇守的军事要地苏州。驻守苏州的太平军将领郜云官由于久久没晋升而对洪秀全心怀不满，戈登利用这点对他进行劝降。郜云官与清军将领程学启秘密在苏州城外进行谈判，戈登充当保证人。他担保：清军不杀一个降兵降将，并根据在投降中的表现可长官晋级。于是郜云官等人杀了太平军驻苏州主帅谭绍光，带领全军投降清军。但清军占领苏州后，李鸿章和程学启立刻翻脸，在苏州郊外把郜云官等两千五百多名太平军将士全部斩首示众。劝降的证人戈登非常生气，据说，他操起手枪声嘶力竭地狂叫：“背信弃义，天理难容！上帝不会饶恕你们！李鸿章！程学启！我崩了你们也不解心头之恨！”他气愤得要找李鸿章等人拼命，并想夺回苏州城还给太平军。他狠狠向空中连开三枪，并骂自己是千古罪人，死有余辜！在有关人士调解下，李鸿章被迫亲自哭祭郜云官，又是烧香又是叩头，戈登才勉强作罢。清帝为安慰他，赏他一品顶戴和万两白银，遭到拒绝。电影《投名状》中，亦有类似情节，不过戈登变成了刘德华所扮演的角色。
[3]译者注：1853年和1854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佩里(MathewPerry)准将率领舰队两度叩关日本（“黑船事件”），迫使幕府与美国签署了不平等的《日美亲善条约》（又称《神奈川条约》），德川幕府两百余年的“锁国”政策宣告破产。欧美列强以炮舰为后盾打开了日本的国门，又凭借不平等条约规定的殖民权益，把日本变成了欧美近代大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和销售市场，日本面临着和同时期其他亚洲国家一样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厄运。接下来的十多年间，日本国内发动了大规模的倒幕运动，并最终爆发了“戊辰战争”。内战导致了德川幕府的彻底垮台，将日本从腐朽落后的幕府封建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依靠枪炮建立起了的明治政权也从此领导近代日本走向工业化、军事化并对外侵略的道路。
[4]译者注：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ey)上任伊始，便训令驻英、俄、德、意、法、日等六国大使，向各驻在国政府递交一项照会，这就是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关于中国的门户开放通牒。照会中提出美国在承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和已经获得的特权前提下，要求“利益均沾”。主要内容包括对任何条约、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不加干涉；各国货物一律按中国政府现行税率征收关税；各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对他国船只、货物运费等不得征收高于本国的费用。1900年7月，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后，美国担心各国乘机把势力范围变为各自的殖民地，从而使门户开放政策化为泡影，便于这年7 月3日向各国发出了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声称美国政府致力于寻求这样一种解决办法，以“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保护由条约及国际法所保证于各友好国家的 一切权利，保障全世界与中华帝国各部分进行同等的公平贸易的原则”。史称第二次门户开放。
[5]译者注：作者在这里的说法应该是不准确的。1898年，赵三多揭开义和团运动的序幕，当时竖的大旗是“扶清灭洋”，并非要推翻清政府，这也是慈禧在初期默许义和团运动的原因之一。
[6]译者注：即《辛丑条约》，此处为原文翻译；从国外文献看，该协定应为“Final Protocol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turbances of 1900”，又称《辛丑各国和约》。
[7]译者注：《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四亿五千万即当时中国总人口，以示每人一两，达羞辱中国人之意），史称“庚子赔款”。
[8]译者注：伯利恒钢铁公司，成立于1907年，是美国第二大钢铁企业。2002年申请破产保护，2003年以15亿美元被国际钢铁集团收购。
大门再次打开
战争，和平，以及一次总统大选在1970年12月重新点燃了中美关系的希望。尼克松总统暗地里向北京透露他希望和中国开始一场认真的对话。尼克松希望中国对北越施加影响，配合美国体面地撤出南越。他还希望与中国建立合作性的联盟，以诱使苏联缓和和美国的关系。一些重要的民主党人士，包括休伯特·汉弗莱[1]和爱德华·肯尼迪[2]，不断发表意见，提出开启对华贸易和政治关系、放弃台湾国民党政府是全中国的政府这种自欺欺人的假象。尼克松进行对话的邀请得到了积极的相应。中国在4800英里的中苏边境上面临着苏联45个师的虎视眈眈。1969年春季和夏季中苏军队之间发生的暴力冲突[3]让中国人感到了自身的脆弱。这个国家迫切需要资金、技术、技能和海外市场来重建其支离破碎的国民经济。
