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拒绝摆布隐隐风雷动
由于大萧条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历史背景，由于第一次新政不可能在经济复兴方面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美国在１９３３年秋天，农产评价格和工业生产再次回落。这种迹近于衰退的下降势头到了１９３４年春季才被克服。《纽约时报》每周工商业指数由１９３３年１０月的７２上升到１９３４年５月的８６。尔后一直到１９３５年春季，全国经济停滞不前，月复一月，商业活动指示图表几乎原封不动，利润缩减现象继续存在。１９３４年的国民收入总额只是比１９３３年高出不到１／４，比１９３１年少１００亿美元，稍多于１９２９年的１／２。秋天仍有１３００万人失业。第一次新政没有也不能给全体美国人民带来好处，很多人甚至还没有受到罗斯福的关注——南方的佃农、老年人、雇工、失业的大学生、农业季节工人、１年只干３个月的钢铁工人、共约７００万人的城市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信徒等。这些人急切地盼望美国能够出现一些能够引导他们脱离苦海的救世主。那些受惠于第一次新政的不同阶层的人们，其一度绝望的恐惧感业已随着境遇的初步好转而消退，生活质量的改善激活和触发了原已被冻结或麻痹的神经，他们不再祈求起码的温饱，他们的期望值开始升高，开始反过来对复兴的不稳定状态感到不满，对新政扶助工农的成绩有限不满。社会心态的这种变异在当时极其自然地发生、蔓延并流行起来。曾经是死水一潭，现在则是激流澎湃。
首先是垄断资本家们。这些曾因自我毁灭式的疯狂投机和盲目竞争而陷于没顶之灾的私营业主，在被罗斯福政府救上岸后，开始挑剔并指责救他们的人没有捞其他们的丝织礼帽，他们已不满于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干预，要求解脱束缚。他们对罗斯福曾寄予莫大希望的要求他们出于高尚精神而进行自我调节以及与政府合作的吁请，由不动声色而嗤之以鼻，继而鼓噪嘲弄，"在有钱人的会议室和城郊俱乐部里，总统的名字变得不堪入耳。不论是总统还是他的财政部长都不能在银行家、证券经济人和实业家集会上讲话，而同时却不用担心会招惹麻烦"。他们开始对新政府进行挑战。
几乎与此同时，两党保守派显露出了其一度收敛的敌意，对政府的表现与经济的停滞幸灾乐祸，并在媒界宣传中特别强调两者存在着必然联系。他们甚至对自己以前的行事感到后悔，他们不喜欢新政那样的愿意在预算方面出现比胡佛任内更高的赤字，不喜欢新政用美元搞通货膨胀来弥补赤字，不喜欢新政社会救济项目的规模和华盛顿在许多经济决定中表示的一致意见。对于罗斯福不知怎么从他们熟悉的政党和企业界之外发现并给带到华盛顿来的那些人，他们也深感不安：这些人包括像特格韦尔、莫利、伯利那样的学者，以及像霍普金斯、华莱士、珀金斯那样的社会活动家。一位年长的参议员声称这些人是一种新型人物，根本不能激仆人民对他们的信任。共和党保守派坚信现有工业和金融体系应不受阻碍地从事活动，它名义上的领袖是胡佛，胡佛批评政府的倾向已由于个人的痛苦遭遇而加强。有些民主党人对政府放弃健全财政这一悠久的党的原则感到不安，预算署署长刘易斯·道格拉斯在１９３４年８月因此而辞职。也正是在这个月里，一群心怀不满的民主党人，在全国委员会前任主席约翰·Ｊ·拉斯科布、１９２９年党的领导人艾尔·史密斯以及若干杜邦集团成员和其他人的领导下，组成了"美国自由联盟"来反对政府所作的社会实验，他们不怀好意地宣称，罗斯福总统对复兴经济的下一步作法至今尚无一个明确的计划，这是政府陷入困境并不攻自破的明证。激进派的报刊极力反对新政对资方的迁就和照顾，认为这种"经纪人国家"对大托拉斯打击不力，"记录表明，人们能够期望于新政的只有失败"。政治蛊惑家们则抓住这一时机大做文章。然而，生活于这种徘徊不前的经济境况中的人民群众感受最真切，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自己不断增长的不满和抗争。
