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比较、对比、批评和结束评语 社会作用的看法
弗洛伊德认为人性与文明之间有持续不断的冲突。本能激发的性欲和争斗欲并不容易被社会所要求的舒适所调和。然而，通过提供多种升华的可能性，社会可以减缓这一冲突。抑制人类本性欲望的扩展正是父母、教育者和其他教化者的任务，但总可以找到积极的出路。社会总有约束力，它应通过为本能提供宣泄渠道从而使其调和。文明之所以存在并发展，正是通过对性欲和争斗欲的部分限制、部分升华。
斯金纳强调指出，社会既然控制着成员的行为（不论这是否被公开承认），都需要确实地负起责任。他相信人类行为的许多问题过于严重和复杂，因此不能将其交给偶然的机会或畸形的自由与高尚的构想。他指出那些一直信奉自由和高尚价值论的人，一般都忽视了人类行为受环境影响这一要点。他们通过设想人类可以某种方式驾驭外界来取代条件反射的原因一影响概念。另外，在他们的尝试中，总避免强迫控制，抵制任何形式的控制，这就造成他们忽视了注重正强化的益处。
在斯金纳的观点中，社会的主要角色是要建立周密的，系统化的，可使欲望行为达到最大程序的强化。既然人类是可塑的，行为工程学就是核心。环境控制有必要帮助有个人和社会优势的行为形成（例如平和、合作、体谅的行为），应该创立一项计划来形成和保持这些行为。另外，倾向于产生不良问题行为的技术应废除，例如，惩罚和强迫控制一般应予以避免。
罗杰斯把社会总体看作限定而静止的。人类生就要生息繁衍，无论作为个体或作为社会的存在。但父母、老师、雇主和其他人却依靠给他们强加价值观和强迫服从来混乱本能。如果罗杰斯的观点获胜，社会机构（家庭、学校、政府、工作地点）就变成了过程而非静止不动的建筑。在他的观点中，人类实现的潜力巨大，我们不知道将来潜力发展后人类会是什么样。因此，社会应给予在生活方式和创造出路之间作选择的实验以自由空间。另外，重要的是，社会应允许失败出现而不加责难。人类在进行着“变与不变”的斗争，而社会应保持其适应性，并避免责难不同的尝试以求实践的完成。
第五章 比较、对比、批评和结束评语 人类行为研究理论
弗洛伊德偏爱以归纳方式去处理理论发展。他把不同的评论联在一起从而形成一般概念（这要强于通过设想一个具体方案而建立一个复杂理论）。随着他继续诊视病人，探究他本身的下意识，研究文学和评论社会事件，这些概念也会更改并改善。他并不熟悉实验，也不收集大量数据。相反，他的数据是质量上的，附属于说明的。他集中精力对于个别治疗病历进行深入研究，试图通过注意那些观点的协调与否来鉴定他的观点。
弗洛伊德主张将概念定义开放化，建议一旦观测到新的信息，定义也应随之改变。这种态度也反映在他多年研究的精神分析理论发展的著作中。（实际上，没有注意到弗洛伊德在不同的时间对概念赋予不同意义倾向的读者，很可能会错误的理解弗洛伊德心理学。）
然而，弗洛伊德不会轻易或迅速改变他的观念。某一观点一旦形成之后，他一般不愿放弃它，并且并不总是遵照自己关于开放化的建议。无论如何，心理分析理论的历史表明，在漫长的累积中，他作了重要的改变。
斯金纳强调以实验性的方法去获取行为信息。他主张在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对机能关系的精确判断（或者通俗地说，原因一结果关系）。自变量是可以用系统的变化去研究它对具体行为的影响的因素，后者被称为因变量。例如，强化时间长度会变化（这是自变量），为了研究这些变化对于鸽子啄食行为的影响（一种因变量）。对于人类，因变量可能是工作或学习成绩的行为。
简言之，斯金纳觉得最重要的是研究可观察的影响行为的因素。实验性的环境可以提供出小心操纵不同因素和精确测出结果性行为的方法。
斯金纳箱提供了一种可客观研究低等动物行为的方法，而研究的结果形成的基本概念可以在人类水平上检测。准确的控制和测量方法同样适用于人类行为的研究。举例来说，如果研究强化的变化效果，可以首先收集基本资料。基本资料可以对变化之前的行为频率和变化之后的行为频率进行比较。
根据“理论”一词的通常含义，斯金纳并不具有理论。他否定抽象概念和正式假想试验的作用。他相信研究在无理论的情况下仍在有效进行。事实上，他觉得理论可以从找出原因的基本目的分离出来。因为他们可能错误的代表了基本事实，得出高于事实的错觉，结果只能是无效方法的持续作用。总的来说，斯金纳认为理论试验是一种浪费时间的事，心理学家应专心于收集资料并将资料和可观察的变化联系起来。他认为如果“理论”指的是收集分析的资料的正式化表述，这一概念才有用。换句话说，斯金纳承认需要将重大研究结果以有意义的方法联系起来——旦得到研究结果，这个说明性的手段区别于利用一种相对抽象的理论来形成假设并进行检验，这种被心理研究者采用的普遍的实践方法却使斯金纳皱眉头。