在两国就准备尼克松来华一事互换照会时，周恩来展示出中国并未丧失其引导蛮夷斗蛮夷的能力。他发消息说中国可能邀请三名民主党人士——肯尼迪、穆斯基[4]和麦克戈文[5]参议员——也来中国访问，而这三人当时正联合起来对付尼克松。被吓坏了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警告说任何其它美国“政治访问者”都不能先于尼克松进入中国。尼克松的到达和精心安排的北京、上海和杭州之旅在全世界进行了报道，成为巨大的商业宣传。上海公报规定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表示美国希望“由中国人自己”来和平地解决这一问题。尼克松许诺将逐步减少美国驻守在台湾的8000名美军，并将建立中美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的渠道。但是后来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辞职，以及双方各自的一些内部政治问题，使得两国直到1979年才在外交上正式相互承认。然后邓小平访问并迷倒了美国，开始了中美之间长达十几年的蜜月时光。美国对中国的承认不仅使得大批美国企业涌入中国，它还缓解了欧洲和日本的紧张情绪，这些国家比以前更积极地开展在华贸易和商业活动。北京饭店人满为患，来自纽约的银行家和来自德国的工程师们只能睡在饭店走廊里的帆布床上。中国人在北京建造了谈判大楼，里面是一间挨着一间的屋子，外国公司被邀请到屋子里就政府投资和采购合同相互竞争。中国的谈判人员们则在这些乞讨者中来回周旋，不断地迫使对方做出更大让步。最后，很多外国公司获得了赔钱的买卖，作为他们进入中国市场的入场费。但是当有新的生意机会时，很多先行者却连参加投标的邀请都没有。外国商人的时间都被花在了“爬墙和填鸭”之中，即雷打不动的游览长城、永无止境的北京烤鸭宴。期间会说英文的中国人得以有机会从外国人口中打探商业消息，嗅出国外谈判者之间的龃龉。
不可阻挡的力量
新时代版本的“贸易港口”进一步刺激了外国公司涌入中国。经济特区，作为外国公司新的基地，提供了税收优惠，简化了审批、批文规定。但这一次的“不平等条约”都特意、自豪地站到了中国人这一边。很快这种不平等就很明显了。外国公司希望在中国建立工厂，进入这个巨大的市场。而中国希望投资能够转变为出口生产，为中国赚得外汇，为中国人提供就业机会。邓小平希望跟随台湾、新加坡、香港和其它基于出口经济而繁荣的亚洲小虎一样的道路。经济特区就是中国公司向外国同行学习的教学中心，学成后的中国公司向全中国提供行业所需，并打造中国自己的品牌和消费产品。
外国商业界很快就开始向各自的政府抱怨合同违约、无法进入中国市场的问题。美国公司尤其发现美国政府更关注通过在华业务来建立与中国的战略性关系，而非商业本身。1983年2月，当里根政府的新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访问北京时，他被来自美国公司高管的一片抱怨声淹没了。一名怒气冲冲的商人指出，日本和欧洲国家比美国政府对自己国家的在华企业的商业需求反应更迅速更积极。
“那你怎么不搬到日本或西欧去？”舒尔茨不耐烦地说。
然后是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外国公司的高管和员工挤满了飞机，逃离中国，躲避危险和混乱。而从海外飞往中国的航班上，寥寥无几的乘客是来自台湾、香港和东南亚的华裔商人。他们也感到愤怒，但他们还嗅到了机会。他们认为共产党会迅速控制住局面，而且会开出很好的条件，因为中国太需要一些朋友了。少数西方公司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摩托罗拉获准在紧邻北京天津兴建一家独资电信设备工厂，就位于紧邻北京的东南。
受乔治·H·W·布什相对温和的对华政策的刺激，其它外国人很快回来了。老布什在1974-75年间负责美国驻华代表处，现在则在椭圆办公室之外管理对华政策。虽然他冻结了美国军队与中国的军事关系，并在所有武器和众多科技产品方面实施对华贸易禁运，但他的主要目标仍是保持对华关系的稳定。老布什相信想要“遏制”中国简直就是痴心妄想。中国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需要和她友好相处，并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老布什的工作重点是保持政府间的对话，并不断加强商业纽带。
但是国会可一点也不想让天安门就这么过去。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每年都需要国会审核延续。因此六月份的审核截至日成为每年争论中国问题的大节日，美国商业界采取大规模的院外游说活动，以防止意在取消最惠国待遇或附加条件的立法企图。对总统一职抱有野心的克林顿在鼓吹惩罚中国的议员阵营中属于保守派。在他竞选总统期间，他严厉指责布什政府对北京的“独裁者姑息纵容”。这位前阿肯色州的州长最终入住白宫，他专注于国内事务，由劳工和人权团体构成的选民们希望利用美国的力量来迫使中国发生政治和法律上的变革。
克林顿的对华“外交政策”由美国各种势力团体的不同需求混杂而成。老布什成功地阻止了立法机构要在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附加条件的企图，但克林顿在各种势力团体的压力下签署了一纸法令，要求中国领导人在一年之内改善其人权政策，否则就将面临失去最惠国待遇的境况。
突然之间，中国领导人看到历史在重演。外国使节和商人又一次为传教士打开了道路，这些人想要改变中国体制的核心，想要消除中国之“本”。如果克林顿能够再靠近些看看实际在中国发生的一切，他的态度可能就不同了。天安门带来的国际愤怒令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震惊。他们似乎被吓呆了，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然后，已经退休的至高无上的领导人邓小平在1992年携家人前往邻近香港的深圳视察。他发表演讲，告诉官员们中国前进的唯一道路就是继续经济改革，加快发展。
邓小平的南巡和讲话引发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最快、最凶猛的淘金大潮。1993年，中国与外国投资者签署了近八万五千份合同，投资金额达到1110亿美元。数百家跨国公司的总裁赶往北京、上海和香港。香港的地产大亨们从睡梦中惊醒，匆匆忙忙地起草好计划，在大陆投入数十亿美元建造宾馆、写字楼、购物中心和西方风格的豪华的郊区别墅。
1994年3月，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夫[6]访问北京，检查中国是否已经在克林顿总统所要求的问题上取得了“全面的、显著的进展”，中国官方欢迎他的方式是逮捕了十几名持不同政见者。李鹏总理，一位在与美国官员会晤时总喜欢咆哮和恫吓的中国领导人，拿出中国驻华盛顿使馆的报告，奚落克里斯托夫说美国商界将阻止克林顿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中国永远不会接受美国对人权的观念。”李鹏说。
