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意涵Ⅰ：性格转换的炼金术
我们都是上帝实验室里的白老鼠，人性不过是进行中的一项试验。
——田纳西·威廉姆斯，《皇家大道》
（Tennessee Williams，Camino Real，1953）
斯坦福监狱实验一开始只想简单地证明综合环境变数将会对在模拟监狱中的囚犯与狱卒的行为造成一些影响。在这尝试性的调查中，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检验特定的假设，而是希望评估存在于制度性环境中的种种外在因素，可以压倒该环境中行动者的内在天性到何种程度，也就是好人与恶劣环境的斗争效果如何。
然而，经过时间的洗礼，实验真正的意义开始浮现，它强而有力地刻画出恶劣的系统与环境所产生的潜在毒害，能够让好人们做出有违本性的病态行为。关于这项实验实施以来所引发的种种事件与效应，在此我已尝试忠实地重新勾勒过一遍，并且淋漓尽致地揭示：一个平凡、正常且心智健全的年轻人屈从于行为发生背景中的内在社会力的可能极限，或者说会被诱惑到什么程度，进入同样情境背景时，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我以及许多成年人和专业人士身上。善恶之间的界限原本被认为是牢不可破，但我们却证明，这条线其实相当脆弱。
接下来应该要检视研究期间搜集到的其他证据了。许多量化的资料来源，都有助于我们更加了解在黑暗地下囚室中曾经发生过的事。因此，我们必须运用所有可以取得的证据，设法发掘这项独特实验浮现的意涵，并且确定人性的转变是如何受到权力有无所驱使。关于人类的本质，以及可能贬损或丰富人性的各种条件，都是这些意涵底下所潜藏的重要信息。
小结：写于进一步深入前
如你所见，我们所设计的监狱环境具有心理学强制力，诱发许多实验参与者做出强烈、逼真的反应，而且经常是病态性的反应。狱卒们在意识到囚犯造反事件出现时表现出的支配强度及反应速度，也让我们非常惊讶。正如道格8612的案例所示，情境压力能如此迅速彻底地使这些大多数是正常、健康的年轻人屈服，这使我们相当吃惊。
当这些年轻人丧失了身份认同，持续服从于专制独裁的行为控制之下，并且被剥夺隐私权及睡眠之后，他们身上出现了被动、依赖及忧郁症候群，这相当类似“习得的无助感”的心理反应。（“习得的无助感”是指由于一再遭遇失败或惩罚，个人随经验学习到的消极屈从及沮丧感。特别当失败与惩罚是武断的，而不是偶发于行动者身上时更容易产生。）
在我们的学生囚犯中，有一半人由于遭遇严重的情感及认知失调而必须提前释放，心理反应虽然出现短暂，在当时却十分剧烈。留下来继续进行实验的人当中，大部分人逐渐变得只服从狱卒的命令而不再思考，他们慑于气焰高涨的狱卒威权，而服从于他们一时兴起的各种不合理命令，举止变得死气沉沉，简直像“行尸走肉”。
“好狱卒”为数不多，勇敢面对狱卒支配控制的囚犯也同样稀少。正如克莱416的例子，他的英雄式消极抵抗原本该得到支持和鼓励才对，却反而因为身为“麻烦制造者”而受到牢友骚扰。骚扰他的人采纳了狱卒们狭窄而偏颇的观点，而不是针对克莱的绝食抗议形成自己的看法，将他的行为视为一条出路，从而发展出抗拒盲目服从于威权的集体行动。
“中士”在绝大部分时候都是个模范生，但他偶尔也会抗命，拒绝对一位牢友骂脏话。杰里5486的表现突出，因为他是最平衡的一名囚犯，然而他曾在个人自省中指出，他的生存之道只不过是尽量将关注点转移至内在，而不再提供那么多帮助给原本可以从他的支持中获益的囚犯。
在实验开始之际，我们已针对一些面向进行前测，以确保手边受试者样本不至于偏离一般受教育大众的常态分布。换言之，被随机指派担任“囚犯”角色的受试者，和被指派“狱卒”角色者，彼此之间可以互换取代。在这两组人中，并不存在犯罪记录、情感或身体缺陷，乃至于知识或社会性劣势等，足以将囚犯和狱卒以及囚犯和社会中其他人区分开来的典型差异。
基于随机指派以及比较性前测，我可以断言，这些年轻男性在进入监狱后陆陆续续从扮演的囚犯或狱卒角色出现的病态行为，绝非一开始就存在。在实验一开始，这两组人之间没有任何差异；但是不到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却已经没有任何相似点了。我们因此有个合理的结论，亦即这些病态行为是被诱发的，产生作用的则是在监狱模拟情境中持续加诸他们身上的情境力量。此外，这个“情境”是由我所协助创造的背景“系统”所认可与维持，我的做法首先是给予新手狱卒们心理上的定位取向，接着我和我的同僚们则协助后来逐渐发展出的政策及方法能顺利运转。
在狱卒和囚犯深陷于“大染缸”中，受到强烈渗透影响之前，每个人都可说是“白布一匹”，没有人一开始就是坏的。染缸中的各种特质，包括角色、规则、规范、人物及地点的匿名性、去人性化的过程、服从命令的压力及群体认同等许许多多特质的综合，都构成在这行为脉络中运作的情境力量。
从资料中，我们学到什么？
除了全天候直接观察囚犯和狱卒之间的行为互动及特殊事件之外，我们还做了一些资料补充，包括录像带记录（大约12小时）、隐藏式录音记录（大约30小时）、问卷、自陈式个体差异人格测验以及许许多多访谈。在这些测验中，有些已根据量化分析的需要加以编码，有些则和结果评估相关。
许多诠释上的难题在资料分析之后出现，我们的样本数相对而言过少，而且由于经费及人员短缺，以及策略性的决定聚焦在能引发高度兴致的日常事件（例如报数，进餐，访客及假释听证会），因此我们只是选择性地记录，并非全面性记录。除此之外，由于狱卒的轮班制度，在不同的值班时间以及班次轮替期间，狱卒与囚犯间出现动态性的交互作用，这使我们无法确定日常的趋势。人们，群体以及时间效应之间互动复杂，这个明显事实更进一步混淆了针对个人行为的量化资料分析。再者，传统的实验中，会有一个由可比较的自愿者组成的控制组，他们不需要假扮成囚犯或是狱卒进行实验，只需在实验前后给予各种评估测验，但我们的实验并没有设计控制组。没有这么做的原因是，我们将这实验视为现象说明，正如米尔格伦（Milgram）最初的服从威权实验，而不视为是欲建立因果关系的一项实验。当初的构想是，如果我们能从开始的探索性调查研究中得到有趣的发现，就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行实验组对控制组的比较实验。也因此，我们只有一个简单的独变项，也就是狱卒与囚犯相对地位的主要影响。
尽管如此，还是有某些清楚模式逐渐浮现，因而更详细阐释了我截至目前所做的定性说明。针对这个具有心理学强制力的环境性质，以及受此环境要求测试的年轻人特质，这些发现提供了一些有意思的理解观点。有关这些评估测验的计算分数以及它们在统计学上的意义，可从发表在《国际犯罪学及狱政管理学期刊》及网站WWW．prisonexp．org的—篇科学文章中得到完整信息。
实验前的人格测验
研究开始前不久，我们曾对前来接受前测评估的实验参与者进行三种评量测验，以评估他们之中的个体差异。这三种评量测验分别足测量威权性人格的F量表（F-scale of autoritarianism）。测量权术性人格的马基雅弗利量表（Machiavellian Scale Of interpersonal manipulation strategies）以及孔雷人格量表（Comrey Personality Scales）。
F量表，在测量是否墨守传统价值及对威权是否抱持顺从、不具批判力时，狱卒们的平均数是4.8，而囚犯们的平均数则是4.4，两者间差异并无统计上的意义，这是在他们被分派为两种角色前所做的测量结果，但是将五个全程参与实验的囚犯的F量表分数，和另外五个提前被释放的囚犯的分数相较时，我们有了一个大发现。全程忍受斯坦福监狱实验威权环境的受试者，在因循性格（conventionality）及权威性人格方面的分数（平均数等于7．8）高于提早释放的同胞（平均数等于3．2）两倍。我们将囚犯的F量丧分数由低至高以等级排列时，从分数与停留实验小的天数两者之间，我们惊讶地发现了高度的相关性（相关系数等于0.9）。我们认为，可能是囚犯留下来的时间越长，他会越有效地适应威权的监狱环境，因而增强他在僵固性、传统价值依附性，以及威权的接受度，以上这些特质正描绘出我监狱情境的特性。相反地，无法良好处理情境压力的年轻人，却是F量表的特质分数上最低的一群——有些人会说，这是他们的光荣。
马基雅弗利量表：正如这个量表的名称所示，其目的是评估一个人对于在人际互动中运用权谋来获得实际好处的支持程度。在这个量表中，狱卒的平均数是7.7，囚犯的平均数则稍微高一些（8.8），两者之间并未发现显著差异，也无法借此预测受试者停留在监狱中的时间。我们原本预期那些在操控他人特质上取得高分的人，他们的人际技巧与在监狱情境中的日常互动会有关联，然而在我们认为对监狱情境适应情形最良好的囚犯里，有两个在马基雅弗利量表中获得最高的分数，另外两个我们认为同样适应良好的囚犯得分却最低。
孔雷人格量表：这份自陈式报表由八个次量表组成，用来预测狱卒与囚犯间的性格变化。这些人格指标包括：信赖、守秩序爱整洁、服从、活动力、稳定度、外向性，阳刚性及感同身受的能力。在这份评估中，狱卒和囚犯的平均分数实际上可以互换取代，甚至没有一个分数接近统计的显著性。此外，在每一个次量表的评估中，群体的平均数都落在孔雷曾报告指出的基准性男性母群体的第十四至第十六百分位数之间。这项发现支持了我们的主张：这两个不同群体的学生拥有“正常”、“普通”的人格。克雷格·黑尼及科特·班克斯在进行学生自愿者样本的事前筛选时，确实做到以“普通人”为挑选样本的标准。除此之外，在扮演狱卒角色及扮演囚犯角色的两群人间，也找不到预先存在的性情倾向能区分这两者。
然而，在提前释放的人以及撑完这整场灾难的囚犯间，我们倒是找到一些虽不具显著意义，但仍十分有意思的差异。我们发现后者在“服从”（接受社会现实）、“外向性”及“感同身受的能力”（助人、问情、慷慨）方面的分数，都高于因表现出极端压力反应而不得不提前释放的人。
如果针对表现上偏离群体平均值（1.5个标准差以及以上）的个别狱卒及囚犯检视他们的分数，有些令人好奇的模式就出现了。