像弗洛伊德一样，斯金纳专心于独立病历的研究，虽然这些病历中，老鼠或鸽子的试验情况比人类治疗情况多（最近，其他行为学家也针对人类行为在不同情况下的表现作了大量研究）。斯金纳相信行为科学应该可以精确控制有机组织的行为，并不满足于“一般来说”的说法。对于使独立有机组织行为发生具体变化的环境因素，他做了细致的分析，并运用这种方法发展了准确的行为概念。
虽然弗洛伊德的研究包括了个体的广泛研究，他并不相信确切说明行为是可能的。弗洛伊德的处理方法不期望将心理学作为一门确切科学，也就说是，弗洛伊德的数据是质量上的，而斯金纳的是数量上的。
罗杰斯指出客观的、量化的方法对于人类行为的研究（如斯金纳所使用的方法）是获得知识的重要手段。然而，他也很强调主观的知识（了解自己）和通情的或人际之间的、现象学的知识（了解他人的主观状态）。他认为使用所有这些途径都是必要的——客观的、主观的、通情的。罗杰斯在对研究人类的方法的推荐上是包含的，而不是排斥的，他认为一个好的行为科学取决于将这三种研究方法整合起来。对于他来说，没有绝对肯定的通向“真正的”科学知识的途径，应该以整合的方式来使用不同的方法以达到对人类行为完整的了解。这与斯金纳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斯金纳认为只有一个科学，只有一种基于客观性的研究方法。（他在1962年与罗杰斯的对话中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虽然罗杰斯强调所有三种研究方法都很重要，但他认为最基本的是主观了解。他感到科学总是开始于内部参考框架；这就是说，内部主观体验为明确表明的假设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材料。他相信即使敬畏客观和量化科学手段的严格的行为主义者，也是从感觉和预感开始（内部主观体验），逐步开始某一方向的研究。罗杰斯认为创造性的内部假设来自于个体的体验，然后这些假设又通过进一步的体验得到检验，最后达到正式表达的概念阶段，可以被客观的科学方法所检验。
罗杰斯指出，即使假设得到了客观检验，客观证据也应符合主观体验；符合不好的证据比符合好的证据会受到更严格的评价。他举对超感官感知的研究为倒（见万安的《行为主义和现象学》一书中罗杰斯的文章，1964，P.114）。虽然有证据证明超感官感知的存在，许多心理学家都强烈地排斥这一现象，因为它不符合他们的主观期望。总而言之，罗杰斯认为主观性和客观性都是科学步骤的一个方面，这一事实必须引起注意。
根据罗杰斯的观点，弗洛伊德在他对无意识和非理性本质的观念中卷入太深，激进行为主义者太注意把人作为物体进行研究。罗杰斯则建议把人看作更有意识和更理智的动物，努力去了解他们的主观体验。罗杰斯使用研究数据支持他对于人类行为的某些观点，但他并未将这些数据看作具有特别的科学价值。他相信有一种称为“整体的人”，他看到用各种手段去了解个体的价值。
罗杰斯常常表明，自己认为心理学家大多都太严格地遵守传统和窒息的研究方法和统计设计的现点。(见《美国心理学会追踪》，1985年5月，P.16。要得到更详细的描述，见《朝向更人性化的人的科学》，《人文主义心理学杂志》，25，1985，7-24。这篇文章还载于科斯根堡和亨德松的《卡尔·罗杰斯文选》一书。)他们不应该总是对使用某种方法和设计那样关心，而是应该保证他们自己(1)有足够的信息，有敞开的思维；(2)可以“进入内部竹——即能够进入被试体验的内部世界，同时保持客观性；(3)能够避免不成熟的或主观的结论；(4)能够以清晰的、组织很好的方式介绍研究发现。
第五章 比较、对比、批评和结束评语 对一个重要社会问题的看法——破坏性的攻击
弗洛伊德非常关心我们的破坏倾向。他认为这一倾向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是死亡本能的产物。例如，在1932年写给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表达了他关心战争的原因是侵犯冲动，它永远不会被完全消灭的观点。然而，他建议通过在人们之间建立情感联系（例如，共同的兴趣会引起人们之间的认同，或一种“社区的情感”）和通过加强人们的有意识的理智和控制功能，侵犯冲动可以被部分地控制。另外，弗洛伊德理论认为，侵犯冲动有时可以被转向为社会建设性的活动（即可以被升华），某些对攻击的阻挠（如道德价值），在社会化过程中可以得到发展。尽管这些可能的控制天生攻击倾向的手段存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似乎对文明有效对付攻击问题总的来说是悲观的。
