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让系统接受审判：领导层的共谋
在弗雷德里克中士的审判辩论终结时，军事检察官梅杰·迈克尔·霍利曾做了一番爱国主义的激昂陈词，有助我们接下来分析监禁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古巴军事监狱中的“非法武装分子”及被拘留者运用酷刑的现象，他是这么说的：
庭上，我想提醒您，敌人也和我们一样依靠士气战斗，而这个事件将让我们的敌人士气大振，不管是在现在还是以后。我也希望您能想想以后可能会投降的敌人。我们希望他们是受到美国陆军的战斗力震吓而屈服，但如果一个囚犯——不是囚犯就是敌人，认为投降就会受到屈辱和不堪对待，那他为什么不战斗到最后一口气？而我们得祈祷他不会在战斗中夺走我们军人的性命，这些命原本是不该丢的。（被告宪兵的）这类行为会造成长期影响，最终会影响到我们的军人子弟、陆海空军，他们可能以后会成为俘虏，而他们的待遇，我想我就说到这里了。
这位检察官继续指出在“阿布格莱布虐囚七嫌”的所有审判中，唯一要紧的事就是军方的荣誉：
最后我要说，庭上，美国陆军的荣誉十分珍贵，同时也十分脆弱。我们对所有军队都抱持神圣的信任感，尤其是对美国陆军，因为我们负有极大的责任以及力量，这力量就是对其他人动用武力。而唯一能让我们和暴民、匪类等不正当使用武力的人有所区别的，就是我们拥有的荣誉感，我们相信我们正在做对的事，我们听命行事而这些事是光荣的，但这种行为（发生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凌虐和酷刑）损害了这份荣誉感。而和其他军队一样，我们也需要一个高道德标准来振作士气。
我在弗雷德里克的审判上的终结辩论因为是即席的，所以没有留下文字记录。在辩论中我提出一些在本章中将发展出的关键主张——情境和系统力量运作导致了虐行的论点，这些主张将提供更完整的视野。自从审判（2004年10月）以来，不断有新证据浮出台面，这些证据清楚表明在阿布格莱布监狱lA层级院区中发生的凌虐与酷刑背后有许多军方指挥官的串谋参与。以下是我的声明内容：
费伊报告和塔古巴报告都指出，如果军方曾经拿出他们投注在审判中的任何一点资源和关注，此事（虐行）就可以避免，阿布格莱布事件就不会发生。但他们对阿布格莱布漠不关心。它的优先性被排在最后，安全性就跟巴格达古文明博物馆一样受到忽视（这座博物馆中的文化珍藏在巴格达“解放后”被洗劫一空，而美军只是袖手旁观）。它们都是“低优先”（军事）项目，而在这些不利的条件环境下，爆发了阿布格莱布事件。所以我认为军方应该受到审判，尤其是弗雷德里克中士的所有上级难辞其咎，他们对所有发生的事都该知情，他们的责任是去避免、阻止，挑战它，却没有做到。他们才是必须接受审判的人。如果说弗雷德里克中士必须负起一定的责任，无论他的判决如何，其严重性都已被整串指挥链需负的责任给减轻了。
在本章中，我们将采取几个不同方向来带领我们揪出躲在阿布格莱布这出大戏幕后扮演关键角色的人，他们是让这出悲剧上演的导演，编剧，舞台指导等核心。这些宪兵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角色，他们是“七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或许他们现在该找的是导演。
我们的任务是去确定，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屏护区的讯问室里的情境外，又存在什么样的系统压力。我们必须指认出在各层级指挥链中扮演角色的特殊人物，他们创造出让这些宪兵人性自我崩坏的条件。当系统力量依时间顺序逐一揭露时，我的角色将从辩护专家变成检察官。我将站在检察官的位置向大家介绍一种新的现代邪恶，即“当权之恶”（administrative evil），在这些虐行中，政治及军事的指挥链正是以当权之恶为基础扮演着串谋者的角色。无论公共或是私立组织都一样，由于组织是在合法、而非伦理的架构下运作，因此在达成其意识形态、总体规划、损益平衡或是获利底线等目的的过程中，其冰冷的理性运作便可能造成人们受苦甚至死亡。而当这样的情况发生时，它们总是拿目的来正当化其效率至上的手段。
阿布格莱布虐囚案中的系统错误
除了阿布格莱布，伊拉克全境、阿富汗和古巴的军事监狱都传出类似的虐行报道，为了回应这些报道，五角大楼至少启动了十二项官方调查行动，而在担任弗雷德里克中士的辩护人的准备过程中，我曾仔细研读其中半数的调查报告。在这个小节中，我将依时间顺序简要概述某些相关的关键报告，并引用原文指出结论中的重点。这么做将让我们对高阶军事人员及政府官员评估这些虐行的原因有个概念。由于除了其中一项之外，所有调查行动都由军方下令并依照特定指令聚焦于加害者，因此大多数调查报告均未指控军方及政治领袖在创造有利虐行条件上扮演的角色。唯一例外的是由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下令执行的施莱辛格报告。
由于这些报告采取俯视方式而非由下往上的视角来看指挥链，观点均受到了局限，也正如人们所预期的，失去了独立性及公正性。但针对我们所欲指控的军方及行政指挥链，它们仍提供了一个起点，我们将补充其他媒体和机构对涉案军人第一手证词的报道，以便让整个因果图像更完整。（关于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及调查报告的完整年表，请参见注释中的网站。）
“赖德报告”：第一个警讯
陆军首席执法专员、宪兵司令唐纳·赖德（Donald Ryder）少将在桑切斯将军令下筹备发表了第一份报告（2003年11月6日）。赖德是在八月时在陆军风纪单位要求下受任领导一个评估团队。这个单位被简称作CJTF-7（Combined Joint Task Force7，第七联合特遣部队），是一个结合陆海空军、海军陆战队及文职人员的多军种任务部队。
这份档案回顾了伊拉克整个监狱系统并提出改善方法。文章结语中，赖德提出结论，他认为确曾发生严重违反人权的事件，而“泛系统”内也普遍存在训练和人力资源不足的事实。他的报告也关切宪兵与军情人员的模糊界限，宪兵的角色只限于看管囚犯，后者的任务才是讯问。这份报告指出军情人员试图招募宪兵加人行列，协助“预备”被拘留者接受讯问。
宪兵与情治人员之间的紧张状态可溯及阿富汗战争，当时宪兵与情治人员共同合作，负责使囚犯“进入适合接受后续访问的状态”，此即瓦解囚犯意志力的委婉说法。赖德建议建立常规以“定义宪兵的角色……将狱卒与军情人员的工作内容清楚区分开来”。他的报告应使所有管理军事监狱系统的负责人有所警觉。
尽管做出有价值的贡献，“赖德削弱了他的警告力道，”根据记者西摩·赫什的说法，“方法是借助他的结论指出情况尚未到达严重地步。尽管某些程序的确出现瑕疵，他却说他发现“没有宪兵人员被有目的地运用在不适当的监狱工作上。”请记得这份报告发表于2003年秋天，早于专业军士乔·达比出面纠举恶行前（2004年1月13日），当时正是lA层级院区发生最穷凶极恶虐行的高峰期。赫什在《纽约客》（New Yorker）上的一篇文章（2004年5月5日）将丑闻公之于世，而对赖德的报告他下了这样的结论，“他的调查报告说好听是个失败，说难听可以说是隐瞒事实。”
“塔古巴报告”：完整详尽、立场强硬
2004年2月，恶名昭彰的照片已在军方高层及犯罪调查单位间流传，桑切斯将军被迫采取比赖德的漂白工作更积极的行动。他指派了安东尼奥·塔古巴少将针对虐囚说法、未被列入记录的囚犯逃脱事件，以及普遍的军纪废弛、无人当责等现象进行更完整的调查。塔古巴的工作成果十分令人赞赏，他在2004年3月发表了一份详尽周延的调查报告。尽管这份报告原本希望维持机密，但因报告内容对废弛职务的军官提出直接指控并含有做证据的“那些照片”，新闻价值太高，最后还是被泄露给媒体（或许还卖了一大笔钱）。
塔古巴报告被泄露给《纽约客》，由赫什撰写的封面故事揭露了这篇报告的主要发现和照片，不过同一批照片在稍早前被泄露给《六十分钟Ⅱ》的制作人，并在2004年4月28日的节目中播出（读者应该会回想起，我就是从这里开始这段旅程）。
塔古巴没有浪费时间驳斥他的将领同僚的报告。他写道（强调部分由我加上）：“不幸的是，许多在（赖德的）评估报告中已呈现出的系统性问题正是这次调查的主要对象。”“事实上，许多受拘留者受虐事件发生于该评估报告进行期间，或是接近该期间。”报告中继续说道，“与赖德少将的报告相反的是，我发现隶属第372宪兵连、第800宪兵旅的人员的确被指示违反监狱设施规定，为军情人员的讯问工作进行‘预备工作’。”他的报告清楚指出陆军情治单位长官、中情局探员、私人包商和其他政府机构人员“主动要求宪兵卫软化证人的身心状态，以便有利于进行证人讯问工作”。
为了支持这个主张，塔古巴引用了数名狱卒的宣示证词，其中提及了军方情治人员和讯问者的串谋角色：
专业军士萨布里纳·哈曼，第372宪兵连，曾在宣示证词中陈述某个虐待事件，事件中一位受拘留者被安置在一个箱子上，手指、脚趾和阴茎都被缠上电线，她说：“我的工作就是要让那个人犯保持清醒。”她说军情人员曾和下士格拉纳交谈。她宣称，“军情人员希望让他们招供。格拉纳和弗雷德里克的工作就是协助军情人员和其他政府机构让人们招供。”
塔古巴也引用来自杰弗·戴维斯中士的证词，他提到他观察到军情人员和其他政府机构对宪兵狱卒的影响：
“我亲眼见到在军情人员控制下的1A院区中发生许多我会质疑其道德正当性的事情。在1A院区里，我们被告知这里对囚·犯待遇的规定和标准操作程序都和别的地方不同。但我从没看过那地方的任何规定或标准操作程序，都是空口说白话毫无根据可言。负责管理1A院区的士兵是格拉纳下士。他说官员代表和军情人员会叫他做些事，但都不是明文规定，他抱怨（原文照引）。”当被问别为何1A跟1B院区的规定跟其他院区不同时，戴维斯中士的陈述是，“其他院区关的都是一般囚犯，只有1A跟1B是由军情人员控制的。”当被问到为何他没有告知他的上级指挥链发生虐行的事，他声称，“因为我认为如果他们做的事跟平常不同或是有不合乎规定的地方，一定会有人出来说话。（不为之恶再次发挥了作用）而且那个院区归军情人员管辖，而看起来军情人员是容许这些虐待行为。”戴维斯中士也声称他曾听到军情人员用迂回的方式暗示狱卒们虐待人犯。当被问到军情人员的谈话内容时，他说：“帮我们让迷人软化下来。”“今晚绝不要让他好过。”“让他吃点苦头。”他声称听到这些话被交代给格拉纳下士和弗霄德里克中士。最后戴维斯中士陈述道（原文照引），“就我所知，军情人员称赞过格拉纳在军情人员支配院区的管理方式。比方他们说，做得好，他们很快就招了，他们有问必答，最后招了不少好情报，还有继续保持下去啊，一类的话。”
第372宪兵连的专业军士杰森·肯内尔（Jason Kennel）向塔古巴做的陈述勾起我们对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回忆，当时狱卒为了惩罚违规行为把囚犯们的床垫、床单、衣服、枕头全部没收走；肯内尔是这么说的：
“我看到他们一丝不挂的，军情人员叫我们把他们的床垫、床单和衣服通通收走。”他记不得是军情人员里面哪个人叫他这么做的，但是他的意见是，“如果他们要我那样做，他们就得给我公文。”而后来他被告知“我们不能做任何让犯人感到尴尬的事”。
于是我们看见，一方面该院区的军情人员和其他政府单位以非官方方式怂恿宪兵虐待受拘留者，另一方面则是虐待情境的现实，两者间不一致的情形持续存在，以上所述不过是其中一例。指挥链一方面开口下达虐待的指令，另一方面却在官方公开声明中强调“我们绝不宽容虐囚行为或任何非人道待遇之行为”。借助这样的方式，他们便有理由在之后假装毫不知情似的推卸责任。
塔古巴报告中特别指出，最高层军方将领在得知这些极端虐行后曾建议进行军法审判，后来却未贯彻执行。由于他们对虐待行为知情在先，他们的不为便强化了一个印象，让人以为虐待囚犯可以不需要付出代价。
沟通不良、教育失败及领导无方是我们犯的错误
塔古巴提出许多例子，在这些例子中，这些军人和陆军后备役宪兵既未受到妥善训练，也未得到足够的资源和信息；然而要胜任阿布格莱市监狱中的狱卒这个困难工作，这些都是必需的。报告中陈述：
在第800宪兵旅和隶属其下的单位中，知识的缺乏、执行力不足，以及对服从基本法治、管理、训导和指挥方面之要求疏于重视，这些现象都普遍存在……而在受拘留者及罪犯收容的处置方面，整个第800宪兵旅的责任区范围内，从不同拘留所、不同院区到不同营区，甚至不同值班时间全都有自己的做法。（加强部分是我为了强调1A院区的日夜班差异而加上。）
报告同时也提及：
阿布格莱布和布卡营拘留监狱的收容人数远超出其上限，而狱卒的人力和资源配置严重不足。这种失衡状态造成各监狱单位生活条件恶劣、逃狱及无人当责。监狱过分拥挤也使得指认和隔离被拘留人口的领导者能力降低，这些人可能组织逃狱行动或在监狱内策动闹事。
塔古巴也提出证据证实曾发生囚犯逃狱、暴动事件，并在报告中描述宪兵和被拘留者间的致命冲突。在每个案例中，报告都会重复提出一个结论：“本调查团队并未收到任何关于这些事件的调查结果、促进因素或改善行动方面的信息。”
塔古巴特别关切宪兵旅明显训练不足的问题，这些军方指挥官已知却未曾改善：
我发现第800宪兵旅并未接受适当的任务训练教他们如何管理阿布格莱布综合监狱内之监狱单位及惩教机构。正如赖德评估报告中发现到的，我也同意在第800宪兵旅人员并未于调动期间受过惩治教育相关训练。由于在调动前和调动后的训练期间，宪兵人员都没有接到精确的任务分配，他们因此无法接受任务特训。
除了人手严重不足之外，被派驻至阿布格莱布的军人生活品质极其恶劣。那里没有餐厅、邮局、理发厅，也没有娱乐交谊中心。有的是一堆迫击炮攻击、零星的步枪和火箭炮攻击，对监狱中的军人和被拘留者生命均构成严重威胁。监狱人口爆满，该旅却无足够资源和人力解决后勤调度问题。最后一点，由于宪兵与该旅过去曾有共事经验，关系十分亲近，因此友情经常优先于位阶上的从属关系。
塔古巴抨击指挥官玩忽职守、经验不足
相较于其他所有针对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的调查报告，塔古巴报告的另一项特色是他在报告中明白点出指挥官无能行使其指挥职权，以及哪些人应当受到某些形式的军事惩处。塔古巴将军明确指出，许多军方领导者的指挥风格根本是个笑柄，称不上什么典范，我们在此将花一些篇幅呈现他这么做的理由。这些领导者原本应该要为无助的宪兵们提供一套可以遵循的规矩和尺度，因此塔古巴这么说：
关于第800宪兵旅人员在阿布格莱布监狱所从事的任务，我发现，负责在2003年11月后接管阿布格莱布前哨作战基地的第205宪兵旅，以及负责管理该基地内部之被拘留者的第800宪兵旅，这两个单位的指挥官之间明显缺乏有效沟通联系并且互有争执不和。两个指挥部之间既没有明确的责任划分、缺乏指挥层级上的互动协调，在运作方面也未能整合。而最低阶人员之间的串联行动也鲜少受到指挥官的监督。