首先，让我们先看看表现特殊囚犯的一些人格特质。在我的印象中，杰里5486非常沉着稳健，而这个印象也得到证据支持，他在“稳定度”上的分数的确高于其他囚犯，但在其他分数上则非常接近母体基准。当他的行为偏离轨道时，他总是有正向的表现。他在“阳刚性”（不容易掉泪、对罗曼史不感兴趣）的分数也是最高。斯图尔特819把自己的囚室搞得像垃圾堆，使得必须收拾他留下烂摊子的牢友心情糟透了，他在“守秩序爱整沽”（一个人行事小心及重视整齐清洁的程度）的项目则得到最低分。尽管行为跟规则完全背道而驰，他一点也不在意。猜猜看谁在“活动力”（喜爱体力活动、辛苦劳动及运动）的评估项目上得到最高分？没错，就是“中士”2093。“信赖”的定义是相信他人基本上是诚实而善意的，克莱416在这方面拔得头筹。最后，从囚犯档案中，你认为哪—位的“服从”（相信执法、接受社会现实、对他人的不服从不满）分数可能最高？哪一位对克莱416抗命狱卒的行为反应最强烈？除了我们年轻的小帅哥修比7258之外还会有谁！
在狱卒中，只有少数个人档案出现非典型的分数，他们的分数相较于其他问侪显得十分反常，令人感到相当好奇。我们先看看“好狱卒”约翰·兰德里，他在“感问身受的能力”项目上得到最高分，而不是他的弟弟。狱卒瓦尼施在“感问身受的能力”和“信赖”项目上都是最低分，却最关心秩序与整洁。在狱卒中，他也是马基雅弗利量表分数最高的一位，把这两个指标放在一起比较，正足以说明他在整个研究中以冷静态度表现出有效率、机械式且疏离的行为。
尽管这些发现指出人格测验的确可以预测某些个别案例的行为差异，我们仍然必须小心谨慎，在了解进入一个新环境（如我们的监狱）中的个体行为模式时，不可过度概化，跌人以偏概全的陷阱。举个例子，根据我们所进行过的所有测验，在所有囚犯中，杰里5486的表现可说是“超乎寻常”。然而，仅次于杰里5486、在人格报表分数上可给予“极为正常”评价的却是道格8612。他对于演戏的病态说明，以及后来变得很“疯狂”的行为表现，都很难从他实验前“极度正常”的状态中预测到。此外，在四个最恶毒的狱卒和其他没那么滥权的狱卒之间，我们也找不出任何可看出他们之后差异的人格前兆。没有一个单一人格倾向能够解释这些极端的行为变化。
假如我们现在来看看最恶毒、最残酷成性的两个狱卒：赫尔曼和阿内特的人格分数，可以看到他们俩在所有人格面向上的表现都一般而平均，只有一项除外。使他们出现歧异性的是“阳刚性”。直觉反应的人格理论家或许会想当然地认为赫尔曼——我们这位无法无天的“约翰·韦恩”一定阳刚到了顶点，并且以此为他辩护。事实正好相反；他在阳刚性的分数低于所有其他狱卒，甚至也低于所有囚犯。对照之下，阿内特的阳刚性却胜于所有狱卒。心理动力学取向的分析者或许会十分肯定地以为，赫尔曼冷酷、支配性的行为，以及他所发明的恐同运动，是为了对抗他不具阳刚气质、可能有潜在同性恋倾向的人格特质，从而激发出的反应。尽管如此，在我们继续陶醉于这些分析性花腔之前，我得赶紧补充，在接下来35年的岁月中，这名年轻人始终维持着循规蹈矩的生活，是个称职且正常的丈夫、父亲、生意人、热心公益的国民，这些是对他唯一适当的形容。
情绪形容词自陈表
我们要求每个学生都得完成一份检核表，从表中选出最适合形容他们当下心境的形容词，这样的评估在研究期间曾进行过两次，在减压解说会后又立即进行了一次。我们将情绪形容词加以结合，使负面情绪形容词与正面情绪形容词相抗，并且将描绘活跃与被动的形容词分开。从所见到囚犯状态，我们可以精准预料到结果，正如所料，囚犯表示感受到负面情绪的次数是正面情绪的三倍之多，总体而言的负面性远较狱卒为高。而狱卒们表示感受到负面情绪者，仅稍微多于正面情绪者。这两个群体间还有另一项有趣的差异：囚犯的情绪状态表现出较大的浮动性。研究进行期间，他们在情绪上的变化程度是狱卒的两到三倍，后者表现出相对稳定性。在活跃和被动的面向上，囚犯们的分数往往高一倍，这表示他们内在的“骚动不安”也两倍于狱卒。尽管监狱经验在于狱卒和囚犯身上都造成负面的情绪影响，对囚犯所造成的反效果却更深刻，并且更不稳定。
比较留到最后的囚犯和提早释放的人，中断实验者的情绪确实有更多负面特质：沮丧、不快乐。当第三次要求受试者完成情绪量表时，就在我们告诉实验对象研究必须中断之后（提前被释放的实验对象也返回参加了减压解说会），正面情绪方面立刻明显出现了变化。所有“前任囚犯们”选择的自我描述形容词表示，他们的情绪远较之前正面，不再是那么负面了——负面性的强度从一开始的15.0掉到了5.0的低点，而正面性则从开始的6.0低点攀升至17.0。此外，相较之前，他们也觉得自己不那么地消极被动。
总体而言，在情绪次量表中，提前释放的囚犯以及撑过六天实验的人之间已经不再有任何差异。我非常高兴能够报告这个至关重要的结沦；在研究结束时，两个群体的学生都已经回到实验前正常情绪反应的基线了。回归正常的反应似乎说明了，当扮演不寻常角色时，学生所经历到的沮丧及压力反应的“情境特殊性”。
这项最后的发现可以有几种诠释方式。监狱经验的情绪影响是短暂的，因为一旦研究中断，受折磨的囚犯们很快就跳回正常的情绪基态。这也说明了我们精挑细选出的实验参与者的“正常性”，这种恢复能力也证明了他们的弹性。无论如何，囚犯们的全面性情绪振奋反应虽然一样，来源却可能大不相同。留到最后的人知道自己熬过了这些苦难并重获自由，因此感到相当振奋。被提前释放的人虽已不再承受情感上的压力，在远离负面的情境后，他们已经将情绪重新调整。他们原本因为提前离开而留下同侪们继续受苦而感受到罪恶感，当他们看见牢友们被释放后，罪恶感的担子终于卸下，于是深感欣慰，或许某些新的正面情绪反应也可以这么归因。
尽管有些狱卒表示希望研究如计划预定继续进行一个星期，但就狱卒群体而言，他们乐见研究提前中止。他们的正面情绪平均数升高超过两倍（从4.0跳到10.2），原已较低的负面情绪分数（6.0）则降至更低（2.0）。因此，尽管他们的角色是在监狱情境中创造出恐怖状态，但作为一个群体，狱卒们同样也因研究中止而重新恢复了情绪的冷静与平衡。这种情绪重新调适的状态并不意味这些年轻人中有些人已经不再被他们的所作所为困扰，也不再因为无能阻止虐待行为发生而感到不安，我们稍早已经在他们的后测反应及回顾性日记中注意到这些反应。
录像带分析
研究期间，我们曾针对囚犯一狱卒互动进行录像，在录像带中可辨识出共25个相对不连续的事件。针对每个事件或插曲，区分出10个行为（或言语）类别，当类别性言语或行为出现时加以计分。两位未曾参与此项研究的计分员，以独立作业的方式为影带计分，他们之间意见一致的程度令人满意。这些类别包括：提问，下指令，提供信息，个人化对待（using individuating reference）（正面），去个人化对待（负面）、威胁、抗拒、助人行为，（为某些目的而）使用工具，挑衅行为。
正如下页图表所概括显示的，总体而言，狱卒与囚犯间的互动以负面、敌意居多。大多数时候，独断独行是狱卒的特权，一般来说，囚犯只能采取相对被动的姿态。在我们记录到的各种情况中，狱卒呈现的最大特征是下列反应：下指令、羞辱囚犯，将囚犯去个性化，对他们表现出侵略性、威胁，以及使用工具对付他们。
一开始时囚犯还会反抗狱卒，尤其是在研究开始的几天，以及后采克莱416用绝食抗议。囚犯们倾向以正面的个性化方式对待其他人，询问对方问题，提供信息，而且很少对别人表现负面行为，后者在占支配地位的狱卒身上后来变得很常见。不过这些都只发生在研究开始的头几大而已。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意味着在六天的研究中，我们观察到最罕见的两个行为是个性化对待及互相帮助。我们只记录到一次助人事件，这个人类关怀同类的单一事件发生于囚犯之间。
这些记录也以量化的角度强调了我们在研究期间的观察心得：狱卒们逐步扩大对囚犯们的骚扰行为。如果我们将最初的两个囚犯一狱卒互动事件与最后的两个事件比较，会发现在同样的时间单位内，一开始并未出现任何去个性化对待，但在最后的事件中，却记录到这类行为出现的平均数高达5.4次。同样地，开始时狱卒们鲜少出言贬抑羞辱，平均记录为0.3次，但在同样时间内，他们在最后一天却平均做出5.7次的贬抑行为。
根据对录像带资料的时间分析发现，随着时间过去，囚犯们渐渐不做事了。各个行为领域的计分都随着时间进展而普遍下降。他们不再有什么开创作为，只是随着日与夜麻木不变的交替而越来越被动。
录像带分析也发现，相较于其他两个班次，有“约翰·韦恩”轮夜班的时候，囚犯最难挨。在这残酷的班次中，狱卒们的行为明显有别于前后交接的两个班次，他们下达更多指令（在标准化时间单位内，个别而言是平均9.3次相对于平均4.0次），对囚犯口出恶言的次数超过其他时候的两倍（个别而言是平均5．2次相对于2.3次），也比其他班次的狱卒更常以侵略性方式惩罚囚犯。而我们在阿内特当班时观察到较隐约细腻的语言侵犯，并未显现在这些分析中。
录音带分析
有时候我们会使用隐藏式麦克风来录音记录，录音内容包括由我们一位工作人员访谈囚犯及狱卒，以及囚犯们在囚室中的对话。我们以分类方式记录此种言语活动的一般性质，一共分为九个类别。同样地，录音带也由两位独立裁判进行分类，所得到的结果十分具有可信度。
九个分类当中，除了提问，提供信息、提出要求和下达命令之外，其他都是和评论有关的类别，包括正面／负面看法，正面／负面评价，个性化对待／去个性化对待，继续研究的意愿或者希望中断，以及希望在未来以正面或负面的方式行动。
我们十分惊讶地发现，狱卒们几乎和大多数囚犯有相同程度的负面看法及负面的自我评价。事实上，“好狱卒”乔夫·兰德里对自我的负面评价比任何囚犯都还多，负面情绪在所有人当中也最普遍，只有一位实验参与者的负面情绪比他更严重，就是道格8612。从我们与囚犯的访谈中，可以归纳出一个特色，即囚犯在情绪表达以及自我评价及行为意图（主要是意图表现侵略性，并且对自身处境的看法倾向负面悲观），都普遍有负面反应。
这些访谈显示，在留下来进行实验的囚犯及被提前释放的囚犯身上，实验对情绪影响出现了清楚的差异。对照留下来的和被释放的两群人（根据每个访谈中的表现），比较他们在负面看法的表达，负面情绪、负面自尊感及意图表现侵略性的平均数。结果发现，被提早释放的囚犯的期望更加负面，并较常表现出负面情绪、负面自尊感，在意图表现侵略性次数方面，则多于坚持留下的牢友四倍。
当囚犯们暂时不必列队答数、无须卑躬屈膝听人差遣，或无须参与公众事物时，窃听囚室中的私人对话，可让我们了解囚犯在私底下的交谈内容。请记住，一开始时，分配在同一囚室的三个室友们彼此完全陌生。只有当他们回到隔离的囚室时，他们才开始互相认识，因为在公共活动时间时，任何“闲聊”都不被允许。由于囚犯们同处于封闭的环境中，并且预期接下来将有两个礼拜的互动，因此我们认为，他们将会寻找共通点以联系彼此。我们预期听到他们聊彼此的大学生活、主修的课程、职业、女朋友、喜欢的球队、音乐偏好、嗜好、实验结束后打算在剩下的暑假中做些什么事，也可能会聊到要怎么花掉即将到手的报酬。
