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斯坦福研究示范了一则譬世传奇，这对所有军事拘留行动都有参考价值……心理学家巳尝试去了解平常富有人情味的个体与群体为何有时在某些情境下会出现截然不同的行为表现，以及其过程如何发生。
——施莱辛格独立调查小组报告
2004年4月28日当天，我在美国首府的华盛顿特区代表美国心理学会出席“科学性协会主持人会议”（Council of Scientific Society Presidents）。平常除非是旅行中，否则我鲜少有时间收看周三的电视新闻，那天我正在旅馆房间里无聊地转着电视频道，无意间却看见某些让我极为震惊的画面。播出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六十分钟Ⅱ》节目，一连串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正从屏幕上闪现。在一群相叠成金字塔形的裸身男子身边，站着两名正朝着这堆囚犯露齿而笑的美国军人。有—位美国女兵牵着一名被狗链拴住脖子的裸男。还有一些看起来一脸恐惧的囚犯，似乎即将被一群虎视眈眈的德国牧羊犬攻击。影像有如色情幻灯片般连续播放；一丝不挂的囚犯们被迫在一边比出得意洋洋的手势、一边在抽着香烟的女兵面前手淫；囚犯们还被命令做出模口交的动作。
画面中的美军正折磨、羞辱、虐待他们的俘虏，难以想象的是他们用的方法竟是强迫囚犯们做出同性恋的举动。但事实摆在眼前，不容否认。其他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还有：囚犯们或站立或弯腰地做出压迫性的姿势，头上则戴着绿帽或是粉红女内裤。伊拉克才刚从独裁者／虐待者萨达姆的魔掌中逃脱，这些优秀青年不是被五角大楼送出国参加为伊拉克带来民主自由的光荣任务吗，他们是怎么了？
让人惊讶的是，在这个恐怖展中许多张影像里，加害者都与受害者一同现身。从事恶行是一回事，但把个人犯罪行为以图像方式长久记录保存于照片之中，可又是另一回事了。当他们照下“战利纪念照”时，这些人在想些什么？
在心理虐待行为上最具代表性的影像终于出现了，一个戴着头罩的囚犯摇摇晃晃地站在一个瓦楞纸箱上，两只手臂向外伸展，手指上缠着电线。他以为（戴维斯中士让他这样相信）只要他的腿撑不住从纸箱上掉落，他就会立刻被电死。他的头罩被人短暂掀开，好让他看到从墙壁上延伸到他身体的电线，这些电极都是假的，目的只是要让他感觉焦虑，而不是要造成肉体上的痛苦。他颤抖地处在担心死期将至的极端恐惧中，我们不清楚这状态持续了多久，但是我们很容易能想象这经验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并且同情这名戴上头罩的男子。
至少有十几张影像从电视屏幕上一闪而过，我想要关掉电视，视线却无法从屏幕上移开，这些生动照片以及所造成的幻灭感掳获了我全部的注意力。在我开始考虑造成这些军人出现这类行为表现的各种假设前，我甚至和其他国人一样肯定地认为，这些虐行只不过是一小撮“老鼠屎”所为。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主席理查德·B．迈尔斯（Richard B．Myers）曾在一个电视访问中声称他十分惊讶于对这些行为的辩解，也对这些犯罪性虐行的照片感到震惊。但他仍然表示自己十分肯定并无证据显示这是“系统性的”虐待行为，相反的，他坚持主张这不过是一小撮“流氓军人”犯下的个案。根据这位权威的军方发言人说法，超过99．9％在海外的美军都是模范生——意思就是说，犯下如此可憎之虐待行为的败类还不到全部人的千分之一，我们实在无须大惊小怪。
“坦白说，我们所有人都因为这些少数人的行为而感到挫折。”美国准将马克·金米特（Mark Kimmitt）在《六十分钟Ⅱ》谈话节目中受访时说道。“我们一直很敬爱我们的军人，可是坦白讲，我们的军人并不总是让我们引以为荣。”“我很欣慰地知道，参与这类不可思议堕落虐行的人，只不过是在美国许多军事监狱中担任狱卒的少数流氓军人。”
请等等。在完成他所主管的伊拉克军事监狱系统的全面调查前，迈尔斯准将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只是孤立的个案？这类说法需要证据支持，然而这些照片中的事实才刚被揭发出来，不可能有人有足够时间进行全面调查。这个官方说法是试图为系统推卸责任、把责任归咎于恶劣环境中少数最基层的人，但这样做反而更启人疑窦。他的说法让人联想到，每当有媒体揭发警察虐待罪犯的新闻时，警界首长们总是把责任怪罪给锅中的少数老鼠屎，借此将新闻焦点从警界风纪转移到其他地方。官方急于以天性式看法将责任归咎于害群之马，这种行为在系统的忠实守护者中实在是屡见不鲜。同样的做法也出现在学校系统中，每当出事，校长和老师们总是把责任推到特别“离经叛道”的学生身上，而不是花时间检讨枯燥的课程或特定师长在课堂上的粗劣表现，这些都是造成学生注意力转移而酿成事件的原因。
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也发表公开谴责，他称这些行为“极度恶劣”、“违背美国价值”。“社会大众在这些影像中所看见的美国军方人员形象，已经毫无疑问地冒犯并激怒了国防部的所有成员。”他这么说道。“我们要严惩犯错者，评估整个经过，并导正所有问题。”接着他又附加了一段声明，拐弯抹角地转移舆论抨击的焦点，即军方未对陆军后备宪兵提供这类艰巨任务的适当训练，以及预备措施的不足：“如果一个人不知道照片上那些行为是错误、残酷、野蛮、下流而且违背美国价值，那么我不知道我们还能给他们什么样的训练了。”拉姆斯菲尔德也迅速重新定义这些行为的性质为“虐待”而非“酷刑折磨”，他这么说的：“到目前为止被指控的罪行都是虐待，从技术上来说，我认为它们跟酷刑不同。我不会用‘酷刑’这个字眼来形容整件事。”这论述又再次转移了抨击的焦点，但我们会想问：拉姆斯菲尔德所谓的技术性，指的是什么？
通过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报纸的头条新闻、杂志及网站的连日报道，媒体将这些影像传遍全世界，于是布什总统立即启动一个史无前例的损害控制方案，以捍卫他的军队及政府，尤其是他的国防部长的名声。他尽职地宣布将对事件展开独立调查，务求“彻办到底”。而我纳闷的是，总统大人是否也下令要“彻办到最高层”，以便让国人能够了解丑闻事件的全貌，而不只是拼凑出一个梗概？事情似乎是如此，因为他的伊拉克联盟行动副总指挥，马克·金米特准将曾公开宜称：“我愿意坐在这里告诉各位，这些是我们所知的唯一虐囚案件，不过我们也明白自从我们到伊拉克以来，这里一直存在一些其他的个案。”（这说法和迈尔斯将军的声称抵触，迈尔斯断言这是独立的偶发事件，而非系统性行犯。）
事实上，根据美国国防部陆军中校约翰·斯金纳（John Skinner）的说法，自从阿布格莱布丑闻案揭发以来，有太多的虐待、酷刑及杀人事件紧接着被披露出来，以至于截至2006年4月为止，这类指控已启动了400个独立军事调查行动。
我在执行巴西酷刑研究时已经见过不少极端虐行的恐怖画面，尽管如此，从阿布格莱布这个名字充满异国风味的监狱中流出的影像还是震撼了我，这些画面中有一些不同却十分熟悉的东西。不同点是在于加害者做出的玩谑及毫无羞耻感的心态。根据那位似乎十分无耻的女兵琳迪·英格兰（Lynndie England）的说法，这不过是些“玩笑和游戏”而已，照片中她流露出的笑容和周遭正在上演的灾难一点也不搭调。然而有某种熟悉感占据着我的注意力，当我辨识出熟悉感来自何处时，那一刻我突然了解到这些照片使我又回到了斯坦福监狱中，又重新经历过一遍最糟的场面。套在囚犯头上的袋子、裸体、羞辱性的性游戏，像是一边裸露着阴茎一边把手背在背后模仿骆驼，或是在彼此身上做跳蛙运动等，都可跟斯坦福监狱中的学生狱卒对学生囚犯们所施加的虐待行为比较。此外，正如我们的研究，最恶劣的虐待行为都在夜晚的值班期间发生！而且在这两个案例中，囚犯都是因审前拘留而被留滞在狱中。
阿布格莱布监狱发生的事件就像是重现了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最糟糕的场景，只不过这次是在可怕的状态下一连进行了好几个月，非我们那短暂且相对仁慈的模拟监狱情境所能比拟。我曾亲眼见到，原本乖巧的男孩一旦沉浸在赋予他们完成任务的绝对权力情境中时，会变成什么模样。在我们的研究中，狱卒们并不曾受过事前的角色训练，我们只进行最低限度的管理以稍微缩减他们对囚犯的心理虐待。想象一下，当我们实验情境中的所有限制都被取消时，事情将会变成什么模样；我知道在阿布格莱布监狱中必定有极强大的情境力量，甚至是更具支配性的系统力量在发挥作用。我要如何了解一个如此遥远情境中的行为背景？我要如何揭发创造并维持此一情境的系统真相？对我而言，显然这个系统目前正极力隐藏它在虐待事件中的共犯角色。
无意义虐待的背后意义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设计透露了一个明显的事实：一开始我们的狱卒都是行为端正的人，然而受到强有力的情境力量影响，其中有些人开始变邪恶。此外，我也在后来了解到，正是我个人以及我的研究团队必须对创造出的系统负责，因为是它让情境的影响如此有力并且深具破坏性。我们没有提供适当、由整体到部分的约束与限制以制止对囚犯的虐行，我们所设定的工作事项和程序助长了去人性化和去个人化过程，促使狱卒创造出各种邪恶行径。再者，当事情开始失去控制时，当内部揭弊者迫使我必须承认自己对这些虐待行为负起责任时，我们可以利用系统力量来中止实验。这也是我们的实验和这事件的不同处。
相形之下，当我试着了解发生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事件时，已经处在过程的结束阶段，唯一的根据只有恶行的记录。因此我们必须做反向分析，必须判断他们在被指派到伊拉克监狱发生虐囚案的楼层中担任狱卒之前，都是些什么样的人。我们是否可以在他们身上找出任何蛛丝马迹，证实他们在进入监狱时一并带进了病态因子，以便将天性倾向和特殊情境对他们的诱导作用分离开来？接下来的挑战是，我们是否有能力揭露他们行为脉络的真相？在那个特殊情境、特殊时刻，狱卒们面对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现实？
最后，我们必须找到关于权力结构的若干证据，它必须为创造并维持地牢生态负起责任，伊拉克囚犯和美国狱卒同样都是这个生态的一分子。系统利用这个特殊的监狱来无限期收容所谓的“被拘留者”，却未提供任何法律资源援助，更运用“高压手段”拷问，而它能提出什么样的理由为此辩护？这些狱卒无视于日内瓦公约的保护措施以及军队自身的行为守则，也就是禁止任何残酷、非人性、损害人格的方式对待犯人，而干下了这些虐行，这是出于什么层级所做出的决定？这些规则提供的是任何民主国家对待囚犯的最基本行为标准，无论在战争时期或是天下太平，这些标准都一样。国家遵守规则不是出于慈悲为怀，这么做是希望当自己的军人成为战俘时，也能得到像样的待遇。
我并不是受过训练的调查报道者，也没办法旅行到阿布格莱布去访问虐囚事件的关键参与者，更不可能期望能接触到令人困惑的心理现象。如果我没办法妥善运用身为斯坦福监狱监督者所得到的独特圈内人知识，去了解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暴行，那将会是种耻辱。关于制度性虐待的调查，我从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所学到的是，我们必须去评估造成行为结果的各种不同因素（包括天性、情境性和系统性因素）。
华盛顿特区的苹果花季