斯金纳认为在某种类型的攻击反应中（例如，当身体受到攻击时打或咬）也许有先天的成分，这是进化历史中这些反应对物种生存贡献的结果。然而，他对有害的、破坏性的行为的解释主要放在影响个体的环境因素上，如过去和现在的强化机制。例如，如果攻击行为可以“带来你所想要的”结果，你就可能重复这类行为。
根据斯金纳的思想，如果世界可以被变为不给破坏性的攻击行为以报酬，这种行为的频率就会大大减少。“报酬”可能是拿开反感东西，如来自另一个人的威胁，或得到某种积极的东西。前者是负强化，后者是正强化。减少有害的攻击行为，需要改变对这种行为进行负的和正的强化的条件。
罗杰斯的理论指出，伤害性和不合理的攻击行为往往被那些没有完全机能的人所表现出来。有完全机能的人（指那些更多触及内心经历和透视周围世界的人）不太希望有破坏性的敌对行为，这类个体是期望有和谐人际关系的社会产物，如果他们有攻击行为，很可能在现实中是合适的——即合理和合适的。
罗杰斯强调人类具有理性化和对环境作出适当反应的能力。如果适当环境存在，这种能力也会自然发展（例如，我们可以接受无条件的积极尊重）。因此，罗杰斯针对人类破坏性所提供的解决方法就是创造一种环境可以使人类基本潜能得以释放。（当提到破坏性的攻击行为的问题时，弗洛伊德和罗杰斯对人类本性理论的分歧也反映出来。）
第五章 比较、对比、批评和结束评语 罗杰斯和斯金纳在控制人类行为理论上的分歧
在1956年11月30日，一篇名为《控制人类行为若干问题》的文章发表在《科学论题》上。这材料来自于一年一度的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专题讨论会上。其间，罗杰斯和斯金纳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我们简短地考虑一下其中的区别。
斯金纳强调人类行为受到控制。他相信这是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据他讲，人类总在控制和受控，对行为科学试验性的分析可以提供能阐述控制过程的资料。也可以改善例如个人控制、教育和政府等的人类功能领域。斯金纳认为以一种传统方式看待行为将会把责任归咎于个体而非环境因素，也阻碍人类环境的改善。他主张运用科学的客观、从实验中得来的技术为指导（例如正确强化的运用）来发展更多的对社会有益的行为。
对斯金纳的建议，罗杰斯主要的保留问题是哪种目的或价值应该指引控制的作用。另外，他觉得斯金纳对权力问题和一些问题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举例说，谁将被控制，谁将控制别人，哪种控制可以派上用场。
罗杰斯和斯金纳都同意行为科学在预测和控制行为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在如何运用知识继续前进和科学的局限性的观点上，他们有着很大的分歧。罗杰斯相信有一些脱离科学努力的主观标准选择，他提出有必要主观建立科学目标，这些目标将指引科学家和运用科学研究结果的人。对于罗杰斯，这些主观标准的判断作用不能取消，标准一旦被认定，他们就可以通过决定要调查的问题，要使用的方法，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和适用度等，来指引科学的追求。科学本身并不能决定自己的进程，这项任务依赖于做选择和决断的人。另外，他争辩说，那种主观判断必须在行为控制的决定性和合理性范围内做出。
作为反应，斯金纳不同意主观内心的选择必须与科学联系起来。争论沿着他熟悉的推理进行，斯金纳提出目的和标准的选择不可能发生在忽略外界环境状况的领域内。他警告说，强调人类主观的重要性将使我们离开聪明地运用科学发现来改善我们的世界的目的。下面是斯金纳的主要论点。
1．对行为的客观科学研究可以也应该适用于纠正社会弊病和个人行为问题；
2．对控制行为的尝试应可看出影响，对不会促进文化生存的尝试也可有所变化：
3．提高主观标准选择只是通过转移对外界环境的作用的重视来掩盖问题。