克里斯托夫在美国商会的早餐会上遭到了另一次就中国最惠国待遇的直截了当的警告。高管们告诉他美国是在拿枪顶着自己的脑袋。如果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被废除，美国对中国产品的关税就会颷升，价格压力将中国产品赶出美国市场。中国的经济力量，这些商人警告说，已经足够大到任何对美国的报复行为将会威胁到很多美国公司的全球竞争力。AT&T公司不能被挡在一个每年的装机量相当于一整套南方贝尔系统的市场之外，而通用汽车也不能把一个有着十亿人口、刚刚开始拥有汽车的市场拱手让给大众和丰田。他们说，如果政府想要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那就让中国学生涌入美国大学去受教育，同时让美国的商业渗透到中国的商业和社会文化中。
克里斯托夫意识到自从舒尔茨告诉美国商人如果他们不喜欢美国的政策就搬到欧洲或日本去之后的十几年中，中国在全球商业中的地位已今非昔比。就在克里斯托夫访华后不到三个月时间内，克林顿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取消了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挂钩。“这一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需要采取新的做法了。”他说。
[1]译者注：Hubert Humphrey(1911-1978)，民主党。1964年担任美国副总统，在1968年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败给尼克松。
[2]译者注：Edward M Kennedy(1932 - )，民主党。1962至今年连续7次当选参议院，还曾参选美国总统。
[3]译者注：即1969年中苏边境的珍宝岛事件。中苏边界争端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中俄签订的第一批条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之间无边界争端，直到50年代末苏共和中共发生争吵，边界问题才再次凸现出来，俄方指责中方“蓄意挑衅”，中方则指责俄方在1967年“入侵”珍宝岛。1969年3月2日，中国军队袭击了俄驻珍宝岛的军队，即第一次珍宝岛冲突。从3月到9月，两国之间的冲突不断，苏联通过不断向边境增兵、甚至威胁使用核武器等手段，压迫中国回到边境问题的谈判桌上来。1969年11月，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进行了不到三个半小时的会晤，但是并未正式公布谈判内容，也没有迹象表明双方达成了任何协议。同年10月20日，两国开始正式谈判，表明武装冲突已经让位于和平方式来解决边界问题。
[4]译者注：Edmund Muskie，曾任缅因州州长，1958年当选参议员。1972年参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败给George McGovern。1980-81年担任卡特政府的国务卿。
[5]译者注：George McGovern，197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2001年被指定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全球饥饿问题大使。
[6]译者注：Warren Christopher，1993-97年克林顿政府国务卿。他因实施克林顿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用最惠国待遇问题要挟中国的政策而受到美国商业界的强烈批评。
推动变革
随着商业的繁荣，中国于1986年申请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也就是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美国和其它与中国有着广泛的贸易往来的国家迫切想要把中国纳入全球商业法律法规体系中来。外国公司总是被中国官僚口中的“内部”文件规定阻挡在中国市场之外，而这些规定外国人根本看不到。同时，中国公司越来越大胆地偷取外国公司的知识产权，仿制假冒的国外品牌产品。经常，一家外国公司把制造蓝图发给中国工厂用于生产，却发现这家中国公司在中国为自己注册了产品和设计专利。
1989年初，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基本条款已经接近完成了。由于中国经济按照世界标准来说依然很落后，所以中国的入关条件很低，并不需要大范围开放国内市场或提供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虽然天安门广场让所有努力灰飞烟灭，但是到1991年，美中两国的谈判代表再次坐到了谈判桌前，讨论开放中国市场和保护知识产权等事宜。此次谈判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转折点。中国官员们似乎第一次认识到要和世界其它国家做生意，他们必须改革自己的商业体制，并向外国人开放市场。但是中国经济的真实力量依然操纵在产业部门和国有贸易公司手中，这些单位反对向美国和其它贸易国家做出让步。谈判重新唤醒了人们心中对炮舰外交和开埠通商的回忆。所有的事都以政治、而非商业的眼光来看待。更糟的是，在中国官僚的眼中，美国开始援引1974年贸易法中的301条款进行严重威胁，这一条款使得美国可以在认为它国不公正对待美国商品时对该国实施贸易禁运。