命运忽然站在我这边：一位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工作的斯坦福校友发现阿布格莱布监狱流出的照片，和我在课堂上曾展示给学生观看的斯坦福监狱实验照片两者之间的相似性。于是在事件浮上台面后不久，他在我在华盛顿的旅馆中找到我，并且对我做了一段访问。我在访谈中的主要论点是要挑战政府所谓的“害群之马”之说，而根据我从阿布格莱布情境和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相似性之间所得到的心得，提出“大染缸”观点取而代之。许多电视、广播及报纸访问很快就以这个首次国家公共广播电台访谈为消息来源，针对“害群之马”及“大染缸”的说法做了许多引述报道。由于生动的录像画面及来自我们实验监狱的影像，为这个说法带来戏剧性的效果，我的评论受到媒体的瞩目与重视。
这个全国性广泛曝光又接着引起加里·迈尔斯（Gary Myers）注意，迈尔斯担任其中一位宪兵卫成员的咨询师，他的客户据称曾做出虐待行为，而他发现我的研究有助于突显造成虐待行为出现的外在决定因素。于是迈尔斯邀请我担任中士伊万·弗雷德里克（昵称“奇普”）的专家证人，这位宪兵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1A和1B层级院区担任夜间值班工作。而我同意了，部分是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接触到所有所需的信息，以便在分析归纳这些异常行为原因时能对上述三个因素——个人、情境以及将个人安置到犯下罪行位置上的系统——所扮演的角色有全面性的了解。
在这些背景信息的帮助下，我希望更完整地评价激发这些脱轨行为的交互作用。在这过程中，我虽同意提供迈尔斯的客户适当协助，然而我也清楚表明我的立场，比起其他参与罪行的加害者，我更同情勇于揭发虐行的乔·达比（Joe Darby）。于是在这些条件下，我加入了中士弗雷德里克的辩护团队，并且展开一趟前往黑暗之心的新旅程。
在进入分析的一开始，我想让各位更了解那地方——也就是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大致情形，包括它的地理、历史、政治及最近以来的运作结构和功能，然后再继续检视处在这个行为脉络中的狱卒及囚犯。
阿布格莱布监狱
阿布格莱布城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西32公里处。它位于逊尼派三角地带（Sunni triangle），是反对美国占领力量的暴力冲突核心。过去这里的监狱被西方媒体称为“萨达姆的刑求总部”，因为在伊拉克复兴主义政权的统治下，萨达姆将此地作为刑求及谋杀“异议人士”的刑场，每周执行两次公开死刑。一些人士认为，这里的一些政治犯及罪犯们被用来进行类似纳粹曾做过的人体实验，这座监狱是伊拉克生化武器发展计划的一部分。
无论何时，都有多达五万人被关在这个不规则的监狱综合建筑里，它的名字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陌生父亲之家”。这所监狱一向声名狼藉，在抗精神病药物氯丙嗪（Thorazine）发明之前，这里曾是收容重度失常病患的精神病院。它在20世纪60年代由英国包商所建，面积达280英亩（1．15平方公里），周围共环伺着二十四个守望塔台。这是个不规则的小型城市，可划分成五个由围墙分隔开的建筑群，各自收容特殊类型的囚犯。在监狱中央的开放型天井中矗立着一座400英尺高的巨型高塔。大部分的美国所用的监狱都建在偏远的乡下，但阿布格莱布监狱却位于大型公寓住宅及办公室（也许这些建筑是在1960年后所建）的视线范围之内。监狱的内部则是人满为患，4平方米大的狭窄空间中最多塞了四十个人，生活条件极其恶劣。
美国陆军上校伯纳德，弗林（Bernard Flynn）——阿布格莱布监狱指挥官——曾这样形容监狱距离攻击火力有多近：“这是一个目视度极高的箭靶，因为我们位于危险区域内，整个伊拉克就是个危险区域……其中的一个塔台盖得离附近建筑太近，近到我们只要站在阳台那里就可以看见人家的卧室。在那些屋顶和阳台上埋伏着狙击手，他们对着上到塔台的士兵们开枪。所以我们一直处在戒备状态，一边得防守来自外面的攻击，一边得努力让里面不会出乱子。”
2003年3月，美军推翻了萨达姆政府，为了摆脱它不名誉的过去，这座监狱就改名为巴格达中央监狱（Baghdad Central Confinement Facility）它的首字母编写BCCF也因此出现在多篇调查报告当中。当萨达姆政权垮台时，所有囚犯——包括许多罪犯——都获得释放，监狱也被洗劫空。所有能被拆下的东西，包括门、窗子、砖头等，只要你说得出来的东西都有人偷。顺道一提——这个媒体可没报道，就连阿布格莱布动物园都门户大开，所有野生动物都被放了出来。有一段时间，狮子和老虎就在城里的街上四处乱逛，直到它们被抓起来或被杀掉为止。前美国中情局局长鲍柏·贝尔（Bob Baer）形容他在这个恶名昭彰的监狱里目击到的景象：“我在阿布格莱布‘解放’后几天造访了这个城市，我见到的是前所未见的恐怖景象。我说：‘如果推翻萨达姆还得有个理由，阿布格莱布就是最好的理由了。’”他继续补充一些骇人的描述，“我看到那里的尸体被狗啃食，身上还可看出受到刑求的痕迹。电极就从墙上延伸出来，真是个恐怖的地方。”
尽管有英国资深官员建议应该拆除监狱，美国方面的权威人士还是决定尽快重建监狱，以便用来留置那些被含糊定义为“从事反对联军之犯罪活动”的嫌疑犯、暴动领导人以及各种罪犯。负责管理监督这群乌合之众的则是不怎么可靠的伊拉克狱卒。监狱中的许多被关押者都是行止端正的伊拉克公民，什么样的人都有，他们或是在军队扫荡中被随机带走，或是在公路检查哨中因“从事可疑活动”而被抓起来。他们之中包括一整家的人——男女老幼，所有人都受到监狱方面的讯问，以便从他们口中套出关于日渐活跃的反联军活动的意外消息。人们被捕讯问后即使证明为清白也不会获得释放，原因可能是因为军方担忧他们会加入暴动，也可能是没有人愿意为释放决定负起责任。
迫击炮攻击的靶心
阿布格莱布监狱中央耸立的400英尺高塔很快成了附近建筑物顶端架设的迫击炮所对准的靶心，每天夜里都遭受炮火攻击。2003年8月，一枚迫击炮炸死睡在院外“无屏护区”的11名士兵。而在另一次攻击行动中，一枚爆裂物狠狠冲进一座塞满士兵的兵营，当时美国陆军上校托马斯·帕帕斯（Thomas Pappas）也正在这座兵营内，他是派驻在该监狱的某个军情旅的首长。虽然帕帕斯毫发无伤，但是担任他驾驶员的年轻士兵却被炮火炸成了碎片，与其他军人们一起阵亡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恐怖经历吓坏了帕帕斯，从此不敢脱下身上的防弹背心。有人告诉我，就连在淋浴的时候他也穿着防弹衣、戴着钢盔。帕帕斯后来因被判定为“不适于作战”而解除了职务。他的心理状态每况愈下，已经让他无法胜任迫切亟需的管理任务、继续监督属下在狱中的工作了。在这次骇人的追击炮攻击过后，帕帕斯将他所有的士兵安置在监狱墙内的“屏护区”，也就是说他们通常得睡在狭小的囚室里头，就跟那些犯人一样。
阵亡同袍的故事以及持续不断的狙击子弹、手榴弹和迫击炮攻击，在被指派到该座监狱值勤的军人间制造出一种恐怖气氛，他们在一个礼拜间要遭到多达二十次的敌对攻击，包括美国士兵、伊拉克囚犯及被拘留者都在这些猛烈炮火中阵亡了。随着时间过去，攻击行动摧毁了某部分监狱设施，视线所及之处均遍布着被烧毁的建筑物及破瓦残砾。
如此频繁的迫击炮攻击构成疯狂的阿布格莱布超现实环境的一部分。乔·达比回忆，当他和弟兄们在听到炮火发射的隆隆声后，他们会开始讨论，试着猜测迫击炮的降落地点及它的口径大小。然而面对死亡的麻木心理无法一直持续下去。达比承认，“就在我的单位即将离开阿布格莱布的几天前，大家忽然第一次开始忧心追击炮的攻击。这实在太诡异了。我发现他们缩成一团一起靠在墙上，而我自己则蹲在角落里祷告。忽然之间，麻木感消失了。当你看着这些照片时，你必须记得这件事，我们所有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变得麻木不仁。”
根据一位曾在该地服役数年的高阶知情人士说法，无论在此工作或被收容于此，这个监狱都是个极其危险的地方。在2006年，军队指挥部终于决定放弃这座监狱，然而为时已晚，当初重建它的决定所造成的破坏再也无法挽回了。
饱受战火蹂躏的阿布格莱布监狱没有污水处理系统，这更加重了士兵们的不幸与痛苦，因为他们只能蹲在地上挖好的洞或是到流动厕所去解决生理需求。即便如此，外边也没有足够的流动厕所可供囚犯和军人使用。这些厕所并未定期清理，里面粪尿四溢，夏天高温催化，所有人无时无刻不受恶臭侵袭。监狱中的淋浴设施也不足，用水限量供应，没有肥皂，因为缺乏可信赖的营运发电厂，电力供应还会定期中断。囚犯们散发恶臭，监禁囚犯的监狱设施一样是臭烘烘。夏天骤雨之下的气温常上升至超过45℃，监狱就成丁烤炉或三温暖。每当暴风来袭时，细微的粉尘钻进每个人的肺部，造成肺充血和气管炎。
新官上任，前途未卜
2003年6月，美国任命了一位新官员负责管理形同灾难的伊拉克监狱。后备役准将贾尼斯·卡尔平斯基（Janis Karpinski）成为第800宪兵旅旅长，负责管理阿布格莱布监狱及所右其他在伊拉克境内的军事监狱，这项任命十分奇怪，理由有两点，其—，卡尔平斯基事战场上唯一的女性指挥官，其二，她完全缺乏经营监狱系统的经验。而现在她必须指挥三座大型监狱和位于伊拉克各地的17座监狱、八个营的士兵、数以百计的伊拉克狱卒、3400名毫无经验的后备役军人，以及位与1A层级的特殊讯问中心。对于一个经验不足的后备役军官而言，这项忽然落在肩头上的任务实在是太过沉重。
根据数个消息来源说法，卡尔平斯基很快就因危险性及生活条件恶劣而离开她在阿布格莱布的驻地，撤退到位于巴格达机场附近、安全性及防御性较佳的胜利背地（Camp Victory）。由于大多数时候卡尔平斯基都不在阿布格莱布监狱里，并经常前往科威特，因此该监狱缺乏由上到下，来自官方的日常监督管理。此外，她也声称指挥层级更高的人士曾告诉她，lA层级院区是个“特别的地方”，不在她的直接管辖范围内，因此她从来也没造访过那里。
由于整座监狱只是由—位女性在名义上负责管辖，这也助长了士兵之间的性别歧视态度，并导致一般军队纪律和秩序的瓦解。“卡尔平斯基将军在阿布格莱布的属下有时会无视于她的指挥，不遵守着军服及向上级致敬的规定，这让整座监狱纪律废弛的情形更加恶化。”一位隶属该旅的成员这么说，这名匿名发言的军人也说战场上的指挥官习惯不把卡尔平斯基将军的命令当回事，理由是他们不必听从一个女人的话。
令人难以理解的足，阿布格莱布的情况如此恶劣，卡尔平斯基将军在2003年12月接受《圣彼得堡时报》（St. Peterburg Times）的访谈时，却对此大加赞扬。她说对许多囚禁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伊拉克人而言，“监狱里的生活比住在家里还舒服。”她还说，“我们有时候还担心他们不想走呢。”卡尔平斯基将军在圣诞节前夕的一个访谈中发表了如此兴高采烈的看法，然而就在此时，少将安东尼奥·塔古巴（Antonio Tagubo）却正在进行一份调查报告，内容是关于多件“残酷、露骨、肆无忌惮的犯罪虐行”，加害者正是卡尔平斯基在第372宪兵连的后备役军人，来自1A层级院区的值夜狱卒。
卡尔平斯基将军后来因此事受到申诫、停职以及官方谴责，并被免去该项职务。她也从准将被降级上校并提前退职。她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在虐囚调查中被认为必须受到谴责的官员，原因是她的疏忽及对此事毫无所知——不是因为做了什么事，而是因为她没做的事而受到谴责。
在她的自传《女人从军记》（One Woman’s Army）中，卡尔平斯基从她的立场提出另一种说法。她叙述由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少将率领、来自关塔那摩的军事团队来访时发生的对话，米勒少将告诉她，“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要改变阿布格莱布这里的讯问方法。”意思就是“不必客气”，对于这些暴动嫌疑分子无须手下留情，而且要运用一些手段取得“可起诉的情报”，好在这场对付恐怖分子和暴动分子的战争中派上用场。