值此多事之秋，全国又在３０年代中期天灾连年。各大盆地的河流泛滥成灾，无以数计的街区和良田被冲毁。由于无节制的狂伐滥垦，许多地区的地表呈现荒芜性侵蚀，植被生态遭严重破坏，"黑色风暴"旋即肆虐中西部各州。这里经常有这样的壮观的景象：无涯际的高耸入云的尘幕遮天蔽日，并缓缓向东南方推进，道路、棚舍、厂房、机器、庄稼几乎瞬时被沙土掩没。１９３４年，全国资源委员会的调查表明，全国有３５００万英亩可耕地完全被毁，１２５００万英亩土地失去了表层土壤，这势必造成了大平原区随时即发的饥荒。并且，１９３４—１９３５整整两年里，各地旱灾连绵不断，得克萨斯州的几个县沦为流动的沙漠，连俄克拉荷马市的食品都带有沙土味。远在东边的孟菲斯，行人用手帕盖着脸。７，０００英尺厚的尘雾，使克利夫兰市一片昏暗。从内布拉斯加吹过来的黄沙，透过了白宫的门窗。西部平原的尘屑飘落在大西洋中３００英里外大海的船上。这年冬天，新英格兰诸州还降了红雪。夏秋两季气温居高不下。天灾部分地有利于联邦政府实现其减少产量以保证利润、提高购买力的农业调整计划，但对于千万个受害的家庭和个人而言，是一场不亚于大萧条的特大灾难。他们被迫从焦干的沙砾地故土上出走，四处流浪。俄克拉荷马州的逃荒灾民成了约翰·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中的人物原型。小阿瑟·Ｍ·施莱辛格说，这些走投无路的破产者和铤而走险的穷光棍极有可能在某个杰出人物领导下，闹一场天翻地覆的社会革命或可怕的大动乱。
其实，激进而暴烈的行为已经在全国各地滋长并大有燎原之势。１９３４年４月，明尼阿波利斯的６，０００"暴民"（以卡车司机为首的工人）向正在开市政会议的市政厅窗户里投掷棍棒、石头和煤块。入夏，冲突升级，武装警察开枪击倒工人６７人；５月，南卡罗来纳的纺织工人组成飞行中队同警察激战；秋天，丹佛市１，０００名靠救济为生的工人，因救济金削减而愤怒地要求撤换州行政官员，并同警察在街头对垒；密尔沃基的电车工人在社会党的组织下，攻击车库，迫使雇主接受了他们的要求；费城的出租汽车司机焚毁了１００辆出租车；得梅因的电业工人举行同盟总罢工，全城在一漆黑暗中陷入混乱的瘫痪；共产党人领导了加州和新泽西州等地农业工人的罢工；在俄亥俄州的托莱多，美国工人党鼓动罢工的电瓶汽车灯具厂的工人与警察和头戴钢盔的国民警卫队搏斗，他们面对刺刀、催泪瓦斯以至排枪扫射，都无所畏惧，最终争得了工会的大部分要求。在五一劳动节之后的几个月里，从东海岸的罗得岛到西海岸的旧金山，几乎每场罢工中都有工人流血，这一年全美发生罢工１８５６次，参加的工人约有１５０万。１９３５年，罢工浪潮仍在继续，共发生罢工２０１４次。左翼党派组织和劳联中的激进派为争取组建产业工会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并对罢工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全国工业复兴法第７条第１款规定给予工人的那些权利唤醒和刺激了工会的组织活动，而广大工人在实践中发现，他们并不能完全依赖政府许可和法律条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有时罗斯福政府迫于强大公司的压力作出的有利于资方的决定更使工人坚定了这一信念，即为了很好地享用自己的权利，必须显示出自己强有力的独立力量。此外，自大萧条以来，他们郁积了太多的对资方的愤慨。