我阅读塔古巴分析报告所得到的心得是，阿布格莱布不仅是上级军官们货真价实的“动物屋”，也包括1A院区的陆军后备役宪兵夜班人员。这里一共有十二名军官和士官曾受到申斥或惩戒，涉及的不当行为包括行为不端、玩忽职守、未行使领导职责和酒精滥用。其中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例子来自利奥·默克（Leo Merck）上尉、第870宪兵连的指挥官，他被指控偷拍自己手下女兵的裸照。第二个例子则是一群玩忽职守的士官，他们不但和下级士兵称兄道弟打成一片，更离谱的是在下车时无端击发M-16步枪，结果造成燃油箱不慎炸毁的意外！
塔古巴建议应解除这十二名军人的指挥职或甚至解职，并在将官人员申诫备忘录上留下记录，他们原本应当是属下一般兵和后备役军人的行为表率，表现却是荒腔走板。
不只军方人员难辞其咎，塔古巴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几位民间讯问人员和通译员曾个别涉人虐囚行为，并且不恰当地要求宪兵们参与他们对lA院区被拘留者的讯问工作。在这些人当中，塔古巴报告点名了以下几名涉案罪嫌：史蒂文·斯泰法诺维兹（Steven Stephanowicz）——美国国防部约聘民间讯问人员、加州分析中心雇员，隶属第205军事情报旅，以及约翰·伊斯雷尔（John lsrael）——美国国防部约聘民间通译、CACI雇员，也隶属于第205军事情报旅。
斯泰法诺维兹被控“许可或同时指使从未受过讯问技巧训练的宪兵们为讯问过程‘创造有利条件’，这是未曾经过授权并且符合（原文照引，应做不符合）行为守则／落实政策。他清楚知道自己所下的指令就是身体虐待。”（强调部分由我加上）这正是弗雷德里克和葛雷那提到过的，一些似乎负责1A院区主要事务的民间人士怂恿他们去做的事，也就是指使他们采取各种必要手段，以便在讯问过程中取得可采取行动的情报。
从塔古巴对史尼德中士告诫中，我们也可见到“不为之恶”的负面示范；塔古巴指出史尼德看见“一位直属其管辖的士兵在他面前用力践踏一名被拘留者光秃秃的手脚，但他没有举发他”。
在我们结束塔古巴报告以便继续探讨其他独立调查报告的调查结果之前，我必须特别提到这个强而有力的结论；一些军官及民间工作人员从不曾因为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而受审，甚至没被起诉，然而在这个结论中却清楚指出他们有罪：
在位于伊拉克的阿布格莱布／BCCF以及布卡营，有几位美国陆军军人犯下令人震惊的罪行，他们的作为严重违反了国际公约。
除此之外，在第800宪兵旅和第205军情旅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上级领导者也未能遵守既有规则、政策及指挥令的要求，尽力避免从2003年8月至次年2月发生在阿布格莱布及布卡营的虐囚事件……
必须特别提到的是，我怀疑陆军上校托马斯·M. 帕帕斯、陆军中校史蒂文·L乔丹（Steven L. Jordan）以及两位民间人士史蒂文·斯泰法诺维兹和约翰·伊斯雷尔必须为阿布格莱布虐囚案负起直接或间接责任，我也强烈建议根据前几段中所做说明立即惩处，并启动第十五号调查程序（Procedure 15 Inquiry）以判定他们的完整过失范围。（强调部分由我加上）
而我必须追加一个信息，没有任何军官因串谋虐囚而被判定有罪。只有卡尔平斯基准将受到申斥并降阶上校——她随后就请辞了。史蒂文·乔丹中校是唯一因此受审的军官，但他在虐囚案中的角色只让他受到了申斥处分。然而关于军方及政府司法不公的例子，最令人难以置信的还是塔古巴少将受到的待遇。由于他的报告详尽周延地搜集记录了关于军官、军方以及民间讯问者的串谋证据，他被告知将永远无法获得升迁。作为一名菲律宾裔的最高阶军事将领，他的廉政品格使他完成一份诚实的报告，而不是按照军方长官的期望去做，这项对他品格的羞辱也迫使他提前自卓越的军旅生涯中退休。
“费伊·琼斯报告”：向上及向外追溯责任
这是由安东尼·琼斯中将协助乔治·费伊少将完成的报告，调查的是第205军事情报旅涉及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的真相。他们同时也调查是否有任何位阶高于该旅指挥官之组织或人员以任何方式涉人虐囚案中。尽管他们的报告仍然将责任归咎个人加害者的标准天性式归因模式——再次以“少数道德堕落的军民”当箭靶，但这份报告的确以具有启发性的方式将因果关系扩展至情境及系统性因素。
“阿布格莱布事件不是在真空中发生。”费伊／琼斯报告以这句话为开场白，概述“操作性情境”（operadonal situation）如何促使虐囚事件发生。和我提到过的社会心理学分析相符的是，这份报告仔细分析了在行为发生的环境及周边，强而有力的情境和系统性力量的运作情形。请思考一下我从结案报告中摘录的以下三段文字意涵：
陆军中将琼斯发现，尽管上级长官并未犯下虐行，但他们的确必须为以下事情负起责任，他们对监狱疏于监督；未能即时回应国际红十字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的报道，以及他们签署了政策备忘录，却未能在战略层次针对执行面提出清楚、一致的指引。
陆军少将费伊发现，在2003年7月25日至2004年2月6日期间，有二十七名第205军情旅人员据称曾要求、鼓舞、赦免或诱使阿布格莱布监狱之宪兵人员虐待被拘留者或／同时参与虐囚，或同时违反讯问程序、实施政策及讯问工作之规则。（强调部分由我加上）
驻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军事单位领导人或是对于军人及阿布格莱布军事单位具有监督责任的人，他们并未尽责管理属下或未能直接督导这项重要任务。这些领导人没有适当惩戒他们的军人，没有从错误中学习，也没有提供持续的任务特训……如果是在遵行军事信条。任务训练持续执行的情况下，虐待行为不会发生。（强调部分由我加上）
这两位将领的联合报告总结出多项阿布格莱布虐囚案的促成因素。他们总共指出了七项因素，除了一项可归为天性式范畴外，其他均属情境或系统性因素：
（1）个人犯罪特质（后备役宪兵的天性因素）；
（2）领导不力（系统性因素）；
（3）该旅与上层梯队间的非正常性指挥关系（系统性因素）；
（4）多个机构、组织参与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讯问工作（系统性因素）；
（5）未能有效监督、认证及整合约聘讯问者、分析员及通译（系统性因素）；
（6）对宪兵和军情人员于讯问过程中应扮演的角色及责任缺乏清楚了解（情境和系统性因素）；
（7）阿布格莱布监狱中缺乏安全及防御设施（情境及系统性因素）。
费伊、琼斯报告接着明确指出，在这七个虐囚事件的促成因素中，有六个可归囚于系统或情境性因素，只有—个属于天性因素。这份报告将这概观进一步延伸，凸显出在促进虐行发生时扮演关键角色的几个系统性失误：
跳出个人责任，领导者责任以及指挥部责任将视野向后延伸，我们将发现系统性的问题和争议也促成这虐行一触即发的环境。报告中列举了数十项特定系统失误，从政策面向到领导、指挥及控制议题，乃至资源和训练议题均入列。
团队合作：配合中情局非法调查
我十分惊讶地发现，这份报告也对中情局在刑求讯问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公开提出质疑，而这些原本应该是秘密进行的活动：
对讯问者和被拘留者的行为管理方面存在着系统性的无人当责情况，这对阿布格莱布监狱的拘留业务造成相当大的困扰。我们不清楚中情局如何以及通过何种授权方式，可以将像二十八号被拘留者这样的人安置在阿布格莱布，因为中情局和盟军驻伊拉克联合军事司令部（CJTF—7）之间并未对这项主题签署任何的协议备忘录。当地的中情局高级职员让陆军上校帕帕斯和陆军中校乔丹相信，他们被允许可以不依照该监狱既有规则和程序做事。（强调部分由我加上）【我们将在稍后篇章中谈到关于这位被拘留者的串，他的名字是曼那多·贾马地（Manadel al—Jamadi）】
制造病态的工作环境
中情局间谍在这类“高于法律且不受法律约束”的秘密情报工作中采取的做法，造成的负面效果如癌细胞般在环境中迅速扩散，在费伊／琼斯报告中曾以心理分析手法针对此详尽描绘：
二十八号被拘留者之死以及讯问室中发生的各种插曲，在阿布格莱布监狱中的美军社群中都广为人知。由于没有人为此负起责任，而且似乎有些人能不受法律和规则约束，于是各种猜测和不满逐渐传出。这股愤怒促使阿布格莱布监狱形成一个病态环境，但二十八号被拘留者的死亡事件还是没有解决。
报告中也简短提到了匿名性的运用形成一个保护壳，使某些人得以逃脱谋杀罪名，“中情局官员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工作时均使用化名（原文照引），而且从未透露真实姓名。”
当自我辩护的借口成真
费伊／琼斯报告支持了奇普·弗雷德里克及其他夜班宪兵的主张，他们声称所做的许多虐囚行为都受到在该单位从事情报搜集工作的各类人士鼓舞与支持：
“被告宪兵们声称他们的行为是在军情人员授意下进行。尽管这是有利自己的辩护，但这些主张的确有一些事实基础。事实是，在阿布格莱布创造出的环境促成这类虐行发生，事实是，这情形维持一段长时间却未被更高权力阶层发现。这一小群道德堕落、无人监督的士兵和平民一开始只是强迫被拘留者裸体、羞辱他们，施压力、给他们体力训练（运动），最后才变成性侵害和身体伤害。”（强调部分由我加上）
这两位进行调查的将领重复指明系统和情境性因素在虐行中扮演的主要角色。然而他们无法放弃天性式的归因方式，而将加害者视为“败德”者，认为他们是所谓锅里的老鼠屎，而在那口锅于里的其他人全都有着“绝大多数军人的高尚表现”。
奸狗做坏事
费伊／琼斯报告详尽说明了某些用来促进讯问效率的“可接受”策略，并揪出其中错误，这是第一个这么做的调查报告之一。例如它指出狗被运用在讯问中，而这些狗是由杰弗里·米勒少将从古巴关塔那摩监狱送来的，不过报告上加上一句，“狗在讯问过程中被用来对被拘留者产生‘威吓’作用，但这项策略使用并未受到适当授权。”
一旦官方允许用戴上嘴套的狗来恐吓囚犯，这些狗私下被拿下嘴套以加深恐吓威力的日子也不会远了。费伊／琼斯报告中确认有一位民间讯问者（21号，私立加州分析中心雇员）在讯问过程中使用未戴嘴套的狗，他还向宪兵们大吼要他们用狗对付一位被拘留者，“让他回老家”。为了让囚犯们知道这些狗可以咬死人，那只狗才刚把那名被拘留者的床垫咬烂。另一位讯问者（17号，第2军情营）则被控对狗的不当运用情形知情不报，他目睹一名军犬巡逻员让一只没戴嘴套、情绪激昂的狗进入两个少年的牢房里吓唬他们。这名讯问者也亲耳听见军犬巡逻兵们在讨论中比赛他们用狗把人吓到大便在裤子上的本事，却同样没有汇报。那些巡逻兵声称曾用狗把好几个被拘留者吓到小便失禁。
一丝不挂、去人性化的囚犯
裸露也是从阿富汗及关塔那摩引进的管理策略，目的是让被拘留者保持合作态度。当阿布格莱布监狱也开始运用这种策略时，费伊／琼斯报告指出其后果就是，“权威人士的意见和恰当合法主张之间的界限模糊了。他们不假思索地直接将裸露运用于伊拉克战区的监狱中。将衣物当成激励因素（裸露）的做法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可能升高对被拘留者‘去人性化’的效应，并促成其他额外且情节更严重的虐待行为（宪兵所为）发生。”
谴责对象：军官、军情人员、讯问者、分析员、通译、翻译者、军医
费伊／琼斯报告在结论中宣布，在调查过程中他们发现有二十七位人士必须为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负责任，他们有罪，这些人有的被指出名字，有的则被指出代号。对我而言重要的则是人数，也就是对虐囚案知情、亲眼目睹，甚至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中，却没有做任何事来避免、阻止或向上汇报的人的人数。他们全都为这群宪兵提供了“社会认可”，让他们以为继续这样为所欲为可以被接受。他们的微笑和保持沉默代表整个讯问团队周遭社会网络的支持，代表他们对原本该受谴责的虐行竖起了大拇指。于是我们再一次看见了不为之恶如何促成了恶行。
军医和护士们经常因为未对痛苦中的人伸出援手，或是对残忍行为袖手旁观甚至助纣为虐，因而犯下罪行。他们签发假死亡证明、对造成伤口和四肢骨折的原因说谎。他们违背了当初进入医护学院的誓言，引用医学及生物伦理学教授史蒂文·迈尔斯（Steven Miles）在《被背叛的誓言》（Oath Betrayed）一书中的说法，他们是“为了废渣出卖自己的灵魂”。
两位陆军将领做的完整调查平息了所有天性论式的质疑，即认为lA院区夜班宪兵们虐侍折磨囚犯全是基于个人动机偏差或是虐待狂冲动使然。这份报告反而呈现了复杂多元的因果关系。许多其他军人和平民椰被指出以各种方式参与了虐待和刑求过程。这些人中有的是加害者，有的是火上加油的人，还有的是袖手旁观、知情不报者。此外我们也看见许多军官也被指明必须为虐行负责，因为他们领导不力，也因为他们创造出这个混乱，荒诞的环境，使得奇普和他的属下们被迫卷入，无法脱身。
然而这份调查报告却未直接指出桑切斯将军的罪行，不过桑切斯并没有因此而彻底脱身，根据保罗·J．克恩（Paul J.Kern）将军对记者透露的说法，“我们并未发现桑切斯将军有罪的证据，不过我们认为他必须为已发生及未发生的事情负责。”现在我得说，这还真是精巧的文字游戏：桑切斯将军不是“有罪”，他只是对—切事情“有责任”而已，不过在我们的审判，我们对他可不会那么仁慈。
接下来我们将开始讨论由拉姆斯菲尔德下令进行的—项调查，主导这项调查工作的不是别人，正是前任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这个调查委员会并未展开全新而独立的调查行动，反而访问了军方高层和五角大楼的领导人们，而他们的报告为我们正在分析的案子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讯息报道。
“施莱辛格报告”：确认罪行
这是我们讨论的最后一份调查报告，针对情境和系统性影响在我们的案子里扮演的角色，它提供了珍贵的证据。这份报告详尽说明了拘留中心许多运作漏洞，也指出领导和指挥系统的罪行，并揭露在达比将虐囚照片光盘拿给一位军方犯罪侦查人员后，军方的一切掩饰手段，这些内容均是我们特别关注的。
在这份报告中，最让我意想不到也最称许的是，它在其中一章中详尽叙述了社会心理学研究对于了解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的重要性。不幸的是这部分被藏在附录G中，所以不太可能被许多人阅读到。施莱辛格报告中的这个附录也呈现了阿布格莱市情境和发生在斯坦福监狱实验进行期间的虐待行为之间的相似性。
军中虐待行为普遍