中国的谈判代表们进退维谷。顽固的官僚们一点也不想为了讨好外国人而放弃自己的权力，但是谈判代表们也明白中国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占到中国总出口三分之一的对美出口业务。最终，谈判变成了一场个人力量的较量。中国的谈判代表们只能通过李鹏总理的积极推进来击退来自各大部委和国有企业的一片反对。李总理，天安门广场中政府的强硬派人物，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受到广泛的鄙视。很多西方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十足的冥顽不化者。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李鹏在推动谈判达成协议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深深地希望作为一名改革者而被载入史册。
美国实施贸易禁运的威胁再加上李鹏的力量，终于迎来了胜利。1992年，中国签署了开放市场和保护知识产权协议。对于那些依赖于将外国人挡在中国内部事务之外而生存的保守的中国官员来说，这太令人恐惧了。在源于苏联模式的命令式经济中，中国不需要商业法律。中央政府的计划者决定了原材料的分配、各个工厂生产的产品产量和种类。而与美国签署的协议要求中国制定实施新的法律，建立法律执行的架构。中国有五年的时间来消除所有关税、配额、进口控制以及用来阻碍进口的各种标准。所有的贸易和商业法律都要公诸于众。中国将制定版权法，并将在限定时间内加入规定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和组织。此外，中国的立法机构还将按照既定的时间表来修改国家的各项法律，以与国际惯例相吻合。
“双赢”的铁娘子
中国在1992年与美国签署开放市场和知识产权协议是前进了一步，但是让中国人在今后的日子中做到他们的约定则是另外一件事情了。查琳·巴尔舍夫斯基[1]一名言辞严厉的律师，正是负责此事之人。当美国的贸易代表米奇?坎特在面试她担任部门副职时，她向他吐露了自己雄心壮志：“我要让中国和俄国加入关贸总协定。”
巴尔舍夫斯基知道中国不会遵守1992年的协定。中国的企业家们在公然盗版美国的软件、电影和音乐，在假冒美国品牌的消费产品。非法产品越来越多的进入世界贸易市场，威胁到了美国公司对中国的支持。1995年，巴尔舍夫斯基威胁对华动用301条款，若中国不能遵守1992年的承诺，将损失10亿美元。一开始，中国人抵抗了，威胁要进行反禁运，取消几个与美国的大笔合同。但是在持续的压力之下，他们最终在1995年2月同意了一份“行动计划”，该计划专注于特别的知识产权法规，以及在规定时间予以实施。当中国未能按照该协定中的规定时间达成规定目标时，巴尔舍夫斯基在1996年5月采取了更有力的措施。她向美国电影、软件和音乐行业要来了生产非法盗版光盘的工厂名称和地点。她要求中国政府关闭这些CD工厂。
作为1992年协议的结果，中国在国家层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实施知识产权保护。但是现在官员们向巴尔舍夫斯基抱怨说他们难以控制各省的问题，当地的官员往往自己就参与生产非法商品的工厂中。
好，巴尔舍夫斯基决定既然问题在各省，那我就到省里去处理。她启程前往临近香港的广东，当地军队和官员参与了很多CD工厂的运作。巴尔舍夫斯基威胁说如果不关闭CD工厂，就对中国的纺织品出口进行禁运，这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出口工业。她给了广东官员一个选择：“如果(CD)工厂不关闭，你们的纺织品行业就承担损失。句号。”
作为一名精明的律师，她还抵住了高层接见的诱惑。和历史上的皇帝们一样，共产党的领导人希望外国人在被允许与领导人见面时心怀感激。即便是毛泽东也把尼克松耍在股掌之中，1972年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面仅仅在会面前一个小时才得到通知。在巴尔舍夫斯基全力推进关闭CD工厂一案时，江泽民主席邀请她见面。巴尔舍夫斯基拒绝了，这让中国人和美国同事大为震惊。她巧妙的推托之辞更令中国的谈判代表倍感压力。她告诉中国官员说她不想让江主席感到难堪。如果她和江见了面，然后又提出对中国实施贸易禁运，江就会丢面子。就在她拒绝江泽民的邀请后不久，CD工厂被关闭了。
虽然取得了成功，巴尔舍夫斯基明白用威胁来强迫中国变革并不是取胜之道。相反，她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中国的政策制订者相信中国的变革对双方是一个“双赢”局面。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是“零和”博弈。中国从来都是“你死我活”、“你赢我输”的征服和复仇的恶性循环。但是巴尔舍夫斯基说服中国，如果它不采取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和制度，最终中国公司也将在软件开发、娱乐和技术产品方面遭受伤害。最终的结果是更强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虽然说直到中国自己的产业能够创造出足够值得保护的知识产权之前，这种措施仍未必充分有效。
巴尔舍夫斯基在知识产权谈判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因为中国经济与WTO规则非常不符。她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为中国制定了一个详细的“线路图”，说明如何进行体制转型才能达到WTO的标准。作为“双赢”战略的另一部分，她在高官当中推销她的“路线图”，向他们解释说这些变革将如何让中国成为全球化的竞争对手，而不仅仅是向外国公司和产品打开国门。在中国人当中，真正从心底里地接受“双赢”原则的人是中国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他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是理解世界如何运作的新一代中国官员之一。
收官