完全不是这样！所有这些预期几乎都落空了。在我们所录到的囚犯对话中，有整整九成都跟监狱主题相关。只有一成的谈话焦点落在个人的或生平经历介绍。囚犯们最关心的事情是食物、狱卒的骚扰，他们希望能够开个会让大家发发牢骚，并构想脱逃计划，他们也关心其他囚室囚犯及一些孤僻囚犯们的行为表现。
当他们有机会暂时远离狱卒的骚扰以及无聊沉闷的照表操课，有机会借助社会互动而暂时超越及抛开囚犯角色、建立自己的人格认同时，他们却没有这么做。囚犯角色支配了个别人物的所有表达。监狱情境支配了他们的看法及所关心的事物，可说是迫使他们进入一种延伸现在的时间定位。无论自我是处于被监视或者暂时获得喘息的状态，都无关紧要。
囚犯们并不分享他们对过去和未来的期望，因此，每一位囚犯对其他囚犯的唯一了解，都以观察当下行为表现为基础。我们知道的是，囚犯们在服刑期间以及从事其他差役时，眼中看到的通常只会是彼此的负面形象。但这个负面形象却是他们在同侪眼中建立自己的性格印象时，唯一的凭借基础。由于他们只关注于当前情境，囚犯们也因此助长了一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更强化了他们的负面经验。因为一般而言，当人们面临恶劣处境时，会试图以时间观点将情境区隔化，于是他们可以借着缅怀过去来自我安慰，并借此想象一个更好的、不一样的未来。
这种囚犯自我加诸的心理状态，甚至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囚犯们开始采纳甚至完全接受狱卒针对他们制造的负面形象。在所有囚犯私下互动的回报中，有一半都可归类为不具支持性质及不具合作性质的互动。更糟的是，当囚犯们评价相同遭遇的牢友，或向他们表达关心时，85％的几率不是赞赏或鼓励，有时甚至是不以为然！以下数据在统计上有重要意义：谈话焦点较着重于监狱议题而不是非监狱议题，偶然发生率只有1％；谈话焦点集中在牢友的负面特质与集中于正面或中立特质相对时，偶然发生率只有5％。这意味着，这类行为效应是“真实存在”，不该归因于囚室里私下的随机谈话。
囚犯们经由这些方式逐渐内化监狱中的压迫，于是，看着同伴被羞辱、像绵羊一样驯服，或者是做着不用大脑的下贱工作，就是同伴印象形成的主要方式。既然对其他人没有任何尊敬之意，又如何能在监狱里拥有自尊？最后这项未预期的发现，提醒我想起“认同加害者”的现象。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用这个词来描述纳粹集中营中的囚犯是如何内化他们的压迫者本身的权力（首次运用这个词的人为安娜·弗洛伊德）。贝特尔海姆观察到，某些囚犯的行为表现就像他们的纳粹狱卒，他们不只虐待其他囚犯，甚至穿上被丢弃的纳粹党卫军制服。这些受害者不顾一切地希望在充满敌意、朝不保夕的生活中幸存下来，他们只意识得到侵略者的需求，而不是去反抗；他们拥抱了侵略者的形象，然后变成侵略者的样子。在有权的狱卒及无权的囚犯之间存在着惊人的权力差距，然而这差距却被这类心理操练极小化了。人变成与敌人共存——在自己内心。这种自我欺骗可以避免对自身处境的现实评价，抑制斗争行动、对抗策略或是造反，而且不容许对自己的受难同胞有任何同情。
生命是自欺欺人的骗术，要骗得天衣无缝，就必须习惯成自然，一路骗到底。
——威廉·黑兹利特《论迂腐》，载《圆桌对论》
（William Hazlitt，“On Pedantry”，The Round Table，1817）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教训和信息
叙述完扮演囚犯及狱卒角色的年轻人个人特质和特殊行为反应后，现在要思考这项研究提出的广泛概念性议题，及其教训、意义和所要传达的信息。
科学实验的优点
从某个角度面言，社会学者，犯罪学者以及来自囚犯的叙述都曾为我们揭露监狱生活的邪恶面，而斯坦福监狱实验并没有让我们对监狱产生任何新看法。监狱是个野蛮的国度，能够激发人类天性中极恶的一面。监狱是暴力及犯罪的温床，在这方面的贡献远胜于它促进的建设性改造。60％或更高的再犯率说明了一件事：监狱已成为刑事重罪要犯的旋转门。我们已经了解到，作为社会的犯罪控制工具，监狱是彻底失败的社会实验，除了这件事之外，斯坦福监狱实验到底还能让我们知道些什么？我认为答案就存在于这个实验的基本规则中。
在真正的监狱里，监狱情境以及居住其中的人们的缺陷无可避免地交织，混淆在一起。我回忆起我和帕洛阿尔托市警察局警官的第一次谈话，当时我向他解释我为何不去观察地方监狱，而选择进行这样的研究。我设计这项实验的目的是为了评估一个模拟的监狱情境，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包括狱卒及囚犯——造成的影响。透过种种实验控制，我们可以进行一系列的尝试并得到结论，而这是在真实世界中不可能办到的．
首先是系统性的选择步骤，确保了每个进入我们监狱的人都尽可能是正常、普通、建康的人，他们不曾有反社会行为、犯罪或是暴力记录。此外，由于实验参与者都是校园里的学生，相较于教育程度较低的同年龄人，他们的智能都在平均水平之上，较不具偏见，对自己未来也有较高的信心．再者，由于实验研究的关键——随机分配——不管这些好人们原先的意愿是否倾向哪一方，他们的角色都由随机分配，一切纯属机运。进—步的实验控制还包括了系统性观察、不同形式的证据搜集以及统计资料分析，这些都被用来裁定在研究设计的参数中，受试者经历事件所受的影响。斯坦福监狱实验基本规则就是让人摆脱地域限制，让天性摆脱情境、让白布脱离染缸。
然而我必须承认，所有的研究都是“人为的”，是真实世界相似物的模拟。尽管如此，不论是斯坦福监狱实验或者是我们即将在之后篇章中读到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姑且不论经过控制的实验研究的人为性质，当这类研究以敏锐的手法尽力捕捉“世俗实在”（mundane realism）的基础本质，其研究结果就有相当的概化能力。”
就许多明确的性质而论，我们的监狱显然不是“真正的监狱”，但就我认为是“监狱经验”核心的“囚禁经验”的心理特质而言，这项实验的确是把握到了。当然了，从实验中推导出的任何研究发现都必须提出两个问题，首先是“比较对象为何？”下一个则是“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为何？——这个实验能不能有助于说明与之平行的真实世界？这类研究的价值在于它有能力阐明潜在过程，确认因果次序，并建立起能传递所观察到之作用（observed effect）变项。除此之外，当统计的意义不能被视为偶然存在的关联而排除不论时，实验也能建立出因果关系。
几十年前，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先驱库尔特·莱温（kurt Lewin）曾经主张建立实验社会心理学的科学。莱温坚持，从真实世界中提炼出有意义的议题，无论在概念上或实作上都是可行，而这些议题也能在实验室中检测。他认为只要研究经过悉心设计，并且谨慎执行自变项（作为行为预测项的先行因素）的操作，就有可能建立确定的因果关系，而这是田野或观察研究所无法做到的。尽管如此，莱温还更进一步主张运用这类知识去影响社会变迁，主张运用在研究基础上得到的证据，去了解并尝试改变及改善社会及人类的功能。而我必须试着追随他启示的方向。
狱卒的权力变化
在使一个人的意志屈服时品尝到的权力滋味，远胜于赢得他的心。
——埃里克·霍弗，《心灵的激情状态》
我们有些志愿者被随机指定扮演狱卒角色后，很快便开始滥用新取得的权力，他们残酷成性，日夜无休地贬低、鄙视、伤害“囚犯”。他们的行动符合我在 第一章中对邪恶的心理学定义。其他狱卒虽然并未特别有虐待倾向，但是显得冷酷、苛求，对于受难同袍们的处境极少流露出同情。只有少数狱卒可被归类为“好狱卒”，他们抗拒了权力的诱惑，而且有时候能为囚犯的处境着想，多少为他们做点事，比方说赏个苹果或塞根香烟给人之类。
尽管在制造恐惧和复杂性程度上，斯坦福监狱实验和纳粹集中营系统间有着极大差距，但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中的纳粹党卫军医生和我们的斯坦福监狱实验狱卒间还是有个有趣的相似性。纳粹党卫军医生和实验中的狱卒一样，也可以分成三种群体。根据利夫顿于《纳粹医生》的描述，“爱国者热切地参与处决过程，甚至为了杀人而自愿‘加班’；有些人则多少可说是按照条理工作，只做觉得自己该做的事；剩下的人则是不情不愿。”
在我们的研究中，勉强扮演自己角色的好狱卒意味着“不作为即善”（goodness by default）。与其他值班同伴的恶魔行为相较之下，给囚犯们施点小恩小惠。正如先前提到的，他们之间没有人曾介入阻止“坏狱卒”们虐囚；也没有人跟工作人员抱怨、迟到早退或是拒绝在紧急情况下加班，甚至没有人为了必须做这些讨厌的工作而要求加斑费。他们只是“不作为之恶综合征”（Evil of lnaction Syndrome）的一分子，这部分将会在后面篇章中完整讨论。
我们回想最好的狱卒乔夫·兰德里，他和最坏的狱卒赫尔曼一起轮小夜班，但他从来不曾尝试让赫尔曼“冷静下来”，或是试着提醒他“这不过是个实验”，这些孩子只是在扮演囚犯的角色，没必要让他们受这么多苦。乔夫只是默默承受痛苦——跟囚犯们一起受苦。如果他的良知能够激励他做些有建设性的行动，那么这位好狱卒也许可以发挥相当的影响力，改善在他值班期间日益升高的虐囚现象。
从我在许多大学中的多年教学经验，我发现大多数学生并不关心权力的议题，因为他们在自己的世界中拥有许多资源，可以凭借才智和辛勤工作来达成自己的目标。只有当人拥有许多权力而且想要继续享受权力，或是没什么权力却又想要更多的时候，权力议题才会受关注。然而权力之所以成为许多人的目标，主因是享有权力的人可以任意支配资源。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这样描述权力的诱惑：“权力是春药”。权力的诱惑吸引着年轻貌美的女性投向又老又丑的权威人士的怀抱。
囚犯的病理分析
哪里违背意志，哪里就是人的监狱。