来自"左边的惊雷"仍隆隆作响，还不时掺和进来了一些不谐音。许多进步派和激进的自由主义分子开始怀疑罗斯福新政策的成功希望，他们提出了更为激进的纲领。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奥尔森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激进派，愿意同自由主义者一道为他们的政纲而奋斗，“如果资本主义不能防止萧条卷土重来，我就希望现行体制干脆见鬼去。""我们追求的最终目的就是合作共和国"。当年的黑幕揭发者以其《屠场》直接促成了肉类检查法获得通过的作家厄普顿·辛克莱提出了"终止加利福尼亚州贫困计划"，他提议向新政尚未着手解决的关键问题——富裕中的贫困直接进攻。他主张让加州的失业工人在国营工厂和国营农场生产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反对"为利润而生产"，主张"为使用而生产"。这位带有浓厚社会主义色彩的改革家宣布竞选１９３４年１１月的加州州长。并在８月２８日的民主党初选中，得票遥遥领先，从而引起保守派的恐惧和群起而攻之。
在充满着骚动、焦灼、寻觅、失落的这些年份里，以形形色色的激进面目而出现的"政治蛊惑家"们向大众兜售着似乎是精心炮制的治世良药。他们利用了当时美国人民还不大明白的民族性格的某些方面：美国式的天真烂漫、全国普遍向往寻求简单明快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爱参加团体组织的心理、天生喜欢收集外表好看而其实毫无价值的东西的脾气等等，即卡尔·Ｇ·荣格称之为美国民族性格中幼稚的一面。
弗朗西斯·Ｅ·汤森医生，曾是加州长滩的一个公共卫生官员，在１９３３年他６６岁失业时，几乎一贫如洗。在目睹了大批与自己境遇相似或更惨的老年人后，这位瘦弱的戴眼镜的老头子迅速成为一名业余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家。１９３４年１月，汤森成立了老年人周转养老金组织，其目的是要使年满６０岁以上的老人（刑事惯犯除外）每月都能享用２００美元，唯一的附加条件是必须在本月内花光于国内。这笔周转基金来源于由联邦政府征收的２％的营业税。汤森及其信从者声称，这基本上是一项旨在减少失业、刺激消费的经济复兴方案，而不是一项单纯的补助金计划。尽管批评者们指出汤森计划具有以假定为根据的虚妄性，因为它要将一年国民收入的一半以上用以补偿仅占总人口的９％的老人。但汤森十字军运动仍然蔓延到了主要由农村新教传统培养起来的人们中间。那些数以百万计的因为失业、贫困、疾病和孤独而陷入凄凉晚景的老人们，对这一令人振奋的号召抱有强烈的近乎宗教般的理解。他们跟着汤森异口同声地谴责罗斯福新政忽视了老年人，并成功地把支持该运动的人选进州议会和国会。到１９３４年底，汤森宣称有２５００万美国人在他的请愿书上签名，他的批评者们也承认签名的人品码有１０００万人，到１９３５年初，汤森俱乐部已达２０００多个。"西海岸的政界人士如果不赞同这位医生的计划，就会被汤森的报复吓得发抖"，西部７个州的立法机构一度几乎受制于汤森运动。国会议员们明知其经济上的细节存在着明显错误，却迟迟不敢冒险就这一计划试行唱名表决，直到１９３９年６月。
２０年代来自加拿大的查尔斯·Ｅ·库格林神父则显示了比汤森医生更大的能量。这位４０出头的神父身材高大，修饰整洁，声音圆润优美，庄严感人，词藻华丽，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魅力和说服力。到１９３０年底，他已经成功地树起了一个广播网，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１７个电台同时向全国广播他的节目，另外还在星期日美国中部标准时间下午６时至７时的地方电台穿插一些广播。在有一次抨击胡佛总统的演说后，他收到１２０万封信。到１９３２年末，他每周拥有约近４０００万听众。他在１９３４年收到的邮件，比全国任何人（包括罗斯福总统在内）都多。每周听他布道的听众是全世界人数最多的，而且稳定不变，每周信件８万封，多至１００万封，很多都内附小额捐赠的美元。他有时要雇用１５０个办事员点钞叠钱。