首先，报告指出美国军事监狱普遍盛行“虐待行为”（报告中没出现过“酷刑”这字眼）。2004年11月间，在美军联合行动区域内就有三百桩虐囚指控，其中确立为“虐待行为”的案件有六十六件是由驻在关塔那摩和阿富汗部队所为，超过五十五件发生于伊拉克。这些事件中有三分之一与讯问工作相关，根据报道至少有五位被拘留者死于讯问过程中。当时还有另外二十四个被拘留者死亡的案子正在进行调查。这个恐怖的描述似乎证实了费伊和琼斯的报告中所言，1A院区虐行并非发生在真空中，而是其来有自。尽管这些虐行或许是军人施虐的例子中最显而易见的，但它们的情节严重性或许还比我们等一下将拜访的其他军事拘留所中发生的谋杀和重伤害轻微些。
主要问题区域和造成情况恶化的条件
施莱辛格报告中确认出五个主要问题区域，它们形成了虐行发生的背景：
（1）宪兵和军情人员没有受到充分任务特训；
（2）装备及资源短缺；
（3）讯问人员承受必须取得“可采取行动之情报”的压力（由—个既缺乏经验也从未受过训练的人，面对一群在接受讯问前最长已羁押九十天的被拘留者）；
（4）领导人“很弱”且经验不足，却必须在一个太过混乱、复杂的系统中试着掌舵；
（5）中情局的人照自己的规则行事，不对军方指挥部门的人负责。
又是领导不力的问题
这份报告再次凸显了一个事实：领导不力的情形出现在每一层级中，并显示出这如何促成夜班宪兵们的恐怖虐行：
如果提供适当的训练、领导及监督，阿布格莱布监狱1区牢房夜班时间的病态行为可以被避免。这些虐行……代表的是偏差行为，以及缺乏领导和纪律。
还有更多讯问期间的虐行没被拍下，还有更多在阿布格莱布以外地方讯问时发生的虐行没被报道出来。
同样地，这些虐行不能只怪罪于某些个人不守法纪，或是只归咎于某些领导人无能实施惩戒，还有更高层的机构及个人必须为此负责。（强调部分由我加上）
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理查德·迈尔斯将军曾尝试要拖延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2004年4月公开发表这些照片，所以他一定很清楚这些照片具有某些“可能的重要性”。然而正如我先前提到的，这位高层将领却能心安理得地公开说他认为这些事情都不是“系统性的”，要怪就该怪“少数害群之马”做了坏事。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对他者的非人待遇
在针对军事拘留所虐行所发起的十二项调查行动中，施莱辛格报告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细腻地思考其中涉及的伦理议题，并概述阿布格莱布监狱中运作的心理压力源和情境力量。不幸的是这些特殊报道都被藏在报告最后面的附录H《伦理议题》，以及附录G《压力源及社会心理学》里，但它们应该是要受到重视。
与我个人相关的是，这个调查委员会指出斯坦福监狱实验和阿布格莱布虐囚案的相似性。让我简短回顾施莱辛格报告中相关部分的主要论点：
基于对社会心理学原则（原文照引）的基础性理解，以及对众多已知环境风险因素的意识，根据这两者，完全可以料到在全球反恐怖主义战争期间发生虐囚事件的潜在可能……来自社会心理学的发现指出，战争状态及以拘留者管理中出现的动态会带来虐待行为的内在风险，因此在处理时必须十分谨慎，并且小心计划和训练。然而这份报告也指出，大部分军方领导人对如此重要的风险因素一点都不清楚。施莱辛格报告也明白表示了解虐待行为的心理学基础并不是为加害者找借口，就像我之前不断在书中表示的：即使“某些情况的确升高了虐待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但是“这些情况不能成为蓄意从事不道德或非法行为者的借口，也无法帮他们脱罪”。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教训
施莱辛格报告极富勇气地公开宣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斯坦福研究示范了一则警世传奇，这对所有军事拘留行动都有参考价值。”报告中也清楚表示，对照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相对良善的环境，“在军方拘留作业中，军人在充满压力的交战状况下工作，面临的环境却极为险恶”。意思是比起模拟实验所观察到的情况，可以预期在战争状态下的宪兵人员会出现更极端的恃权凌虐行为。施莱辛格报告也继续探索我们在本书中持续追踪讨论的核心议题。
“心理学家已尝试去了解平常富有人情味的个体与群体，为何有时在某些情境下会出现截然不同的行为表现，以及这过程如何发生。”报告中概述了一些有助于解释造成寻常人出现虐待行为的心理学概念，包括：去个人化、去人性化、敌意形象、群体迷思、道德脱钩、社会助长及其他环境因素等。
其中特别显著的环境因素就是广泛运用裸露。“除去衣物成了被广泛运用的讯问手段，造成阿布格莱布监狱里整群被拘留者被迫长时间裸露。”施莱辛格报告也敏锐分析了在1A院区的宪兵和其他人的虐囚行为中，强迫裸露为何是个重要原因，报告中指出，一开始的动机是要让拘留者感觉脆弱，因此更容易顺从讯问者。但这个策略最后助长了该区中去人性化状态，报告中也说明了过程。
随着时间过去，“裸露对狱卒和讯问者可能都产生了心理作用。穿衣是一种固有的社会行为，因此当被拘留者的衣物被剥除后，在和他们互动的人眼中就产生了意外的去人性化效果……去人性化降低了道德和文化的藩篱，而它们通常是防止虐待他人的有效障碍”。
这份调查报告和未在本书中呈现的其他报告的共通点主要有两个：它们都详细说明了造成阿布格莱布虐囚案的各种情境和环境促成因素，也都确认导致虐行的许多系统和结构促成因素。然而，由于这些报告的作者是由军方高层官员或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任命，因此他们在要谴责更上层的指挥链时就却步了。
为了让我们看清这幅更巨大的因果关系图，现在要停止探讨证据基础，转而回顾最近一份来自人权观察协会的报告，这是最具规模的世界人权捍卫组织。
人权观察协会报告：“动用酷刑不必受惩罚？”
《动用酷刑不必受惩罚？》是人权观察协会报告（发表于2005年4月）的耸人标题，这份报告中强调，针对美国军人和公民对虐待囚犯、刑求和谋杀等犯行，世人需要一个真正独立的调查行动。它号召全面调查导致严重违反人权行为的政策制定者。
我们想象得到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刑求室、关塔那摩监狱的类似场所，以及其他位于阿富汗、伊拉克的军事监狱，都是先由布什、切尼、拉姆斯菲尔德、特内特（Tenet）等“缔造者”设计出来，然后再由“开罪者”——操弄全新语言和概念的律师上场，用各式各样新方法和工具合法化他们的“酷刑”，这些人包括总统法律顾问阿尔贝托·冈萨雷斯（Alberto Gonzales）、约翰·游（John Yoo）、杰伊·拜比（Jay Bybee）、威廉·塔夫脱（William Taft）以及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而负责建造这个刑求系统的“工头”则是军方领导人如米勒、桑切斯、卡尔平斯基等将军和他们的手下。完工后进来的才是负责执行强制讯问、虐待、刑求等日常劳务的技术人员，即军情单位的军人、中情局间谍、民间约聘及来自军中的讯问者、翻译、军医和包括弗雷德里克和他夜班弟兄们的宪兵。
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照片被公之于世后不久，布什总统就誓言要将做错事的人绳之以法”。然而人权观察协会的报告指出，只有低阶宪兵们受到司法制裁，创造出这些政策的人、提供意识形态并批准虐行发生的人却能全身而退。人权观察协会报告做出了结沦：
这几个月以来，事态很清楚，刑求和虐待事件不只出现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在世界各地的数十个拘留所中也都发生了同样的事件，许多案件都造成了死亡或严重创伤，而许多受害者和基地组织或恐怖主义根本毫无关联。有证据显示，虐待行为也发生在受到控管的国外“秘密地点”，官方将罪嫌送到第三世界国家的监狱里刑求。然而直到今天，唯一因为做坏事而被绳之以法的都是指挥链最底端的人。证据指出，该受惩罚的人不只这些，但是该为这整个更大的虐囚模式负起责任的政策制定者，却在免责的保护下安然无恙。
正如这份报告所示，证据指出，包括国防部长唐纳·拉姆斯菲尔德、前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内特、前美国驻伊拉克最高指挥官里卡多，桑切斯中将，前古巴关塔那摩拘留营指挥官杰弗里·米勒少将等人在内的高阶平民及军方领导人。这些人的决定及发布的政策促成了情节严重的大规模违法事件。各种情况强烈指出他们要不是心知肚明是自己的行动造成这些事件，要不也应该要知道。当我们将越来越多资料和虐行证据并陈时．使可看出他们没有采取行动阻止这些虐行。
在获得上级许可并在最后三年中普遍被运用的强制讯问方式里，也包括那些如果换成是别的国家将会被美国再三斥为野蛮酷刑的技巧。就算在陆军战地手册中也谴责其中一些方法，被认定为酷刑。
即便是1A院区夜班宪兵们令人作呕的虐待和刑求照片，相较于军人，中情局干员及民间人士所犯下的谋杀事件，也会相形失色。“如果美国要洗刷阿布格莱布事件留下的污点，就必须调查下令或宽恕虐行的高层，并且全盘公布总统的授权内容，”人权观察协会特别顾问里德·布罗迪（Leed Brody）这样表示。他又补充，“华盛顿首府必须斩钉截铁地驳斥任何仗着反恐名义的虐囚行为。”
搭便车效应
我来清楚说明伊拉克、阿富汗和古巴关塔那摩湾基地的虐囚范围和程度。最近—份陆军方面的声明指出，从2001年10月以来，共收到超过600件虐囚指控案。其中有190件未受调查或是并没有已知的调查行动——犯案者是幽灵虐待者。其他至少410件受调查的指控所获结果如下：150件受纪律惩戒、79件受军法审判、54件被判有罪、10件获判一年以上刑期、30件获判不满—年刑期，14件不必坐牢、10件获判无罪、15件案子悬而未决或是被撤销控诉，71件受到行政惩戒或非司法惩戒。总计起来，在这份报告于2006年4月发表时至少还有260件案子处于调查终结或状态未明。军犬巡逻员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Smith）中士因用未带嘴套的狗折磨被拘留者而被判六个月徒刑，他坚称他是“听从上级指令，软化囚犯态度以协助讯问。”据报道他曾说过，“军人不该和蔼可亲”，他的确做到了。
截至2006年4月10日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军方曾试着以个人下令从事虐行，或纵容属下犯下虐行的名义起诉应负起指挥官刑事责任的任何一名军官。在所有巨细靡遗的虐囚调查报告中，只有5名军官被控应负起刑事责任，但没有一位足以指挥官刑事责任的罪名起诉。军方以非刑事审讯及行政申诫的方式对这些误入歧途的军官施以薄惩，意味他们只犯了小过，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处罚。即使在超过70件严重违法的虐行案件中有10件是杀人案，另20件是伤害案件，情况也是一样，美国军方的宽大为怀使中悄局间谍和民间人士连带受惠，前者至少涉入10个虐囚指控案，更有20名为军方工作的约聘人员卷入这些案件中。明显可见的是在阿布格莱布之外的地方，虐待被拘留者的情况普遍存在，而在许多虐待与刑求案件中皆存在着指挥官责任的缺失。（关于虐待事件及有罪军官不受起诉的完整报告请参见注释。）
人权观察协会向上调查指挥链缺失
人权观察协会在报告中提出详细的证据，证实美国的军事监狱系统中广泛存在着由宪兵和军情人员、中情局及民间约聘讯问人员所为的虐囚行为，而在控诉战争罪和刑求的刑事责任时，人权观察协会几乎是直接将矛头指向指挥链：
尽管在调查一位好整以暇的国防部长及其他高阶官员的过程中显然会遇上不小的政治阻碍，但有鉴于犯罪情节如此重大，恶行证据更是层出不穷、数量庞大，美国政府未将调查层次向上拉高显然是不负责任的做法。除非设计或授权这些非法政策的人也受到惩罚，否则美国总统布什和其他人对阿布格莱布虐行照片发表的“恶心”抗议根本毫无意义可言。如果没追究这些罪行的真正责任，再过几年，世界各地的大屠杀加害者都将拿囚犯所受的待遇当挡箭牌，以逃避对他们暴行的谴责。确实，当像美国这样的世界强权公然藐视禁止刑求的法律时，等同是邀请其他人有样学样。华盛顿首府最迫切需要的人权捍卫者的信誉，已经因为刑求事件揭发而受损，如果因为政策制定者完全不必负责任而让恶行继续猖獗，损害将会更加严重。
非法政策的制定者全身而退
美国及国际法都认可“指挥官责任”或“上级责任”原则：无论是民间或军方权威人士，都可能因为属下的犯罪行为而必须负起刑事责任。这类责任的成立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必须要有清楚的上下从属关系。其次，上级必须知情，或有理由知情属下将犯罪或已然犯罪。第三，上级没有采取必须、合理的手段来避免犯罪行为或是惩罚加害者。
1996年《战争罪法案》（War Crimes Act of 1996）、1996年《反刑求法案》（Anti-Torture Act of 1996）及《军事统一法典》（Uniform Code of Military Justice）均规定战争罪和刑求行为应受惩罚。人权观察协会公开表示，表面证据案件的存在，提供对下列四位官员展开犯罪调查的充分理由：国防部长唐纳·拉姆斯菲尔德、前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内特、里卡多·桑切斯中将、杰弗里·米勒少将。
这些官员每—位都须为其管辖权下发生的虐行负起责任，我在这里只能概述其中几点理由，人权观察协会报告中提供了完整的叙述及支持证据可供进一步参考。
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受审
拉姆斯菲尔德曾告诉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权责范围之下，身为国防部长，我对它们有责任，我必须负起全部责任。”
人权观察协会坚持认为，“基于‘指挥官责任’的理由，拉姆斯菲尔德部长应为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关塔那摩等地所犯的战争及刑求罪行接受调查。拉姆斯菲尔德部长由钻取漏洞、藐视日内瓦公约而创造出犯下战争罪和刑求罪的条件。”他的做法是批准使用违反日内瓦公约及反刑求公约的讯问技术，他也允许隐藏被拘留者以便使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无法接触到他们。人权观察协会继续指出：