在专题讨论会上的论题那时并未解决，现在仍是待议。罗杰斯一贯为个体情感、思维和其他内心经历的重要性提供理由。对他来说，这些经历极有影响力，科学研究应包括它们。客观的科学方法也有作用，但它们应基本被认为是帮助个体成长与形成的途径。他觉得人类发展是个易变过程，如果可获得丰富的现实机会，最后的状况是不可预料的。因此，科学研究的概念也应是个持续变化的过程来迎合新出现的人类需要。
另一方面，斯金纳相信行为的客观科学研究应放在第一位，它可提供使人类生存状况达到最大限度的数据。他指出，无论喜不喜欢，外部因素约束个体并决定其行为。在他的观点中，处理这一事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多的研究我们控制和自控的不同方法。对行为的实验分析可提供这些资料。如果我们接受控制的事实，并尽可能多的得到科学资料，我们就可以明智的订计划了。环境可以用最好的方法建造并产生“健康、快乐、安全、有用和有创造力的人”（这些是斯金纳的预计结果，当然要在他的行为处理有效果的前提下）。
在1962年6月11-12日，另一个罗杰斯和斯金纳之间的会见在德卢斯的明尼苏达大学进行。其间，他们进行了更多广泛而直接的对话。《就教育和人类行为控制的对话》的记录稿一直未出版，直到它出现在1989年卡尔·罗杰斯《对话》一书中，只是在 第四章内提到（P.79-152）。
这次会见中作出的论点与以往的极为相似。无论如何，他们阐明的话语和附加的评论值得我们重现（请认识到可以通过读完全部记录稿欣赏到丰富的细节和对话的情趣）。
罗杰斯表示“有一股清新的风吹遍世界”(P．82)，以此开始了对话，引来对人类经历的主观方面的重视并把个体选择和自由放在更明显的位置。自我了解、个人选择和责任以及自我形成已作为人类成长的重要标志出现。他提出这些概念对行为主义者并无意义，它揭示了他们的研究和行为主义的区别。
斯金纳以承认罗杰斯评论的说服力为开头，但他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即关于人类行为的最有价值的假设是指出人类行为是受控制的。他更明确地指出，这不表示某种控制形式必须百分之百地有效。例如，高效的薪金系统并不能保证一个工人每天都去上班。其他易变的、超出薪金体系之外的因素也影响到对人类行为的控制。斯金纳继续强调，虽然我们的行为受到基因和环境的完全控制，但我们却仍然可以改造自然世界和社会。（他似乎提出，我们被限定的行为改造着环境，环境又对行为产生影响等等。这种不间断的过程正是在改变自然和文明状况和自身行为中产生。）有一点，他与罗杰斯不谋而合，就是随着文化发展，资源和个体潜在性都会被释放。但他不同意这种释放源于个体的内心受控或自由。而是由于文明的进程远离对抗性控制而向适当强化靠近。罗杰斯站在主观体验的立场上努力将斯金纳拉出来，并怀疑按照斯金纳严密的科学说明，这种人是否存在。斯金纳则回答说，个体不会消灭是因为人类行为受制于基因和环境变化这一设想，每个人无疑是基因和环境因素的唯一混合物。这一事实给了他自己独立性的感觉。“个体唯一性无可置疑它在未来文化进程中的重要性也同样可信。”(P．94)
罗杰斯再次说明斯金纳并未指出内心主观影响的重要性，这是不充分、不完全的，“就好比画了一幅无意义的人的图片”(P.96-97)，斯金纳回复说这正是他们继续有分歧的关键点。对他来说，有充分的证据可证明，外界影响才是看上去是内在驱动行为的根源。（在这一点上，斯金纳举了几个例子支持他的论点。包括一个花了大量时间阅读的人，这种对文学的兴趣是由于内在素质呢，还是特定强化呢？斯金纳认为是后者。）罗杰斯承认在了解行为的外界原因有了一定进步，但主观生活确有重大意义，不容忽视。
一场有关教学的主观性作用的讨论接踵而至，罗杰斯更强调学生自身兴趣、价值和学习进程的决定。在他看来，教育并不单纯是简单的规范行为。斯金纳同意学生们应有学习欲望，但他不同意这种欲望是与生俱来的，它一定是源于学生过去的外界因素（例如，对学习的材料有过的接触），而且这种欲望可以被教会。罗杰斯认为，他和斯金纳的分歧就归因子两人不同的经历；他指出，自己有学习人类进程的机会，而斯金纳却缺少类似机会，整日与老鼠和鸽子打交道。
罗杰斯和斯金纳继续针对内心经历作用叙述各自不同的观点。罗杰斯的论点是我们基本上是有情感的主观的人，为我们生活中更加客观的方面提供自己的想法，而斯金纳则坚持主观经验并不决定行为。
在对话的第二天，斯金纳以指出先前内心经历的主要问题和它对人类的作用为开始。他继续考察出在教学中三个方面被错误地认为是首要的：(1)传授知识；(2)教会思考；(3)个人特色。他提出教授知识实际上包括教授口头行为，如某一主题教得过深，学生可以做出许多有关该主题的口头反应（斯金纳暗示着把口头行为仅当成是先前非口头认知活动的象征是错误的）。在教会思考方面，他批评了一些做法，如学生的潜能一定要挖掘出来，学生一定要发现一些事来提示思考能力（他相信良好的教学应包括以