中国漫长而艰辛的贸易谈判的收官之战始于1999年4月，适逢中国总理朱镕基带着他和巴尔舍夫斯基的谈判协定抵达白宫。朱镕基很有信心这一协定将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扫清道路。但他也很不安。依据这一协定，中国将开放其农业、银行、电信和零售行业市场，开放程度将远超过美国费尽力气从日本——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得到的妥协。美国国会和商界会爱上这样的协议的。但是他将做出的让步会惹恼他在中国的对手，他们在朱镕基离开北京前往华盛顿之前对具体的细节几乎一无所知。他需要现在就签署协议，要赶在国内的对手聚集起足够的力量反对这一协议之前。他很满意地听到在他到达之日，克林顿总统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如果中国愿意按照WTO的规则行事，“美国再要不同意就是莫明其妙的犯错了。”
当晚克林顿邀请朱镕基前往白宫官邸，作为在最终谈判前的非正式会晤，朱镕基认为无论从哪个目的来说，他和克林顿都会在此次亲密会谈中商定协议。但是他没有料到克林顿政府正面临的危机。仅在两个月前，参议院刚刚驳回了令人难堪的已经众议院批准通过的弹劾总统提案。一个国会委员会刚刚完成其问题百出但是政治味十足的报告，声称中国正在系统地窃取美国的核武器和军事技术。还有一份起诉书针对美籍华人掮客，他们为克林顿的竞选活动，而捐助人据称与中国政府有关联。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警告克林顿说美国的金融行业对中国加入WTO并不完全满意，而克林顿首席国家经济顾问吉恩·斯伯林强烈要求总统暂缓行动，因为在国会和劳工组织方面反对势力很强。克林顿现在最不想做的就是再和国会开一次仗，尤其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更糟的是，巴尔舍夫斯基也没来得及有机会向克林顿解释朱镕基在中国国内的政治处境也很难。
克林顿热情地迎接了朱镕基，他搂着中国总理的肩膀，这位总理直言不讳的风格、流利的英语、以及经常自我嘲讽的幽默感使得他成为最受外国领导人欢迎的客人。克林顿对朱镕基实话实说。我们有两个选择，他告诉他。如果朱镕基真的想要达成协定，那他们现在就可以做。但是然后他又说道：“让我告诉你我这边的政治情况，然后由你来决定怎么处理。”克林顿解释说，他很担心目前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中弥漫着的有毒气氛将在针对克林顿对中国做出太多让步的指责中使得协议胎死腹中。他说，也许两个人可以宣布说他们在今晚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随后将在北京完成谈判。
克林顿对朱镕基说：“你得让我知道，你是不是现在真的需要这个协议？”
朱镕基对克林顿亲密的身体语言既感狼狈也颇为受用，但是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回答。这是泱泱中华的政府总理，一名正以美国体制的方方面面作为样板建立中国商业体制的正直的官员，一名多年受共产党纪律铸造的人，他不能告诉一位美国总统说他需要对方在政治上帮自己一把。朱镕基看着克林顿，说道：“我们会选择第二种做法。”
克林顿离开会议的时候送了口气，他避免了和国会立刻再次开战，并且很高兴他和朱镕基能够如此开诚布公的对待彼此。朱镕基则带着怒气和担忧离开了。克林顿很聪明；他怎么会放过一个可以让美国史无前例的进入中国市场的交易呢？他肯定没有和他的当事人沟通过。
再次尝试
然后天塌了下来。为了招徕美国商业界对协议的支持，同时也为了防止中国在已经达成一致的问题
上拉抽屉，协定文本的细节被公布在了互联网上。北京的官僚们看到文章后，勃然大怒。随朱镕基出访的官员们整晚都在回答来自北京的怒不可遏的电话。
而当美国商业界看到协定的细节时，他们也疯了。他们从未预料到中国会做出如此广泛的让步，而克林顿居然和这样的让步失之交臂。美国的CEO们打爆了国会和白宫的电话。克林顿意识到他把一切都搞砸了，赶紧命令下属用电话追上还在美国访问的朱镕基。美国总统终于在电话中接上了正下榻于纽约Waldorf-Astoria酒店的朱镕基，他告诉总理说他们还是可以在他离开北美之前签订协议。朱镕基拒绝了。谈判可以等中国准备好后在北京继续。
重开谈判并不容易。当朱镕基和龙永图回到北京后，共产党内的保守分子谴责他们出卖了国家利益。正好在克林顿拒绝朱镕基提议后的一个月，5月7日，美国战斗机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情况更糟了。美国称之为悲剧性的错误，因为一份已经过时的地图，但是中国没有人相信这种说法。美中关系达到了天安门广场以来的最低点。
但是两国的领导人依然想要中国加入WTO。克林顿和江泽民都把中国加入WTO看作是他们领导生涯中的伟业。朱镕基和克林顿都从4月份的失败当中吸取了教训。朱镕基知道他需要获得那些能够从加入WTO中得利的中国人的支持：中国商业界，以及在经济决策上不断受北京官僚打压的地方官员。朱镕基派出了他的前贸易部长吴仪，前往全国各个省市向当地官员解释“双赢”的WTO协议。在与克林顿进行电话会谈并会晤了总统特使之后，江泽民做出了一个政治决定，重开谈判，修复美中之间深深的政治裂痕。
巴尔舍夫斯基于11月份回到北京，准备达成一份协议。她和朱镕基在众多细节问题上吵得面红耳赤，经常令美国贸易署的官员们感到窘迫，他们认为一位总理多少都应该得到一些遵从。朱镕基不断加压以找到美国的底线。巴尔舍夫斯基非常清楚地告诉他被公布在互联网上的是一份已经失败的协议。在和朱镕基进行了首轮谈判后，巴尔舍夫斯基发现谈判桌上的对手变成了贸易部长石广生，这名60岁的、厌恶风险的江泽民的忠实跟随者对WTO协定的细节并不熟悉。巴尔舍夫斯基并不认识石广生，后者更多的担当起了政府领导层的传话筒，将谈判桌上的问题带回到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进行讨论，全国经济工作会议每年召开一次，官员们会对过去一年的情况进行回顾并制定来年的目标。朱镕基巧妙地安排会议和WTO谈判同期召开，这样整个共产党统治集团都将在会上被朱和江威逼利诱着支持与美国达成协定，为中国入世扫清道路。石广生大部分都在老生常谈、浪费时间。坐在石广生身边的龙永图，则时不时望着天花板、无聊地转着眼珠子。
巴尔舍夫斯基的耐心在11月14日达到了极限。她宣布第二天早上启程回华盛顿；她已经订好了机票。宣布之后是一夜忙碌。龙永图知道中国手上握着一笔历史性的买卖，因此他冒着政治之大忌，在半夜越过自己的上级直接给朱镕基家中打了电话。龙采取行动是因为他害怕石广生仅仅汇报了谈判的气氛，而非细节——石广生显然不懂，这会毁了这笔买卖。龙永图打赌朱镕基相信谈判非常失败，而事实并非如此。他还担心如果现在无法达成协议，那么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将把协议再往后推好几年。
