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巨大的精神压力
撒切尔夫人在改革道路上所取得的一系列成绩，恰如上文所示并非一两年内取得的。其实，“撒切尔式的革命”延续了整个80年代。她连任首相三次，这才使得她的内外政策具有连续性效果，这也就是“撒切尔奇迹”得以成就的根本原因。
但是，这位女首相的改革措施在她执政的头一年，并不曾“立竿见影”，迅速改变英国的严峻形势，相反形势变得更糟。1980年的情况也不能令人欣慰，制造业的生产率严重下滑，低于几乎所有西方工业国家的水平。撒切尔夫人决心把通货膨胀率降下来，并为此采取了多项措施。可是到1980年5月，通货膨胀率比一年前反而上窜了21.9%，失业大军高达116万人，同年8月英国的失业人数竟突破200万大关，开创了1935年以来的新纪录。当时大公司纷纷亏损，小公司连连倒闭，经济形势一片灰暗。到当年的12月，失业人数再创新高：总数为213.3万人，比撒切尔夫人1979年上台的同期多出83.6万人。1981年，失业人数继续上扬，到1982年猋涨到了300万。与此同时，新政府不但未能如愿以偿地把通货膨胀率降下来，反而比前一年上升，达到了21%。经济形势的恶化，直接引发了1980年1月2日的钢铁工人大罢工。当年下半年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撒切尔夫人得到的票数，竟然低于被她在1979年大选中击败的工党领袖卡拉汉。
工党自然不会放弃这一有利时机，议会的辩论日趋白热化，人身攻击也成了家常便饭。议员们抨击撒切尔夫人是个缺乏人性的母亲，面对庞大的失业大军竟能无动于衷，仍在一意孤行，拿国家命运作儿戏。尽管撒切尔夫人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辩才而不被驳倒，但她在面对反对党的猛烈攻击的同时，却要应付保守党内部尤其是越来越多的阁僚从背后暗放冷箭，搞拆台活动，
他们力主悬崖勒马，改弦易辙。当时这些人通称为“威特派”①。这一派人多系当年麦克米伦和希思手下的重臣。他们认为货币主义政策正在一步步地把国家推向深渊，保守派的执政地位已岌岌可危。两位保守党元老（麦克米伦和希思）也坐不住了，开始直言不讳地批评他们的继任者。保守党的20多位后座议员奋起造反，威胁现任政府如不改变现行政策，他们将考虑脱党。就连1974年大力支持撒切尔夫人竞争党魁权位的“1922年委员会”主席爱德华·杜坎，也督促政府放弃正在实施的货币主义政策，采取能带来实效的新方案。
①威特派系指走中庸之道——谨慎、温和，而不走极端的意思。
面对如此巨大的精神压力和越来越多的来自反对党、反对派的强大挑战，撒切尔夫人却敢于明确地说出一个“不”字。她深信自己走对了，而且越是处于逆境越是岿然不动，毫不妥协。事实上，撒切尔夫人对实施自己的政策（按：指抑制通货膨胀和使英镑升值等）的艰巨性早就充分估计到了。她在1979年11月的一次宴会上就曾坚定地表示：“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但我们并不是诚惶诚恐的朝圣者，即便前进道路上布满了荆棘，我们也决不后退半步。”紧接着，1980年2月，她在一次对全国广播讲话中又再次表示：“任何一次大的手术之后，你都会觉得你的身体状况更为糟糕，但这恰恰是病愈的前兆。”自信、乐观之情，可谓溢于言表。面对1980年下半年日益恶化的国内经济形势，连撒切尔夫人的亲信、货币主义者杰弗里·豪都显得垂头丧气，但是撒切尔夫人却没有被多如牛毛的难题和黑云压城式的危机所摧垮，反而变得更加坚强。她在一次午餐会上公开强调：“我的工作职责就是让国家在合理的现实的经济秩序中发展。”同年冬，撒切尔夫人在保守党的年会上遭到党内反对派（即威特派政治家们）的围攻，要求首相“转向”，她所信赖的首席经济顾问约翰·霍斯金斯也觉得自己有责任提醒首相“考虑”这一问题，谁知这位“铁娘子”却义正词严地答道：“你知道，我即使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也决不会轻易改变现行政策的。”撒切尔夫人在作如此斩钉截铁的表态时，双眸喷射出坚定的光束，令这位首席经济顾问也不由噤若寒蝉。没有对自己理念的高度自信和对前景的无限乐观，没有抗拒巨大精神压力的独特计谋，撒切尔夫人是闯不过这一惊涛骇浪的险滩的。
面对党内外的一片反对声浪，特别是她所信赖的同僚和她所亲手提拔的新秀的纷纷倒戈，撒切尔夫人除了用铁腕多次改组内阁，撤换那些明里暗里与自己作对的反叛者外，她还决定利用参加保守党中央理事会在伯恩茅斯召开的年会，以便绕开内阁，在全国范围内动员保守党的支持力量。她莅会发言说：“过去，我们的人民作出了牺牲，只是发现他们的政府在最危急的时刻丧失了镇定，牺牲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这一次将不会毫无意义。本届政府将一如既往，直到我们国家的前途有了可靠的保证。我并不太在意人们怎样说我，我倒是很在乎人们如何看待我们的国家。因此，让我们保持冷静和坚强，让我们保持基于爱国主义的相互友谊。这是我决心追寻的一条路，这是我必须走的一条路。”撒切尔的讲话获得了好评，赢得了广大保守党员的支持。这对反对派不啻是沉重的一击。