适当强化、复杂反应来使学生行为定型）。涉及到教授个人的特色，斯金纳表示伦理道道可以也应该被教授，并以一种系统化的方式进行。同时，我们不应认为个性特征如勇敢存在于个体内部，我们应塑造这些可取的行为，使更多的人表现出勇敢。
对于斯金纳的长篇大论，罗杰斯回答说这使他感到自己也想做一次讲演。他继续说明自己关于文化的设计——一个重视主观经验的设计，“文化将使人类素质达到极限，一个为人类而非鸽子的文化”。在这一文化中，父母老师和其他人将正确估价个体自身经历的深层理解。（罗杰斯指出他发现这些条件对于心理治疗可以起促进作用。）这些条件提高了个人选择的能力，自我引导、自信、独立适应性、自觉性和创造力。谈到教学，罗杰斯说，这些条件将提供一个自我学习的环境，在其中，学生可以运用现代化资源达到自我选择的目的。重视个体选择和自我决定，“将会产生一个开放的、变化的社会”。
对话逐渐转移到针对有计划控制行为的强化效果的讨论上。罗杰斯认为如果人们意识到强化的作用，强化就会失去效果。斯金纳的回答是否定的，指出即使他知道自己的行为受金钱的强化，他也会继续工作谋生。
罗杰斯又举出一个有关计划控制人类行为的论题（他提到斯金纳的《沃尔登第二》一书，书中描绘了一个据行为科学概念虚构的群体）：人们被某个景物后的人制定的计划秘密地控制，难道真有那种虚幻缥缈的东西吗？斯金纳的长篇回答包括，当规划一个社区时必须以设计开头。（他似乎暗示罗杰斯对虚幻物质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变化必须由某人制定。）同时他指出全部环境控制对儿童的重要性，自我约束和控制大有发展趋势。当这些行为发展了，就可减少对外界控制的需要。（术语自我约束和控制并不是指来自人本身的约束和控制，而是被限制的行为和其他行为修饰的结果。）另外，斯金纳强调计划应以实验为基础，这样设计也可以检验和改变。
在这一点上，罗杰斯暗示自己和斯金纳在人类潜力尚未被触及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如何实现它才是分歧所在。他回到自己的中心议题，指出“我不能相信任何对人类的研究排除了主观因素后仍是科学”。斯金纳重申他承认内心活动的存在和生活中感情的重要性，但他仍然质问它们是否有决定作用。
随着斯金纳的评价，罗杰斯提出暂停，其后两人回答观众提问。他们的回答扩大了各自先前的评论，也带来了论点的不同方面。最后，两人都作了总结陈述。（所有资料都值得一读。）罗杰斯和斯金纳在继他们1961年的对话后，又坚持工作了20年。他们关于内心经验的基本设想仍然存在分歧。罗杰斯继续强调主观对决定行为的作用，相信我们必须联系基本情感以求充分起作用。斯金纳继续强调环境对决定行为的作用，相信主观经验没有决定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同时代的心理学家似乎并不关心罗杰斯和斯金纳关于主观的争辩。目前，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说法，即认知状态（设计、思维、期望、信念等）影响行为。许多理论家、研究者及开拓者都对这一论点作出贡献。这对“认知心理学”的强大趋势极有影响力（见本章后记）。这一倾向相比较于罗杰斯的研究有不同的侧重点，然而，它符合罗杰斯理论即内心主观状态影响行为，而不符合斯金纳的内心状态是结果而非原因的说法。斯金纳相信认知心理代表了错误的倾向，因为它强调行为根源是人而非环境。
今天心理学界认知观点的存在并不证明罗杰斯和斯金纳讨论的主观论题不合适。首先不是所有的心理学家都是认知心理学家，部分定位在人文主义或激进行为主义，他们维护着罗杰斯和斯金纳论点的存在。人文主义倾向相信认知心理，忽视基本人类感情和经历对自我构想和现实化的影响，而激进行为主义倾向则挑剔认知心理的设想，即影响人类行为的重要变化可存在于人本身。第二，不管认知心理学家是否考虑斯金纳针对行为内心决定源设想的挑战，挑战仍然存在。换句话说，主观或精神状态引起行为的论题并未充分解决。第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更多地考虑生活中主观的作用，因为罗杰斯和斯金纳都阐明了立场并作了相反的构想和生动的说明。
第五章 比较、对比、批评和结束评语 批评