——爱比克泰德，《谈话录》（Epictetus，Discourses，2th century）
研究一开始时，我们比较关注扮演囚犯角色者如何适应无权无势的全新地位，而不是那么关心狱卒的适应问题。当时我刚花了一整个暑假
时间沉浸在我在斯坦福大学与人共同执教的监禁心理学，所以已经准备好要站在他们那一边了。卡罗·普雷斯科特刚跟我们说了一堆狱卒手下发生的虐待和堕落故事。从曾经是阶下囚的人口中，我们也听说了囚犯性虐待其他囚犯及帮派斗争等恐怖的亲身经历。所以克雷格、科特和我早就私下倒向囚犯那边，暗自希望他们能够撑过狱卒施加的各种压力，尽管他们被迫戴上外在的劣势标签，仍然希望他们能维持人性的尊严。我甚至想象自己会是电影《铁窗喋血》里保罗·纽曼那一类能以智慧方式进行反抗的囚犯，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他碰上的狱卒。“
当囚犯叛变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发生时，我们感到相当欣慰；他们抗议狱卒指派给他们的奴役差使根本是找麻烦，也质疑任意武断的执法以及让人筋疲力尽的频繁列队报数。当初我们通过报纸广告招募他们来参加所谓“监狱生活研究”，但现在他们对这研究的期待已经完全破灭了。他们原本以为只是做几个小时的低贱差事，其余时间可以读书、玩乐、认识新朋友。事实上，这也是我们一开始规划中要求的——至少在囚犯们开始造反而狱卒们掌握大势之前是这样。我们甚至还打算要办几场电影之夜呢。
囚犯们对于一些事情特别反感，他们厌恶日以继夜的持续辱骂、缺乏暂时不受工作人员监视的隐私及喘息空间、任意武断的规则执行、随机惩罚以及被迫分享狭窄寒酸的牢房空间。当叛乱开始时，狱卒转向我们寻求协助。但我们袖手旁观。我们的态度很清楚：一切取决于他们的决定。我们只是观察者，没有意愿介入。在开始阶段，我还无法沉浸于警务长的心态中，当时的我反而像个主要观察者，兴趣是搜集资料，想了解假扮的狱卒如何回应这个紧急事件。
让我们措手不及的是，道格8612在协助策划造反后就迅速崩溃了。他用颤抖的声音控诉囚犯所遭遇到的一切不合理对待，“这是个很鸟的模拟实验，根本不是什么监狱，干你他妈的津巴多博士！”我们所有人震撼不已。我不得不钦佩他的勇气。我们无法全心全意相信他是真的觉得很痛苦，而不是做做样子。记得他最先表示希望被释放时，我跟他谈过话，当时我还请他考虑当我们的“卧底”，交换条件是继续当囚犯，但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谁可以找他麻烦。
我又进一步想起在道格8612突然崩溃时，克雷格做出了释放他的困难决定，那时道格进入实验的时间不过36小时：
作为实验者，我们没人料到会发生这种事。当然了，我们临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摆平它。还有，很明显的是，这名年轻人在模拟监狱的短暂经验中感受到的困扰远超出我们任何人预期……基于伦理、人性优先于实验的考虑，我决定释放囚犯8612。
我们原本不预期有人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出现如此剧烈的压力反应，但这预期却被打破了，该怎么解释这件事？当时我们做出一个方向错误的归因，克雷格是这么记的：
我们迅速找到一个自认为自然又可靠的解释：他一定曾因为脆弱或性格上的弱点而有过崩溃经验，这可以说明他对模拟监狱环境过度敏感和过度反应！事实上，当时我们忧虑的是资格审查过程是不是出现了瑕疵，才会让一个已经“受损”的人混进来，却没有被侦测到。一直到后来，我们才承认这个明显的反讽：这是我们研完中的情境力量第一次在完全不预期的情况下以如此惊人的方式呈现，但我们却“用特质论来解释”，我们采取的正是当初设计研究时想要挑战和批判的思维！
让我们回顾道格8612对这场经验的最后回应，并且承认，他当时的困惑非常深刻：我决定要离开，但当我告诉你们这些人我的决定、我所看到、经历到的一切时，你们只说了句“不行”，然后把我的话当放屁。当我回去时，我明白你们只是在敷衍我，这让我很火大，所以我决定要做点什么好离开这里。我策划了几个离开的行动，最容易又不会造成人、物损伤的方法就是直接假装抓狂或苦恼的样子，所以我选了这个办法。当我回到笼子里时，我就有意识地假装崩溃，我知道在跟贾菲谈之前，先不要在笼子浪费力气，要到贾菲面前才释放情绪，这样就出得去了，可是到后来，当我在操弄情绪、装出难受的模样时，我是真的很难过，你知道吧——你怎么可能，假装不舒服呢，除非你真的很难过……就像疯子不可能装疯卖傻，除非他真的有点疯了，你懂吗？我不知道到底我是真的受不了，还是被人诱发，那个黑黑的家伙让我很抓狂，他叫啥？科特吗？这大致就是我的遭遇。而你这位津巴多博士却跑来跟我谈买卖，好像我是奴隶还是什么东西……你到后来还在耍我，不过你是可以做点什么，你们应该要在实验里做点什么。
模拟的重要性
人若处在某种强大社会情境中，本性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剧烈程度就如同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引人入胜的虚构小说《化身博士》（Dr．Jekyll and Mr．Hyde）。几十年来，斯坦福监狱实验引发的关注仍持续不歇，我认为这是因为这个实验揭露了“性格转变”的惊人事实：当情境力量加诸于人时，好人会突然变身成像狱卒般邪恶的加害者，或如囚犯般病态的消极被害者。
通过引导、诱使或传授的方式，就可以让好人为非作歹。当好人沉浸在“整体情境”时，情境力量会挑战个人人格、个性和道德观的稳定性及一致性，从而影响人性的表现，引导人做出诸如非理性、愚蠢、自毁自弃，反社会，不计后果的行为。”
我们希望相信人有基本不变的善性，能够抵抗外在压力，并以理性方式评价并抗拒情境诱惑。我们赋予人性以神性，人性具有道德及理性的能力，使人类公正而富有智慧。在善恶之间，我们竖立一道看似穿不透的藩篱，以简化人类经验的复杂性。在善这一边的都叫“我们”、“自己人”、“同类”，而在恶那一边的通通归成“他们”、“别人”、“异类”。矛盾的是，在创造出不受情境力量影响的迷思时，我们却因此对情境力量失去警觉性，从而开启了堕落之门。
斯坦福监狱实验及许多社会科学研究（参见 第十二章、十三章）透露出我们不愿接受的信息：大多数人不得不面对社会力量的严格考验时，都会出现重大的性格转变。我们置身事外地想象自己的可能作为，然而一旦进入社会力量的网络中，想象自己的行为表现及实际能做的却差了十万八千里。斯坦福监狱实验号召我们捐弃“善良自我”能够打倒“恶劣情境”的简化观念。正如情境感染相同处境的其他人一样，只有当我们承认情境也有“感染我们”的潜在力量，才能最完善地抗拒、避免、挑战及改变这类负面情境力量。罗马喜剧作家泰伦斯（Terence）说过：“凡出于人性的，必适用于我。”这句话提醒我们时刻莫忘此一认识的重要性。
通过纳粹集中营狱卒、吉姆·琼斯的“人民圣殿教”的毁灭仪式，以及更近期的日本“奥姆真理教”仪式所造成的行为变化，这些教训一直重复地传达给人们。而在波黑、科索沃、卢旺达、布隆迪及最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种族灭绝暴行，也同样提供了有利的证据，证明人类会将人性及仁心屈服于社会力量，以及诸如战争征服、国家安全等抽象的意识形态借口。
无论人类曾犯下多么恐怖的暴行，只要处在正确或错误的情境中，这些行为就有可能出现在我们任何人身上。这样的认知并不构成为邪恶开脱的理由，相反地，它使得邪恶民主化，让一般行动者共同承担了邪恶的责任，而非宣称邪恶是偏差分子或者是暴君的专利——邪恶的都是“他们”，不会是“我们”。
斯坦福监狱实验最单纯的教训是告诉我们情境的重要性。社会情境在个人、群体及国家领导人的行为和心智运作上产生的作用力，远较我们能想象的还深刻。有些情境施加在我们身上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让我们做出不曾更不可能预测得到的行为反应。”
人若处在无法依循从前法则行事的新环境中，情境力量的影响最为显著。在这类情境中，惯常的报偿结构不同了，预期也被打破了。置身其中时，人格变项的预测力变得很低。因为它们的预测力依赖的是想象的；未来行动估计，而未来行动则是以过去在熟悉情境中的典型反应为基础——但现在我们遇到的新情境并非如此：一位新狱卒或囚犯会这么说。
也因此，当我们试图了解自己或他人令人困惑的不寻常举动时，都必须以情境分析为出发点。只有以情境为基础的侦查工作无法解答谜题时，才采用天性式分析（基因、人格特质、个人病理学等），我在斯坦福的同僚李·罗斯认为，这样的分析方法是邀请我们从事“归因的仁慈”（attritutional charity）。这意味着，我们不是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做这件事的行动者，而是仁慈地从现场调查出发，去找出行为的决定因素。
然而知易行难。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有强烈的心理偏见——“基本归因谬误”，使我们无法以这样理性思考。提倡个体主义的社会如美国及许多西方国家，逐渐习惯去相信天性的重要胜于情境。在解释任何行为时，我们过度强调人格的重要性，却低估了情境的影响力。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希望读者们开始注意这个行动的双重原则是如何频繁出现在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他人的决定过程中。接下来要以我们的监狱研究思考让情境发挥影响力的特质。
规定的塑造力量
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出现的情境力量结合了许多因素，这些因素单独而言并无特殊之处，然而一旦联合起来，就会发挥强有力的影响。其中一个关键特质就是规定的力量。规定是以正式而简化的方式来控制非正式的复杂行为。其运作方式是规则的外化，即制定什么是必需的，什么是可接受、可以得到报偿的，以及什么是不被接受并因此会受惩罚的。当时间久了，规定逐渐有了自己的生命，开始不受控制，并拥有合法的威权。即使规定不再适用、变得含糊不清，或是因为规定执行者的任意诠释而变化，规则仍然屹立不摇。