龙永图很幸运，朱镕基理解并感谢他所说的一切。朱镕基命令龙永图立刻重开谈判，而且他本人也将出席。凌晨3点，中国谈判代表打电话到美国代表BobCassidy的酒店，要求他带领他的人员在凌晨5点抵达外贸部继续谈判。Cassidy在早上6:30给巴尔舍夫斯基打了电话，告诉她看来中国人想要签约了。巴尔舍夫斯基赶到了，继续与石广生进行谈判，但她也已完全准备好了眼前一旦没有进展就立即走人。她的行李已经被送往机场。
在巴尔舍夫斯基和石广生谈判的同时，朱镕基则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掀起波澜。当江泽民准备开始进行主题发言时，朱镕基站起身来径直走了出去。在场的与会者纷纷交头接耳。朱镕基离席是否表明他的反对立场？两位领导人闹矛盾了么？真实情况是朱镕基离开会场是要与巴尔舍夫斯基会面完成最后的协议。他刚刚从党中央常委获得批准采取行动。最值得称赞的是，朱镕基愿意放弃繁文缛节，亲自前往外贸部而不是在他自己的接待厅召见谈判代表们。
当朱镕基到达时，巴尔舍夫斯基正要启程前往机场。他言简意赅，抓紧时间。看着面前摆着的一摞打印和手写的笔记，朱镕基一一解开了谈判中的症结。我给你这个，你给我那个。我在这里做一点让步，你在那里做一点让步。大师开始工作。屋子里的其他人都是旁观者。朱镕基有着绝对的指挥权。他完全清楚自己的政治边界。几个小时后，巴尔舍夫斯基认为她已经得到了她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交易。她带着她的副手来到她能找到的唯一一个私密房间——女洗手间，她们在那里给克林顿打电话申请总统的批准。克林顿当时正在空军一号上，他们两人的谈话被厕所马桶的冲水声打断了，一名被震惊的澳大利亚女记者从隔间走了出来。
最终的协议安抚了中国政府内部两派批评最激烈的官员，电信和保险部门。4月份的协议被修改了，中国将允许外资在保险公司中只占有49%的股份，而非当时的50%，而外资在电信增值服务中的股权比例也从51%降到了50%。作为交换，朱镕基加快了部分城市开放这些业务的时间安排。除此以外，这和4月份的协议基本上是相同的：大幅度开放了电信、保险、银行、专业服务、外国公司直接进口、出口、分销产品的权力以及农产品进口配额等领域。在朱镕基和巴尔舍夫斯基达成一致后，他们的下属则忙坐一团，为下午举行的记者发布会修改最终的语言。当外交部官员进入现场并想在协议中加入一段关于台湾的官样文章时，现在有着中国领导人撑腰的贸易部官员把外交部的马屁精们扔出了会场。当天下午，江泽民在电视镜头前会见了巴尔舍夫斯基，赞赏协议是中国进入国际商业大家庭的里程碑。他们会面的地点位于一个皇家大殿，下面就是中南海瀛台，1898年光绪皇帝试图进行西式改革失败后被监禁与此。
在与欧盟和其它国家谈判并就对美贸易协定做出些许改进后，中国在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离马戛尔尼勋爵开启谈判已经过去了208年。在花了十多年时间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为私有经济立法、建立证券市场、改组国有银行、并基于美联储的模式建立金融管理机制之后，朱镕基于2003年退休。当他离职时，中国有4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对外贸易金额每年达到8500亿美元，外国在华投资平均每天达到1.5亿美元。中国总体关税水平从42.7%降到了10.4%。在朱镕基任总理期间，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和其它贸易谈判，中国还第一次建立了各部委间的征询机制。朱镕基在华盛顿上了一课。中国自上而下的命令式体制在遇到商业和经济问题时正经历着变革。领导人现在必须要寻求多数人的一致意见，而各部委之间也必须相互咨询，法律草案被传阅、有时还要予以公布以征询意见，而中国商界的态度和忧虑将在政府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有越来越大的发言权。
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在过去两百多年间，给中国带来屈辱、愤怒并最终引导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对外交往，几乎都是政府与政府的谈判。商业本身往往只是一个典当物，有时是谈判的催化剂，但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对华战略关系现实中的人质。但在这两个多世纪的谈判中，为商者依然可以从中学到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从很大程度上来说，那些让自己的生活凄楚可怜的、无论是中国的商人还是官僚，都抱有着同样的偏见、恐惧和误解，这些感受来自于中国被外国人控制的历史体验。
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很多东西也仍未改变。改变最大的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当马戛尔尼到达时，中国正开始衰落。这是一个闭塞的封建社会，不能理解并赶上全球技术和经济的变革。今天，中国是一个蓬勃兴旺的经济大国，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和太空计划，立志要成为世界从未见过的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是和外国商人通过武力进入中国的帝王统治时一样，今天的中国在同样的困境中挣扎：如何在采用并适应西方和全球商业做法的同时，保持中国之“本”。
作为一名与中国做生意的经理人，你能从中国和西方相交往的历史中学到什么？我将从两个中心观点阐述我的思考：谈判所处的环境背景，以及中国人所采用的一些技巧。