评论将以我们已讨论过的三类观点为标准。每个观点的追随者当然会倾向于对其余两个作出某种否定的估价。而且，没有特殊既定注意力的局外人也评论了不同论点。虽然偶尔一些人会为全盘否定而争论，但这种争论似乎有些草率。目前，每一理论都有借鉴之处，无论如何都是复杂的人类行为概念不断发展的结果。接下来是对每个学者的评论。我力求避免过于专业而只是作一般类型的评论。
对弗洛伊德的批评
弗洛伊德并不担心他专业术语和概念中的经验主义特性。因此，他的理论很难得到证实。举例说，怎么能把死亡本能的企图放到合理精确的实验中。它只能从口头说明或行为中推论出来，但这些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例如自杀或破坏性侵犯行为可以被不同方法解释为与死亡本能无关。模糊概念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很普遍，俄狄普斯情结、固结、焦虑等。这些概念很刺激，但它们极难进行研究（就是说它们缺少必要的具体特性为客观科学研究提供方法）。
弗洛伊德将他自己行为中的信息、来自病人的以及周围世界中的信息联络在一起，建立起他的许多观点。他的观察准确吗？他是否具有足够的客观以避免自己的偏见？他的解释正确吗？可以而且应该对这些问题提出疑问。在缺少更可靠、更客观的证据的如，性行为频繁的人是在发泄本能冲动，并没表现出过多性行为的人就受到压抑，表现出有节制性欲的人是想出了一种在性冲动和道德压抑之间的折衷办法。不论究竟是什么，弗洛伊德理论是为说明而准备的。一个问题出现了，要决定哪种行为最像一系列情况下的结果，光有解释是不够的。强有力的理论应可以说明什么时候和为什么一种特例会出现。精神分析学家使用一般方法来做解释，而这往往是一种令人迷惑的方法。
弗洛伊德把人性作为一个完全受本能驱使的能量系统也是可探究的。把所有的人类行为归结于性欲和攻击性的驱使似乎令人怀疑。这种降压行为理论（指所有行为都是来自于减轻内心压力的需要），与有关人类和低等动物寻求刺激的研究相矛盾。即使是对玩耍中的儿童的随意观察，也能产生有关好奇心是普遍的，追求新鲜感是自然的观点。这些研究和观察的数据并不能从弗洛伊德的论点得到解释，他的观点强调人类要努力获得一种无压力的状态。
最后，那些接纳弗洛伊德论点的人倾向于忽略环境因素作为不同障碍的贡献者的作用。这一现象被行为学家或其他人频繁地记录。对强化，对维持行为的作用的忽视，或是社会状况的作用，例如歧视、搅乱家庭关系、工作压力等都会导致对患者非适当治疗的结果。
对斯金纳的批评
斯金纳经常强调搜集客观科学数据的重要性以及设想要基于这样的证据的重要性。而有数次斯金纳自己也超越试验研究而作了更大空间的设想。在《超越自由与尊严》一书中，他被指出这样做了，他就行为的社会标准做出假想和建议。这些努力应该吗？在动物和人类研究的基础之上，强调独立有机体的行为（主要是在高度管制的情况下），他能否正确地解决巨大领域内的问题，例如整个社会的运转？斯金纳的推理是否太胆大妄为了？他确实揭示了某种行为的基本概念，并有许多数据的支持，这些已证明被广泛应用于心理治疗机构、教育方针、商业及工业等。但它们是否真能有效地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当时此类问题并未得到充分回答。也许斯金纳的行为概念确实适用于整个人类活动范围，但不是许多人愿意接受他的设想。
虽然斯金纳坚决主张社会应该采取科学手段进行运作，利用行为化的技术解决问题，但他并不能确定这个广泛的社会变化怎样出现。谁将运用能量建立某种强化节制，谁会决定哪种行为应被强化。他关心这些问题，但运用这样的方法，答案有时显得哲学性比实践性强。他不能使那些对基于正确强化的社会变化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的人满意。也许他给予的最好的回答是：那些居于施加影响位置的人，老师、父母、监督员、政府官员等，是运用行为技术的人。可这些又怎么能出现在社会大范围内。如果涉及到整个社会哪种具体行为要受强化是更困难的问题。
斯金纳还受到人文主义心理学家的批评，有人说他的观点直接或间接地鼓励医生把人当物体一样加以操纵。很容易看出他强调行为控制是多么不人道的。他的辩护者则表明，他提供了有效的技术可使个体运用它来改变自身行为，而且，也允许一定程度的反控制，就是说，施控者会受到控制。斯金纳也许未充分表明运用他的行为概念与误用的界限。