借着怪罪“那些规定”，我们的狱卒可以将加诸囚犯的大多数伤害正当化。举例来说，让我们回想一下囚犯在熟记狱卒和典狱长发明的17条专制规定时必须承受的痛苦吧！也请思考一下用餐时间进食行为的规定二是如何被滥用来惩罚克莱416，只因为他拒绝吃下不洁的香肠。
有些规定可以有效调节社会行为，故有其必要；例如演讲者说话时观众必须聆听、驾驶遇到红灯要停车、不可插队。然而有些规定只是幌子，只为了掩饰创造规定者或负责执行者在支配的事实而已。就像斯坦福监狱实验规定一样，最后一条规定自然是关于破坏其他规定时的惩罚方式。也因此一定会有某个人或某个代理机构愿意并且有能力执行这类惩罚，在公开场所执行最理想，可以收到杀鸡儆猴的效果。喜剧演员连尼·布鲁斯（Lenny Bruce）曾以逗趣的方式描绘谁可以、谁不能把粪便丢到邻居院子里的规定是如何发展出来。他也将警察角色的创造描述成是为了担任“我家院子里不准有屎”规定的守护者。规定和规定的执行者都是情境力量内在固有的，尽管如此，系统仍扮演了一定角色，雇用警察并创造监狱来监禁破坏规定者的都是系统。
一旦规定成真
一旦你穿上制服并被赋予一个角色，我是说，一份差事，有人对你说：“你的工作就是管好这些人。”然后你就会变了个人，不再扮演穿着休闲服的角色了。当你穿上卡其制服、戴上眼镜、拿着誓棍时，你就会真的变成狱卒，你会开始演起那个角色。那是你的戏服，穿上它，你就得照着剧本演。——狱卒赫尔曼
当演员扮演虚构人物时，常常必须演出与他们人格认同相异的角色。他们按照演出角色的需求，学习说话、走路、吃东西，甚至是思考和感觉。演员的职业训练使他们得以维持人物角色和自我认同之间的区隔，将自我隐藏在幕后，在幕前演出和真实自我大不相同的角色。然而，即使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都会遇到界限模糊的时候，在戏落幕或电影杀青后仍然走不出剧中人的阴影。他们全神贯注于角色的内在强度，而让这股强大力量指挥舞台下的人生。观众变得不再重要，因为演员的心思已经完全被角色占据。
要解释戏剧化角色最后“弄假成真”的效应，英国的电视“真人实境秀”《乡郊大宅》（The Edwardian Country House）有个很棒的例子。该电视剧从约800名应征者中选出19个人，在优美庄园里担任英国仆役的角色。根据剧中的时代设定，扮演管理仆役的总管一职的人，行为举止必须遵照严格的阶层制度，可是演出者却被自己能轻易变成专制总管这件事给“吓到了”。这名六十五岁的建筑师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无法接受自己可以轻易对他管理的仆役施加绝对权力，“你突然明白你不用说话，只需要动根手指他们就会乖乖听话了。这想法很吓人——令我毛骨悚然。”而一位扮演女仆的女性，在真实生活中担任旅游信息处官员，她开始觉得自己像隐形人一样无足轻重。她描述她和其他人如何快速适应仆役的角色，她说：“我先是惊讶，然后就感到害怕了。全部的人都变得低声下气，我们很快学会了不要回嘴，而且觉得自己是卑下的。”
典型的情况是，角色和特殊的情境、工作、职务是相连的，比方说教授、门房、出租车司机、牧师、社会工作者或色情片演员都是如此。人处在某个情境时就会扮演某个角色——当他在家、在学校、在教堂，在工厂或是在舞台上时，所扮演的角色都不同。而通常处在“正常的”生活中时，角色就会被抛在一边。然而有些角色会不知不觉渗透进入你的生活。这些角色不只是偶尔演出的剧本而已，它们会在大多数时候变成你。即便一开始我们只承认它们是人为的、暂时的、受情境限制的角色，但它们仍被内化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于是我们变成了父亲、母亲、儿子、女儿、邻居、老板、劳工、助人者、医治者、娼妓、士兵、乞丐及其他许许多多角色。
更复杂的是，我们都必须扮演多重角色，有些角色相冲突，有些则可能挑战我们的基本价值与信念。正如斯坦福监狱实验里的例子，当初一开始我们只是用“不过是个角色”来和真实个人做区别，但是当角色行为得到报偿时，却开始造成深刻的影响。就像“班上的小丑”虽然赢得他无法用特殊学业表现得到的注意，可是接下来就再也不会有人认真看待他了。或者是羞怯，一开始时可以用怕羞来避免笨拙的社会互动，这时羞怯是一种情境式的笨拙，但是当怕羞的次数多了，原先只不过是扮演角色，最后却真的成了怕羞的人。
挫败感也是如此。当人们扮演界限僵化的角色，并因此赋予既定情境许多限制，像是限制什么行为才是适当、被期待及获得强化的等等，这时候人们就可能做出很糟的事来。当人处在“正常模式”时，会用传统道德和价值观来支配生活，然而角色的僵化性却关闭了正常模式中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角色分隔（compartmentalization）的自我防卫机制，允许我们在心智上接受相互冲突的信念与期待，让它们成为彼此分隔的密室，以避免争执。于是好丈夫也可以毫无罪恶感地演出奸夫的角色，圣徒可以是一辈子的鸡奸者，亲切的农场主人可以是冷酷无情的奴隶主子。我们必须承认，无论如何，角色扮演的力量均足以形塑我们的看法，当一个人接受了教师或护士角色，他就可能会为了学生及病患的利益终其一生牺牲奉献。
角色过渡：从医治者变成屠夫
这方面最糟的案例是纳粹党卫军医师，他们的角色是在集中营囚犯中挑选出处决或“实验”的人犯。而在经过重新社会化之后，他们已经完全摆脱常态的医治者角色，完全进入杀人共犯的新角色当中。基于为了公共利益而必须有所作为的群体共识，他们接纳了几个极端的心理防卫机制，以避免面对事实——身为犹太人集体屠杀事件的共犯。要理解这段复杂过程，我们必须再次提起社会心理学者利夫顿。
刚进入这环境的新医生，一开始一定会对他所见到的景象感到惊骇，他会问一个问题：“这里的人怎么会做出这些事？”一个普通的答案就能解答一切：对他（囚犯）而言，什么是比较好的？是在粪堆里苟延残喘还是乘着一团毒气到天堂去？于是这个新人就会完全被说服了。面对严酷的生命现实时，大屠杀是每个人都被期待去适应的手段。
将犹太人灭绝计划塑造为“最终解决方案”的心理学目的有两个：“它代表着独一无二的大规模屠杀计划，而且从根本上把焦点锁定在问题的解决。”于是它把整件事变成一桩有待解决的难题，任何手段只要是必需的，都可以来达成这个实用性目标。这样的理智训练，让同情与怜悯从这名医师的日常巡诊中完全消失了。
然而挑选人犯进行毁灭的工作是“如此繁重，和极端的邪恶又息息相关”，这让高等教育的医师们必须运用一切可能的心理防卫机制，以避免面对他们是谋杀共犯的事实。对某些人来说，将情感与认知分离的“心理麻木”成了常态：而另一些人则采取精神分裂式办法，过着“双重”的生活。于是在不同时间里，同一位医师身上可以存在着残忍与高贵的极端特质，这必须召唤“存在于自我中两个彻底不同的心理丛结：一个是以‘普遍接受的价值’以及身为‘正常人’的教育和背景为基础，另一个则是建立在‘与普遍被接受价值极端不同的（纳粹一奥斯维辛）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才能做到。这些双重倾向日复一日地来回摆荡。
角色互动及其脚本
有些角色要求相对的伙伴关系，就像狱卒角色的存在如果要有意义，就必须有人扮演囚犯才行。除非有人愿意扮演狱卒，否则一个人无法成为囚犯。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训练就可以扮演角色，也没有手册教你该怎么做。回顾第一天狱卒的笨拙以及囚犯的轻浮举止，只是因为两方都正在适应这个陌生角色。但是很快地，随着以狱卒一囚犯共生关系为基础的权力差异愈益明显，我们的实验参与者也轻易地进入了他们的角色中。演出囚犯或狱卒，一开始根据的脚本是来自于实验参与者自身关于权力的经验，包括观察父母之间的互动（传统上，父亲是狱卒，母亲则是囚犯），以及自身对医生，教师、老板等权威人士的回应，最后，通过电影中对监狱生活的描绘而刻画在他们脑海中的文化铭印，也是脚本的来源之一。社会已经帮我们做了训练，我们只需要记录下他们演出角色时的即兴程度，就可以取得资料。
许多的资料显示，所有实验参与者的反应，实际上都曾在某个时候远超出角色扮演的要求，而这些反应渗透到囚禁经验的深层心理结构中。一开始，有些狱卒的反应受到我们的说明会影响，在会中，我们曾大略提及为了模拟真实的囚禁情境而希望创造出什么样的氛围。但无论这个舞台环境对于当个“好演员”这件事曾大略提供出何种一般性要求，当狱卒私下独处，或是相信我们没有在监看他们时，这些要求理应不会有效。
实验后的报告告诉我们，单独私下和囚犯待在牢房外头的厕所时，有些狱卒会特别残暴，他们会把囚犯推进便器中，或是推到墙上。我们观察到最残酷的行为都发生在深夜或是清晨的值班时间，如我们所知，狱卒们认为这时候他们不会被我们监视或录音，在某个意义上也可视为是实验“关闭”的时候。此外我们也看到，尽管囚犯们不反抗，而且随着这场狱中灾难达到顶点而露出颓丧迹象，狱卒对囚犯们的虐待还是每天不断推陈出新、愈演愈烈。在一场录音访谈中，一位狱卒笑着回忆，实验头一天他还曾经因为推了一个囚犯一把而感到很抱歉，但是到了第四天，他却已经对推挤和羞辱他们毫无感觉了。
克雷格敏锐分析了狱卒的权力转变。他仔细回想进入实验没几天后，他和其中一位狱卒之间发生的冲突：
在实验开始前，我和囚犯以及所有狱卒们都曾做过访谈，虽然为时短暂，但我觉得自己是从个体角度来认识他们。也许因为这样，尽管他们的行为随着实验进行越来越极端、嗜虐，但我对他们是真的毫无敌意。不过很明显的是，因为我坚持和囚犯们私下谈话——表面上的理由是和他们进行咨询，而且偶尔也会吩咐狱卒们停止一些特别严重且毫无理由的虐待，所以他们把我当成背叛者。因为这样，有一位狱卒在日记中这样描述我和他的互动：“那个心理学家离开（咨询）办公室前责备我铐住囚犯而且蒙住他的眼睛，我很气愤地回答他，我做这些都是为了安全的考虑，而且这是我的事，不管怎样都和他无关。”他的确这样告诉过我。奇怪的是事情似乎颠例过来，是我协助创造了这个模拟环境，现在我却因为无法支付这些新规范，而被一个我随机分派角色的狱卒戗得哑口无言。