从阿富汗战争的最初期开始，拉姆斯菲尔德部长就漠视各项简报、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报告、人权报告及新闻报道中指出美军犯下包括刑求在内之战争罪的事实。没有证据显示他曾运用其权威警告必须停止虐待囚犯之行为。要是他当时这么做，或许可避免许多军人犯罪。
拉姆斯菲尔德部长许可关塔那摩监狱使用非法讯问技术，一项调查将可判定在他撤销不经他允许下使用这些技术的批准之前，这些非法讯问技术是否使该地被拘留者受至到非人待遇。这项调查行动也可查出是否正如新闻记者西莫·赫什宣称，拉姆斯菲尔德部长曾核准一项秘密计划，鼓励对伊拉克囚犯施加身体压制及性的羞辱。如果两项指控中有一项为真，那么拉姆斯菲尔德部长除了必须负起指挥官责任之外，他还必须为身为虐囚犯行的教唆者而负起责任。
拉姆斯菲尔德授权对关塔那摩监狱囚犯运用违反日内瓦公约及反刑求公约的各种讯问手段，这些方法后来又被引进位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监狱。他曾针对被拘留者接受讯问前之预备工作做过多项指示，其中包括：压迫性姿势（如站姿），最多为四小时，隔离状态下使用，最长三十天。运送或讯问过程中可使用头罩覆盖住被拘留者头部。剥夺光线及声音。除去所有提供舒适之物品（包括宗教性物品）。强制修面（剔除面部毛发之类）。除去衣物。利用拘留者个人的恐惧（例如怕狗）来造成压力。在标准作业程序中还鼓励让被拘留者暴露于高温、极冷、强光或尖锐巨大的声音中。
在2003年的5月和7月（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被公开揭露前），以及2004年的2月，国防部一再接获来自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关于被拘留者受虐及刑求事件的警告。“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数百件来自许多军事基地的虐囚指控，并再三要求立即采取行动。这些关切都被置之不理，虐囚情形变本加厉，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视察也被取消。在国际红十字委员会2004年2月呈送给联军长官的机密报告中，提出多项违反联军拘留原则之“保护人的自由不受到剥夺”的事实指控：
·逮捕过程及拘留初期的残酷待遇，经常造成死亡或重伤；
·讯问过程中为取得情报而强加身心压制；
·长时间隔离监禁于毫无光线的牢房中；
·以过度或不符合比例原则方式运用武力导致拘留期间之伤亡。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新闻学教授马克·丹纳（Mark Danner）在他《刑求与真相：美国、阿布格莱布与反恐战争》（Torture and Truth：America，Abu Graib and the War On Terror）一书中回顾了所有相关记录，并根据他详细的调查结果做出一个结论，“当你阅读这些档案时会发现，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几乎是亲自许可了那些超出军法容许范围的作业程序，而就其所许可的囚犯待遇来说，作业程序也超出民法的容许范围。”
前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内特受审
人权观察协会指控前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内特的行为违背多项法律。在特内特的指示并据称获得他的特殊授权之下，中情局对被拘留者运用水刑（几乎使嫌犯溺毙），也以扣留药物的方式折磨他们。据报道，中情局运用的技术还包括几乎让囚犯窒息、强迫保持“压迫性姿势”、光线及声音轰炸、睡眠剥夺以及让被拘留者以为他们落入把刑求当家常便饭的外国政府手中。在特内特局长的指示下，中情局把被拘留者“让给”其他政府，以便对他们刑求。在特内特局长的指示下，中情局将被拘留者送到秘密地点，使他们得不到法律保护，使他们手无寸铁、没有资源、没有医疗及其他一切所需，使他们无法接触外面世界只能任人摆布。于是被拘留者被关在长期无法与外界联络的拘留所中，成了名副其实的“失踪人口”。
回顾一下费伊／琼斯调查报告中的结论，“中情局的拘留和讯问方式造成逃避责任、虐待行为、单位间的合作减少，并产生一种不健康的神秘气氛，使得阿布格莱布的整体氛围更加恶化。”中情局根本是以自己的规则做事，完全视法律于无物。
在特内特的指示下，中情局也大量创造出所谓“幽灵被拘留者”。人数到底有多少？答案我们永远不能肯定，不过保罗·克恩将军，负责监督费伊／琼斯调查行动的高级军官曾告诉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人数是数十人，也许高达百人”。中情局让许多被拘留者从阿布格莱布监狱档案中消失，以便逃过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监督。
被谋杀后弃尸的“冰人”
费伊·琼斯报告中曾提及一个“幽灵化”案件：2003年11月，一位名叫曼那多·贾马地的伊拉克被拘留者被海豹特战部队带到阿布格莱布，并在那里接受一位从未出现在正式记录中的中情局情报员讯问。贾马地被“刑求致死”，但是他的死因却以不寻常的方式被掩盖起来。
调查报道记者简·迈尔（Jane Mayer）揭发了这位中情局人员在这桩杀人案中扮演的邪恶角色，以及湮灭事实的恶行。她在2005年11月14日的《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极富感染力的报道《一次致命的讯问》，文中提出一个问题：“中情局可以合法杀死人犯吗？”
我们努力想理解奇普和其他所谓“流氓军人”在阿布格莱布工作时的行为背景，而贾马地案对此格外重要。从这个案子中我们了解到他们深深陷入的环境；他们看到幽灵拘留者被残酷地虐待、刑求，有些人甚至被杀，而这些事都成了家常便饭；他们亲眼目睹加害者“逃脱谋杀罪行”，而这种事是千真万确。
当然了，对照被称为“冰人”（ice man）的幽灵被拘留者贾马地的遭遇，他们对饱受折磨的人犯所做的事比较像“好玩跟游戏而已”。贾马地被殴打、窒息致死，然后丢进一堆冰块里，这件事他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贾马地据称提供爆裂物品给叛乱分子，因而被视为是具有极高价值的讯问对象。2003年11月4日凌晨2点，一组海豹特战部队在他位于巴格达城外的家中逮捕他。他被捕时一只眼睛淤青、脸庞有一道割痕，身上至少六根肋骨断裂，显然是剧烈挣扎后的下场。海豹特战部队将贾马地交给中情局，中情局将他拘留在阿布格莱布接受讯问，由马克·斯旺纳（Mark Swanner）负责指挥。在一位翻译的陪同下，这位中情局探员将贾马地带进该监狱中一处由中情局把持的牢房内，将他全身脱光，然后向他大吼大叫，要他说出武器在哪里。
根据迈尔在《纽约客》的报道，斯旺纳接着交代宪兵把贾马地带到1A层级院区的淋浴间讯问。两名宪兵接到（来自匿名民间人士）命令，将这名人犯铐在墙上，即使他当时几乎动弹不得了。他们被告知将他从手臂悬吊起来，这是被称为“巴勒斯坦悬吊法”的刑求姿势（最早使用这种刑求方式的是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当时被称作吊刑）。当他们离开房间时，一名宪兵回忆道，“我们听见许多声惨叫”，不到一小时后，曼那多·贾马地就死了。
当时值班的宪兵沃尔特·迪亚兹（Walter Diaz）曾表示没必要那样把他吊起来，他已经被手铐铐住而且完全没有抵抗动作了。当斯旺纳命令他们把尸体从墙上卸下时，“血像水龙头开了似的从他的鼻子和嘴里喷出来。”迪亚兹说道。
接着中情局该如何处置被害者遗体的问题？宪兵指挥官唐纳德·里斯（Donnald Reese）上尉及军情人员指挥官托马斯·帕帕斯上校被告知这桩发生在他们当班时间的“不幸事件”，不过他们不必担心，因为中情局的脏手会把事情处理好。贾马地的尸体被放在淋浴间里直到隔天早上，他被透明胶带捆住装进冰块堆里以延缓腐化速度。隔天来了一位军医，将静脉注射针筒插进“冰人”贾马地的手臂，假装他还活着，然后像病人一样放在担架上抬出监狱。这样做是为了不要影响其他拘留者的心情，他们被告知贾马地是心脏病发作。接着一位当地的出租车司机把尸体运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弃尸。
所有的证据都被湮灭了，一点书面资料都没留下，因为贾马地这名字从来没出现在任何官方记录上。海豹特战部队以粗暴的手段对待贾马地，无罪；军医没被指认出来，逃过一劫；几年后，马克·斯旺纳仍继续为中情局工作，没被起诉！案子差不多就此终结了。
在格拉纳下士的数码相机拍下的骇人照片中，其中的几张非常像是“冰人”。首先有一张照片是专业军士萨布里纳·哈曼露出迷人的笑容，弯身在贾马地伤痕累累的尸体上，比出大拇指朝上的手势。接着在冰人被移走前，格拉纳也加入留影行列，他在一张照片中对萨布里纳·哈曼露出赞许的笑容作为回应。当然了，奇普和其他夜班宪兵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类事情发生以及娴熟的处理方式，意味着1A院区牢房是个任何东西都可以不着痕迹静悄悄消失的地方。如果不是他们拍下这些照片、如果不是达比敲响了警钟，这个一度在秘密地方中发生的一切，将永远不为人知。
然而中情局仍然继续努力摆脱禁止刑求及谋杀的法律束缚，即使他们正在打一场全球反恐怖主义的战争也无法改变他们的做法。讽刺的是，斯旺纳曾经承认，从那名被杀的幽灵人犯口中并没有取得任何有用情报。
里卡多·桑切斯中将受审
里卡多·桑切斯中将跟拉姆斯菲尔德一样曾大声承认他的责任，“身为驻伊拉克最高指挥官，我承认必须为发生于阿布格莱布监狱的事件负起责任。”但是这类责任必须承受相当后果，不能只是拿来在公开场合惺惺作态。人权观察协会将桑切斯中将列入必须为战争及刑求罪行受审的四大罪魁之一，该会在报告中指出：
桑切斯将军应为身为战争菲及刑求罪的首谋，或身为“指挥官责任”的追究对象而受调查。桑切斯将军授权使用违反日内瓦公约及反刑求公约的讯问技术。根据人权观察协会调查，他明如或应知直属其指挥权贵下的军队犯下刑求罪及战争罪，却未采取有效手段阻止。
我在本书中安排桑切斯中将受审的原因是基于人权观察协会报告中透露的这项事实，“他颁布了违反日内瓦公约和反刑求公约的讯问规则及技术，再者，他明知或应知直属其指挥权责下的军队犯下刑求罪及战争罪。”
由于数个月以来在关塔那摩监狱进行的讯问并未得到“可采取行动之情报”，因此阿布格莱布的人都承受了莫大的压力，不管要动用什么方法，他们都得从恐怖分子口中取得情报才行，而且是立刻就要。马克·丹那曾经透露，军事情报官威廉·庞塞（William Ponce）上尉曾寄出一封电子邮件给他的同僚，敦促他们在2003年8月中前交出一份“讯问志愿清单”。在这封邮件中，威廉上尉以阴沉的口吻预示了即将发生在阿布格莱布的恶行，“面对被拘留者绝不需要手下留情”。并接着表示：“博尔茨上校（位阶第二高的驻伊拉克军事情报指挥官）已经说得很清楚，他要这些人崩溃。我军的伤亡人数不断增加，我们得开始搜集情报好让弟兄们能避免任何进一步的攻击行动。”
2003年的8月到9月，新任关塔那摩拘留所指挥官杰弗里·米勒带领了一个专业军士参访团造访伊拉克。他的主要任务是要将这套新的铁腕政策推广给桑切斯、卡尔平斯基以及其他军官，根据卡尔平斯基的说法，“米勒将军明白告诉桑切斯，他要得到情报”，只有得到拉姆斯菲尔德和其他高阶将领的明确支持，米勒才有办法指挥其他军官，而他所谓在关塔那摩的成功经验则是他受到支持的原因。
桑切斯在2003年9月14日的一份备忘录中正式列出了他的规定，提出的讯问手段比之前宪兵和军情人员运用的办法更极端。他清楚表示了他的目标，其中包括，“制造恐惧、让被拘留者失去判断力、造成被捕者的心理震撼”。这些由拉姆斯菲尔德通过米勒一路传递过来的新核准技术包括：
运用军犬：在维护讯问过程的安全性同时也利用阿拉伯人的惧狗心理达到威吓效果。犬只必须戴上嘴套，并由巡逻员随时控制，以避免和被拘留者接触。
睡眠管理：被拘留者24小时内最少可给予四小时睡眠，睡眠管理的持续时间勿超过72小时。
运用吼叫。响亮乐音及灯光控制囚犯：目的在制造恐惧、使被拘留者失去判断力及延长被捕者的心理震撼期。应控制在不造成伤害的程度范围内。
压迫性姿势：运用身体姿势（坐、站、跪、趴等）达成体罚效果，每次不超过一小时。使用一或多种姿势时，总时数不应超过四小时，每个体罚姿势间应给予适当休息。
欺敌：让被拘留者以为讯问他们的人不是美国人，而是来自其他国家。
施莱辛格报告指出，在桑切斯发布的讯问技术中有十几种超出《美国陆军战地手册》 第三十四至五十二章中的容许范围，甚至比关塔那摩军事监狱里用的手法还要极端。2005年3月为回应来自FDIA的控诉，桑切斯的备忘录被公之于世;而就在一年前（2004年5月），桑切斯在对国会的宣誓证词中撒谎，说他从未下令或批准实施包括运用狗来进行威吓、睡眠剥夺、巨大噪声或制造恐惧等讯问手法。基于上述所有理由，桑切斯应该要受到审判。
关于下令虐囚之事，军方指挥层级到底直接参与到什么程度？英勇揭发虐囚恶行的乔·达比提供了来自士兵的观点：“没有一个负责指挥的人知道发生虐囚的事，因为那些人根本不想知道。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整个指挥层级的人都活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忘记自己该做什么。所以这根本不是什么阴谋，事情很明白，这完全是疏忽之过。他们该死地竟然完全不知情。”由于在阿布格莱布丑闻案中的角色，桑切斯被迫从最高军事指挥官的位置上提前退职（2006年11月1日），他坦承，“这是我提前退休的关键因素也是唯一的因素。”（引自2006年11月2日《卫报》报道《美国将领说阿布格莱布事件让他提前出局》）
杰弗里·米勒少将受审
人权观察基金会坚持，“身为受到严密控管之古巴关塔那摩监狱营地指挥官，杰弗里·米勒少将须为该地发生的战争罪及刑求罪罪行负起潜在责任并接受调查”。再者，“他明知或应知直属其指挥权责下的军队对关塔那摩监狱被拘留者犯下刑求罪及战争罪罪行”。此外，“杰弗里可能建议伊拉克方面采取某些讯问手段，而这些讯问手段是导致发生在阿布格莱布监狱之战争罪及刑求罪罪行的最直接原因。”
杰弗里·米勒少将自2002年11月起担任关塔那摩联合特遣部队指挥官，直至2004年4月成为伊拉克拘留任务副指挥将领，他担任这个职务直到2006年。他被派往关塔那摩是为了取代里克·巴克斯（Rick Baccus）将军，巴克斯将军坚持必须严格遵守日内瓦公约的指导原则，因此被上级认为他把囚犯们“宠坏了”。于是在杰弗里少将的—声令下，原本的“X光营”变成收容625名人犯、共400名宪兵和军情人员驻扎的“三角洲营”。