米勒也坚持将监狱的官方名称从巴格达中央监狱改回原名，因为伊拉克人民对阿布格莱布监狱这名称的恐惧感仍未消除。
她也提到美国驻伊拉克军事指挥官里卡多·桑切斯中将也曾针对囚犯和被拘留者做出和米勒少将同样的发言，他说他们“跟狗一样”，对付他们需要拿出更严厉的手腕。在卡尔平斯基的看法中，她的上级长官，也就是米勒和桑切斯将军制定了一套新办法，目的是在阿布格莱布监狱中从事去人性化及拷问工作。
奇普·弗雷德里克出场
204年9月30日，我第一次和奇普·弗雷德里克见面，通过他的法律顾问加里·迈尔斯的安排，我和弗雷德里克及他的妻子马莎在旧金山共度了一天。当我和弗雷德里克进行四小时的深度访谈时，马莎则稍微逛了旧金山，然后我们一起在我位于俄罗斯丘（Russian Hill）的家中共进了午餐。从那时起，我和弗雷德里克开始有了积极的互动联系，也和马莎以及奇普的姐姐咪咪·弗雷德里克（Mimi Frederick）互通电话及电子邮件。
在读过他所有的记录以及所有可取得的相关报道之后，我安排在2004年9月让陆军的临床心理师阿尔文·琼斯（Alvin Jones）医师对弗雷德里克进行完整的心理评估。我回顾了那些资料，以及由一位评估专家进行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MMPI）。此外，我也在那次访谈中做了一次心理倦怠测量，并邀请一位工作压力方面的专家对测量结果做独盲测验方法诠释。以下我先从一般背景介绍开始，并加入一些来自家庭成员的个人看法以及弗雷德里克近期的自我评价，接着再回顾正式的心理评估结果。
事件发生那年，奇普三十七岁，父亲是七十七岁的西弗吉尼亚煤矿工人，母亲是七十三岁的家庭主妇。他成长于马里兰州大湖公园山（Mt．Lake Park）的小镇中，他形容自己的母亲十分疼爱子女，而父亲也对他非常好。他最珍爱的记忆就是在车库中和父亲一起整理他们的车子。他的姐姐咪咪，是个四十八岁的执照护士。1999年他在弗吉尼亚州与马莎结婚；他是在工作的狱中认识了当时身为训练员的妻子，当时的她已有两个女儿，于是他成了她们的继父。
奇普形容自己“十分安静，有时候很害羞，脚踏实地，心肠软，好说话，大体上是个好人。”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些额外的描述：奇普一般而言害怕被别人拒绝，因此每当出现争执时，他经常会为了被人接纳而让步：改变自己的想法来适应别人，这样他们就不会“生我的气或讨厌我”。其他人甚至可以影响他已经下定决心的事。他不喜欢独处；他喜欢身边围绕着人们，每当他独处时，不管时间多长，他的心情都会很郁闷。
我对于羞怯的研究已经对羞怯与顺从间的关系提供了经验证据。我们发现，当害羞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得公开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时，可能会对持不同意见者做出让步，同意后者的看法，但是当他们不需要担心公开对抗时，他们并不会顺从。
监狱工作经验及军旅记录
在被骗入伊拉克的任务分组之前，弗雷德里克在柏金汉惩戒中心（Buckingham Correctional Center）这所小型的中度设防监狱中担任行为矫正官，该监狱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迪尔温（Dillwyn），他从1996年12月起就开始担任这个工作，长达五年之久。
弗雷德里克在监狱中担任楼层主任，负责管理60—120名收容人犯。他在接受机构训练时认识了他的训练员马莎。在他的工作记录中唯一的瑕疵是因穿错了制服而受到申诫，不过因为他救了一位人犯的自杀举动而得到一次嘉奖，所以平衡过来。在担任狱警之前，弗雷德里克任职于博土伦公司（Bausch & Lomb）。
因为弗吉尼亚州的狱政局每年都会执行例行评估，所以我可以读到许多他的行为表现评量记录。综合许多评估官员的观察心得，奇普在通过试用期训练而晋升为行为矫正官的过程中表现十分杰出，几乎在所有的特殊表现领域中都得到超乎预期的评价。
“弗雷德里克矫正官在试用期间所指派的各项任务中，表现均十分优异，已符合所有制度上的行为考核标准。”“弗雷德里克矫正官积极进取，工作表现极佳。”（1997年4月）
“弗雷德里克矫正官对个人工作空间维护得十分安全、严密、清洁。”“他和同僚及人犯们的互动关系良好，他完全了解工作内容、规定的程序及政策，且乐于协助他人完成他们的工作任务。”（2000年10月）
总体而言，有很多的正面评价，他的工作表现最后也得到“超乎预期”的最高评价。然而在这些结案报告中，其中一份提出一个重要结论，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任何因素都无法超出这名雇员的控制范围，而影响到他的表现。”我们必须谨记这一点，因为我们正是要主张“超出他控制范围的情境因素”的确损害了他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表现。
当有明确的工作程序及明文规定的政策可遵循时，奇普·弗雷德里克的确表现极佳，这让他成一名不可多得的行为矫正官。他显然可从工作中学习，并从他的督导员的监督和意见回馈中获得成长，他十分重视仪容，举手投足尽力维持专业形象，这些都是奇普个性中十分重要的特质。但是在我们之前所提到过的恐怖生活条件下，奇普的这些特质都将受到严重打击，在奇普值夜班的1A层级院区情况甚至更糟。
1984年奇普因为金钱、经验以及友谊等因素而从军，当时从军似乎是件很爱国的事。他在美国国民警卫队的战斗工兵单位服役11年多，而后加入后备宪兵同一军种继续服役十年。下部队之后，他的第一个海外工作任务是在2003年前往科威特，接着他到了巴格达南方的一个小镇希拉（AI-Hillah），和六位好伙伴一起服务于第372宪兵连，担任勤务士负责发派巡逻工作。他曾告诉我：
这个任务真是棒极了，当地人很欢迎我们。那里没什么大事也没什么受伤机会，一直到我们离开（并由波兰联军接管）．一切都很平静。我把它当成一趟文化学习之旅，我学了点阿拉伯语，而且真的跟当地人互动。我给（那个村子里的）孩子们许多袋装满糖果的礼物，孩子们看到我都开心得不得了。
弗霄德里克还说，只要听孩子们说话、花些时间陪他们玩，就可以让他们笑起来，他对这样的自己一直觉得很骄傲。
奇普·弗雷德里克是美国的模范军人，从他军旅生涯中所赢得的许多奖章就可以看出。这些奖项包括：陆军功绩奖章（三次获奖），陆军后备役功绩奖章（四次获奖）、国防奖章（两次获奖）、表扬配合特殊异动或临时勤务的后备役武装部队服役奖章、士官专业发展勋表、陆军服役勋表、陆军后备役海外服役勋表、全球反恐怖主义战争奖章，以及全球反恐怖主义战争远征奖章。弗雷德里克也差一点因处理在阿布格莱布监狱中发生的叙利亚居留者枪击事件而得到铜星勋章，但最后因虐囚案浮上台面而未获奖。就我的看法，这些奖章让人肃然起敬，对一个后来被贴上“流氓军人”标签的人而言更是如此。
弗雷德里克的心理评估
根据结合评量语文智商及作业智商的标准智商测验结果，奇普的智商落在平均水平内。
我曾邀请专家对奇普进行人格及情绪功能的评量，这三份评量均包含效度量表，可评估受测者在测验项目中自我描述的一致性，并剔除撒谎、防卫性作答及造假的答案。在心理功能方面，奇普并未倾向于以过度正面或过度负面的方式自我表现。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特别注意这个结论，根据来自陆军的心理学者所做的评估，他认为“效度量表显示患者将自己呈现为品行端正的人”。此外，这些标准化测验结果也表明奇普·弗雷德里克并没有“虐待狂或病态倾向”。这个结论均强烈指出一件事：军方及政府方面的辩护人士针对他做出的“害群之马”特质论谴责，毫无事实根据。
测验结果指出患者强烈渴望获得抚育和照顾，并维持一种支持性的关系。他希望能依靠他人并得到他人在情绪方面的支持，以及他人的情感、照顾和安全感，但当他寻求这样的关系时，别人则期望他要当个体贴、听话、顺从的人。他的脾气很容易受到安抚，而他也会避免发生冲突。从这一点上来说，由于担心与他人产生疏离，他通常会怯于表达负面感受。他会表现出过度需要安全感和情感依靠的倾向，希望被照顾，一个人独处时，他可能会觉得很不自在。基于上述特质，在某种程度上他会为了继续拥有安全感而屈从于他人的期望。
临床心理学专家拉里·博伊特勒博士（Larry Beutler）独立为奇普·弗雷德里克做的人格评估结果，也与陆军临床心理学家的结论高度吻合。首先，博伊特勒博士指出，“评估结果可被合理认为具有可信度，并可作为其（弗雷德里克）人格现状的有效指标。”而他用粗体文字继续说明，“我们必须注意并无证据显示存在重大的病理症状……（他）未表现出严重的人格问题或第一轴精神违常病状。”
上面这些话的意思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奇普有心理病态人格，因此容易在工作环境中表现出虐待行为，而且可以对此毫无罪恶感。而就精神分裂症、忧郁症、歇斯底里，以及其他重大心理疾患来考虑时，奇普的评量结果仍然是落在“正常、健康范围”之内。
然而博伊特勒博士也说，就他个人深思熟虑后的看法，考虑到奇普基本心理特质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当奇普的领导力在阿布格莱市监狱那样复杂、困难的情境下受到挑战时，他会出现的什么样的反应实在令人关切：
（弗雷德里克的）这些心理并发症可能会削弱他适应新情境的能力，也或许会降低他的灵活性以及对变化的适应力。他可能变得优柔寡断、缺乏安全感，而且得依赖其他人帮他做决定……他会想要确定自己的价值、希望自己努力能够被肯定，并且会十分需要其他人协助他设定和完成他的工作，或是帮他做决定……他很容易被别人牵着走，而且尽管他尽力想要“做对的事”，还是很可能会被情势、权威人物或是同侪压力所左右。
认知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显示，当处在时间压力或是身兼多职的情况下，人们在各项任务上的表现都会打折扣，这是因为个人的认知处理能力负荷不了的缘故。当平常的心智处理能力被过分扩张时，记忆力、问题解决能力以及判断力，决策力都会因此而受损。我将主张当奇普每天晚上都得从事他极端棘手的新工作时，他平常的认知能力确实是被情境加诸于他的过度负担给压垮了。
从奇普自己的观点，他怎么看待自己在1A层级院区的夜间值班工作呢？我想邀请读者，请你像之前一样想象你是个实验参与者，或者说受试者，你现在正在做各种社会心理学实验，而你必须扮演奇普·弗雷德里克的角色一阵子，时间是从2003年10月到12月。
害群之马还是模范生？
在我们从天性式分析转移到情境力量的分析之前，必须随时谨记这位年轻人在进入该情境之前并没有任何病理倾向。从他的记录中找不到蛛丝马迹可以让人料到他会做出虐待人的残酷行为。相反的，他的记录很可能让人认为如果不是被迫在不正常的行径下工作与生活，他可能早就是军队征兵广告上的全美模范军人了。如果不是那样的情境，弗雷德里克上士可能会被军方当成热爱祖国，愿意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爱国青年楷模来大肆宣传，他可能会被认为是从军队这个优良环境中培养出来的模范生。
但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奇普·弗雷德里克也可能就像斯坦福实验中的参与者，在进入位于地下室的监牢前，一直是个既正常又健康的好人。尽管他的智力水平或许没有比他们高，也不是中产阶级出身，但他就跟那些学生一样在一开始都是洁白纯净，宛如白布一匹，然而在病态的监狱环境中却很快受到了污染。是什么样的情境引出了这个好军人心中最坏的一面？它如何彻底改造一个好人，让他平常的心智和行为都因此而扭曲？这匹“白布”到底落入了什么样的“染缸”里？