谈到狱卒说明会可能造成的偏差，我们才想起我们完全没有为囚犯办任何说明会。那么当他们私下独处时，当他们脱离不间断的压迫时，他们都做些什么？我们发现他们不是去认识对方，或谈论跟监狱无关的现实生活，而是非常着迷于当下处境的各种变化，他们增饰自己扮演的囚犯角色，而不是与之疏离。狱卒们的情形也一样：从他们私下在寝室或在准备轮班、换班空当中搜集到的信息显示，他们彼此很少聊和监狱无关的事或私事，常聊的反而是关于“问题囚犯”、狱中即将出现的麻烦或对工作人员的反应——完全不是人们认为大学生在休息时间会讨论的话题。他们不开玩笑、不笑，也不再其他狱卒面前流露出个人情绪，原本他们可以轻松运用这些方式让形势愉快点，或是跟角色保持点距离，却没有这么做。回想一下克里斯蒂娜稍早的描述，她谈到她见到的那位亲切、敏感的年轻人，一旦穿上制服进入他在牢场的权力位置之后，却摇身一变成了粗野残暴的西部牛仔。
扮演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成人角色
在进入斯坦福监狱实验给我们的最后教训之前，我想要再提出两个最后的观点来讨论角色权力及运用角色来正当化违法行为。我们现在先跳出狱卒与囚犯是由志愿者扮演的，回顾一下几个角色：来访的天主教神父、假释委员会的委员长、公设辩护律师，以及在探访夜出现的父母。父母们不仅觉得我们展示的监狱情境良好、有趣，还允许我们将一系列武断独裁的规定用在他们身上、限制他们的行为，就像我们对待他们的孩子一样。我们也信任他们会好好扮演深植于内在的角色——他们是循规蹈矩的中产阶级公民，尊重威权、极少直接挑战系统。我们同样也知道即使囚犯们处于绝望中，而且人数远多于狱卒，但是这些中产阶级出身的年轻人也不可能直接杠上狱卒。其实只要有一个狱卒离开牢房，囚犯与狱卒的人数比甚至可以达到九比二，他们却不曾反抗。这类暴力不属于他们从小习得的角色行为，却可能是出身较低阶层的实验参与者所熟悉的，而且比较可能会采取行动改变自己的处境。事实上，我们找不到证据证明囚犯们曾经策划要发动人身攻击。
角色的现实依赖支持系统而存在，系统对角色提出要求、规范，并且阻止其他现实情况入侵。回想一下，里奇1037的母亲向我们抱怨他的情绪不佳时，我立刻动员了我的制度性威权角色回应并挑战她的观察，我暗示囚犯1037一定有些个人困扰，所以他的情绪状态完全和监狱的运作问题无关。
回溯我当时的反应，我的角色从一个十分有同情心的老师，成为一心只顾搜集资料的研究者、麻木无情的警务长，这样的转变最令人痛苦，在这个陌生角色中的我，做出一些不适当的怪事，我狠心打断了一位母亲的抱怨，而她的确有理由抱怨;当帕洛阿尔托市的警局警官拒绝将我们的囚犯移到市立监狱时，我的情绪变得十分激动。我想我会那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我完全接纳了我的角色，也就是要让监狱尽可能正常运作。但也由于接纳了这角色，我只关注“我的监狱”的安全和维持，于是在第二名囚犯也达到崩溃边缘时，我并没有察觉到有中止实验的需要。
角色的过错与责任
我们可以深深沉浸在角色之中，又能在必要时将自己和角色区隔开，也因此，当我们由于身为某个角色而犯下过错时，很容易帮自己撇清个人责任。我们拒绝为行动负责，将责任怪罪在扮演的角色身上，说服自己本性和角色没半点关系。这种说法显然和纳粹党卫军领导人在纽伦堡大审时的开脱之词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只是照命令行事。”只不过辩护的理由变成：“别怪罪到我身上，我不过是做我当时那位置上的角色该做的——那不是真正的我。”
赫尔曼和克莱416曾经接受过一次电视访问，我们回想一下赫尔曼当时如何合理化他对克莱的虐待行为。他声称自己只是在进行“属于我的小小实验”，目的是观察要把囚犯逼迫到什么程度，才能让他们造反或是挺身维护自己的权利。事实上，他主张自己的严酷行为是为了刺激囚犯们变得更好，而残暴的主要报偿就是囚犯的起义。这个事后合理化有什么样的谬误呢？从他处理克莱416香肠造反事件的方式还有“中士”的反抗辱骂，我们可以轻易看出端倪。赫尔曼并没有赞许他们起身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原则，反而是大发雷霆，变得更极端、嗜虐。赫尔曼彻底运用身为狱卒的最大权力，做出远超出情境的需求，只为制造自己的“小小实验”来满足个人的好奇心和乐趣。
为了进行斯坦福监狱实验后效的回溯性调查，赫尔曼和道格8612曾在最近接受《洛杉矶时报》的访谈，而他们都用了类似理由来说明当时的行为——一个自称“残酷”，另一个人则用“疯狂”来形容；他们的理由则是一切作为都是为了取悦我。”也许他们所扮演的正是日本电影《罗生门》里的新角色吧，如同电影里的每个人都对事实有一套不同观点。
匿名性及去个人化
除了规定和角色权力之外，由于制服、装束和面具的采用，掩盖了每个人的一般面目，从而促成匿名性的出现并降低了个人责任归属，情境力量也变得更有权威性。当人在情境中觉得自己拥有匿名性，也就是觉得没有人会意识到他们的真正身份（所以也没有人会在乎）时，反社会行为就比较容易被诱导出现。假如情境本身又允许个人冲动、服从指令，或者鼓励建立一些一般情形下会受鄙视的行为方针，情况更是如此。银色反光太阳镜就是这种工具，它让狱卒、典狱长和我在与囚犯往来时显得更高不可攀、更缺乏人情味。制服则赋予狱卒一个共同身份，必须称呼他们“狱警先生”也是一样的道理。
有大量的研究资料证实，去个性化助长了暴力、破坏公物、偷窃等越界行为（将在后面的篇章中进一步讨论），尤其当情境支持这类反社会行为时，这对孩童造成的影响并不亚于成人。在文学作品，如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的小说《苍蝇王》中找到这类过程描述。当群体中所有人都处在去个性化的状态下，他们的心智运作方式会改变：他们活在一个延伸现在的时刻中，使得过去和未来都变得遥远而不相关。感觉会支配理性，行动能凌驾反思。在这种状态中，导引他们行为不偏离社会正轨的一般性认知和动机激发过程已不再发挥作用。阿波罗式的合理性及秩序感被迫让位给戴奥尼索司式的过度放纵甚至混乱。接下来，人们不再考虑后果．发动战争就会变得像做爱一样容易。
于是我想起来自越南的一行禅师的启发：“为了彼此斗争，同一只母鸡生下的同一窝小鸡，脸上的颜色不会一样。”这是个妙喻，可以用来描绘去个性化在助长暴力上所扮演的角色。在伊拉克虐囚监狱阿布格莱布中臭名远播的1A层，一位狱卒曾模仿摇滚团体“跳梁小丑”（Insane Clown Posse）以银色和黑色彩绘自己的脸，当时他正在值勤，并且为了拍照而摆着姿势，因而拍下了一张记录虐囚事件的照片。关于去个性过程如何参与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我们稍后还会有许多讨论。
认知失调对邪恶的合理化
公开扮演跟自己私下信念相反的角色会出现一个有趣的结果：产生认知失调。行为与信念之间不一致，以及行动不是随着恰当态度而产生，都是认知失调出现的条件。失调是一种紧张状态，它会强而有力地刺激个人改变公共行为或是私人观点，以降低失调程度。人们将会竭尽所能，力求拉近信念与行为的差异，以达到某种功能性统一。差异程度越本，达成调和的动机就越强，而人们也会期待看见越极端的改变。如果你有许多好理由去伤害一个人，反倒很少会出现失调，比方说你的生命受到威胁、身为军人的职业要求你得听从权威者命令行事，或者从事违背你和平信念的行动可以得到丰厚报酬时。
然而奇怪的是，一旦从事这类行为的正当理由减少，失调的效应却会开始增强。好比说你只为了微薄报酬去做一件令人厌恶的事，你的生命不受威胁，提供给你的理由也不够充分或是不妥当，失调情形就会变严重了。在人们拥有自由意志时，或者当情境压力迫使他从事与信念不符的行动，但是他或她一时失察或无法全然赞同这样的行为时，失调程度会升高，试图去降低失调的动机也会最强。如果与信念不符的行为属于公开行为，否认或修正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改变的压力会施加在认知失调方程式中较软性的元素上，也就是属于内在、私密的部分，亦即价值、态度、信念，甚至是知觉感受上。有大量的研究可以支持这样的预测。
认知失调是如何刺激我们在斯坦福监狱实验狱卒身上所看见的改变出现呢？他们从事长时间且辛劳的值班工作，完全出于自愿，只为了一小时不到2美金的微薄薪水。他们很少得到指导，告诉他们该如何扮演这个困难的角色。无论何时，只要他们穿上制服、出现在牢房中，或者足有仟何其他人在场，不管那个人是囚犯、他们的父母或是访客，他们就必须一贯维持每天轮班八小时的狱卒角色。他们不当班时，有16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远离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日常工作，然而16个小时后，他们还足得回到角色里。这样的情境是导致认知失调的强大源头，也许就导致狱卒内化其公共角色的行为，并且造成他们用私人认知和情感回应方式来自我合理化，因而使得独裁及虐待行为日益增加。
更糟的是，由于这些和个人信念不符的行动是他们承诺要做的，于是狱卒们更觉得必须赋予它意义，必须找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做出违背他们真正信念及道德主张的事。在许多情境中，认知失调的情形被承诺掩盖，因此让明智的人受蒙骗，做出非理性的行动。社会心理学提供许多证据，证明这种情形可以让智者做出蠢事、清醒的人行事疯狂、道德的人行为下流。做出违背信念的事情后，人们总会提出“好的’理由为自己无可抵赖的作为辩解。相较于合理化——替自己的私人道德观与实际行动间的矛盾开脱——的功力，人们的理性能力反而是差了点。借着合理化，他们可以说服自己和别人，主诉他们的决定都经过理性考虑。然而人们对于自己在面临失调时那股维持一致性的强烈动机，却是一点也不敏感。社会认可的力量
还有另一股更为强大的力量影响人的行为，不过人们对此同样毫不察觉：社会认可的需求。人们需要被人接纳，被人喜欢，被人尊敬，这意味着行为要看起来正常、恰当、符合社会期待。这股力量非常强烈，以至于人们会优先服从陌生人告知的正确行为，即便那些行为极端地愚蠢怪异。我们嘲笑着向我们揭露真相的“整人游戏”节目，却很少注意到在自己的生活中，我们成为整人游戏“主角”的次数有多频繁.