米勒是个革新者，他一手建立了专门的讯问团队，这是首次结合军事情报人员和宪兵防卫部队的创举，也模糊了过去在美国陆军中牢不可破的界限。为了了解囚犯脑子里在想什么，米勒十分倚仗专家，“他带进了心理学家、精神科学家等行为科学专家（来自民间和军方）。他们找出人的心理弱点，研究如何操纵犯人心理使他们愿意合作，搜寻人的精神和文化等几处脆弱面”。
米勒的讯问者利用犯人的医疗记录，试图让被拘留者陷入忧郁、丧失判断力，直到崩溃为止。犯人如果反抗，就让他们挨饿，一开始至少有14个人自杀，而在接下来的几年内，试图自杀的人数更是高达数百人。光是最近就有3位关塔那摩监狱的被拘留者用牢房里的床单上吊，没有一个人在被拘留多年后受到正式起诉。一位政府发言人没有看出这些自杀行为想要传达的讯息是绝望，反而谴责他们的做法是为了博取注意力的公关式举动。一位海军少将就极力主张这些行为不是绝望之举，而是“向我们发动的不对称战争”。
拉姆斯菲尔德部长正式授权使用连美军都禁止运用的粗暴讯问技巧，米勒的讯问团队变得更具侵略性。阿布格莱布于是成了米勒的新实验室，测试的假设是需要用什么手段才能从反抗的囚犯口中获取“可采取行动之情报”。拉姆斯菲尔德带着他的助手斯蒂芬·坎伯内（Stephen Cambone）到关塔那摩和米勒会面，目的就是要确定他们都在玩同样的把戏。
我回想起卡尔平斯基说米勒告诉她：“你得把犯人当狗看，如果……他们认为自己跟狗有丝毫不同，那么你从一开始就丧失对讯问过程的主控权了……这办法有效，我们在关塔那摩湾就是这么做。”
记录显示卡尔平斯基将军也说过米勒“到那里跟我说他要把拘留作业给‘关塔那摩化’（在阿布格莱布进行）。”帕帕斯上校也曾表示米勒告诉他用狗可以有效创造出有利于取得犯人情报的气氛，而狗“戴或不戴嘴套”都可行。
为了确保他的命令被执行，米勒写了一份报告并确保他所留下的团队都收到一张光盘，其中详尽列出必须遵守的指令。接着桑切斯将军授权执行新的严酷规定，规定中详尽说明许多被运用于关塔那摩的讯问技术。陆军退役将领保罗·克思清楚指出将关塔那摩策略运用在阿布格莱布所造成的问题，“我认为这造成了困惑，我们在阿布格莱布的计算机里发现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备忘录，但那是写给关塔那摩的，不是给阿布格莱布。这造成了一些困惑。”基于上述所有理由，杰弗里·米勒将军被我们加入审判被告名单中，他们的罪名是“违反人性”。
在必须为阿布格莱布虐刑负起系统性责任的指挥阶层当中，位居顶端的是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以及总统乔治·布什，然而人权观察协会的控诉却在追究到这里之前却步了。但我不会有所迟疑。等一下我将把这两位加入我们在本书中举行审判的被告清单中。他们设定重新定义刑求的议程、搁置国际法提供给犯人的保护，并鼓励中情局对犯人运用一系列非法，致命的讯问技巧，只为了他们对所谓反恐战争的执著迷恋。
不过我们必须先进一步探讨下列问题：1A院区发生的虐待行为是否只是少数害群之马所为的单独事件？或者他们的攻击行为实属于更大规模的虐行模式的一部分，这个模式受到高层默许并被许多军方和民间干部广为运用在包括暴动嫌犯的逮捕、拘留和讯问过程之中。我的论点是，这是个由上至下开始腐败的堕落环境。
刑求无所不在，身体伤害当小菜
虐囚照片首次被公之于世的隔天，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理查德，迈尔斯坚持否认这类虐行是系统性犯罪行为，反而把所有责任都推到“阿布格莱布七嫌”身上。他公开表示（2005年8月25日），“事实上我们针对阿布格莱布事件至少展开了15项调查行动，我们已经在处理了。我的意思是，不过就是几张随手拍下的照片，如果说这些事只发生在阿布格莱布夜班时间，事实也是这样，参加的人就只有一小群守卫而已，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出这不是什么更普遍的问题。”
他真的读过任何调查报告吗？单从我在这里概述过的几项独立调查的部分内容，就能明白看出犯下虐行的远不只是照片上出现的那几个来自1A院区的宪兵．这些调查指出，军事指挥官、民间讯问人员、军事情报人员和中央情报局共同创造了酝酿出虐行的条件。更糟的是，他们甚至参与其中一些更致命的虐行。
我们也回想起施莱辛格调查小组曾仔细描述55件发生于伊拉克境内的虐囚事件，以及20件仍在缓慢调查中的被拘留者死亡案例。塔古巴报告也找到许多无法无天的虐行例子，说明了阿布格莱布监狱发生的“系统性、非法的虐囚行径”。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也曾告诉美国政府，美国许多军事监狱中被拘留者受的待遇已经涉及“等同于刑求”的身心压迫。
此外，红十字会的报告还指出，阿布格莱布的讯问人员用的方法“似乎是军事情报人员标准作业程序的一部分，目的是用来取得自白和情报”。而我们刚刚才读到最近的统计资料显示，美国位于伊拉克、阿富汗和古巴境内的军事监狱中曾发生超过600件以上的虐待案件。这些听起来像是少数害群之马在一个恶劣监狱的恶劣牢房里做出来的事吗？
在阿布格莱布之前被揭露的性虐囚事件
尽管军方和民间的行政指挥官都希望将伊拉克发生的虐待和刑求事件当作独立事件，是2003年秋天在阿布格莱布1A院区值夜班的少数不良军人的独立作为，然而新的陆军档案记录却揭穿这不实宣称。2006年5月2日，由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公布的陆军档案记录透露，在阿布格莱布丑闻爆发的两周前，政府高层官员已经得知这些极端的虐囚事件。一份题为《伊拉克及阿富汗虐囚指控案》（Allegations of Detainee Abuse of Iraq and Afghanistan）、日期注明为2004年4月2日的情报文件中，就详尽记载了正在调查中的62件美军虐待及杀害被拘留者案件。
这些案子包括伤害、用拳头捶、用脚踢、痛殴、模仿死刑行刑、性侵害女囚、威胁要杀害一名伊拉克儿童以便“让其他伊拉克人知道教训”、把被拘留者衣服脱光、痛打一顿、用爆炸物吓他们、向铐上手铐的伊拉克儿童丢掷石块、用他们的围巾绑成绳结让他们窒息、讯问时用枪口对准被拘留者等。至少有26件的案子中涉及被拘留者死亡。在这些案子当中，有些几乎已通过了军法诉讼程序，虐行的范围超出阿布格莱布监狱，而触及美军基地克罗帕营、布卡营及其他位于伊拉克摩苏尔（Mosul）、萨马拉（Samara）、巴格达、提克里特（Tikrit）等地的拘留中心，以及位于阿富汗的奥岗-E（Orgun-E）军事基地。
针对由陆军准将理查德，福尔米卡（Richard Formica）所领导的第十二项军方虐囚调查结果，一份五角大楼的报告指出在2004年初，美国特种部队持续运用严酷且未经授权的讯问手法对待被拘留者，为期长达四个月。这件事发生在2003年阿布格莱布虐囚案之后，而且这些讯问手法已经废止了。有些受到虐待的拘留者在长达十七天的时间里只得到饼干和水充饥，全身一丝不挂地被关在小到只容站立或躺倒的牢房里一个礼拜，饥寒交迫，得不到睡眠，承受着极端的精神负荷。尽管这些虐行被揭发，但没有一个军人受到处罚或至少受到申诫处分。福尔米卡认为这些虐待行为既不是出于“蓄意”，也不能怪罪于“个人失误”，而是“不当政策的失败”使然。在这个粉饰太平的看法之后，他根据自己的观察补充说，“没人因为这样的对待而看起来憔悴不堪。”他的发言真是太令人惊讶了！
海军陆战队冷血谋杀伊拉克人民
我在本书中一直将焦点放在了解监狱的恶劣环境如何让本性良善的狱卒堕落，但还有一个更大、后果更致命的环境，那就是战争。无论发生在什么时代、哪一个世纪，战争都会将平凡人、甚至是好人变成杀手。杀害他们的指定敌人，这就是士兵们受训练的目的。然而在战斗的极端压力下，在疲惫、恐惧、愤怒、仇恨及复仇火焰的熊熊燃烧下，人可能会在道德边界迷失，杀害敌军以外的平民。除非是严格维持军队的纪律，每一个军人都知道必须为自己的行动负起个人责任，并且行动受到上级的严密监督，否则一旦毫无节制地释放出愤怒，他们就可能会做出强暴杀害敌方军民的恶行。我们知道在越南美莱村以及其他不甚广为人知的军队屠杀事件中，例如美军猛虎部队在越南所干下的屠杀行为里，这类人性迷失都真实地存在。上面提到的美军精英战斗部队，在越战期间曾以长达七个月的时间持续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悲哀的是，战争的残酷从战场蔓延到家乡，并重新在伊拉克上演。
军事专家警告，由于在不对称的战事中，军人们作战的对象往往是四处流窜的敌人，在这样的压力下，维持纪律会越来越困难。所有战争都曾发生过战时杀戮，绝大多数的侵略部队都曾犯下这类暴行，即便是高科技部队也一样。“战斗会带来压力，以平民为对象的犯罪行为就是典型的战斗压力反应，如果你让够多的士兵参与够多的战斗，其中一些人就会开始谋杀平民。”这是一位华盛顿军方的资深官员的说法。
我们必须承认军人是训练有素的杀手，他们在战斗营中成功完成了密集的学习经验，而战场就是他们测试身手的地方。他们必须学会压抑从前受到道德训练——基督教十诫之一的“汝不可杀人”。新的军事训练就是将他们洗脑，以便让他们接受在战时杀人是种自然的反应，这就是所谓“杀人学”（killology）的科学内涵。杀人学这个名词的英文是由一位退休中校戴夫·格罗斯曼（Dave Grossman）、现任西点军校军事科学教授所创，他在他的网站以及著作《论杀人》（On Killing）中对此有详细说明。
然而这门“制造杀手的科学”有时候会失去控制，让人把谋杀当成家常便饭。请想想一名二十一岁的美军杀害一名伊拉克平民，只因为他拒绝在交通检查哨前停下。“这好像不算什么。在那里杀死一个人就跟捻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我是说，杀人就像是，‘来吧，我们吃点比萨’一样，意思是原本我以为杀人会是什么改变你一生的经验，结果我杀了人，感觉却像是，‘好啊，那又怎样。’”
2005年11月19日，在伊拉克一个叫做哈迪塞（Haditha）的小镇上，一颗放在路旁的炸弹爆炸了，杀死了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并造成其他两名士兵受伤。接下来几小时中，根据一份海军陆战队调查报告上的说法，有15名伊拉克平民被一枚临时制成的爆炸物杀害。案子就这么结了，几乎每天都有许多伊拉克人被这种方式杀害，这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哈迪塞镇上的一个居民塔希尔·萨比特（Taher Thabet）制作了一卷录像带，带中记录了死亡平民弹痕累累的尸体，并把它交给《时代》杂志位于巴格达的办公室。这个举动促使相关单位启动了一个严格的调查行动，以查明24名平民被该海军陆战营杀害的事件真相。事情经过似乎是海军陆战队队员进入三户民宅，并以步枪射击和丢掷手榴弹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杀害了大多数居民，其中包括七名孩童和四名妇人。他们也射死了一名出租车司机，以及在附近路边拦出租车的四名学生。
当海军陆战队高级军官知道陆战队队员违反交战信条无故杀害平民后，显然曾企图掩饰这件事。2006年3月，该海军陆战队营的指挥官以及他的两位排长被解除指挥权，其中一人声称自己是“政治牺牲者”。在本书撰写时，仍有几个行动在调查这起事件，可能会发现有更高层指挥官涉案。对于这个可怕的故事我们必须补充一个重点，来自第三排、基洛（Kilo）连的海军陆战队员都是经验丰富的军人，而这是他们的第二或第三次任务。他们曾参加稍早在弗卢杰发生的激烈战役，半数弟兄都在这场战斗中身亡或受重伤。因此在哈迪塞镇屠杀事件前，他们早已酝酿了巨大的愤怒与复仇情绪。
战争是军人的地狱，但是战场上的平民和儿童的处境更恶劣，尤其是军人在道德的路径上迷失、开始野蛮对付他们时。另一个最近发生并正在调查的事件中，美军在伊拉克伊萨奇（Isaqui）的一个小村庄里杀害了13名平民。其中一些人被发现时全身被捆绑，由头部枪击射杀，包括几名儿童在内。一位美军高级官员承认有一些“非战斗人员”被杀害，并把这些平民的伤亡称为“附带伤害”（我们再次看见与道德脱钩息息相关的委婉词标签化机制）。
请想想，当一位高级官员允许士兵杀死平民，这时会发生什么事？四名美军被控在伊拉克提克里特的一次民宅突击行动中杀死三名手无寸铁的伊拉克人，这次行动是由他们旅长迈克尔·斯蒂尔（Michael Steele）下令，指令是“所有男性暴动者、恐怖分子格杀勿论”。泄露这条新交战守则的士兵曾被其他同袍威胁不准将这次枪击死亡事件告诉任何人。
战争中最大的恐惧之一是军人强暴无辜的一般女性，正如我们在 第一章中曾经描述过发生于卢旺达胡图族民兵屠杀图西族女性的残酷记录。相似恐怖暴行的指控也出现在伊拉克，隶属第101空降师的一群美军在联邦政府法庭上被控杀死一名十四岁女孩的父母及她四岁大的妹妹后强暴她，然后从头部将她射杀，最后将所有人的尸体烧毁。明确证据显示，这群美军在交通检查哨见到这名女孩后就开始计划犯下这起血案，他们在行凶前先脱下了制服（以免被认出），并在强暴她之前先杀死她的家人。而军方却在一开始将谋杀的责任怪罪给暴动分子。
让我们现在告别抽象的概化、统计数字和军方调查，来听听几位陆军讯问人员现身说法，关于他们的所见所闻以及他们如何虐待被拘留者。他们谈到虐待行为普遍发生、目睹到的刑求模式，以及他们自己亲自做过的事，这些都有公开记录可查证。
我们也将简短回顾新近揭露出在关塔那摩实行的计划，这个计划中被媒体昵称为“拷问小姐”（torture chicks）的年轻女性讯问人员运用各种性诱惑，以作为讯问的技巧。这些女性讯问人员的出现以及她们所使用的策略，必然是经过指挥官许可，并不是她们自己主动决定要在古巴的监狱里卖弄风骚。我们将会知道，不只是1A院区的陆军后备役宪兵们会犯下下流虐行，连精英士兵和军方官员都会对囚犯做出更野蛮的伤害行为。
最后我们将看到刑求的范围几乎是无远几届，因为在命名为“引渡”、“非常规引渡”甚至“反常规引渡”的计划中，美国将刑求“向外输出”至其他国家。我们会发现不只有萨达姆会刑求他的人民，美国也一样这么做，而新的伊拉克政权也在伊拉克全境各秘密监狱内刑求其男女同胞。这些人在各种不同名目的包装下来到，真实的面目却只有一个——刑求者，了解到这点，我们只能为伊拉克人民感到无比伤痛。
证人现身说法
专业军士安东尼·拉古拉尼斯（Anthony Lagouranis，已退休）曾担任陆军讯问人员长达五年（2001年至2005年），并在2004年间前往伊拉克进行任务。虽然他是第一次派驻到阿布格莱布监狱，仍被安排进入一个特殊的情报搜集单位，该单位负责伊拉克全境拘留设施的讯问任务。当拉古拉尼斯谈到伊拉克境内讯问单位中弥漫的“虐待文化”时，他的根据资料是来自全国各地，并不仅限于阿布格莱布监狱的1A院区。