1A层级监牢的梦魇与夜间游戏
由于弗雷德里克上士在监狱中的工作经验，因此他被指派管理一小群后备役宪兵，负责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夜间值班工作。他必须监看“屏护区”内的四个楼层中的活动，屏护区位于水泥墙内，有别于外头只用铁篱圈起保护的兵营。其中一个兵营叫做“警戒营”（后来被更名为“赎罪营”），这个兵营有四个独立院区，而1A层级是专门用来讯问人犯或“被拘留者”的地方。讯问过程通常是由民间约聘的人来执行，有些人会通过翻译者协助【由泰坦公司（Titan Corporation）雇用】，而美国军方的情治单位、中情局及其他勤务单位则负责督导，但并未严格执行。
一开始，弗雷德里克上士只负责管理约400名囚犯。但是在2003年的11月，当时他所属的第372陆军后备役宪兵连【驻扎地美国马里兰州克里萨普镇（Cresaptown）】接手了第72国民警卫队宪兵连的工作。起初他只有办法应付移交给他的任务，这对于在家乡只负责指挥约百余个中级设防囚犯的他而言，难度已经很高了。然而在布什总统宣布解放伊拉克的“任务完成”之后，伊拉克人们对于美军的支持度并未提升，乱象急速蔓延开来。反对美国和联军占领行动的暴动及国外恐怖主义活动加速猖獗。没有人料到会出现如此大规模、不约而同的极度动乱，而且情势越演越烈。
每个人内心充斥为许多战死同袍复仇的心态，混杂了恐惧以及不知道如何遏止动乱的不确定感。只要任何地方爆发动乱，上级就会命令士兵们将镇上所有可能的嫌疑犯统统抓起来。于是到处都有整个家庭，尤其是成年男性被逮捕起来的情形。拘留系统无法妥善处理新出现的大批工作，路旁散落着记载被拘留者身份及讯问信息档案，11月间，囚犯人口数倍增，12月间更增至三倍，总数超过千人，在这样的人口压力下，基础资源与设施根本完全应付不来。
奇普被要求管理所有人犯，除了必须管理约12人的宪兵之外，还得监看约50—70名的伊拉克狱警，后者负责看守超过1000名因各种犯行而被监禁起来的伊拉克人。在2、3、4层级工作的伊拉克狱警经常为钱而帮犯人走私武器或其他违禁品，声名狼藉。尽管囚犯的平均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监狱里还是有约50名青少年、年龄小到只有十岁的孩子以及六十几岁的老人，这些人全被关在一个大牢里。女囚、妓女、将军夫人和萨达姆的政党要员的妻子，这些人则被监禁在1B层级。A、B层级的监牢中随时都关着约50名人犯。简言之，对于一个工作经验只限于在弗吉尼亚州小镇，管理一小群中级设防人犯的人来说，要在资源不足、异国人犯暴增的情况下管理复杂的监狱设施，负担实在太过沉重。
训练与责任
津巴多（以下简称津）：“请告诉我们关于你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受训成为狱警及狱警领导人的过程？”
弗雷德里克（以下简称弗）：“没有。这个工作没有训练。当我们调动到李堡时，我们有上过一堂关于文化意识的课，约45分钟，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们不要讨论政治、不要讨论宗教，不要用蔑称，像是‘头巾人’，‘骑骆驼的’、‘破布头阿仔’之类的方式称呼他们。”
津：“请描述你所受到的督导，以及你觉得你对上级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弗：“没有。”
弗雷德里克的值班时间从下午4点直到隔天早上4点，共持续12小时。他说有少数长官曾经在晚间出现在1A层级监狱，甚至在夜班一开始就短暂出现在牢里。由于他的长官没有受过惩治教育的相关训练，因此他从斯奈德（Snyder）中士那里根本得不到任何督导。然而，奇普的确有好几次向他的长官斯奈德、布林森（Brinson）和里斯（Reese）提供建议或是提议做一些改变。
津：“你会提供建议？”
弗：“对，关于监狱的运作。像是不要把犯人铐在牢房门上，除非犯人有自残倾向、无法掌握他的精神状况，否则不要让犯人一丝不挂……我到达那里后要求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规则和操作程序……把青少年、男人、女人、精神状况有问题的人全都关在一块，这完全违反军队规定。”
津：“所以你有试着把情形上报？”
弗：“我会把情况告诉任何进来这地方而我认为他军阶够高的人……通常他们会告诉我，‘能做就尽量做，继续把事情做好。’这就是军方情治单位希望的做事方式。”
而其他时候，奇普说他会因为抱怨监狱里的情形被层级较高的人嘲弄或辱骂。他们告诉他，现在正值战争非常时期，他得靠自己把事情搞定。那里没有什么明文规定的程序，也没有正式的政策方针或结构化的守则。在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任务中，他希望能扮演好一个领导者的角色，他需要可以遵守的规则，然而他却没有得到任何程序性的支持。他孤单一人，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支持系统。这工作情况对他而言确实糟到不能再糟，因为，从我们刚回顾过的评估结论中得知，这正好违反了奇普·弗雷德里克的基本需求和价值。这些情况注定会让奇普的角色失败，而这只是刚开始而已。
没完没了的夜班
奇普不只一天工作12小时，而是连续40天，不得休息，然后才会有一天的假。但紧接而来的，又是两个礼拜的艰苦工作。熬过这些之后，他才能在连续四天晚班后，有一天休假。我无法想象有哪个地方会把这样的工作时间表视为符合人性。由于受过训练的监狱工作人员极度短缺，再加上或许他的上级也没有察觉这样的日常工作量多么不堪负荷，没有人发觉或者是曾经关心过奇普的工作压力和潜在的倦怠倾向。
奇普在早上4点值完12小时的夜班之后，就回监狱的其他地方睡觉——就睡在牢房里！他睡在一个6英尺乘以9英尺大小的囚室里，里头没有厕所，倒是有不少老鼠跑来跑去。他的寝室很脏，因为监狱里没有足够的清洁用具，也没有水可以让他把地方清理干净。在我们的访谈中，奇普·弗雷德里克告诉我，“我找不到东西可以让设施保持干净，抽水马桶是坏的，流动厕所里粪便都满出来了。到处都是垃圾跟发霉的东西。整个地方肮脏恶心得要命。你可以在监狱里看到尸块……那里有一群野狗在附近闲晃（从前萨达姆把被处死刑的囚犯埋在监狱某个地方，那些野狗会把地底的残骸挖出来，这情形一直持续到现在）。每天早上下班时都觉得精疲力竭，唯一想做的事就是睡觉。”
他错过了早餐、午餐，常常一天只吃一顿饭，吃的就是定量配给的美军军用即食口粮。“要喂饱的士兵太多，所以伙食的分量很少。我常常吃起司和饼干来填饱肚子，”奇普说。这位爱好运动和社交生活的年轻人还面临了一些逐渐出现的健康困扰，因为常常感觉疲倦，所以他停止了做运动的习惯，因为工作时间的关系，也让他无法和弟兄们互动交际。他的生活逐渐完全环绕着监狱督导工作，及他所指挥的后备役宪兵打转，这些工作对象快速成为社会心理学家所谓的“参考群体”，这群新的圈内人开始对他产生极大的影响力。他开始陷入心理学家利夫顿稍早曾描述过的“整体情境”中，这种情境力量会使人的思维陷入狂热，正好比北朝鲜战俘营的情况。
其他出现在值班时间的人
最常担任1A层级监狱夜间值班任务的两个后备役宪兵是下士小查尔斯·格拉纳（Charles Graner，Jr.），以及专业军士梅根?安布尔（Megan Ambuhl）。格拉纳直接负责管理1A层级院区的夜班，奇普得在其他层级的军监中四处移动监督。他们下班后换专业军士萨布里纳·哈曼（Sabrina Harman）接手，有时候则由雅瓦尔·戴维斯（JavalDavis）中士代替接手。上等兵琳迪·英格兰负责档案管理，因此不会被指派从事这项任务，但她常到那里找她的男友查尔斯·格拉纳，还在那里庆祝她的二十一岁生日。专业军士阿明·克鲁兹（Armin Cruz）隶属第375军情营，也常到那地方打转。
“军犬巡逻兵”也会到1A层级来，他们到这里的目的是让狗吓唬犯人以阻止谈话，或是当怀疑犯人持有武器时用军犬强迫他们走出牢房，也可能只是单纯展示武力。2003年11月，五组犬兵团队被送到阿布格莱布监狱，在这之前他们是在关塔那摩监狱执行勤务。【中士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Smith）以及上士桑托斯·卡尔多纳（Santos Cardona）是之后因虐囚被判有罪的两名军犬巡逻兵。】当出现特殊医疗问题时，医护人员有时也会来。还有一些泰坦公司雇用的民间包工，他们前来讯问被怀疑握有暴动或恐怖主义活动情报及消息的拘留者。通常他们需要翻译人员协助才有办法和被拘留的嫌犯互动。美国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及军方的情治人员有时也会来此做特殊讯问。
正如我们可预料的，高阶军方人员极少在半夜造访。在奇普在此当班的那几个月，卡尔平斯基指挥官除了为一段导览影片做介绍时来过一次之外，从来没有到过1A和1B。一位该单位的后备役军人曾报告在他服勤于阿布格莱布监狱的五个月内，只见过卡尔平斯基两次。少有其他军官短暂出现在稍晚的午后，奇普会把握这些难得的机会向他们报告监狱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他认为的改进之道，但没有一样获得落实。各式各样没穿军服也没带身份证明的人士来来往往于这两个层级的监狱单位。没有人负责检查他们的证件，他们可以完全匿名地做他们的事。民间包工向宪兵卫士们下指令，要求替他们完成讯问特殊囚犯的准备事项，这根本违反军队行为守则。服勤中的军人不应听从民间人土的指挥。大量运用民间包工来取代之前军方情治单位的角色，结果是军民界限越益模糊。
奇普寄往家中的书信和电子邮件清楚说明了一件事：他和其他后备役宪兵在1A层级院区中的主要功能只是协助讯问者，让他们的工作更有效率而已。“军方情治人员为我们打气，跟我们说‘做得不错。’”“他们通常不让其他人看见他们的讯问过程。不过因为他们欣赏我的管理方式，所以破例让我参观。”他骄傲地在信中说到他的属下都善于完成交代的任务，可以成功让被拘留者放下心防吐出讯问者想得到的情报。“我们让他们照我们意思说出我们想知道的消息……用我们的办法有很高的机会可以让他们吐出事实，诵常在几个小时内他们就会乖乖地说出一切。”
奇普家书重复指出一件事，包括中情局长官、语言学者、来自私人军需品包商的讯问者所组成的情治团队，他们全权支配所有阿布格莱布特殊监狱单位中发生的行为。他告诉我那些讯问者他一个都认不出来，因为他们都精心维持匿名的身份。他们很少告诉人他们的名字，制服上也没有身份识别，事实上这些人根本不穿军服。根据媒体的说法，桑切斯将军坚持认为，若打算从被拘留者口中得到可采取行动之情报，最佳方式就是采取极端的讯问手段及彻底保密，而奇普的说法和媒体的描述正好不谋而合。一些针对美国军方人员的监狱规定也让人们容易推卸责任，或许也是促成虐待事件层出不穷的因素。根据一份未标示日期、标题为“操作守则”的监狱备忘录内容，该份备忘录适用范围涵盖高度设防院区（1A层级），其中规定“军情局（军事情治局）不涉足此区”。
“此外，建议所有隔离区内之军方人员对特殊被拘留者隐匿真实身份。高度建议穿着消毒过（去除身份辨识特征）的制服，隔离区域内的人员不应以真实名称及军阶称呼彼此。”
陆军的调查行动也透露了弗雷德里克描述的极端监狱政策的确是事实。他们发现讯问者曾鼓励在监狱工作的后备役宪兵对被拘留者做一些动作，好让他们的身心状态适合接受质问。传统上既存的界限是宪兵只负责拘留程序，军情人员才负责搜集情报，但现在后备役军人也被用来协助预备被拘留者接受强制讯问的工作，两者间的分际渐趋模糊。在一些最糟的虐囚案件中，军事情报人员也被判有罪。像是为了从某位伊拉克将军口中获取情报，讯问者把他十六岁儿子全身弄湿后涂上泥巴，接着赤裸裸地拖到严寒的户外，即是其中一例。中士塞缪尔·普罗南斯（Samuel Provenance， 第302军情营A连）曾向几个通讯社表示有两位讯问者曾性虐待一名少女，而且有其他人员知情。我们也将在下一章中看到除了奇普·弗雷德里克的夜班宪兵的虐囚行为之外，一些军人和平民犯下了更糟的虐行。