除了认知失调效应之外，我们的狱卒也同样受到服从的压力。来自其他狱卒的群体压力强化了当一个“合群的人”的重要，而这里的游戏规则就是必须以各种方式将囚犯们去人性化。好心的狱卒成了群体中的异类，值班时，他被排除在其他狱卒组成的小圈圈之外，沉默地承受痛苦。而在每个班次中，严酷的狱卒总是会成为至少—位其他狱卒的模仿对象。
现实的社会建构
狱卒们身穿军装风格的制服，囚犯们则穿上皱巴巴、别上身份识别号码的罩衫，前者所得到的权力感和后者感觉到的无权感彼此相称。尽管狱卒和囚犯的装束不同，狱卒们配有警棍、哨子和遮住双眼的太阳镜，囚犯们则佩戴脚镣以及盖住他们长发的头罩，但造成情境上的差异并非来自服装或硬体装备的差异，反而是必须从心理元素中，亦即调查群体各自对这些装束的主观意义建构，才能找出权力的来源。
要了解情境的重要性，必须先了解身处其中的人，了解他们如何理解以及诠释既定的行为环境。人们赋予这情境中各种要素意义，而正是这些意义，创造了情境的社会现实。社会现实不光是指情境的物理性质，社会现实也是人们对情境，对目前行为阶段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参与了各种心理过程。这类心理表征也是信念，这些信念可以修正人们对于情境的理解，让它们符合行动者的期望及个人价值观，或者与之同化。
这类信念又创造了期望，当期望变成自证式预言时，期望就会拥有自己的力量。举个例子，在一个由心理学家罗伯特·罗森塔尔（Robert Rosenthal）以及小学校长雷诺，约可布逊（Lenore Jocobson）所执行的著名实验中，当老师们被引导相信小学班级里的某些孩童是“资优儿童”时，这些孩子的确开始在学业上有杰出表现——即便研究者不过是用随机方式挑选出这些孩子的名字而已。在研究中，老师们对这些孩子潜能的正面看法，回过头来修正他们对待这些孩子们的方式，因此促进他们在学业上表现优异。这些普通孩子成为他们的期望——课业表现杰出的人，因而证明了“皮格马利翁效应”（Pygmalion Effect）。令人难过的是，老师也会预期某些类型学生会有较差的学业表现一—比如弱势背景的学生，甚至在班级里的男学生。老师们对他们无意识的对待方式，证实了这些负面的刻板印象，使得这些学生表现得比他们实际能力还差。
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自愿的学生原本在任何时间都可以选择离开。他们只是在一份受试者选择表格上头承诺会尽力完成两个礼拜的实验而已，没有人威胁或者规定他们一定得关在监狱里。这份合约是由大学里的研究者、大学人体受试者研究委员会以及大学学生三方所签署，本身没什么大不了；一开始的预设只是希望学生们是在自由意志下参与，并且随时可选择中止实验。然而事实上，事态发展到实验第二天就非常明显了，囚犯们开始相信这真的是座监狱，只是管理者是心理学家而不是国家而已。听了道格8612的嘲讽之后，他们说服自己没有人可以冼择离开。也因此，他们没有人曾经说过：“我要中止实验。”事实上对许多人而言，离开的策略变成是用极度的心理忧郁来消极地迫使我们释放他们。他们认为，是这个新的社会现实将他们牢牢钉在压迫性的情境中，而这情境是由狱卒们任意、恶劣的行动创造出来的。于是，囚犯成了自囚的人。
在这个研究中，还有另一种社会现实，也就是在假释听证会结束时囚犯们终于得到“假释谈判”的机会。在我们制定的情境架构电，如果囚犯愿意放弃他担任“囚犯”赚到的全部酬劳，我们有权通过假释委员会的运作让他获得假释。虽然大部分人都是勉强接受这个谈判结果，自愿放弃他们这几天实际担任“研究受试者”的所有酬劳而离开，即使如此，那时候也没有人尝试要“中止实验”。囚犯们宁可接受假释建构出的社会现实，而不是基于个人最大利益采纳维护个人自由的社会现实。他们每个人都允许自己被铐起来、用头套罩住，然后从最接近自由的地方被带回到地牢里。
去人性化：否定他者价值
杀越南鬼子献真神。
——一名越战美军写在头盔上的一句话
人对人类手足能做出的极端恶行，莫过于剥夺他人人性，也就是运用心理学的去人性化过程让人失去存在价值。当我们认为“他者”不具有跟我们一样的感觉、思想、价值以及存在目的时，我们就是将他者去人性化。通过感情的理智化、否认及孤立等心理学机制，我们从意识中贬低或是抹消掉这些“他者”与我们共享的人类特质。相对于人性关系中的主体性、个人性和情感性特质，去人性化关系的特质则是客体化、分析式，而且缺乏情感或移情作用。
用马丁·布贝尔的话来说，人性化的关系是我—你（I-Thou）关系，而去人性化的关系则是我一它关系（I—It）。随着时间的逝去，去人性化的施为者（agency）会被吞没进人负面性的经验，造成“我”发生变化，并且产生出客体与客体间或施为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它一它”关系。于是人们通过标签、刻板印象、标语和形象宣传的方式，助长了将某类他者视为次等人、劣等人、非人、下等人、可有可无之人或者是“禽兽”的错误概念。
当施为者在紧急情况、危机发生，或是需要侵入他人隐私领域时，的确有必要暂时搁置正常的情感回应，因此有时候去人性化过程也可以发挥适应的功能。例如外科医师执行危及他人性命的手术以及担当第一线救人任务时，他们就必须如此。而当工作的工作量或日常计划必须接待大量的人时，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形。在某些照顾专业如临床心理学、社会工作和医学专业里，这过程有个专门称呼：“疏离的关怀”。这时的行动者被放在一个矛盾的位置上，他一方面得将客户去人性化，一方面又需要给予他们协助或治疗。
然而针对被过度客体化的对象，去人性化过程往往会助长对他们的虐待和破坏。因此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的狱卒竟会这样描述他们的囚犯——那些只因为掷铜板时运气不佳，因而没能穿上狱卒制服的大学生：“我叫他们互相叫对方的名字，然后徒手把厕所打扫干净。事实上我根本就把这些囚犯当成‘畜牲’，而且我—直觉得他们会对我不利，所以得看好他们。”
或者是另一位狱卒的告白：“这些囚犯穿得—身破烂，整个牢房里充满了他们身上发出的恶臭，实在很让人厌恶。只要下个指令，他们就会彼此杀红了眼，我就等着看好戏啰。”
斯坦福监狱实验创造出一种去人性化的生态，就像真的监狱里会出现的情形，而这是通过许多直接且不断重复的信息而逐渐形成。囚犯从一开始失去自由，接着失去隐私，最后失去个人的身份意义，一连串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去人性化过程。这过程将囚犯从他们的过去、社群以及家庭中割离，然后由当下现实取代了正常的现实。当下现实迫使他们和其他囚犯们一起生活在毫无特色的小牢房里，完全失去个人空间，而来自外在的强制性规定以及狱卒们的独裁决定则支配了他们的行为。正如所有监狱中都有一些隐约的压迫，我们的监狱也不例外，在这里，情感被压抑、禁止，而且受到扭曲。才不过进入监狱短短几天，温柔呵护的感情就从狱卒和囚犯们身上消失了。
在制度性的环境中，人类被禁止表达情感，因为它们代表了冲动的个人反应和不可预期，然而制度性环境却只期待一致性的集体反应。狱卒们通过各种对待方式将囚犯们去人性化，贬低人格的制度性程序也在去人性化中扮演了一个角色。然而囚犯们也马上将自己加入去人性化的过程里，他们压抑自己的情感反应，直到“崩溃”为止。情感是人性的基本要素，但在监狱里，压抑情感却是基本的生存之道，因为情感是脆弱的象征，流露情感形同将自己的弱点暴露在所有人面前。在 第十三章中，我们将更完整讨论去人性化过程和道德撤离的关联，以及其对人性的破坏效果。
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的意外发现
在实验结束后不久，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意外——美国加州圣昆廷州立监狱及纽约州阿蒂卡监狱（Attica Correctional Facility）的屠杀事件，使得我们的实验成为邪恶心理学的主要范例。原本这个小小学术实验只是用来检验情境力量的理论想法，但这两个事件却使这个实验受到全国性的瞩目。在这里，我只从斯坦福监狱实验及我的角度，概略叙述这些事件及其后果的关键面向。关于更完整的细节以及大约同时兴起的“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激进学生团体“地下气象员”（Weather Underground）。
斯坦福监狱实验被迫中止的隔天，在圣昆监狱一场声称由黑人政治激进分子乔治?杰克逊领导的逃狱行动中，有许多狱卒和囚犯遭到杀害。三个礼拜后，在美国东岸纽约州北部的阿蒂卡监狱也出现了囚犯暴动。囚犯控制了整座监狱，并劫持了近40名狱卒和一般工作人员为人质，整个事件持续了五天。他们要求改变压迫的处境及去人性化待遇，但当时的纽约州州长尼尔森?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并未选择进行协商，反而下令触动该州的警力部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夺回监狱。州警部队在牢房中枪击和杀害了40名以上的狱囚及人质，并造成多人受伤后，整个事件才落幕。由于两个事件发生时间相当接近，监狱现况于是成为当时舆论的关注焦点，基于我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得到的心得与认识，我受邀在几个国会委员会中提出证词。我也成为参与圣昆廷监狱屠杀时间的六名囚犯之一的专家证人。而大约在那段时间，有位曾看见我和圣昆廷典狱长进行电视辩论的媒体记者，决定要在国家电视频道【1971年美国电视频道NBC的节目《年代报导》（Chronolog）】中，制作一部关于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纪录片。美国《生活》（Life）杂志的一篇特别报道也迅速跟进，斯坦福监狱实验虽然结束了，但现在又继续上路了。