谈判环境，无论是政府间或商业间，充满着中国对其本身和对外国人的理解。曾经遭受的耻辱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依然清晰，但那种领先外国人的优越情结也还是挥之不去。所以，你会发现自己同时面对着中国人怀疑和自大的阴阳两面。中国人期望得到不同的待遇。他们希望看到你的顺从，承认他们在世界范围内有着重要而强大的地位。但是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努力让你觉得为过去的二百多年历史而愧疚——如果这能给他们在谈判中带来好处的话。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沉浸在这段历史中，但是我还没有碰到一个中国人不是极端敏感的，如果哪怕只有一丁点儿的迹象暗示你没有像对待你的同级——很多时候是上级——那样对待他们。
中国人一方面为自己的古老文化而自豪，另一方面也会充分利用自己的贫穷。他们喜欢让你相信你欠他们的。他们很穷，你很富，而且他们的贫穷是你的过错。他们希望你能通过赠与——通常是知识——来帮助补偿这种不平等。你的公司越大越成功，他们想到得到的就越多。美国的WTO谈判代表们之间流传着一个笑话，说每次谈判的开场白都是关于外国人的干涉如何导致中国的贫穷——“全是你的错”。而当谈判者们要拒绝美国人的提议时，则按惯例会说惯例的“你不了解中国”。
中国人十分敏感，精于解读外国人的态度。抱有最基本的尊重极其重要。你可以表现得强硬、坚定，但若流露出哪怕是一丝轻蔑也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幽默可以缓解谈判中的紧张。中国人的幽默感非常强，尤其当你拿自己——而不是他们——开玩笑的时候。但是要注意，公平、互利和尊重在中国都是单方面的。你应该很注重中国人的感受，但是不要指望他们会同样的对你。归根结底，你只是他们地盘上的一个蛮夷。
随之而来的一个副产品，就是中国人可以随意提出不平等的提议，乱发脾气。在谈判桌上，中国人天生就有着“脸不红”的基因。再过分的要求，中国人也能面不改色的说出来。他们会提出任何要求，因为你就是蠢到能接受这些要求。很多人是这样的。靠着解释这些合同，西方律师在中国的日子过得蛮好。
中国人都是谈判大师，能够让你觉得你需要他们胜过他们需要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在心理上占上风。很多在中国参加谈判的外国商人怀着太多的善意和信任。中方谈判对手们通过彻头彻尾的撒谎来利用这一点，对此没有丝毫的不安。这一特质对他们来说是巨大的优势。对于中国人来说，结果远比真像要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李鸿章可以承诺不杀太平军的将士，但是转过头来就把他们全部斩首。你可能被告知说有一些限制性规定使得你的对手无法给予你一些东西，但是这些规定根本就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说细节之中见魔鬼的原因。你需要具备专业本领，核实你的中国对手所说的每句话的真实性。
中国人利用外国人斗外国人的本事几乎达到了奥运会的水平。当现代商业进入中国时在北京谈判大楼中所采用的策略今天依然存在于政府及私人交易中。在规模达数十亿美元的基础建设项目中，比如三峡大坝，西门子、通用电气、三菱和其它巨型企业被熟练地指挥着相互对抗，最终的合同不仅给了那些有着最好的报价和产品的公司，而且也给了那些能够转移最多技术和提供自有资金的企业。即便如此，在随后的新一轮招标过程中，那些获得第一个合同的公司甚至没有被邀请参与投标，这并不罕见。
你对此该怎么办？一种做法是采用巴尔舍夫斯基的路线图主张。通过准备一份路线图，利用“双赢”的说法囊括了中国在世贸组织中的义务，她缓和了中方贸易谈判代表的不安全感，并为他们回去说服自己的体制提供了论据。这种做法使得支持入世的中国人免受反对者指责他们向外国人出卖国家利益。给你的中国对手提供一份有步骤的技术转移和国内制造计划，一方面能提供中国想要的，同时也能让你在很长时间内不会出局。如果不可能这么做，那就要在第一笔买卖中就赚钱，然后撤。
很多外国经理人自动落入了中国分而治之的策略当中。公司CEO们总是喜欢冲到中国，坚持要求会见最高国家领导人，或者至少是负责该行业的部委领导。他们在这些会议上得到的根本就是很模糊的观点，然后就决定在中国开展业务。中国就爱这样的人。在很多情况下，外国CEO总是能从会面中得到关于某些交易的笼统的承诺。中国人知道头头们要做生意，因此他们会压榨那些下属，获得最有利条款。如果他们不让步，他们就给你的总部发信，抱怨说你们在中国的人不了解中国，妨碍了交易的进展。较好的做法是让你们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或其它高层谈判者一直等到交易快谈完了，再来中国签署协议。如果他们坚持在双方处于探讨阶段时就来中国，那么要确保他们问完问题就闭上嘴巴听，最重要的是，不要做出任何可能被理解为即便是最模糊的承诺。
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的CEO就有可能会被当作是中国的“朋友”。这既是好事也是坏事。中国把外国人分成“朋友”和“不友好的”两大类。如果你的CEO被认为是中国的“朋友”，你当然能够更容易接触到官员，他们也会更加坦诚地和你交流。作为一个“朋友”，你会被认为是开通的外国人，理解中国的复杂国情。但是在中国友谊也承载着沉重的义务。在中国，要拒绝一名真正的朋友的要求简直就是不道德的。老布什在1974-75年负责美国驻华代表处时就成为了中国的“朋友”。当他成为美国总统后，中国的领导人仰赖于和他的友谊，要求他帮助中国摆脱天安门广场带来的国际谴责，布什答应了。
如果你不能给他们所需要的，中国人立刻就会给你打上“不友好”的标签。你的目标是让人觉得你友好，但不是愚蠢。不要害怕告诉你的中国对手这是生意，而不是友谊，但是如果双方都能得到公平的交易，那么我们也可以进行友好的生意。
在中国官僚和商人展现出来的无所不知的外表之下，往往充满了一个由耻辱感统治的社会体制下产生的不安全感和对犯错误的恐惧。中国的政治和商业体制是残酷无情的，中方谈判代表们会尽最大可能保护自己免受可能导致被撤职或出丑的批评。政府官员尤其努力避免做出将来需要由自己负责任的决定。因此他们经常把决策过程分散到多个层面，这样任何个人都不会受到指责。在谈判中，中国人对“面子”的注重是他们的边界。那些不注重“面子”的外国人就具备了极大的优势。如果会议由于中国方面的原因而陷入僵局，外国人很容易就能接受责备并继续推进谈判。就算是面对最令人讨厌的中方谈判人员，你给予他们夸张的尊重对你来说并不会失去什么。按照他们希望的那样把他们看得极其重要，但是要小心看好你自己的底线。投入到戏剧化的表演中去，但是不要让它掩盖了事实的本质。