下一位证人则是罗杰·布罗考（Roger Brokaw，已退休），他自2003年春天起曾在阿布格莱布监狱担任讯问员工作长达六个月。布罗考表示，在他曾经交谈过的人当中，仅有少数者，比例约2％的人具有危险性或是暴动分子。他们大多数是由伊拉克警察逮捕或是指认，被找上的理由可能是因为跟某个伊拉克警察有嫌隙或是单纯被讨厌而已。这两位证人都说情报搜集工作之所以缺乏效率，跟拘留所内人满为患而且大多数人没有什么好情报可提供有关。有些人只是住在暴动发生区域内，就被警察把一家男性全部逮捕回去。由于那里缺乏训练有素的讯问者翻译，就算这些被拘留者真的有什么情报，轮到他们被讯问时，情报也已经过时跟缓不济急了。
花了这么多力气却只得到极少有用的结果，于是带来许多挫折。而这些挫折又带来许多侵犯行为，正如挫折感带来侵略性的古老假设。随着时间流逝，暴动愈演愈烈，来自军方指挥官的压力也越益庞大，因为指挥官也感觉得到指挥链上层行政部门长官心中的急切。情报的取得变得至关重要。
布罗考说：“因为他们得立刻找到人来问出点东西。他们有一定的配额，每个礼拜要讯问多少人，然后交报告给上面的人。”
拉古拉尼斯说；“我们很少从囚犯身上问到什么好情报，我觉得这都该怪我们净抓一些没有情报好给的无辜者。”
布罗考：“我说过话的人里面有98％的人都不该待在那里。把这些人抓来只是为了交差，他们突击搜索民房，然后把房子里的人全都抓出来丢进拘留所里。帕帕斯上校（说），他有得拿到情报的压力。拿到情报，他说，如果我们拿到情报，我们就可以救其他人的命，你知道，像是找到武器，找到那些暴动分子的藏身处，我们就可以救士兵的命。’我想这造成一种想法，认为不管讯问人员或宪兵想做什么来软化这些人，这些事都可以原谅。”
布罗考也说指挥链的人由上而下释放出一个信息，“绝不手软”。
布罗考：“‘我们要绝不手软’我听过这句话，某个晚上开会时乔丹中校说，‘我们要绝不手软，我们要让那些人知道，你知道我的意思，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老大。’他指的就是被拘留者。”
随着反抗联军的暴动事件致命性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宪兵和军情人员必须取得可采取行动的情报资料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拉古拉尼斯又做了更详细的补充，“现在这种事在伊拉克到处都是，他们到人们的家中去刑求。步兵队进到民家去刑求。他们会用一些工具，比方说像烙铁。他们会用斧头敲碎人们的脚，把骨头、肋骨打断。你知道，这是——这是很严重的事。”他又说，“当部队出动到民宅里突击时，他们会留在房子里刑求他们。”
为了取得情报，宪兵和军情人员到底可被允许做到什么程度？
拉古拉尼斯：“这些虐刑部分是为了取得情报，也有部分只是单纯的虐待狂发泄。你会越做越过分，没办法停手，想看看自己可以干到什么地步。对人们来说，如果你跟一个你觉得可以全权掌控。你的力量远远压倒他的人坐在一起，然后你却没办法教他照你说的去做，这时出现强烈的挫折感是很自然的事。然后你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每天每天。有一天当你感觉到达某个点，你会开始想要玩点大的。”
当把高浓度的恐惧跟复仇情绪等心理催化剂加进这个反复无常的乱局时，会发生什么事？
拉古拉尼斯：“如果这些没完没了的轰炸真的让你愤怒，我的意思是他们向我发射火箭炮，但你却无能为力。于是你跟一个你觉得可能是干出这些好事的家伙待在讯问间里面，你就会想尽可能把气出在他身上。”
他们真的做到什么地步？
拉古拉尼斯：“我记得有一个负责管理讯问所的陆军准卫，他听说过海豹特战部队的人怎么用冰水来降低犯人的体温，然后你知道，他们会帮他量肛温，确定他不会死。他们会让他持续徘徊在低体温状态。”而交出他们所要的情报的报酬就是在人犯被冻死前帮他解冻！
于是我们见到强而有力的心理学策略“社会塑造”付诸实践。这名讯问员运用类似的方法进行讯问——他一整个晚上都把一个冷冰冰的金属集装箱当作讯问间。
拉古拉尼斯：“我们让犯人的体温维持在低体温，让他待在我们叫做‘环境操控’的地方里面，用（吵闹尖锐的）音乐声和闪光灯轰炸他。然后我们会把军用巡逻犬带进来对付犯人。虽然这些狗都被控制住了，像是上了嘴套或由军犬巡逻员牵着，可是犯人因为被眼罩遮住所以根本不知道。那些狗都是很高大的德国牧羊犬。然后我会问犯人问题，如果我不喜欢他的答案，我就跟军犬巡逻员做个手势，狗就会狂吠然后扑到囚犯身上，但其实它没办法咬人。有时候他们就会尿在连身衣上，因为实在太害怕了，你了解吧？尤其是他们的眼睛被蒙住，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知道，这种处境会令人很恐惧。我被命令去做像这样的事情，我叫那个准卫在他叫我做的每一件事情上签名。”
某些平常会被有道德感的人自我谴责的行为举动，现在却成了道德脱钩机制的运作方式。
拉古拉尼斯：“那是因为你真的觉得自己喜欢自外于正常社会，你了解吗？你的家人、朋友，他们并没有看见那里的事情经过。在这里的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场我不知该怎么说，神经病妄想，或是如果想要好听点的字眼，幻觉。原本完整的世界瞬间分崩离析了。我的意思是，我觉得心情很平静。还记得我待在摩苏尔的搬运箱里，你知道，我整个晚上都跟一个家伙（接受讯问的犯人）待在一起。感觉就像是彻底跟这世界隔绝了，包括道德隔绝，你觉得好像可以对这家伙做任何事，甚至你也想这么做。”
终其余生，这个年轻的讯问员都将记得他在为国服务时曾亲身参与并认识了邪恶。他描述暴力的增长趋势，以及暴力如何滋长暴力。
拉古拉尼斯：“你会越做越过分，没办法停手，想看看自己可以干到什么地步。那似乎是人性的一部分。我的意思是，我确定你读过在美国监狱里面做过的研究，就是你把一群人放到监狱里让他们管理里面的另一群人，让他们可以支配他们，残酷行为、刑求很快就会出现，你知道吗？所以这种事很平常。”（我们可以认为他指的是斯坦福监狱吗？如果是的话，斯坦福监狱实验在都市神话里面已经变成一座“真的监狱了”。）
要减少虐待行为的发生，最基本需要的是强而有力的领导：
拉古拉尼斯：“我在我到过的每个拘留所里面都看到这种事（残暴行为和虐待）。如果没有真的很强的领导者，昭告所有人‘我们不容许虐待犯人’……每个拘留所都会有虐待行为发生。就连那些根本不打算取得情报的宪兵也一样，他们只是有样学样，因为那里的人都是这么做。如果没有自律或是上面的人来管理，大家就会变成那样。”
而在亲眼目睹来自“海军陆战队两栖侦察部队在伊拉克北巴别（North Babel）所犯下的虐刑”之后，拉古拉尼斯再也无法忍受了。他开始写报告揭发虐刑，用照片记录囚犯身上的伤口、录下他们的宣示证词，接着把所有资料交给海军陆战队的指挥链。但就像奇普·弗雷德里克也曾跟他的上级长官抱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种种不正常状况，他们的抱怨下场都一样，针对这位讯问员的来信，海军陆战队的指挥部门中没有人有任何回应。
拉古拉尼斯：“甚至没有人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来跟我谈过。这些虐待报告就好像寄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去了。没有人来调查他们，或许是他们没办法，或许是不想。”（官方的沉默姑息让所有异议都显得恶心。）
关塔那摩监狱里的讯问团队可以做到多过分？“063号犯人”这个特殊案例可以说明。这位犯人的名字是穆罕默德·盖塔尼（Mohammed al-Qahtani），他被认为是“9．11”恐怖攻击中的“第二十名劫机者”。他受过各种你想象得到的虐待。他曾经被刑求到尿在自己身上，连续好几天无法睡觉，被迫挨饿，被一只凶恶的警犬逼吓。他的持续抵抗换来进一步的虐待。063号犯人被迫穿上女性胸罩，头上被放了一条女用皮带，讯问员拿他当取笑对象，说他是同性恋。他们甚至给他戴上狗链，然后叫他做一些狗常玩的把戏。一位女性讯问人员先是叉开大腿跨坐在他身上刺激他产生性反应，接着再斥责他违背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时代》杂志的调查记者几乎巨细靡遗且详尽生动地记录了盖塔尼长达一个月的秘密审讯生活。这段日子几乎就是由各种残暴野蛮的讯问策略，再加上一些精致复杂的技巧及许多可笑愚蠢的把戏组合而成。但事实上，任何经验丰富的警探都可以在更短时间内运用不那么堕落的手法来问出更多情报。
海军的法律顾问阿尔贝托·莫拉（Alberto Mora）听闻这项讯问的事后极感震惊，在他的想法中，任何军队或政府均不该宽恕这些非法的讯问方式。莫拉发表了一份极具说服力的声明，声明中提出的基本架构使我们能正确了解到宽恕虐待式讯问代表了什么意涵：
假如我们不再宣布残暴的行为是非法行为，反而将之纳入政策当中运用，这样的做法将会改变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基本关系，并彻底摧毁人权概念。宪法指出人拥有天赋人权，并非国家或法律所赋予，人应拥有人格之尊严，人权概念中包含了免于残酷待遇的扫利。人权是普世原则，而非仅限于美国——即便是那些被指为“引法武装分子”的人也应享有人权。如果您做出了例外，整部宪法都将因此崩塌。这是个根本性转变的议题。
亲爱的读者，我现在将要求你试着想象自己扮演陪审员的角色，请你就这些经过计划的讯问策略，与那些被称为“思想变态的”1A院区宪兵们在照片中的虐待行为做个比较。在许多张照片中，我们可看到被拘留者头上被戴上女用内裤，但除此之外最可怕的还是琳迪·英格兰用狗绳绑在一位犯人颈上牵着他在地板上爬的那张。现在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做个结论，戴在头上的女用内裤，狗绳以及惨无人道的场面，全都是借自最早运用过这些技巧的中情局及米勒将军在关塔那摩的特别讯问团队，这些策略后来成了普遍被接受的讯问方式，并在战区内被广泛运用，只是没被允许拍下照片而已！
精锐军人的虐行
我们对整个指挥结构提出的控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见证或许来自伊恩·菲什巴克上尉，菲什巴克是西点军校的荣誉毕业生，并在服役于伊拉克的精英空降部队担任上尉。他在最近一封写给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参议员抱怨虐囚事件猖獗的信中起首这样写道：
我是西点军校毕业生，目前正于陆军步兵服役，军阶是中尉。我和812空降师一起出过两次战斗任务，一次前往阿富汗，一次则是伊拉克。虽然我的任务是为全球反恐而战，但是我的上级的行动与声明却让我认为，美国的政策是日内瓦公约不适用于阿富汗或伊拉克。
在与人权观察协会做多次访谈后，菲什巴克上尉又透露了更多特定细节，说明讯问员必须遵守的合法界限所产生的困惑造成了什么令人不安的结果。他的单位驻扎在靠近弗卢杰的水星营前哨作战基地，两位来自同单位的中士也对他的说法提出补充。（尽管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提及，但我还是要在这里呈现菲什巴克上尉的完整说法及事件背景。）
在写给麦凯恩参议员的信中，菲什巴克证实了包括在讯问前惯例暖打犯人睑部及身体、将沸腾的化学药品倒在犯人脸上、例行将犯人铸在让人身体不支累倒的位置，以及让犯人失去意识的强迫操练等虐行存在。他们甚至会将犯人叠咬金字塔，就像阿布格莱布的做法。在阿布格莱布丑闻案爆发前，这类虐行就已经存在，而且直到丑闻和爆发后从不曾间断。
在水星前哨作战基地里？我们让犯人们叠成全字塔，不是裸体？但是是叠成全字塔状。我们强迫犯人们做些充满压力的操练。一次至少两小时……曾经有个情况是我们用冷水把一个犯人淋湿、然后把他整夜留在外头。（这里又出现了拉古拉尼斯曾提刘过的，让犯人暴露于极端情境的虐待技巧。）也曾经发生一个士兵拿棒球棒用力揍被拘留者的腿。这些方法都是我从我的士官长那里学来的。
菲什巴克也证实这些虐待行为是由指挥官下令并受到原谅，“他们会告诉我，‘这些家伙就是上个礼拜丢下应急爆炸装置的那些人。’然后我们会狠狠教训他们一番，让他们吃苦头……不过你会开始了解，这就是那里的做事法则。”（我们回想起之前曾讨论过，一个特殊情境中会逐渐浮现新规范，新做法很快就会变成必须奉行的标准。）
令人惊讶的是，菲什巴克说他的士兵们也用数码相机拍下他们的虐囚行径。
（在水星前哨作战基地）他们说他们也有类似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照片，因为这些照片之间的相似度太高，所以他们把照片销毁了。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阿布格莱布的军人）固为那些我们也被交代去做的事情意上了麻烦，所以我们要销毁这些照片。”
最后，菲什巴克上尉展开一趟长达十七个月的说明活动，向他的上级们解释他对这一切虐行的关切与怨言，结果和讯问者安东尼·拉古拉尼斯以及弗雷德里克上士如出一辙，他并没有收到任何下文。于是他只好将他的信寄给麦凯恩参议员将一切公之于世，这件事巩固了麦凯恩参议员对于布什政府搁置日内瓦公约的反对立场。
“拷问小姐”：关塔那摩自白室里的膝上艳舞
我们的下一位证人透露丁军方（或许与中情局合作）在关塔那摩监狱中发展出来的新堕落把戏。“性被拿来当武器，以便使拘留者和他的伊斯兰信仰之间出现隔阂。”在该监狱营中工作的军方翻译人员埃里克·萨尔（Erik Saar）这么说道。这位年轻的士兵满怀爱国主义热忱来到关塔那摩湾，相信自己一定能对这场反恐战争有所贡献。然而他很快地了解到他根本帮不上忙，在那里发生的事完全是“一场错误”。2005年4月4日，在艾美·古德曼（Amy Goodman）广播节目“今日民主”的访谈中，萨尔以生动写实的方式详述了被用于对付囚犯的各种性策略，全部都是他亲眼目睹。他在相当于一本书篇幅的丑闻告白《铁网之内，一个军情人员在关塔那摩的亲身见闻》（Inside the Wire：A Militaryintellegence Soldier's Eyewitness Account of Life at Guantanamo）详述了这次的访谈。
在他于该监狱服役的六个月期间，阿拉伯语十分流利的萨尔担任翻译工作，将官方讯问者的话和问题翻译给犯人听，再以英语将犯人的答复传达给讯问人员。于是他得扮演“大鼻子情圣席哈诺式角色”，用适当的语言将符合讯问者和犯人动机的确切意思传达给这两个人。而这个新虐待把戏必须由富有性魅力的女性讯问员上场演出。萨尔说道，“这个女性讯问人员会用性诱惑的方式让被讯问的犯人觉得自己是不洁的……她会在犯人背上揉搓自己胸部，谈论关于自己身体部位的—些事……犯人十分震惊而且愤怒。”