“我希望‘虐囚案’的调查对象不只涵盖犯下罪行的人，一些鼓励、教唆罪行的人也应该受到调查。”马克·金米特准将、伊拉克联军行动的副指挥官在接受《六十分钟Ⅱ》节目的丹·拉瑟（Dan Rather）专访时毫无特色的人。奇普在当班时被规定不能穿着完整的军服，于是地方的匿名性又与个人的匿名性结合发挥影响。而在他们的周遭来去的大部分访客和民间讯问人员都不用姓名称呼。你无法立刻辨识出负责人的身份，而不断涌入的大量囚犯不是穿着橘色连身衣裤就是一丝不挂，一样认不出他们有什么差异。这是我所能想象到最容易造成去个人化的环境了。
阿布格莱布与斯坦福监狱的相似处
我们已经调查过奇普的工作环境，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看奇普和他的狱卒同事们的心理状态与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狱卒的相似性。由于个人和地方的匿名性所造成的去个人化效果显而易见，对囚犯的去人性化从以下几点可以明白看出：以号码称呼、强迫裸体、清一色的外观，再加上狱卒们无法了解他们的语言。一位值夜班的宪兵肯·戴维斯（Ken Davis）在之后一个电视纪录片中，描述去人性化如何根深蒂固地烙印在他们思维中，“我们从来没受过当狱卒的训练，上面的人只说：‘用你们想象力。让他们乖乖招来。希望我们回来时他们已经准备好要招了。’我们一把囚犯带进来，他们的头上马上就被放上沙袋了。他们把犯人牢牢绑住、把他们摔在地上，还有些人的衣服会被剥光。他们跟所有人说，这些人只配当狗（似曾相识的用词？），于是你开始向人们散播这种想法，然后忽然间，你开始把这些人看成禽兽、开始对他们做出一些想都没想过的事。事情就是从这里开始变得很吓人。”
“沉闷”在这两个监狱环境中都起了作用，当事情都在控制之下时，长时间值夜的确会让人觉得很无聊。沉闷是采取行动一个强而有力动因，这样可以带来一些兴奋感、一些有节制的刺激感。这两组狱卒都是自动自发地决定要“找点事做”，决定让一些有趣好玩的事发生。
由于狱卒们在从事这项艰难复杂的工作前并未受过任务训练，实际执行时也没有管理人员督导，于是在不需要对谁负责的情况下，结果当然是全都玩过了头。在这两座监狱中，系统操作者都允许狱卒享有任意处置囚犯的权力。除此之外，狱卒们也都担心囚犯们脱逃或叛乱。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环境显然比斯坦福监狱要危险得多，后者的环境相对起来也良善许多。然而正如实验结果所示，每当夜晚时，狱卒的虐待行为以及他们对囚犯的侵略性即呈现上升趋势。阿布格莱布的1A层级院区一样如此，只是做法更邪恶、更极端。此外，两个案例中最糟的虐待行为均发生在夜间值班时间，这时狱卒们觉得最不受权威监督，所以可以不必遵守基本规定。
我必须澄清，这里描绘的情境力量并不是像米尔格伦的实验典范那样直接刺激狱卒们干下坏事。事实上，只有一些民间讯问人员曾经鼓励他们“软化”被拘留者，目的是使他们变脆弱。在阿布格莱布——以及斯坦福监狱——中，情境力量创造出一种自由，是这种自由让狱卒们不再受到一般社会和道德观点对虐待行为的束缚限制。显然对这两组负责值夜班的狱卒来说，责任分散的结果是让他们以为可以逃避许多行为的禁忌，而当新出现的规范让一度难以想象的行为变成可接受时，就不会有人挑战他们了。这现象正是所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也让人回想起戈尔丁的《蝇王》，当负责监督的成人缺席时，戴上面具的劫掠者就大肆作乱了。这现象应该也提醒了各位，在前一章中提到的匿名性及侵略行为研究。
由詹姆斯·施莱辛格所带领的独立调查小组，比较了这两个监狱情境，提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我十分惊讶地发现，在报告中指出斯坦福的模拟监狱环境和阿布格莱布这个完全真实环境之间的相似性。在长达三页的附录（G）中，报告描述了心理学的压力源、囚犯所受非人待遇的基础条件，以及当一般常人以非人性方式对待他者时所牵涉的社会心理学因素：
基于对社会心理学原则的基础性理解，以及对众多已知环境风险因子的意识，根据这两者，完全是预料得到全球反恐怖主义战争期间发生虐囚事件的潜在可能性。（大多数军中领导人不是不熟悉，就是蔑视对其士兵而言显而易见的风险因素。）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斯坦福研究……为所有军方拘留作业提供深具警示意义的教训，而故事发生的环境是相对良善的。对比之下，在军方拘留作业中，军人在充满压力的交战之下工作，面临的环境却是极为险恶。
心理学家已尝试了解平常表现出善良人性的个体及群体，在某些情况下却出现完全迥异的行径，这样的亨是如何发生、原因为何。
施莱辛格调查报告中除了指出有助解释虐待行为发生的社会心理学概念之外，重要的是也纳入去个人化、去人性化、敌意形象、群体迷思（groupthink）、道德脱钩、社会助长（social facilitation）等心理机制。这些过程我们已经在之前斯坦福监狱的篇章中全部讨论过了，除了“群体迷思”之外，它们也全都适用于阿布格莱布监狱。我不认为那种偏差的思考方式（促进形成与领导意见相符的群体共识）曾在夜班狱卒之间发挥作用，因为他们并非以系统化的方式筹划虐待行为。
社会心理学者苏珊·菲斯克及其同僚在一份发表于《科学》期刊的独立分析中也支持施莱辛格调查报告中所采取的观点。他们做出一个结论：“造成阿布格莱布事件的部分原因是出自寻常的社会过程，而不是异常的个人邪恶特质。”他们指出这些社会过程包括从众、社会化的服从权威、去人性化、情感性偏见、情境压力以及渐进升高虐待程度的严重性。
一位前驻伊拉克军人提供了进一步的证词，说明了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经验用于了解伊拉克军事监狱中行为动态的适切性，以及强而有力的领导的重要性。
津巴多教授：
我是一名军人，来自于建立克罗珀尔拘留营（Camp Cropper）的单位，这个拘留营是复兴党政权垮台后美军在巴格达建立的第一个拘留中心。我可以肯定，在你的监狱研究和我的伊拉克观察心得之间有明确的关联。我在伊拉克服役期间曾经广泛接触宪兵人员以及被拘留者，亲眼目睹了许多你在研究中所描述过的情境实例。
然而和阿布格莱布的那些军人不同的是，我们的单位受到强有力的领导，因此事情从未恶化到那种程度。我们的领导者了解规则，也制定标准，并且确实监督以确保规则受到遵守。违规行为都会受到调查，一旦事证明确，违规者就会受到应有的处分。对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来说，拘留任务都是去人性化的任务。我认为我在开始的两周之后就开始麻木了。然而领导者的积极作为让我们没有忘掉自己是谁，以及我们来到伊拉克的原因。我十分高兴能阅读到你的实验摘要，它让我能够更清楚地思考这整件事。
心怡
泰伦斯·布拉奇亚斯（Terrence Plakias）
1A层级监狱中的性动态
在lA层级监狱单位的夜班人员中，男女混杂是颇不寻常的特色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缺乏监督的年轻人文化中，女性极具有吸引力。二十一岁的琳迪·英格兰的出现，让这个情绪高昂紧绷的氛围更加骚动不安。琳迪经常在值夜时间来找她的新男友查尔斯·格拉纳，这对情侣很快就开始展开狂野的性恶作剧，把过程用数码相机和录像机拍摄下来。而最后她怀孕了，并在之后生下了查尔斯的孩子。不过琳迪当时在格拉纳和二十九岁的宪兵梅根·安布尔之间，一定有不寻常的关系，因为在查尔斯被送进监狱后，琳迪和梅根结婚了。
媒体把焦点放在英格兰、格拉纳和安布尔的三角关系上，却极少报道在伊拉克罪犯之中，有些妓女在后备役宪兵面前袒胸露乳供他们拍照。此外，照片中也有不少裸体的男伊拉克被拘留者，除了上级长官交代必须羞辱他们之外，另一个原因是采购上出了差错，他们没有足够的橘色狱服。有些犯人因此得穿上女人的粉红色内裤。因此之故，强迫囚犯把粉红内裤穿在头上当有趣的羞辱手法，也就不是什么太遥远的事了。
尽管奇普要求分别安置未成年被拘留者和成人，据称仍有一群伊拉克囚犯强暴了一位收容在同一处的十五岁男孩。专业军士萨布里纳·哈曼用记号笔在其中一名强暴犯腿上写了“我是强暴犯”，另一个人则被用唇膏在乳头周围画上人脸，胸部也被唇膏写上他的编号。浓厚的性氛围于是一发不可收拾。证据显示，一位宪兵曾用荧光棒鸡奸一名男性被拘留者，也许还用上了扫帚。男性被拘留者经常受到狱卒声称要强暴他们的恐吓。还有其他证据显示一名男宪兵强暴了一位女被拘留者。活脱一个色情大本营，而非军事监狱。
在众多独立调查中，负责主导某一项调查的詹姆斯·施莱辛格曾描述那些夜班的夜间活动，有些是他亲眼看见，有些是他耳闻，“那里就像是《动物屋》（电影名）一样”。情境不断恶化，超出了任何人的控制。
奇普·弗雷德里克回想这些虐待行为，在他记忆中，这些事集中在下列时间发生：
2003年10月1日到10日：强迫裸体、将囚犯靠在牢房墙上、强迫穿着女性内衣。这些事发生与第72宪兵连即将把工作交接给其他单位有关。
10月1日到10月25日：强迫做出性行为姿势（在军情人员面前一丝不挂地铐在一起）。一位声称来自关塔那摩的不知名人士为格拉纳示范了一些那里使用的施压手段。
11月8日：甘奇（Ganci）院区爆发骚动。事情发生在七名被拘留者被移往屏护区（1A层级院区）途中，他们持有多种武器并计划劫持一名宪兵作为人质然后杀了他。许多我们从媒体上熟知的虐行都在那晚上演。军犬也是大约在这时候进入监狱。
警告字条
塔古巴将军在调查报告中做出结论，他认为这些宪兵派驻于此的目的是为了参与某些由上级所指挥的虐待行为。他宣称，“来自军情单位和其他美国政府单位的讯问者主动要求宪兵卫事先软化证人的身心状态，以便有利于他们的讯问工作。”
在乔治·费伊（George Fay）少将的调查报告中，甚至针对军情人员在虐行中扮演的角色进一步做出更强烈的谴责声明。他的报告注意到在长达七个月的期间，“军情人员据称要求、鼓励、宽恕或引诱宪兵人员（陆军后备役值夜狱卒）从事虐囚行为，他们也（或）参与虐行，也（或）违反讯问程序及适用法律”。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更完整回顾两位将军的报告，以突显系统疏失及指挥部在虐行方面的共谋角色。
格拉纳的角色
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夜班人员中，后备役下士格拉纳扮演的角色就像斯坦福监狱夜班里的“约翰·韦恩”。他们都是事件的刺激因子。“约翰·韦恩”策划进行自己的小实验，因此行为逾越狱卒角色的界限，而格拉纳下士对囚犯的身心虐待则远超出他角色的容许范围。重要的是，格拉纳和“约翰·韦恩”都是属于具有领袖气质的人物，他们散发出自信，加上态度一板一眼、直截了当，影响了夜班的其他人。尽管弗雷德里克中士是他的上级，但是格拉纳才是1A层级院区中掌握实权的人物，即便弗雷德里克在时也一样。似乎是他最先想到照相的主意，而且许多照片也是由他的数码相机拍摄。
格拉纳是后备海军陆战队的成员，他曾在海湾战争中担任狱卒，不过没出过什么事。沙漠风暴行动期间，他曾在最大的战俘营中工作了六个星期，一样没出事。“他是让我们保持振奋的人之一。”一名该连成员回想道。在另一位伙伴的记忆中，格拉纳是个“有趣的家伙，个性外向，随便说两句话就能让人发笑”。他又继续说：“从我所看到的，他不是个有坏心肠的人。”然而根据格拉纳同单位其他成员的说法，他曾差点和一些士兵及伊拉克囚犯爆发暴力冲突，但因负责指挥的战地指挥官指派单位中纪律良好的士兵接手，因而避免了冲突。