巴尔舍夫斯基的“双赢”公式在WTO谈判后留了下来——虽然依旧很罕见。中方WTO谈判人员龙永图成为博鳌亚洲论坛的秘书长，这是中国政府参照世界经济论坛的模式组织的年度会议。他在全亚洲发表演讲，建议各国政府不应该把贸易谈判看成一种出让，而应该看作一种进入贸易和商业体系并带来繁荣的途径。他给博鳌论坛题词：亚洲期盼双赢。
谈了那么多的历史，不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昨天的故事和今天有多大的关系？和明天又有多大的关系？
我向很多朋友都提出过这个问题，他们都是在中国做生意的老手。大家的共识是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中进行谈判已经越来越像在世界其它地方一样，但是中国的商业行为和思考方式的核心依然有着历史和文化的烙印，这几乎已经成为他们的基因。这也正是我在本章所叙述的元素。
在中国的外国人几乎都已经很自然地作为本地居民被接受了，外国商业也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商人可以是拥有世界顶尖大学MBA和博士学位的全球化精英。中国工厂制造的产品摆满了全球零售商店的货架，而中国的消费市场则是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市场。
这个国家就仿佛是一片流沙。在谈判中，你会发现政府机构比务实的私有企业有着更强烈的文化印记。然而，那个希望与你公司在软件方面进行合作的、拿着沃顿商学院MBA学历的中国人会和周恩来一样老谋深算，挑动外国竞争者之间的相互争夺。而手握价值数十亿美元顶级制造规模的国有企业老总也会尽最大可能歪曲事实来得到想要的结果，就像李鸿章当年对待太平军一样。
但有一样东西一点也没有发生变化，那就是中国人的敏感。如果你够精明，你甚至可以把它当作是你的优势来利用。查琳·巴尔舍夫斯基做到了。她对中国人表现出了恰当的尊重和顺从，但并没有止步于这点小聪明。她和朱镕基在谈判中针锋相对，而朱镕基却很尊重她，因为她了解自己的团队，而且不断地表明她所作的一切是为中国好。
最后，公司经理们还应从克林顿身上吸取教训。在把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挂钩的过程中，克林顿草草地把他在国内政治中的需求运用到中国身上。结果就是一场灾难。很多公司也犯类似的错误。他们看着自己公司内部的需求，然后放到发展中国业务的计划中。那只是第一步。就像外国商人需要理解中国对手的思考方式和动机一样，一家公司必须理解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需求和意图。只有把这个融入到你的商业模式中，你才能成功。
这一切的背后不仅仅是一小段历史。
商业红宝书
车轮战、美食、美酒是谈判工具。如果你的中国对手想在一场茅台拼酒宴后完成交易，那最好在合同上呕吐然后签字。
中国政府利用来自外国公司的竞争来改革其自身的体制和企业。
在中国，真正的权力就是能够避免为你的决策承担责任。
中国人现在对外部世界的理解甚于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理解。
中国有着非常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他自信，理性，希望成为世界级的竞争者；同时他还偏执，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不安全感。
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但不是西方化。这个国家的目的是现代化的同时保持中国之“本”，虽然他自己也还在苦苦的探索到底什么才是“本”。
中国有着无数的口号，但没有领导一切的信仰——除了义无反顾的通过国际贸易和商业让自己变得更加富有、强大。
中方谈判人员都是大师，他们能够让你觉得你需要他们甚于他们需要你。
中国人总是努力通过一次不公平的交易榨取在中国做生意的费用。
中国人会向你要任何东西，就是因为你会蠢到接受这些要求。很多人就是蠢。
不做任何准备就贸然开始一次会谈永远不会成功。你需要知道你的对手是谁，他们真正的需求和意图是什么。
中国人总是希望从你那里得到让步。
不要对中方告诉你的话信以为真。他们常常引用子虚乌有的规定、法规或惯例，只是为了让你在他们限定的范围内完成交易。
如果你不给中国人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就会把你当作是“不友好的”来对待。不要害怕告诉他们友好的商业基于对大家都公平的买卖。
来到中国的外国商人往往抱有太多的善意、信任，以及太少的耐性。
关心中国政府的政策趋势和优先事务，这样你能在对你有利的时候把业务融入其中。
相互尊重和平等极其重要。把你包裹在此原则下将有利于谈判。
合同本身并不保证任何东西。是合同谈判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关系才给你的业务带来些许希望。
把你的中国战略设计成一份路线图。这会帮助你自己的公司处理不可避免的困难，并能让中方理解维持长期合作关系的价值所在。
中国有着“零和博弈”的生存文化。一些人赢了，就必定有些人输。“双赢”的概念还很新，并未得到广泛的接受，你必须反复强调才能取得成功。
[1]译者注：Charlene Barshefsky，1997-2001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和主要贸易政策制定者，因在与中国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而闻名。她在任职期间取得的成就在美国获得广泛赞誉。她的出众谈判技巧被哈佛商学院引作为教学案例，哈佛法学院授予她“伟大谈判专家”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