萨尔辞掉了他的工作，因为他认为这样的讯问策略“根本无效而且无助于维护我们的民主价值”。《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莫琳·多德（Maureen Dowd）于是创了一个昵称“拷问小姐”，用来称呼用性魅力从囚犯身上套取情报和自白的女讯问员。
萨尔曾说过一段特别戏剧性的邂逅，可以归类在军方命名为“女性空间进犯”的讯问技巧之下。主角是一位具有“高情报价值”的二十一岁沙特阿拉伯人，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牢房里祈祷。在开始讯问前，负责的女性讯问人员，我们称她为“布鲁克”，布鲁克和萨尔两个人先经过一番“消毒”程序，把制服上的名字贴起来以免泄露身份。然后布鲁克说：“要问供的被拘留者是个杂碎，我们得好好对付他。”原因她说得很明白，“不下猛药那个杂碎不会招，所以今天晚上我要来试试新花样。”军方认为这个沙特阿拉伯人和“9·11”事件的劫机者一起接受飞行训练，因此他有很高的情报价值。萨尔指出，“当军方讯问者跟被拘留者问话时，如果他不合作，他们很快就会‘下猛药’：对囚犯厉声高叫、升高对抗情势，或是表现出一副坏警察的嘴脸，完全忘记要跟犯人建立交情。”
布鲁克继续说：“我只要让他觉得除了合作别无其他选择就行了。我想让他觉得自己很脏，脏到他没脸回到牢房里花一整个晚上祷告。我们要在他和他的上帝中间设下障碍。”于是当犯人不愿意配合回答问题时，布鲁克决定下点猛药。
“出乎我意料，”萨尔高声说，“她开始解开上衣的纽扣，动作很慢、很挑逗，就像脱衣舞娘一样，露出在胸前撑得紧紧的合身棕色陆军T恤……然后慢慢向他走过去，用她的胸部在他背上磨蹭。”她用诱惑的口吻说：“你喜欢这对美国大奶子吗？我看到你下面开始硬了。你想你的阿拉真主会怎么说呢？”接着她转了个圈坐到他正对面，把手放在他的胸前，挑逗地说：“你不喜欢这对大奶子吗？”当那个犯人转头看萨尔时，她开始挑战他的男子气概，“你是同性恋吗？为什么你一直看他？他觉得我的奶子很不赖，你呢？”（萨尔点头赞成）
犯人抵抗她的动作，往她脸上吐了口口水。但她不为所动，开始发动另一波更强烈的攻势。她开始解开裤子的扣子，一边问那名犯人：
“法里克（Fareek），你知道我现在是生理期吗？我这样碰你你有什么感觉？”（当她把手从她的内裤里抽出来时，她的手上看起来像是沾了经血，然后她最后一次问他，是谁教他去学开飞机、是谁送他去上飞行学校。）“你这贱人，”她用气音一边说，一边把他以为是经血的东西擦到他脸上，“你想早上你的弟兄们看见你时会怎么想，如果他们知道你脸上沾的是个美国女人的经血？”布鲁克说着站起身，“顺便告诉你，我们把你牢房里的水给关了，所以你脸上的血得留到明天早上了。”当我们离开讯问间时，她掉头就走……她用了她认为最可能拿到长官要的情报的办法，她尽力了……我刚才到底做了什么鸟事？我们在这地方干的是什么勾当？
这的确是个好问题。对萨尔或其他人来说，却不可能有清楚的答案。
关塔那摩监狱中的其他虐行
埃里克·萨尔透露了关塔那摩监狱中的其他做法，全都是欺诈、不道德、非法的。他和讯问团队的其他成员都接受到严格命令，要求他们绝不可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观察员交谈。
当行程预定要参观“典型”讯问过程的要人来访时，监狱方面就会安排“演戏”。他们会弄一个假场景，让场面看起来很正常、很一般。这让我们想起纳粹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特雷辛城（Thhereseinstadt）集中营的模式，他们也是这样愚弄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观察员和其他人，让他们以为里面的犯人都很满意他们的重新安置。萨尔形容，在这个“万事美好”的场景内，所有的东西都被“消毒”过了：
我加入这个情报团队后所学到的事情之一就是，如果有重量级贵宾来访，通常这类人指的可能是将军、上级政府单位的执行长、情报局来的人，甚至是国会代表团，这时候所有人都会团结合作，他们会告诉讯问员去找一个之前表现很合作的人带至到讯问间里，贵宾来访的时候就让他们坐在观察室里观察里面的讯问过程。基本上他们会找曾轻合作过的人，找可以面对面坐着正常交谈的人，还有就是可能以前曾经提供过一些情报的人，然后他们就可以重新演一场戏给参观的贵宾看了。
然后基本上，对于一个情报专家来说，这种做法根本是一种羞辱。老实跟你说，我不是唯一一个这样觉得的人，因为在情报社群里面，你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是提供做决策的人正确的信息，让他们做正确的决定。这就是情报人员存在的唯一目的，提供正确的信息。弄出一个虚假世界好让来参观的人以为这里是某个样子，可是实际上却根本不是这样，这种做法完全损害到我们身为专业情报工作者所尽的一切努力。
酷刑工作“外聘”
偷偷摸摸的刑求伎俩被当是用来对付顽抗嫌犯的工具，目的是迫使他们吐出情报，而我们从中情局的秘密计划中可以得知这些手段的普遍程度，中情局利用这些秘密计划将犯人迅速移送到愿意为美国做脏事的国家。在被称为“引渡”计划或“非常规引渡”计划的政策中，数十甚至也许数百名“高情报价值恐怖分子”被中情局租赁的商用飞机载送到多个其他国家。布什总统显然曾授权允许中情局让拘留中的人犯“消失”，或是“引渡”至其他以刑求知名（且国际特赦组织记录有案）的国家”。这类囚犯通常被单独监禁在“秘密地点”的拘留所内与世隔绝。而在“反常规引渡”计划中，甚至授权外国官方在非战斗状态及非战争地区逮捕“嫌犯”，然后将他们转送到拘留地，通常是关塔那摩监狱，剥夺所有国际法提供的基本法律保护。
宪法权利中心董事长迈克尔·拉特纳（Michael Ratner）谈到这项计划：
我把这叫做酷刑工作的外聘计划，它的意思是在这场所谓的反恐战争里面，中情局可以从世界各地把想要的人抓起来，然后如果不想自己动手拷打或讯问犯人，不管你用什么词来称呼，就把他们送到和我们情治单位关系密切的其他国家，可能是埃及也可能是约旦。
负责这项引渡计划的中情局高级长官是迈克尔·朔伊尔（Michael Scheuer），他透露实情:
我们把这些人送回他们的出身地中东，前提是如果那些国家有专为他们成立的合法渠道并且愿意接受他们。他们会得到符合该国法律的待遇，不是根据美国法律，你可以挑，可能是摩洛哥、埃及或约旦的法律。
在这些国家所用的讯问技巧里头，显然包括了中情局不想要搞清楚的酷刑手段，他们只要能够从被拘留者手中得到有用的“情报”就好。不过在我们这个高科技时代，这种计划不可能被隐瞒太久。一些美国盟邦针对至少30架次的飞行记录展开调查，这些飞机班次被怀疑被中情局用于酷刑输出计划。调查结果透露，重要嫌疑犯被送往曾属于前苏联共和国的东欧国家。
依我的判断，这项酷刑工作的外聘计划显示，并不是中情局和军方情资间谍不愿意刑求囚犯，而是他们认为那些国家的特工知道怎么做才会更好。他们娴熟运用“三级刑求”技术的时间比美国人还长。我在这里大致介绍的不过是其中一小部分，实际上虐行的对象遍及美国军事监狱中各式各样的拘留者，范围远较此普遍，我的目的是要驳斥美国政府宣称这类虐待和刑求事件不是“系统性的”进行。
来自拘禁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拘留所内人犯的验尸和死亡报告显示，在44件死亡案件中，有一半是在海豹特战部队、军情人员或中情局讯问过程中或讯问后发生。这些杀人事件是由虐待性刑求技巧造成，这些手法包括戴头罩、噎住口部使其窒息、勒绞、用钝器殴打、水刑、剥夺睡眠以及使犯人暴露于极端温度下。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执行长安东尼·罗梅罗（Anthony Romero）清楚指出：“毫无疑问这些讯问过程导致死亡。那些知情却坐视不管的高官，以及创造这些政策并为之背书的人应该负起责任。”
究办到顶：切尼及布什的责任
在（阿布格莱布）照片被公开后几个月内，情势越来越清楚，这里面有一个虐行模式，而这不是几个不守规矩士兵的个人行为能造成的。是布什政府决定要扭曲、忽视规定或对规定置之不理，才会导致这模式出现。美国政府的政策在阿布格莱布以及世界各地制造出不择手段虐囚的风气。
这是人权观察协会在一份标题为《美国：动用酷刑不必受惩罚？》的报告中做的摘要声明，这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到指挥链的最上层——副总统切尼和总统布什的责任。
反恐战争制定了刑求新典范
和他前一任期中针对“贫穷”和“毒品”所发动的毫无意义的名词战争一样，布什政府重蹈覆辙地在2001年的“9·11”攻击过后宣布发动“反恐战争”。这场新战争的核心假设是，恐怖主义是对“国家安全”及“国土”的首要威胁，因此必须尽一切手段对付。事实上，所有国家部拿此种意识形态基础当作取得人民和军队支持的手段，以遂行压迫及侵略行动。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巴西、希腊及许多国家的右翼独裁政权即曾随心所欲地运用此种意识形态以正当化刑求，及处死被宣布为“国家公敌”的人民“。20世纪70年代晚期，意大利右翼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曾运用“紧张策略”的政治控制手段，加深人民对赤军旅（Red Brigades，激进共产党员）恐怖主义行动的恐惧。当然了，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希特勒将犹太人标签化，称他们是造成20世纪30年代德国经济崩溃的祸首。于是来自国家内部的威胁成为他们向外征服计划的正当理由，因为他们必须在德国以及纳粹占领的国家里终止这样的邪恶行为。
恐惧是国家所握有的最特别的心理武器，利用恐惧，国家可以使人民为了交换万能政府所许诺的安全生活，而愿意牺牲基本自由以及法治的保障。恐惧先是得到美国民意及国会多数支持对伊拉克发动先制战争，而接下来恐惧又让他们继续支持布什政府愚蠢坚持的各项政策。一开始恐惧的传播方式带有奥韦尔式味道，人们预测萨达姆持有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将对美国及美国盟邦发动核武器攻击。例如在国会投票决议是否支持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前夕，布什总统告诉全国人民及国会，伊拉克是个威胁美国安全的“邪恶国家”。“了解这些事实后，”布什谈到，“美国人不应该忽略这个集结起来对付我们的威胁。面对大难将至的明确证据，我们不该等待最后的结果证明——冒着烟的枪管出现才做决定，因为你看见的证据有可能是核武器攻击的蘑菇云。”但是将这朵蘑菇云散布到全美国的人不是萨达姆，而是布什政府。
而在接下来几年，所有布什行政团队的主要成员都曾在一场接一场的演说中呼应这个悲惨的警告。政府改造委员会的特殊调查部为众议员亨利·A.韦克斯曼（Henry A. Waxman）准备了一份报告，内容为布什政府对伊拉克议题的公开声明。这份报告用的公共资料库搜集了所有布什、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的公开声明。根据这份报告，这五位官员在125次公开露面的场合中，共针对伊拉克的威胁发表了237次“错谬且造成误导”的具体声明，每位平均为50次。在“9·11”恐怖攻击届满一周年后的2002年9月，公开记录显示，布什政府发表了将近50次误导和欺骗大众的公开声明。“
在普利策奖得主罗恩·萨斯金德（Ron Suskind）的调查分析中，萨斯金德追踪布什政府对于反恐战争的计划，发现早在“9·11”事件后不久，切尼发表的声明中即初见端倪。切尼是这样解释的，“如果巴基斯坦科学家正协助基地组织建立或发展核武器有百分之一的机会，我们就必须当成确有其事来回应。重要的不是在于我们的分析……而是在于我们该如何回应。”萨斯金德在他《百分之一论》（One Percent Doctrine）一书中写道，“所以我们可以说：有一种行动标准存在，它塑造了美国政府在未来数年内的表现与回应。”而萨斯金德也继续指出：不幸的是，在这种新形式压力——如反恐战争，再加上原以为会乖乖归顺的人民却出乎意料不断暴动、叛乱所造成的认知不协调，这一切使得庞大的美国联邦政府无法以有效率或是有力的方式运作。
从布什政府的国土安全部对于恐怖攻击警报（颜色代码）系统的政治化，也可以看出另一种恐怖制造手法。我认为这个系统的目的—开始就像所有灾难预报系统一样，是为了动员人民防范恐怖威胁的采临。但-是随着时间过去，这11种模糊的警告从来没有提供人民行动的实际建议。当接到飓风警报时，人们被告知要疏散，当接到龙卷风警报时，我们知道得撤退到避难室，但是当发出某个地方或某个时间将发生恐怖攻击的警报时，政府只告诉人民要“更加警觉”，当然了，还有告诉我们要照常生活。尽管官方宣称握有“可靠消息”，但是当许多这类威胁预报每一个都失灵落空后，却从来没有公开做出任何说明或简报。动员全国力量对付每一个威胁危机，其代价至少是每个月十亿美元，更带给所有人民不必要的焦虑与压力。到最后，与其说以颜色代表威胁程度的警报是有效的警报方式，倒不如说是政府在没有任何恐怖攻击的情况下为确保并维持国民对恐怖分子的恐惧所采取的昂贵办法。
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谬曾说过，恐惧是一种手段，恐怖制造了恐惧，而恐惧则让人民不再理性思考。恐惧让人们只能用抽象方式来想象造成威胁的敌人、恐怖分子、暴动者，认为他们是必须被摧毁的力量。一旦我们把人想象为某一类别的实体、抽象的概念，他们的面目就会模糊，化为“敌人的脸”，即使是平常爱好和平的人也会升起一股想要杀戮、刑求敌人的原始冲动。
我曾在公开场合评论过，这类“幽灵警报”十分异常且危险，不过有证据明显指出布什民意支持率的上升和这类警报的试探密切相关。这里的争议是布什政府借着激起并持续人民对大敌当前的恐惧，而让总统得以取得国家战时最高统帅的地位。
于是在最高统帅的封号及大肆扩张国会所赋予权力的情况下，布什和他的顾问们开始相信他们可以凌驾于国法和国际法之上，只要用重新制定的官方合法诠释来坚持他们的政策主张，任何政策都是合法。邪恶之花在阿布格莱市黑牢中盛开了，而它们的种子是由布什政府种。布什政府借由国家安全威胁，在人民心中种植出恐惧与脆弱感，诉诸讯问／剂求手法以求赢得反恐战争，正是这威胁、恐惧、刑求的三部曲种下了邪恶的种子。
“酷刑副总统”切尼
一位《华盛顿邮报》的编辑把切尼称为“酷刑副总统”，因为他尽力废除麦凯恩对于国防部的预算授权议案所提的修正案，并且终于使得这项修正案遭到变更。该项修正案要求给予美国军事拘留所内的犯人人道待遇，为了让中情局能够放手运用其认为取得情报所必需的任何手段，切尼非常努力展开游说，以便使中情局的行动能够不受限于法律。切尼主张，这样的法案将会让中情局情报人员绑手绑脚，并使他们在为全球反恐战争奋战时承担被起诉的潜在风险。（而我们对他们奋战方式的残忍性与危险性已经略有所知。）