认识格拉纳30年的老邻居对他的评价也是正面的，“他是个真正的好人。对他我只有赞美的话可说，他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带来麻烦。”他的母亲在他的高中年刊中写下了她的骄傲：“你一直让你父亲和我引以为荣，你是最棒的。”
不过在这些称颂之词的另一面却是截然不同的格拉纳，他对妻子曾有过施暴记录，妻子最后和他离了婚。媒体报道也指出，他在一座终极设防监狱中担任行为矫正官期间，曾受到好几次惩戒。
在1A层级院区的夜班中，所有对格拉纳反社会行为的外在约束都烟消云散。军纪废弛，取而代之的是混乱和各种没有保持适当距离的亲昵行为，完全看不见任何强力的权威体制，再加上军情人员及民间讯问者—直鼓励他在讯问前做些事让被拘留者“软化”，于是格拉纳很快就上钩了。
在那个放纵不安定的环境中，查尔斯，格拉纳彻底沉醉于性而无法自拔。他和琳迪·英格兰有一腿。他们的性事曾留下许多照片记录。他也让一名伊拉克女人露出乳房和外生殖器供他拍照。根据报道，格拉纳强迫囚犯们在彼此面前集体手淫，还命令一丝不挂的男囚在地上爬，“这样他们的阴茎就得在地板上拖行”，当他们做这些事时，他则大声咆哮骂他们是群“死同性恋”。此外，第一个想到要让裸体囚犯叠成金字塔的也是格拉纳。当头上套着袋子的囚犯被迫在一群有男有女的士兵面前手淫时，格拉纳还跟琳迪·英格兰开玩笑说：“这列手淫的队伍，就是你的生日礼物。”
在格拉纳受审后，弗雷德里克写信跟我谈到，“我不会把所有责任推到他身上，他就是有一套办法可以让你觉得做这些事没什么大不了。我对我的行为感到非常抱歉，如果可以重回2003年10月，我不会做出同样的事……我希望自己可以变得更坚强……”
奇普·弗雷德里克仍然深深后悔自己受到格拉纳的影响。这个例子可以证实奇普的人格倾向听命行事的预测具有效力。请回想奇普的心理评估结果：奇普一般来说害怕被别人拒绝，担心因此出现意见冲突的局面，他会为了被人接纳而让步；他改变自己的想法来适应别人，这样他们就不会“生我的气或讨厌我”。其他人甚至可以影响他已经下定决心的事。而悲哀的是，他的决心已被压力、恐惧、疲惫以及格拉纳的影响给逐渐侵蚀了。
另一个格拉纳
在黑泽明的经典电影《罗生门》中，一群经验同一事件的人，对事件的描述却有截然不同的面貌。这正是斯坦福监狱中发生的现象。狱卒“约翰·韦恩”和囚犯道格之后各自对媒体都有一套故事，一个说自己只是“表演出”残酷的样子，另一个则说自己只是假装抓狂。而最近前任狱卒赫尔曼又对自己的行为有了另一个版本的说法：
当时如果你问我，我对他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会说，他们一定是胆小鬼，要不很弱要不就是装的。因为我不相信我做的事真的会让谁精神崩溃。我们只是在找乐子而已。你知道吧。我们只是在那里玩木偶戏，让那些人做点动作之类。
其他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囚犯和狱卒若不是认为那是个可怕的经验，就是觉得那没什么大不了。在某种程度上，现实只存在旁观者心中。然而在阿布格莱布，人们的生活却被军队、军事法庭及媒体共同构筑起来的现实给剧烈压缩了。
调查活动一开始，格拉纳就被形容成“害群之马”——嗜虐，邪恶，无法无天地虐待被拘留者。他过去在美国境内一座监狱内惹麻烦的记录被翻出来当证据，证明他把暴力、反社会倾向带进了1A层级院区。但事实上，这又是媒体不负责任的夸大其词。一份宾州格林郡（Greene County）惩治机构的档案记录检视了格拉纳的行为表现，记录显示他从未被指控、怀疑冒犯或苛待犯人，也不曾因此受到惩戒。
我们更从虐囚事件最关键月份的表现评量中，发现了不负责任的怪物格拉纳和优秀军人格拉纳之间的戏剧性对比。2003年11月16日，在一份由排长布林森上尉交给他的发展咨询表格（4856）中，布林森上尉因他工作表现优异而特别提及：
格拉纳下士，你于巴格达监狱之1级院区担任军情特区之未受衔军官工作表现优异。你已从军情人员那里得到许多赞赏，尤其LTC【可能是乔丹中校（Lt.Col. Jordan）】更对你赞誉有加。继续保持下去，你的优异表现将帮助我们成功完成各项任务。
接下去他被警告要穿着他的军服以及保持仪容整洁（在那一层工作的人没有人做到）。第二项警告则指出他和其他人在高压气氛下工作，格拉纳被要求要注意这样的压力可能对他行为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特殊被拘留者动用武力方面。然而格拉纳对于适当运用武力的个人看法被该名上级接纳，因为他接着说道：“当你认为你有必要自我防卫时，我百分之百支持你的决定。”后备役宪兵肯·戴维斯最近曾描述他和格拉纳的互动，令人惊讶的是他采取了支持的看法：
有一天晚上，他值完班后嗓子都哑了。
所以我问他：“格拉纳，你生病啦？”
他回答我：“没生病。”
我说：“那是怎么回事？”
于是他告诉我：“我得大吼大叫才行，而且我对被拘留者做了一些我觉得在道德跟伦理上都过不去的事。你觉得我该怎么办？”
我说：“那就不要做。”
他说：“我别无选择。”
我问他：“什么意思？”
他说：“每次有炸弹落在铁丝网或围篱外时，他们就进来跟我说，又有一个美国人牺牲了。除非你帮帮我们，否则他们的死你也有份。”
对1A层级院区高压力环境的提醒，让人以为会有某个心理健康工作者被召来，以便协助这方面的心理问题。的确有一名精神病医师被派到阿布格莱布待了好几个月，但是他既没有对有需求的宪兵们提供任何治疗或咨询，也不曾协助患有精神病的被拘留者。据报道，他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军方情治单位增进讯问的效率。梅根·安布尔坚称，“并没有可靠证据可主张发生鸡奸或强奸，也找不到这类相片或录像带，至少那些事并非调查中涉案的七名宪兵所为。”他继续说道，“从调查行动一开始我就握有所有的相片和录像带，我在那地方一天待将近十三小时，我没见到任何强暴或鸡奸行为。”
我们有办法了解那里发生什么事吗？是谁或是什么样的因素该为阿布格莱布监狱中发生的恐怖暴行负责？
“战利纪念照”：数码相片中的恶行
残忍的虐待、酷刑折磨及谋杀事件，在国与国交战、面对着罪犯时，在士兵面对“敌人”、警察面对嫌犯、狱卒面对囚犯时，肯定是层出不穷的。我们可以预料战场上，在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履行职责的情况下，所产生的虐待行为。但我们无法预料且无法接受的是，当生命安全未受到立即威胁，而囚犯又是如此脆弱毫无抵抗能力时，民主政府的代表们竟可以做出如此残酷的行为。
从阿布格莱布监狱流出的数码照片震惊了全世界。在这之前，我们不曾看过狱卒们性虐待或酷刑的影像证据，这群男女显然对他们邪恶行径乐在其中。更是前所未闻的是，他们甚至大胆到在镜头前摆出各种姿势，并拍照记录他们的野蛮行为。他们怎么做得出来？为什么要用相片为虐行留下记录？让我们思考一下几个可能的解释。
数码的力量
一个简单的答案是，新的数码科技让每个人都能摇身一变成为摄影师。随拍随看，无须等待，而且相片还可以轻易上传到网络上与人们分享，不需要送到冲印店送洗。也因为数码相机体型小巧、容量庞大，价格相对便宜，因此早成为普遍的配备，任何人都可以轻易拍下上百张现场画面。网络博客及个人网页容许一般人也能体会一夕成名的快感，所以“拥有”可以通过网站散布到全世界的稀有画面并因此成名，成为一件光荣的事。
一个业余色情网站以鼓励男性网友上传妻子或女友的裸照，来交换免费收看网站中所提供的色情影片”。相同手段，士兵们也被要求用战场上的照片来交换免费色情影片，而许多人都这么做了。他们会在一些图片上打上警告标志，像是一群美国士兵站在一具伊拉克人烧焦的残骸前，笑着比出胜利手势，标题写着“宝贝，燃烧吧”的图片就是一例。
来自其他时代的战利纪念照
这类影像唤起了人们过去的一段历史。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间，美国有许多黑人男女被私刑处死或是活活烧死，旁观者及加害者则在旁摆出胜利姿势拍下照片留念。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了解到，这些影像正象征了极致的去人性化。照片中记录黑人被拷打、谋杀的过程，他们的“罪行”只是因为反抗白人，且这些罪状多半是捏造的；这些记录着恶行的照片竟还被做成明信片，用来寄或送给亲朋好友。在一些照片中，甚至还有父母带着满脸笑容的孩子前往观赏黑人男女被暴力谋杀时的痛苦模样。这类明信片的档案目录，读者可以参阅《无处可逃》（Without Sanctuary）一书。
其他这类战利纪念照片，还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人拍下他们对付波兰犹太人和俄国人的个人暴行。我们在前一章中注意到，即使是一开始拒绝枪杀犹太人的德国后备役警察，所谓的“普通人”，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也开始拍下他们身为刽子手的战绩。在雅尼纳·斯特鲁克（Janina Struk）的《镜头下的纳粹大屠杀》（Photographing the Holocaust）中，搜集了一些记录刽子手执行处决过程的相片。而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暴行，一样也被镜头拍摄下来，收录在一个纪念此次种族屠杀事件的网站上。
在动物权概念兴起之前，还有另一类战利纪念写真也十分普遍，大型动物猎人或是钓客们兴高采烈地展示捕获的旗鱼、老虎、北美灰熊照片。我记得海明威曾在一张照片上摆出那样的姿势。这类纪念勇敢狩猎队猎人所拍摄的肖像照片中，最经典的一张，莫过于美国老罗斯福总统骄傲地站在他刚猎得的庞大犀牛旁的合影。在另一张相片中，这位前总统和他的儿子克米特（Kermit）站在一只水牛上，两人交叠着双腿，姿态十分冷静，手上各拿了一把长枪。这类战利纪念照公开展示了一位男人的力量以及他对自然中大型野兽的主宰优势——照片清楚显示这些野兽被他的技巧、勇气及技术征服了。有趣的是，在这些照片中的胜利者表情，多半相当阴郁，很少见到笑容，这些胜利者才刚和可畏的野兽进行过一场战斗。就某种意义来说，他们的姿势比较像是年轻的戴维拿着弹弓站在刚被打倒的巨人歌利亚面前哀悼。
为观众表演的暴露狂
许多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夜班狱卒们脸上均带着笑容，这指出胜利纪念照的另一面向：暴露狂。我们从一些照片看到，虐待好像只不过是暴露狂的道具，只为了用来表现他们在不寻常环境中所能做出的最极端行为。这些暴露狂也像是预先设想了有一群偷窥狂，急切想欣赏他们哗众取宠的表现。然而暴露狂们却没能想到，轻易分享及散布这些档案可能会造成的后果，他们无法控制谁会看见这些照片，这些照片于是成了他们犯行的铁证。
除了前面提到的一张戴帽男性双手被接上电线的符号性图像，以及以狗吓唬囚犯的照片之外，大多数战利纪念照本质上均带有性的意涵。酷刑与性的联结让这些照片有色情图片的意味，对许多观者来说是让人心神不宁却又十分迷人的。我们全都被邀请进入发生施虐与受虐性行为的囚室，近距离目睹这些行为。尽管观看这些虐待行为是十分恐怖的经验，人们还是无法将目光移开。我惊讶地发现网络满足偷窥症患者欲望的程度，一个网址为www．voyeurweb．com的网站声称每天可以吸引220万名有独特嗜好的访客造访他们提供的免费色情网站。
复杂的动机与社会动态
人类的行为十分复杂，做出一件事情背后通常不只有一个原因。而在阿布格莱布监狱，除了性欲及暴露欲两种因素之外，我认为数码照片是几个动机及人际动态结合下的产物。地位及权力的取得、复仇心理及报复行为、对无助者的去个人化——这些很可能都是最后出现虐待行为并拍摄照片的部分原因。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在讯问者的容许及计划下进行。