另一个棘手问题是，如果我们全被环境所控制，我们没有选择的自由，又怎么能“决定”跟随他的建议并使其纲领发生效用？依据斯金纳的说法，根本没有选择自由，所以，似乎他提出让我们接受其建议是不合理的。他当时回答了类似问题，但似乎并未使人满意（《关于行为主义》一书P.246-248）。人们觉得他似乎是在要求我们做一些显然违反他的理论的事。为了解除疑虑，对基本行为主义的彻底理解还是必要的。基本想法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受控于环境。无论是处于建议接受行为位置上的人，还是已接受了建议的人，都已相信了上述观点。“接受”并不是可自由选择的产物，如果谁接受了斯金纳式心理学，只是因为他的强化历史和现存状况。（例如，如果下列提议已在过去被强化，读者可能会跟随斯金纳的观点。以斯金纳看，他们会热衷于“控制行为”。）许多斯金纳评论家难以理解此类基于他对人类行为的完全决定论观点的解释。
还有一个难题存留着，如果我们（包括斯金纳本人）受控于周围事件，为何单单他一个人能发现观察人类行为的正确方法？他怎能确定他的理论受环境左右以至更具实效？把理论付诸实验提供了一种有效答案，但并不能解决对人类行为的争论。
难能可贵的是，斯金纳的理论确实有效地应用于不同的治疗、教育、商业和工业领域。无论如何，当这些领域被小心管理时仍有一些缺陷。行为工程学经常带来一些惊人的结果，却并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有效。这些缺少成绩的结果怎么说明白？就算心理或神经质行为得到治疗，但并不是完全恢复正常，而这个阶段就被忽视。如果一个孩子学得比通常多，仍不能掌握主题，什么地方错了？此类情况中未达到预期成功，可解释为疏忽了人的部分或负责行为工程大纲的人，就是说，某种重要环境因素被充分控制。可能，还有更多的行为还未被行为学家发觉，也许另外的复杂原则在起作用。答案期待着更广泛而细致的研究。
评论家们也指出斯金纳关于新异行为解释的缺陷，例如独一无二的口头表达，独创的问题解决方法和美感修养。实际上他的解释有些牵强附会。无论如何，可选择的解释是否更好有待质问。斯金纳承认不期望极端行为主义对所有复杂行为都可提供具体充分的解释。
关于他的情感、思维等内心活动不影响行为者的理论的极端的非传统性理论也存在着强烈异议。弗洛伊德和罗杰斯失误在对环境影响注意太少，而斯金纳则失误在对环境影响注意过多。
斯金纳的理论中其他方面也受到批评，他在没有熟悉研究数据的情况下，有解除可选择性心理理论的趋势（例如认知心理学）。他没有鼓励把他自己所做实验的数据与其他行为分析家在心理学中做的其他重要实验的数据结合起来，他断言行为基本上可以由个体的强化历史所解释，即使这一历史永不会被完全了解（换句话说，没有可以证明或否认他断言的方法）。(罗伯特.W.普罗可特和丹尼尔.J．威克斯在《B.F.斯金纳和行为分析的目标》(NewYork:Springer-Verlag,1990)一书中扩展了这些和其他对斯金纳方法的批评。该书对斯金纳和其他行为分析家相当严历，认为他们是教条的，没有为他们的概念提供足够的科学证据。作者表达的某些观点十分有争议。由一些著名学者对斯金纳的贡献所做的深入评价见《B.F.斯金纳：一致有争议》(NewYork:Fallncr．1987)一书，由苏寒和寒利娅·毛吉约编辑。这本书讨论非常复杂的问题，只有掌握了足够的背景知识才能够充分理解。)
对罗杰斯的批评
罗杰斯被指责为接受患者所说的价值观来实践天真的现象学。大量心理学依据表明对于一个人来说，理解和充分表达“真实的”感情思想是很难的。即使罗杰斯仔细聆听患者口述以求了解他们的内心感受，但他仍未发现人类基本功能。既然患者口述是罗杰斯理论尝试的主要数据来源，对这些数据的可信度和确实性提出疑问就显得重要了。只是简单地倾听，又怎么可能获得全面的令人满意的个体状况。而且，还有可能听者本身就有成见。罗杰斯对其患者行为的观察，其客观性又达到什么程度呢？
必须承认罗杰斯意识到现象学的问题，他采纳并运用了其他手段（如Q选择法）来检验和支持自己的理论。事实上，在他试图聆听患者口述时，受到了临床经验的强大影响。他们有没有显现“真我”，即人类经历中最重要的方面？有一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即在他们的叙述中，有意识无意识曲解了真实情况。（这种曲解也影响Q选择法和其他测试手段。）
罗杰斯另一受指责的行为是有关人类本性理论的。如果人性本善，为什么他们会做出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也许罗杰斯的理论过分强调好的方面。如果有人在恶劣的环境和有条件尊重下成长，就很容易变坏。但是他如何偏离轨道以致代为相传地培养出非充分功能的个体？