１９３４年纽约ＷＤＲ广播电台举办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库林格神父是美国"最有价值的公民"。后来在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闹僵后，他干脆建起了自己的广播网，有６０多个电台，还办有自己的企业。他支持罗斯福竞选总统，也曾一度热烈地赞扬"执行着基督政策的新政"。到１９３４年春，他还许诺"决不改变他认为新政就是基督之政的哲学"。他有时也破例地赏脸接见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约瑟夫·Ｐ·肯尼迪（美国第３５任总统的父亲），这主要还是因为他也是个罗马天主教徒。
当罗斯福政府的新政举措（特别是货币政策）并未依照他的旨意进行时，库林格就在１９３４年下半年逐渐与新政决裂。他痛斥农业调整法是"异教之政"，咒骂罗斯福的顾问们是"窝囊团的谄媚之徒"，指责财政部为邪恶的国际银行家效劳。是年１１月１１日，他宣告成立争取社会正义全国同盟。他认为美国的两党制已经腐朽，资本主义已经完蛋，罗斯福代表了"邪恶的资本家、犹太人、共产党人、国际银行家和财阀"，而只有自己的１６条原则才能拯救人民。他号称拥有７５０万盟员。该同盟的狂热分子还组成了许多打手队，上街向犹太人寻衅。他还攻击美国劳联，主张政府在处理劳资冲突时应学习意大利。到１９３５年春，库林格神父越发倾向于宣扬带有极权主义色彩的主张，倡议在美国建立一种类似于意大利社团主义的政治秩序。
但是，对罗斯福政府真正地构成威胁的却是地地道道的政客休伊·Ｐ·朗。朗在１９２８—１９３２年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长，１９３２年进入参议院，他机智幽默、聪明绝顶，擅长发表令人荡气回肠的演说，只是"那矮胖的身材和花哨的穿戴掩盖了他这位外省政治家的才华和魅力"。他在州长任内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政策：打破大公司的垄断势力，取消人头税，免纳平民普通财产税，免费发教科书给学生，为成年人扫盲。在３年内，他为本州修筑了２，５００英里柏油路，６，０００英里碎石路，１２座桥梁，他还是南方唯一的平等对待黑人的州长。他的口号是"人人是国王，但是没人戴王冠"。他身在华盛顿任参议员，却牢牢地遥控着路易斯安那州政府和州议会的一切决定权。他曾在１９３２年６月的芝加哥支持罗斯福成为总统候选人，但两人的合作在罗斯福就职１个月后就开始破裂，他瞧不起罗斯福和他那些城市里出身的受到良好教育的新政派人士，他也不喜欢"百日新政"期间的那些政策。他预备在１９３６年入主白宫，最迟１９４０年要进去。
"以前他发现，对付路易斯安那州的种植园主和石油公司，最容易的政治手法莫过于揭露他们对这个州赤裸裸的掠夺，而他对上层阶级政治领袖的嘲弄也确实吸引了许多乡村追随者。现在，他希望用同样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权力——即揭露罗斯福自称的新政改革派的合乎道义的领导，其实是庇护着垄断财富和独享文化教养机会的一个全国性的统治阶级。"他以特有的机智为自己打通闻名全国的道路，他写了①一本《我在白宫的头几天》的书，书中说作为总统的他将让①威廉·Ｅ·洛克腾堡：《罗斯福与新政》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１２页。罗斯福当海军部长。他在参议院里霸气十足，公开嘲笑罗斯福和他的阁员。他直率地当面要求罗斯福总统给他以庇护和赞助，谈话时他也不脱下那只条纹水手草帽，只是在为讲清楚某一论点时，拿草帽轻扣总统的膝盖。他很快成为一个国际知名人物。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举行的一次秘密民意测验表明，朗若作为第三党候选人竞选总统，将会夺去罗斯福４００万张选票，并且他的实力还不限于南部。