斯坦福监狱实验及其代表的时代氛围
在我们的模拟监狱中，学生囚犯和狱卒受到经验诱发而出现性格上的转变，为了更充分评鉴性格转变的程度，我们有必要考虑60年晚期及70年代早期的美国时代氛围。那个时代的代表性思潮是拒绝威权、“不要信任大人”（trust no one over thirty）、反对军队及工业化，参与反战示威、加入民权及妇女权益促进行动。那是个年轻人起而造反、反抗来自父母和社会死板教条的时代，而那些教条曾在50年代桎梏了他们的父母。那是性、毒品和摇滚乐的实验年代，年轻人蓄着长发，高唱：“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也是个嬉皮士的年代，为了爱和存在而静坐抗议的时代，是头上戴几朵花去加入旧金山反战青年“花孩儿”（flower child）行列的时代，是和平主义者的时代，更是个体主义者的时代。那一代人的智性导师——哈佛心理学家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曾经为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处方，里面包含三重指引：别管传统社会说什么、尝试看看改变心智状态的药丸、倾听自己内在的声音。
由于诉求激烈反抗各种不正义及压迫，青年觉醒运动（Youth Culture）的兴起格外关注越战中发生的各种不道德行为，他们抨击每天清点敌人尸体的可憎行为，抗议执政当局不愿承认错误，并从旷日持久的流血战争中撤退。这些价值风潮在欧美引燃一波又一波的青年运动。相较于美国的理念，欧洲人甚至更激进地挑战社会建制。他们公开反叛政治及学术霸权。法国巴黎、德国柏林和意大利米兰的学生们“架起了路障”，直接反抗他们视为保守、反动的现行体制。他们之中有许多是挑战法西斯主义者，也强烈谴责昂贵的高等教育造成的不平等人学限制。
而身为一个群体，我们研究中的志愿学生正是来自强调造反、个人探索、否定威权和盲从的青年文化。因此我们原本预期实验受试者更能抗拒制度性的力量，拒绝服从我强制加诸于他们的“系统”支配。没料到的是，这些志愿者当上狱卒之后，竟然完全接纳了权力欲心态，然而当初让自愿者选择角色时，根本没有人愿意成为狱卒。即使是最苛酷的狱卒赫尔曼也宁可当囚犯，就像他告诉我们的：“大部分的人都会嫌恶狱卒。”
几乎所有志愿学生都觉得他们比较可能在未来成为囚犯，毕竟他们上大学可不是为了当狱卒，但是哪天因为犯了什么小罪而被逮却不是不可能。我说这些的意思是，这些被指派为狱卒的人并不像他们后来的表现那样具有虐待或支配倾向。当他们进入斯坦福监狱实验时，并没有任何伤害、虐待、支配他人的嗜好。如果说有，那也是贴近符合当时社会氛围的倾向一一关怀他人。同样地，我们也没有理由预期扮演囚犯的学生会如此快速地崩溃，他们的心态和身体健康状况在开始时都十分健全。因此，当完全不同时代的研究者试图复制这个研究时，他必须牢记这个时代和文化的脉络，这点非常重要。
系统的影响为何最重大？
我们从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学的最重要一课是，情境是由系统创造的。系统提供制度性的支持、威权以及资源，让系统能够顺利运作。在大致介绍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所有情境特质之后，我们发现有个关键问题很少人提出：“是什么或者是谁造成这些事情发生？”谁有权力规划设计出这个行为环境，并且用特殊方式维持它的运作？接下来的问题是，谁必须为结局与后果负责？谁得到成功的功劳，谁必须为失败受责？在斯坦福监狱实验里，最简单的答案——是我。尽管如此，如果处理的是复杂的组织，比方说失败的教育或矫正系统、腐败的大型企业，或者是阿布格莱布监狱中创造出的系统，回答这问题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系统权力是授权或是制度化许可，包括授权和许可从事规定下的行为、禁止及惩罚违背规定的行为。它可以提供“更高的威权”，这更高的威权批准新角色的扮演、新规定的服从，也批准从事在一般情形下受到既有法律、规范及伦理道德限制的行动。这些批准通常披着意识形态的外衣出现。而意识形态是种标语或主张，通常用来合理化为了达到某个至高目的所需采取的任何手段。因为意识形态对处于某个特定时空的大多数人来说“正确无误”，因此通常不会受到任何挑战甚至质疑。当权者将政治纲领包装成善良、正直的，使它看似珍贵的道德律令。
设计出来支持意识形态的政治纲领、政策及标准运作程序，是组成系统的基本要素。由于意识形态被人们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系统程序因此被视为合理而正确。
在20世纪60和70-年代，从地中海到拉丁美洲世界都受到法西斯军阀统治，当时的独裁者总是以防卫“威胁国家安全”势力的需求来强化建立军备的号召，以对抗他们声称来自社会主义者或共产党人的威胁。为了除去威胁，由军警执行、国家批准的严刑拷打成为必要行为。法西斯意识形态也正当化行刑队对所有疑似“国家公敌”者的暗杀行动。
而在目前的美国，所谓国家安全威胁势力对人民已经造成恐吓效果，使得他们愿意牺牲基本人权来换取安全的假象。这种意识形态接着正当化对伊拉克发动的先迫性侵略战争。而由当权系统制造出来的意识形态，又继续创造一个次级系统，即管理战争、国土安全，军队监狱的次系统，或由于缺乏严格的战后计划，而导致上述事项的失于管理。
我对乔治·奥韦尔在其经典名著《一九八四》”中概述的洗脑策略与技巧一直抱持浓厚的学术兴趣，因此，我原本在我的专业生涯中应该更早意识到系统权力存在才是。系统最终会粉碎个体的开创动力并抵抗系统入侵的意志，而“老大哥”指的其实就是系统。然而许多年来，由于原始对话的整理是以天性式对上情境式的竞争作为诠释人类行为的框架，因此在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众多讨论中连一个系统层次的分析都找不到。我忽视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竟没有考虑到这框架背后的提供者——系统。直到我参与了一项调查，开始了解到导致许多伊拉克、阿富汗和古巴军队监狱中普遍存在虐待事件的动力后，才终于注意到系统层次的分析。
诺贝尔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曾经表明，“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悲剧并不是由于人为失误造成，而必须归因于“官方管理”的系统性问题。当时美国太空总署的最高主管不顾工程师的质疑，也无视“挑战者”号制造者对某个关键零件（也就是后来造成灾难的瑕疵O形环）的安全性曾表示过关切，坚持发射航天飞机而造成了悲剧。费曼认为，太空总署的动机很可能只是“为了确保太空总署的管理无懈可击，以保证经费无虞。”“在稍后的章节中，我们将采取系统与情境同样重要的观点，以帮助我们了解在斯坦福和阿布格莱布监狱中错误是如何造成的。
美国太空总署为了实现其出于政治动机的口号“更快、更好、更便宜”，因而犯下系统性的失败，相对于此，纳粹大屠杀系统却得到恐怖的成功。包括希特勒的内阁、国社党政客、银行家、盖世太保，纳粹党卫军、医生、建筑师、化学家，教师、列车长以及更多参与者，这些人组成一个由上而下密切整合的系统，为了消灭欧洲犹太人及其他国家敌人，每个人都在他们全力以赴的行动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有许多事必须要做，兴建集中营、处决营，以及他们特殊设计的火葬场，新形态的致命毒气也必须开发得更加完善才行。政治宣传专家必须制造各种形式的宣传晶，通过电影、报纸、杂志、海报等宣传，将犹太人视为敌人、诋毁、去人性化。教师和传教人员则负责教育年轻人成为盲目服从的纳粹党员，让他们可以正当化自己在参与“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时的行为。
这些人开发出一种新语言，用一些听起来无害的字眼包装人性的残酷与败坏，这些话像是Sonderbehandlung（特殊待遇）、Sonderaktion（特殊行动）、Umsiedlung（迁移）以及Evakuierrung（撤出）。“特殊待遇”是种族灭绝的代号，为了使用上的效率，有时会缩写为SB。纳粹党卫军头领莱因哈特·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曾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份声明中略述安全性的基本原则：“可以一般方式处理的人以及必须给予特殊待遇的人，这两群人之间必须做出区分。后者所涵盖的对象由于极端令人反感、极具危险性，并且极可能成为敌人的政治宣传工具，因此是予以根绝的适当人选，不须给予人性尊重与同情对待（根绝方式通常为处决）。”
许多纳粹医师受征召参与挑选集中营囚犯以进行处决及实验的任务，他们时常必须面对忠诚度分裂的问题。“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中，这些纳粹党卫军医师面临救人与杀人的誓言相冲突，似乎时时刻刻摆荡在谋杀的残酷以及短暂的仁慈之间。然而这道鸿沟却无法弥平，事实上，持续分裂就是使他们继续从事夺命任务的因素，分裂是维持总体心理平衡的一部分。于是人逐渐被整合进入巨大、野蛮并且高度功能性的系统之中……奥斯威辛集中营是个集体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