而且，一个在爱心和自由下长大的孩子变成一个自私、总不能适应环境的成人，对此又如何解释呢？（罗杰斯可能会说非条件积极尊重在此情况中只是很明显而并不真实。）另一方面，一个在严格伦理道德下成长的孩子，却长成一个相对适应性强的社会化的成人，这又如何解释呢？当然，我们并不期望人类行为理论在心理学历史中十分完美，任何现存理论的规定都有例外，无论如何，对这些问题加以重视可以帮助我们加强对不同理论的确实性的正确认识。
罗杰斯假定有一个内部的机械装置，如果我们与其和谐，就能为我们做出一生的正确抉择。这种有机体价值过程期望能引导我们做出高明决定和行为。但有什么证据表明这种内部装置确实存在，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呢？也许更重要的问题是：
怎样把有机体价值过程的操纵与文化价值的影响分离开。很明显我们一开始就有障碍。这些专门知识能和内心进程分开吗？“学到的”和“天生的”的界限（如果有的话）在哪里呢？
心理分析学家批评罗杰斯忽视无意识过程。他当然提到过非充分象征性经历（经历的人并非完全清醒），但他的观点是如果非条件性积极尊重、通情和坦诚存在，个体可以逐步意识到这些经历。心理分析学家否定了这种情况，指出分析说明和情感迁移对理解无意识行为很必要。而且，心理分析显示某一部分个性将永远滞留在无意识水平。
激进行为学家将罗杰斯的理论看作基于对无控制情况的观察。换句话说，他们相信他所主张的许多是非条件积极尊重的结果，实际上是不特定的强化的结果。对于斯金纳，给某人自由空间，任其为之，这种事情是不存在的，强化总在进行。因此，按照斯金纳和其见解，罗杰斯是在愚弄自己，认为他的患者在治疗中有选择自由。如果以患者为中心的治疗家并未积极运用强化物，患者的行为就会受到其他强化的影响，如那些治疗环境之外的影响。
可能以来访者为中心的治疗者是通过不自重的、微妙的强化使患者行为有变化（例如，当患者叙述关键的事时就点头或改变面部表情，当患者未涉及关键，则显得被动得多）。患者的行为变化会引起别人对他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同反应。（即不同强化在进行。）这种过程，长久下去会造成重大改变，来访者为中心的治疗．家将其归因为非条件积极尊重、通情和坦诚。
就算不是激进行为学家，也会批评罗杰斯的建议，即心理分析学者可不必施加影响，就赋予患者内心感受的可动性。治疗权威真的会减少到无关重要的程度吗，或是这种重要性存在于治疗家和患者的关系中？如果它存在，即使是间接的患者的决定和行为，都不会是真正的自我引导或自由选择。
像弗洛伊德的许多想法一样，罗杰斯的某些设想也空泛且模糊。例如，“有机体经历”包括的内容如此多使其接近于无意义，专业术语“自我构想”和“功能完备”涵括性过大，几乎不能理解。也许一些具体的副标题会有帮助。有时，罗杰斯承认自己不能准确地说明其设想，并且没有有效研究证明。可能在这些方面，他接触的是唯一与他达到共识的读者。持怀疑态度者不能充分准确的理解罗杰斯的说明。换句话说，要首先相信他的理论才会理解它。
罗杰斯的事业局限于大学校园中，“被许多热情向上的大学生和一群有高度动机和创造力的同事和研究生包围着”(Thorne，1992)。难道他对人类能力非常积极的观点不是受这些环境所影响？应特别提到，他的经验并未局限于这些环境。在他的事业的早期，在纽约和罗斯特的二十年是效力于贫穷和受虐待的孩子。恐怕评论家会建议罗杰斯，如果他在余下的时间里花更多的时间效力于处于不良环境中的有缺陷的成年人，那么人性和潜能理论许会有不同的发展。(我们都有受环境所影响的观点——这一环境包括我们遇到的人和情景。在评价心理学理论的推广性时就要对这一事实给以注意。弗洛伊德和罗杰斯是在与特殊的群体和情景打交道时建立起他们的理论的，他们的理论在什么程度上可以应用于这些范围之外很难确定。斯金纳从对鸽子和老鼠的研究中得到他的理论，然后把理论应用于人类。在他的方法中推广的基本问题是这些理论是否能应用于人类。如果可以，它们就应该适用于所有的人；没有理由认为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像老鼠和鸽子。关于他的理论能否有效运用于社会的管理的问题，他认为是可以的，在另一方面引起了推广的疑问。)
最后，前面对弗洛伊德对内部心理的重视的批注也适用于罗杰斯对主观体验的重视。如果把注意力主要置于个体的内部体验，就可能会忽视重要的环境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