早在1979年执政初期，撒切尔夫人曾踌躇满志地扬言：“给我六个坚强的男人和真理，我就能解决所有的困难。”三年来，英国经济在“撒切尔式的革命”的冲击下，已陷于崩溃的边缘，并由此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动荡与骚乱：1981年年初，英国煤矿工人开始了马拉松式的大罢工；从3月份起，被拘禁在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狱中的几十名爱尔兰共和军开始了绝食斗争，造成了10人死亡的事件；从4月份起，各大城市相继发生暴乱，游行示威者与警察发生对抗，商店遭洗劫，汽车被捣毁，受伤警民不计其数，暴乱行为遍及英伦三岛的200多个大小城市。人们把这一切均归咎于通货膨胀和工人失业，归咎于撒切尔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
在1981年7月23日的内阁会议上，针对财政大臣杰弗里·豪将在下一财政年度进一步削减50亿英镑的公共开支的发言，引发了各大臣的纷纷反诘和责难。环境事务大臣迈克尔·赫塞尔廷（此人于9年后进一步向撒切尔夫人的权力再次发起挑战，并最终推动了“铁娘子”黯然下台）头一个奋起发难，指斥豪的方案把城市推向绝望的深渊，必将引发更多的骚乱，并将危及保守党的执政地位。掌玺大臣伊恩·吉尔摩则捡起前首相丘吉尔的名言：“不管你的战略有多么诱人，你也必须时刻关注它所带来的后果”来含沙射影地揶揄撒切尔夫人，提醒政府当务之急是制定好政治策略而不是经济方案。国防大臣弗朗西斯·皮姆认为失业大军是引发社会动荡的导火线，政府关心的不应只是遏制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农业大臣彼得·沃尔克主张回到老路上去：停止提高税收，用扩大政府投资的办法来解决就业问题。大法官黑尔沙姆勋爵干脆用30年代希特勒利用德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篡夺政权和美国胡佛总统紧缩政策导致共和党衰落30年的史例来危言耸听。贸易大臣约翰·诺特嘲讽财政部的方案“最多只能算是低能儿的杰作”。甚至连内政大臣威廉·怀特洛虽是撒切尔夫人的心腹，在这次内阁会议上也左右讨好，扮演墙头草的角色。经撒切尔夫人一手提拔为财政大臣杰弗里·豪的首席政务次官的约翰·贝弗恩也在这一严重关头改变了信仰，公开跳出来反对撒切尔夫人。就业大臣詹姆斯·普赖尔在会上与撒切尔首相就工会改革问题发生了正面冲突。
这样一来，撒切尔首相几乎在会上成了孤家寡人，她发现自己并没有获得“六个以上男子”的支持。会上抨击的虽是财政大臣杰弗里·豪，而无情的子弹却一粒粒地打在了撒切尔首相的身上。可以说，在整个阁僚中坚定地站在财政大臣杰弗里·豪一边的，只有撒切尔思想的向导和挚友、工业大臣基思·约瑟夫和撒切尔夫人不久前提拔上来的利昂·布里顿两个人了。
面对众叛亲离的尴尬局面，撒切尔夫人极为恼怒。她在极力为财政大臣辩护的同时，表示决心要把这一方案贯彻到底，誓不半途而废，功败垂成。内阁会议结束后，撒切尔夫人意识到必须继一月改组政府后，进一步搞好内阁的清洗。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所以对我来说已经很清楚，如果我们的经济政策要继续下去，或者如果我还想继续当这个首相，我就必须对内阁来一次整体性的改组。”
1981年9月的第二次改组内阁，撵走或贬黜了大部分敢于与撒切尔首相作对的阁僚，提拔或调动了一大批与她信仰一致的僚属。这次政治上的大扫除对撒切尔夫人来说是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胜利。改组后第一次内阁会议结束，这位“铁娘子”志得意满地对她的顾问说道：“当主持一个多数人都站在你自己一边的内阁时，感觉是多不一样啊！”第二天的伦敦《泰晤士报》在评论这次改组时，指出改组打上了“首相本人的印迹和风格”，认为“她重新获取了政治优势并在她的政策中重申了她的信仰”。
9月改组的胜利固然使撒切尔夫人勇气倍增，信心陡涨。但保守党内威特派对“撒切尔式的革命”的顽强抵制远远没有停止。同年10月，在布莱克普尔保守党年会上，威特派和改革派又展开了一次大较量。重炮轰击发自前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他指责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政策使保守党陷入了近六七十年来最深刻的危机之中，“远比1938年慕尼黑事件和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严重”。
改革派也毫不示弱，他们也一个个反唇相讥，财政大臣杰弗里·豪甚至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借用前首相希思在1970年保守党宣言中说过的话来予以反讥：“最近这些年，没有比无休无止的出尔反尔对不列颠损害更大的了。某项政策一旦确定，首相及其同僚就应有勇气坚持下去。”
摊牌结果，威特派的“倒撒运动”虽然来势汹汹，咄咄逼人，但虎头蛇尾，有始无终。撒切尔夫人最终有惊无险，再获全胜。
总之，1981年是撒切尔夫人首相生涯中的关键一年。她经受住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巧妙地化险为夷，终于闯出了一片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