以照片威胁被拘留者
还有个简单的原因可以解释在阿布格莱布监狱中拍下的战利纪念照，这单纯只是因为来自军方和民间的讯问者告诉宪兵们要这么做。这版本的故事来自己退休的监狱指挥官卡尔平斯基以及被指控的士兵们的说法，拍下特殊姿势照片的点子是为了用来当作要挟物以协助讯问。“他们拍下这些特殊照片是为了用来取得自白，‘从要害下手’。”2006年5月4日卡尔平斯基在斯坦福大学举行的一场小组讨论会中表示。“他们会拿出笔记本电脑秀出相片，然后告诉囚犯们‘招吧，否则明天就换你被叠在金字塔最上面。”’“这些相片是故意、有计划地被拍摄下来。”
我们可以肯定，有些照片明显可以看出是为了某个人的数码相机而摆出姿势，照片中的宪兵对着镜头微笑，比出胜利姿势，并指着场景中的某样东西以提醒人注意。在一张人性尽失的照片中，琳迪·英格兰拖着地板上的一名被拘留者，他的脖子上还缠着拴狗的皮带，这张照片最可能就是在上述情况下拍摄。她不可能在前往伊拉克时，特地在行囊里带了条狗绳。要让这类社会助长发生并接管整个情境，唯一需要的只是官员的允许，哪怕只是允许宪兵们拍摄一张虐待照片，情况也会一发不可收拾，在工作中拍摄更多富有创意的邪恶照片成了新的夜间活动。事情一旦起了头，就很难刹车了，因为宪兵们的无聊找到了宣泄的出口，他们可以出口怨气、展示自己的支配优势，并在性的游戏中找到乐趣——直到乔·达比揭发他们的恶行，一切才结束。
建立地位的渴望及宣泄复仇心理
让我们承认一件事，陆军后备役军人在军队阶层中的地位一般较低，而被指派到这个恐怖监狱里担任夜间值班人员的后备役宪兵，地位又会因此更加低落。他们明白自己是最底层的人物，在最糟的环境中工作，得服从民间人士的命令，而且没有任何关心这里发生什么事的权威人士可以求助。举目所见，唯一和他们一样地位低落的一群人就是囚犯。
因此这些虐待行为以及记录下虐行的举动，本质都和希望建立地位有关，也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向下对比建立狱卒对囚犯的明确社会支配地位。酷刑和虐待乃是行使纯粹的权力，目的是为了展示他们对劣势者的绝对控制能力。某些狱卒需要这些相片来证明自己的优越性，同时向同侪传达他们的支配地位。其中也可能涉及某种程度的种族主义，这里指的是对十分不同的“他者”——阿拉伯人抱持的一般性负面态度。这是2001年“9．11”事件以来的敌意转移，也是对任何阿拉伯背景的棕色皮肤人士所发动的恐怖攻击。
还有一个立即性的动机是许多士兵都有的：希望为被伊拉克暴动分子杀害或受重伤的同袍们复仇的心理。很明显是复仇心理作祟，才造成他们报复曾参与骚动或被控强暴男孩的人犯。例如被叠成金字塔的七名囚犯即是因为在甘奇区滋事才被送进1A，而过程中还伤害了一名女性宪兵。所以羞辱和毒打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知道不服管教的后果，“帮他们上一课”。而奇普·弗雷德里克唯一殴打过的一名囚犯则是另一个例子，他在他胸口狠狠揍了一拳，因为这名囚犯被控扔石头打伤了那名女宪兵。强迫被拘留者模仿口交动作或是在女性士兵面前公开手淫并拍摄下这些羞辱过程，这些不只是让人难堪的伎俩；士兵们安排的性爱剧码是对他们认为行为超过界限的被拘留者的报复手段。
去个人化及狂欢节效应的影响
然而我们又该如何解释琳迪·英格兰的想法？——她认为这一切都只是“好玩和游戏而已”。在这个个案中，我相信去个人化起了作用。稍早我们提到人和地方的匿名性能创造出截然不同的心理状态，当这种心理状态和行为责任的分散加在一起时，就会导致去个人化。演员们完全沉浸在高度的心理活动中，不再做理性思考，也不关心事情后果。在追求当下的享乐现实中，过去与未来全都暂时被丢在一旁。在这个心灵空间中，情感主导理性、激情挣脱社会束缚。
这就是狂欢节效应，当个人的身份隐藏在面具之下时，平常受到压抑的各种原欲的、暴力的、自私的冲动都会宣泄出来。行为回应着情境的需求而立即爆发，不再深思熟虑或瞻前顾后。把小说《蝇王》里面的现象搬到纽约大学的实验室里面时，我们看到经过去个人化的女性对无辜的受害者下手越来越重。在我们的斯坦福监狱里，一些狱卒也创造出同样的现象。如同阿布格莱布的情况，人们在这些情境中体验到行为的自由尺度放宽之际，约束侵略行为及反社会行为的规范也被搁置了。
就像我从不曾鼓励我的狱卒做出残酷行为一样，军方也不曾鼓励它的狱卒性虐待囚犯。然而在这两个情境中都盛行一种默许放纵的宽松气氛，让狱卒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他们以为自己不需要负个人责任，以为没人看见，所以可以侥幸逃脱。在这个脉络中，传统道德推理能力被削弱了，以前学到的教训敌不过行动的诱因；狄奥尼索司所代表的原欲冲动压倒了阿波罗代表的合理性。道德脱钩接着发挥作用，沉溺在气氛中无法自拔的人们的心智及情感风貌于是改变了。
虐行比较：英国及美军精英的实例
如果我主张在1A层级夜班中发挥作用的社会心理学原则并不是个人特有，而是相应于特定情境，那么我们应该可以在其他相似环境中找到类似的虐待行为，只不过加害者为同一个战场上的不同军人。的确至少有两个类似行为的例子，但是美国媒体很少注意到。
驻扎在伊拉克巴扯：拉监狱的英军也发生性虐待俘虏的事件，他们把囚犯们脱光．然后强迫他们彼此做出模仿鸡奸的动作。这些相片也震惊了英国社会，社会大众不肯相信自己的年轻人会做出如此可怕的事而且还拍下照片。这些虐待者当中还有一位曾因为上一场战役而授勋的军人，这事实更严重破坏了英国民众的期待。更糟糕、更严重的是，2004年6月29日英国广播公司做出标题为“英军贩卖交易虐囚照片”的报道，报道副标则为“英国军人贩卖交易数百张记录对伊拉克俘虏残暴行为的照片”。数名服务于皇家兰开郡军团精英部队的士兵们将一些这类影像交给英国《每日镜报》，在其中一张照片中，戴上头罩的囚犯受到来复枪拖殴打，被撒尿，头上还被一把枪抵住。这些士兵宜称他们在一个“照片交易社群”上还分享了更多这类虐囚照片，但是在离开伊拉克时，放在行李箱中的照片被他们的陆军指挥官查获销毁了。
2004年5月12日，在《六十分钟Ⅱ》节目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主持人丹·拉瑟播放了一卷由一名美军制作的家庭录像带，内容是关于在布卡营（Camp Bucca）和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状况。录像片段上可看见一名年轻士兵对伊拉克囚犯的鄙视态度，镜头上的她说：“我们已经死了两名囚犯……不过谁管它？重点是我要操心的人少于两个。”数名来自布卡营并因在该地虐囚而受到指控的军人告诉瑞德：“问题是由指挥链开始——这些酷刑和凌虐照片拍下时的指挥链，和管理阿布格莱布的指挥链是一样的。”
另一个有证据的失控例子则是涉及来自美国第82空降师的军人，驻扎地是在费卢杰附近的水星前哨作战基地（Forward Operating Base Mercury）。在被移送到阿布格莱布监狱前，暴动分子和囚俘都会被暂时监禁在这里。“他们（费卢杰当地居民）叫我们‘谋杀狂’，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被我们逮到而在被送到阿布格莱布前落到我们手上，他们就会付出悲惨代价。”这名中士继续说道：“营里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你想要发泄挫折的话就到受制者营区去。某种程度上它只是个运动而已。”
来自问—单位的另—名中士说明他做出虐待行为的动机，行为包括刚棒球棒打断被拘留者的腿。他说：“有时候我们觉得很无聊，这时会先叫某个人坐在角落，然后让他们叠成金字塔。这办法比较早，不过很像阿布格莱布。我们只是为了好玩才这么做。”
陆军中尉伊恩·菲什巴克（Ian Fishback）是这个“精英单位”的军官，他于2005年9月向“人权观察协会”（Human Rights Watch）作证发生在该监狱的大规模虐囚行为。他透露他的士兵们也使用数码影像记录下他们的恐怖行径。“（在水星前哨作战基地）他们说他们也拥有类似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照片，因为这些照片的相似度太高，所以他们把照片销毁了。他们烧了那些照片。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因为那些我们也被交代去做的事情惹上了麻烦，所以我们要销毁这些照片。’”
我们在下一章中还会见到这位中尉，他会仔细描述他所属单位所犯下的虐行，除了性虐待之外，均吻合了阿布格莱布监狱1A层级院区中发生的事件。
弗雷德里克接受审判
为了这七名受指控的宪兵人员，由军方调查人员和检察官组成的团队在准备辩护过程中投注了相当大的热忱。（如果负责管理阿布格莱布的军方指挥官，也曾付出那些关注和资源的一小部分在监督和纪律的维持上，现在或许就不需要在这些审判上花费任何心力了。）他们的游戏计划很简单也很有说服力：搜集了充分的证据和证词之后，他们决定帮每位被告申请提出认罪协商，这样一来，当他们表明认罪并作证指认其他宪兵同僚后，原本可能被判处的重刑就能从轻发落。审判程序是从涉案情节最轻的人开始，如杰里米·西维茨，他们的策略是牺牲其他人的上诉，将辩护主力放在情节最严重的三人：弗雷德里克、格拉纳、英格兰身上。
弗雷德里克被指控五项罪名。在作为认罪协商一部分的“事实协议书”上，弗雷德里克接受下列罪行为真实、经得起证实并且可被采纳为证据：共谋虐待被拘留者，怠忽职守；虐待被拘留者；以殴打方式从事伤害行为；与他人从事猥亵行为。
最后一项指的是他被控强迫数名被拘留者在有男有女的士兵及其他被拘留者面前手淫，同时加以拍照。
审判
2006年10月20、21日，尽管辩护律师曾提出申请变更审判地至美国，弗雷德里克的审判照旧于巴格达举行。由于我拒绝前往如此危险的地方，因此我改往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海军基地，并在一个高度戒护的房间内通过视讯会议提供我的证词。过程真是困难，首先是我的证词不断因声音回传的延迟而被打断，其次是电视屏幕上的审判画面常常模糊不清，更糟的是我必须跟一个电视屏幕讲话，没办法跟法官直接互动，雪上加霜的是我又被告知不能在作证中使用笔记，这表示我曾仔细研读过的五份调查报告的数百页内容，以及我对弗雷德里克及1A层级院区所搜集到的背景资料，全部都得靠自己回想。
由于弗雷德里克已进入认罪申请程序，我的证词必须完全聚焦在明确说明情境及系统对他的行为影响，也就是确切指明一个不正常环境对一个极为正常的年轻人行为的影响。我也概要地报告了心理评估结果，他在进入1A层级院区前的一些正面背景，以及我和他访谈中的重要内容。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支持我所提出的结论：弗雷德里克并不是带着病态倾向进入该行为背景。我反而主张是情境诱发了他所涉及的脱轨行为，而对此他深感遗憾及罪恶。
我也清楚表示在试着了解弗雷德里克的行动如何受到情境中的社会动态影响过程中，我所做的并不是“开脱”，而是在判决中经常未受到严肃考虑的概念分析工作。此外，在对此案提出我的专家见证及关联性同时，我也概述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及虐待行为发生的环境和阿布格莱布之间的一些相似处，以及我的研究主要性质和发现。（我的完整证词出现在2004年10月《伊万·“奇普”·弗雷德里克审判记录》的第294页至330页，遗憾的是此项文件无法通过网络查阅。）