这项法案通过完全没有使切尼受挫，他仍然热烈支持中央情报同任意运用任何手段从被秘密囚禁嫌疑恐怖分子口中取得自白和情报。当我们想到切尼在“9·11”攻击后马上发表的言论，对他的坚定立场就不会有任何惊讶了。切尼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与媒体有约》（Meet the Press）电视节目中接受访谈时，说出一段值得注意的发言：
我们得做一些事，一些虽然是黑暗面的工作，如果你要这么说。我们在情报世界的阴暗面里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很多该故的事都得安安静静完成，如果想要把事情办好就不要雾话，运冈我们情报人员可以取得的资源和手段悄悄地去做。这就是这种人的世界的造作方式，所以基本上为了达成我们的目标，我们必须要能按照我们的意思运用任何方法，这很重要。
在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一次访谈中，前任国务卿鲍威尔以及劳伦斯威克尔森（Lawrence Wilkerson）上校曾指控由切尼--布什的新保守主义团队所发布的指令，是造成伊拉克和阿富汗虐囚事件的主因。威克尔森概述了这些指令的下达路径：
对我而言很清楚的是，查核追踪记录显示这些来自副总统（切尼）办公室的指令通过国防部（拉姆斯菲尔德）下达到战场上的指挥官，对于战场上的军人而言，这些谨慎的圆滑措辞只意谓两件事：我们得不到足够的有用情报，你们得拿到证据才行，再者顺道提一下，这里有一些办法或许派得上用场。
威克尔森也指出切尼的顾问戴维·阿丁顿（David Addington）“是支持总统以最高统帅身份撇开日内瓦公约束缚的死硬派”。这番发言让我们直接将矛头对准了权力最高层。
“战争最高统帅”布什总统
在对抗全球恐怖主义看不见终点的战争中，布什总统身为最高指挥官，一直倚赖一个法律顾问团队为他建立合法性基础，这个团队协助布什对伊拉克发动先制性的侵略战争，重新定义酷刑，制造出新的交战守则，甚至通过所谓“爱国者法案”限制人民的自由，并授权各种方式的非法窃听，包括偷听、装设窃听装置及电话监听。如同往常，所有事情都是为了保护神圣国土之国家安全的名义，都是为了进行一场全球反“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是什么”的战争。
刑求备忘录
在2002年8月1日美国司法部发表的一份被媒体称为“刑求备忘录”的备忘录中，以狭隘的方式定义“刑求”，刑求不再是指某些具体作为，而是由其最极端的后果来定义。这份备忘录中主张身体疼痛的强度必须“等同于某些严重的受伤情形，如器官衰竭、身体功能障碍或甚至是死亡所带来的疼痛”才叫做刑求。根据这份备忘录的说法，如果要以酷刑罪名起诉任何人，必须要是被告具有造成“严重身心疼痛或受苦”的“特定意图”才行。“心理折磨”则被狭隘定义为仅包括导致“具有持久性之重大心理伤害，例如持续数月或数年”的行为。
备忘录中继续坚称早期批准的1994年反刑求法可被视为违宪，因为这个法令与总统的最高统帅权力互相抵触。司法部的法学者们还提出其他指导方针赋予总统重新诠释日内瓦公约的权力，以符合布什政府在反恐战争中的目的，在阿富汗被捕的好战分子、塔利班士兵、基地组织嫌犯、暴动分子以及所有被围捕并移送拘留所的人，都不被当成战俘，因此无法享有任何战俘的法律保护。身为“敌方非武装分子”的他们会被无限期囚禁在世界上任何一座拘留所中，既没有律师也不会以任何特定罪名起诉。此外，总统显然批准了中央情报局的一个计划，计划的目的是让高情报价值的恐怖分子从这世界上“消失”。
虽然我们只握有间接证据，但这些证据是可信的。举个例子，詹姆斯，赖森在他《战争状态：中央情报局及布什政府秘密的一页》（State of War：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an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一书中做出结论，他指出关于中情局涉嫌使用极端的新讯问策略，“在层级非常高的政府官员之间有个秘密共识，他们将布什隔离开来，并让他能够推诿毫不知情”。
关于布什和他的法律顾问团队的关系，另一个较不仁慈的说法来自法学家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他在完整回顾所有可参考的备忘录后说道：
备忘录读来像是个流氓律师写给黑手党大佬，内容是建议如何规避法律而不被逮到监狱。这备忘录的主题简直就是怎样避免被起诉……而另一个更令人深深感到不安的主题是总统可以下令对犯人动用酷刑，即使这受到联邦法律以及国际反刑求公约禁止，而美国正是这公约的缔约国之一。
读者们已经和我一起读过这里简单介绍的相关资料（包括虐囚事件调查报告、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报告等资料），现在将继续一起阅读这二十八个由布什的法律顾问、拉姆斯菲尔德、鲍威尔、布什以及其他人所发表的《刑求备忘录》，这些文件为阿富汗、关塔那摩及伊拉克等地的刑求预先铺设了一条合法之路。由卡伦·格林伯格（Karen Greenberg）和约书亚·德拉特尔（Joshua Dratel）将完整的备忘录书面记录编成一本长达1249页的书，书名为《刑求报告：通往阿布格莱布之路》（The TorturePapers：The Road to Abu Ghraib）。这本书揭露了布什政府的法律顾问群对法律技术的曲解与误用，它让我们深刻了解到：“在这全世界最法治化的国家里为保护美国人民贡献良多的法律技术，竟可被误用于邪恶的目的。”
法律学教授乔丹·鲍斯特（Joadan Paust，前美国陆军军法处上尉）针对帮忙正当化刑求拘留者的布什法律顾问写道：“从纳粹时代以来，我们就再也没有看过这么多法律专家如此明确涉及与战俘待遇及讯问相关的国际罪行。”
在一长串的顾问名单中，排在最上头的是总检察长阿尔贝托·冈萨雷斯，他协助完成一份法律备忘录，对于“刑求”做了如上述所言的重新诠释。直到阿布格莱布虐囚照片被公之于世后，冈萨雷斯和布什总统才公开谴责这份备忘录，认为它对于刑求的概念做了最极端的诠释。冈萨雷斯对于在反恐战争架构下扩张总统权力所做的贡献，并不亚于极具影响力的纳粹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施米特提出如何在非常时期让执政者摆脱法律束缚的观点，协助希特勒搁置德国宪法并赋予他独裁权。冈萨雷斯的传记书写者指出，冈萨雷斯其实是个可爱的人，他向你走过来时的样子就像个“普通人”，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虐待狂或心理病态倾向。然而，他的制度性角色所发表的备忘录却是造就公民自由被搁置以及残酷讯问嫌疑恐怖分子的祸首。
国防部犯罪查缉行动中心反对关塔那摩讯问作业
根据最近微软国家广播公司（MSNBC）的报道，美国国防部犯罪查缉行动中心领导人说，他们曾再三警告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从2002年初开始持续数年），个别独立的情报单位运用严厉的讯问技术将得不到什么可靠情报，而且可能构成战争罪，一旦被公之于世更是让国家蒙羞。然而经验丰富的犯罪调查人员的关切与忠告大部分都被忽视了，指挥关塔那摩和阿布格莱布讯问作业的指挥链人员支持用他们偏爱的高压、强制性讯问方式，因而对这些意见置若罔闻。前海军法律顾问阿尔贝托·莫拉曾在公开记录中支持犯罪查缉行动中心成员的看法，“让我强烈地为这些人感到骄傲的是他们说，‘即使被命令这么做，我们也不愿意服从。’他们是英雄，这是最好的形容了。他们表现出无与伦比的个人勇气与正直，捍卫了美国价值以及我们所赖以生存的体制。”但最后这些调查人员还是没能中止虐行，他们做到的只有让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收回对某些最严厉讯问技术的授权，因此缓和了情势而已。
对反恐战争的执迷
我们可以看见，布什对反恐战争的执迷促使他走向一条危险的路，这是已故参议员名言所揭示的一条道路，“用极端手段捍卫自由，并非罪恶；以温和步伐追求正义，不是美德”。于是布什在没有任何法律明文依据的情况下授权美国国家安全局对美国人民进行国土内部监视。在这项庞大资料采集工程的任务中，国家安全局将自电话及网络上监听撷取的大量资料交给联邦调查局分析，工作量实际上超出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能力范围，联邦调查局根本无法负荷有效处理这类情报的工作量。
根据《纽约时报》在2006年1月的详尽报道，这类监测工作必须“从后门进入”美国本土负责转接国际电话的主要电信交换中心，因此须取得美国最大电信业者的秘密合作。《时代》杂志的揭弊报道透露出，在不受法律束缚或国会查核及平衡的情况下，将这样的权力赋予总统的做法本身即是过度。这例子也被用来比较布什与尼克松，他们都认为总统可以凌驾法律，尼克松曾“在20世纪70年代解开拴住境内监视恶犬的皮带”，而他为此辩解的理由是，“总统做一件事时，就表示那件事不是非法的”。布什和尼克松不仅说法类似，关于总统可不受惩罚的想法也如出一辙。
我们从布什首开先例使用了副署声明，也可窥知布什认为总统职权凌驾于法律之上。副署声明是指在对国会通过的法律行使同意权过程中，总统申明他有不服从他刚签署这项法律的特权。布什运用这策略的频率远多于美国历史上的其他总统，总次数超过750次：每当议会通过的法案和他对宪法的诠释有冲突时，他就会运用此策略以违反议会决议，麦凯恩提出的反刑求修正案施予个人限制即是其中一例。
然而最近一项最高法院的判决限制了总统的职权，布什对行政权的主张也因而受到挑战。这项判决公开谴责布什政府计划让关塔那摩监狱的被拘留者在军事委员会（法官席）前受审，此做法既未曾受到联邦法授权，同时也违反了国际法。《纽约时报》的报导指出：“这项判决是布什政府大肆扩张总统权力举动以来所遭遇到的最大挫败。”
矛盾的是，当布什政府亟欲将恐怖主义的邪恶扫出这世界时，所作所为却让自己成了“当权之恶”的最佳范例。这是个将痛苦加诸于人，使人受苦至死的政权，却想要用官方，理性、有效率的程序来掩饰其行为本质——为达到他们自认为位阶更高的目的而不择手段。
陪审员们，你们做出什么裁定？
你们已经读过多位证人的证词、主要独立调查小组摘要报告中的精华，部分人权观察协会、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国际特赦组织的广泛分析，以及美国公共电视网《前线》节目对美国军事拘留所中虐待与刑求性质的报导。
你现在还认为弗雷德里克和夜班宪兵们在阿布格莱布1A层级院区犯下的虐行是行为脱轨，是由被称为“流氓军人”的少数“害群之马”单独犯下的单一事件吗？
还有，你现在是否认为这类虐待和酷刑是强制讯问的“系统性”计划的一部分？在这些讯问过程中发生的虐待和刑求事件，程度是否更深，时间、地点以及涉案者的范围是否更大？
在被控犯下照片中虐行的宪兵们已经认罪的情况下，你现在是否认为由于情境性的力量（大染缸）以及情境性的压力（制造这个染缸的人／在这些人身上的作用，因此应可减轻其刑？
对于阿布格莱布、许多其他拘留所以及中央情报局黑牢中的虐待事件，以下每一个军事指挥链上的高阶将领都该负有串谋之责：杰弗里·米勒少将、里卡多·桑切斯中将、托马斯·帕帕斯上校以及斯蒂芬·乔丹中校，你是否愿意并且准备好对他们作出判决？“
对于阿布格莱布、许多其他拘留所以及中央情报局黑牢中的虐待事件，以下每一个政治指挥链上的高阶官员都该负有串谋之责：前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内特．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你是否愿意并且准备好对他们作出判决？
对于阿布格莱布，许多其他拘留所以及中央情报局黑牢中的虐待事件，以下海一个政治指挥链上的高阶官员都该负有串谋之责：副总统迪克·切尼，总统乔治·布什，你是否愿意并且准备好对他们作出判决？
暂停起诉
（若想了解最近一场针对布什政府“违反人类罪行”的判决记录，请参考注释）
针对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刑的指挥串谋罪行，你也可以到www．LuceferEffect.com的网络投票区实际投票决定他们有罪或是无辜，拉姆斯菲尔德，切尼、布什都在那里接受审判，已经有许多美国人民投下他们的一票，现在是其他国家人民表达他们意见的时候了。
让阳光照入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一起走到这趟漫长旅途的终点。我要感谢你不畏惧面对某些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持续到最后。重访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的虐刑现场，对我来说特别困难。要去面对我在争取奇普·弗雷德里克的案子有更好结果时所表现出的无能为力，也是艰难的。多年来，我一直是个乐观主义者，面对所有种族灭绝、大屠杀、私刑、刑求以及人类对其他人所犯下的恐怖罪行，我始终在这样的压力下保持希望，认为在集体行动下，我们所有人都会更有能力对抗“路西法效应”。
在这段旅程的最后阶段，我想让阳光照亮人类心理最黑暗的角落。现在是抑恶扬善的时候了，我将运用两种方式来达到这目的。首先，你们将会得到一些忠告，告诉你们如何抵抗你们不想也不需要的社会作用力轰炸。在承认情境力量在许多背景下会让人们做出恶劣行为的同时，我也明白指出，我们并非这类力量的奴仆。通过了解情境力量的运作，我们才能够抵抗、反对及避免它们带领我们迷失于今人不快的诱惑中。这样的认识可以使我们逃离包括顺从、屈从、劝服及其他形式的社会作用力及社会压迫的强大魔掌。
在这趟旅程中，我们沿途探索了人类性格的脆弱、不堪一击和朝三暮四，而在最后我们将对英雄们献上赞美来做结束。不过现在我希望你们会乐意接受一个前提：在强有力的系统及情境力量的支配下，普通的人，即使是好人也可能会被诱惑加入并做出恶行。如果你们接受，那么要准备好接受一个完全相反的前提：我们之中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英雄，我们都等待着一个情境出现，好可以证明自己身上有些“好东西”。
现在让我们学习如何抵抗诱惑，并向英雄们献上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