检察官梅杰·迈克尔·霍利（Major Michael Holley）驳回了我情境主张的论点。他认为弗雷德里克能够辨别是非，有足够的军队训练胜任此项工作，而且对于是否参加被指控的不道德、有害行为，基本上有能力做出合理判断。因此他将罪过完全归给弗雷德里克的天性，认为他的恶行乃出于故意，同时将所有情境或系统性的影响排除于法庭的考虑之外。他也暗示日内瓦公约是具有效力的，而这些士兵应该要知道它所约束的是哪些行为。然而这并不是事实，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见到的：小布什总统及他的法律顾问在一组法律备忘录中变更了对这些被拘留者及酷刑虐待的定义，因此造成日内瓦公约在这场“反恐战争”中失去了效力。
裁定
军事法官詹姆斯·波尔（James Pohl）上校只花了一个小时就完成了所有被指控罪行的有罪裁定。弗雷德里克被判八年的有期徒刑。我的证词显然对于减轻他判决的严重度来说微不足道，他的律师加里·迈尔斯强而有力的抗辩也一样。在这个由军方及布什政府指挥链所搭起的国际公共关系舞台上，我在本书中详加阐述的所有情境及系统性因素均显得无足轻重。他们必须让世界和伊拉克人民看见他们“对犯罪活动决不手软”的决心，严惩少数害群之马的流氓军人，以便保持美军的整体优秀形象。只要他们所有人都被送审、宣判、送入大牢，美国军方所蒙上的污点就会逐渐被世界淡忘。
查尔斯·格拉纳拒绝认罪，被判十年徒刑。琳迪·英格兰在经历一连串错综复杂的审判后，被判三年徒刑。杰里米·西维茨，一年，杰弗·戴维斯，六个月。萨布里纳·哈曼因证据显示她在进入阿布格莱布监狱前对伊拉克人的态度十分和善，获得六个月徒刑的轻判。最后则是梅根·安布尔，未被判处任何刑期。
相关比较
毫无疑问地，奇普·弗雷德里克参与的虐待行为让他手下的被拘留者受到身体和情感上的伤害，也为他们的家庭蒙羞并为此愤怒。他认罪了，也因被指控的罪行而获判有罪，被处以重刑。从伊拉克人民的观点来看是种宽待，但从我的角度看却是严惩，因为是情势促使并支持这些虐待行为发生。然而，在其他战争中也有军人因残害平民至死而被判罪，将他们判决与奇普的比较，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
美国军方的荣誉过去曾因越战而蒙尘，当时的查利连（Charlie Company）侵略美莱村搜索越共，他们没有找到任何人，但是经年累月的压力、沮丧，再加上对越共的恐惧，使得他们爆发，将枪管转向平民。超过五百名越南妇孺、上了年纪的老人死于机关枪近距离扫射下，人们活生生被烧死在他们的茅屋里，还有许多妇女遭到强暴、内脏被挖出。有些人甚至被剥下头皮！在《寻访美莱幸存者》（Interviews with My Lai Vets）这部影片中，一些士兵曾以不带情感就事论事的语气描述了可怕的暴行。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在他的书《美莱屠村纪实之四》（My Lai 4）里仔细报道了这次屠杀事件，这是事件发生一年后第一次公开报道。
而只有一位士兵——中尉小威廉·卡利（William Calley，Jr·）因而被判有罪。他的上级欧内斯特·梅迪纳（Ernest Medina）上尉当时也在“搜索暨摧毁任务”现场，据报道曾亲自射杀多名平民，却从所有指控中安然脱罪并辞去丁职务。梅迪纳上尉的绰号叫做“疯狗”，他对他所领导的查利连相当自豪，曾宣称，“我们是战场上最优秀的一连。”也许他太过急于下定论了。
卡利中尉因预谋杀害超过一百名的越南美莱村民而被判有罪。原本刑期为终身监禁，后因特赦而被缩短为三年半，他被软禁于营房中服完了刑期，没待过一天监狱。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卡利中尉后来得到了特赦，并且回到他的小区里成为一名收费的晚宴后演说者、受人尊敬的生意人。如果卡利是应征入伍的士兵而不是军官，事情会不会不一样呢？如果查利连的士兵们也拍下“战利纪念照”，让那些言语文字无法传达的残酷屠杀场面血淋淋地出现在人们眼前，事情会不会不一样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将这些夜班宪兵与其他最近因犯罪行为而被军法庭起诉、宣判的军人比较，我们可以得到另一组对照，从这当中明显可看出，尽管犯下同样甚至更严重的罪行，这些军人所得到的判决还是宽大得多。
弗雷德里克中士最重可被判处十年徒刑，开除军籍、降为最低阶二等兵。由于他提出认罪协商，因此最后被判八年徒刑、开除军籍，降阶为二等兵并丧失所有津贴和福利，包括他存了二十二年的退休金。
普莱斯（Price）士官长因伤害、虐待及妨碍司法而被判有罪。最重可被判八年徒刑、开除军籍、降为最低阶二等兵。最后获判降阶为上士，无徒刑、未被开除军籍。
格拉纳下士因伤害、虐待、默示性串谋、猥亵行为及废弛职守而被判有罪。最重可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开除军籍、降为最低阶二等兵。最后被判十年徒刑、开除军籍、降阶为二等兵及罚金。
布兰德（Brand）士兵因伤害、虐待、做伪证及致人残废而被判有罪。最重可处十六年徒刑、开除军籍、降为最低阶二等兵。最后只被判降阶为二等兵。
英格兰士兵因串谋、虐待、猥亵行为而被判有罪。最重可处十年徒刑。开除军籍、降为最低阶二等兵。最后获判三年徒刑。
马丁（Martin）上尉因重伤害、伤害、妨碍司法及身为长官而行为不检被判有罪。最重可处九年徒刑。最后获判服刑四十五天。
军方司法部在面对这些可比较的罪行时，天平明显出现了倾斜。我认为这是因为战利纪念照的关系，让司法部在判决时特别不利于夜班宪兵们。这类比较的完整版本以及这六名受军法审判的士兵们和他们的性格，以及其他关于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的澄清说明，请参见这个有趣网站：www．supportmpscapegoats．com。
狱卒弗雷德里克成为第789689号囚犯
当我们试着描述“路西法效应”时，了解人性的转变一直是我们的焦点。而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最极端也最难得的转变之一，或许是某个人从身为狱卒的权力者沦为无权无势的阶下囚。悲哀的是在这个案子里，这样的事却发生在曾经表现优良的行为矫正官、尽忠职守的军人、充满爱意的丈夫身上。他曾因军事法庭的判决以及他在接下来坐牢期间所受的残酷对待而深受打击，几乎崩溃。在位于莱文沃思堡（Fort Leavenworth）美国军事人员惩戒所（U．S．Disciplinary Barracks）里，奇普·弗雷德里克成了编号789689号人犯。在被移送巴格达之后，奇普又被送回科威特，即便他没有自残或伤害他人的危险，仍在那里接受隔离监禁。他描绘那里的状况就像是又想起阿布格莱布监狱，不过他被囚禁在莱文沃思堡时的情形更糟。
所有针对“阿布格莱布虐囚七嫌”的审讯一结束，奇普的待遇马上就得到改善。他开始到监狱的美发学校去学习新技能，因为他无法再回去当惩戒官了。“我很想复职回到军中，回到那个地方去重新证明自己。我从来不是一个会放弃的人，我可以改变……我已准备好为我的国家、家人、朋友牺牲。我希望自己可以改变什么……能够将我大部分的成人生涯用来为国服务，我觉得很光荣。”
你看见奇普的想法跟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囚犯斯图尔特819的相似之处了吗？斯图尔特强调希望回到我们的监狱中证明给他的牢友们看，让他们知道他不是个糟糕的人。这也让我们回想起一个经典的社会心理学实验，该研究显示，一个群体的人会仪式越严格，人们对它的忠诚度就会越高。
最后的话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结束讨论非人性行为情境中个别军人的恶行，进一步思考在孕育阿布格莱布及其他军事监狱中虐行的条件时，系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系统影响力的运作创造并维持了一种“虐待文化”，而我们将检视系统错综复杂的影响力。首先我们将回顾军方许多独立调查中的重点。这样做将让我们了解这些调查对于系统变项——如领导缺失、任务特训不足甚至缺乏、资源不足，以及讯问——自白优先——的着墨程度，而这些系统变项是促成阿布格莱布夜班虐行的主要因素。接着我们将检视人权观察协会对其他可比较之虐行所做的报告，听听驻在伊拉克的美国陆军精英部队第82空降师的军官说法。我们将扩大研究范围，调查军方及政府指挥链曾在其他军事监狱中运用哪些方式创造出相似的情境，以促进他们的“反恐战争”、“防暴战争”。方法是借助美国公共电视网（PBS）节目《前线》（Frontline）制作的纪录片《酷刑的问题》（2005年10月18日）中的访谈及分析，针对先是禁止关塔那摩监狱的酷刑而后将其转移至阿布格莱布及其他地方的做法，该节目对于布什政府和军方指挥链的角色做了详尽说明。
我在这章中的角色从行为科学家变成心理调查报道者，而在下一章，我要再次改变我的角色成为检察官。我将指控我所挑选出的军方指挥链成员错误运用他们的权威，先是在关塔那摩监狱里用酷刑讯问，接着又将这套技巧搬到阿布格莱布。他们许可宪兵和军情人员运用酷刑技巧却疏于对1A层级院区的值班宪兵提供领导、监督、当责、任务特训，我将主张他们因过犯及忽略的罪行而有罪。
在让系统接受这个假设的审判过程中，我将把美国总统布什及他的顾问们放入被告席，因为他们重新定义酷行，认为在他们那无所不在、含糊不清的反恐战争中，酷刑是可被接受的必须手段。他们也被指控让被军方逮捕的暴动者和所有“外国人士”无法获得日内瓦公约提供的保护。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被控创造讯问中心，使得“被拘留者”承受许多极度高压的“虐待”，只为了得到自白和情报的含糊目的。他也许也必须为其他破坏美国道德价值的事件负责任，例如利用美国政府的“非常规引渡”（extraordinary rendition）方案，将具有高度情报价值的被拘留者送到外国拷问，即所谓“酷刑工作外聘”。
我希望表示的是从布什、切尼（Cheney）到拉姆斯菲尔德以及以降的指挥阶层所代表的系统奠定了这些虐行的基础。如果真相是如此，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民主社会就有责任采取行动以确保避免未来的虐行发生，因此我们必须强调的是讯问中心的结构特质及运作政策变更是由系统所执行。
最后我必须说，我明白对某些读者而言，我强调我们小小的斯坦福监狱模拟实验和一座危险的真实战地监狱之间的相似性是有些言过其实。但重要的并不是物理实体上的差距，而是这两者间可比较的基本心理动态。容我也进一步指出，许多独立调查者也做出了这类比较，如施莱辛格报告（引用于本章的一开始）以及前海军密码学家阿兰·汉斯莱（Alan Hensley）的报告，他在分析虐待行为的被告中做出以下结论：
阿布格莱布的案子属于津巴多研究中已详细说明过的模式，该模式由我们可实际指认出的因素所架构而成，并导出事先存在的经验证据，可让我们确信无疑地预测到这一连串的事件将在参与者完全不经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发生。
我希望以《新闻周刊》巴格达办公室主任罗恩·诺兰（Ron Nordland）的一篇分析作为这一段旅程的句点，他谈到在这场立意良善的战争中出了什么错时说道：
哪里出错了？很多事情都出错了，但最大的转折点还是阿布格莱布丑闻案。自从2004年4月开始，解放伊拉克的任务已经变成绝望的损害管制工作，阿布格莱布的虐囚阴霾对许多伊拉克民众来说已经疏远了，对这些人来说这样做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尽管军方宣称从速座监狱取得了“可采取行动之情报”，但并没有证据显示，这些虐待及羞辱拯救过任何一条人命或逮到什么主要的恐怖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