１９３４年初，朗创办了"财富共享协会"，其政纲同库林格的一样，既含糊又经常变动，但总包括这几点，即向富人收重税，私人财产不得超过５００万美元，让所有人都有最低限度的收入，免费宅基、免费教育、廉价食品、退伍军人有津贴费。财富共享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到１９３５年２月，朗声称已有２，７００个分会和７５０万会员。他在北部和中西部诸州都有无数热情群众的支持，他向北部贫苦无助的工人发出了深情的呼吁，他在路易斯安那州之外进行了一次轻便的出击，就选出了阿肯色州的卡拉韦夫人填补她亡夫在参议院的空缺。吉姆·法利这位高明的预言家认为，朗的选票起码会超过６００万张。第二次新政中的有些法令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朗的财富共享计划推动的，如《控股公司法》。１９３５年７月，朗指责罗斯福抄袭他１４岁起草的分享财富的演讲，"他今天才变得像我穿童装短裤时那样聪明"。来自芝加哥的一封致朗的信道出了当时不少人的心声："我投了罗斯福的票，但是看来华尔街是把他弄得晕头转向了。我们需要的是有勇气的人，像您所主张的那样，向左走得更远些。"
１９３５年春，种种迹象表明，库林格的争取社会正义全国同盟与朗的共享财富运动有在政治上"紧密地抱成一团"的趋向。出生于加拿大的库林格神父不可能成为问鼎白宫的人选，但他能为朗提供强大的支持。"假如再同汤森医生领导的西部养老金运动参加者和米洛·雷诺率领的反叛农民联合起来，他们就可能在１９３６年使民主党联盟陷于分裂，而让一个共和党人当选。"对此，罗斯福和他的阁员们大伤脑筋，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慎重和警惕。他们派出联邦特工人员前往路易斯安那州，到处核查朗及其信从者可能会有的财务问题等劣迹，以便抓住把柄狠狠打击。罗斯福在白宫对紧急事态委员会的成员指出：“凡是为朗或者他那帮子人工作的，不许任用，也不许留用！不能有半点含糊！"
１９３５年９月８日晚，一个名叫卡尔·Ｏ·韦斯的青年医生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州议会大厅刺杀了朗。罗斯福和他的阁员们如释重负。但是，向他奉献的鲜花铺满了３英亩地，在议会前的绿色草坪上，大约有２５万人来参加这位年仅４２岁的领袖的葬礼。他的事业的继任者杰拉尔德·Ｌ·Ｋ·史密斯在致悼辞时说："他是名贵的意大利小提琴，他的琴声远出于与他争鸣的乐鼓之上。"该州的穷人们普遍地受惠于朗的政策，他们凄迷地发问："他们杀害朗，为的什么缘故？"３０多年后，史密斯说："不能证明罗斯福总统下令暗杀了朗，但可以证明那些策划这件事的人都相信杀死朗会叫总统高兴。"
尽管罗斯福的新政政府面临着来自几个方面的反对和挑战，但１９３４年１１月的中期选举结果表明，罗斯福的声望及第一次新政仍然大得人心，这使罗斯福对自己的作为更加自信。民主党在一般预料他们将遭到顿挫的选举中取得了惊人的胜利。在新的第７４届国会中，众议院有民主党３２２席，共和党１０３席，民主党在参议院夺到了超过２／３的多数（６９席），这是参议院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党曾经没有过的最大超出额，这其中有密苏里州的法官哈里·杜鲁门。相形之下，共和党的州长席位也仅获得７个，它缺乏具有实质性内容的纲领，并且尚未显示出任何一位对人民有号召力的全国性领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激进思潮的力量也在这次选举中充分显示了出来。进步派或农工党在众议院获取了１０个席位。而占有２／３多数的民主党议员中也有不少人士站在罗斯福的"左边"，他们大多是以国有制、福利社会或"为使用而生产"为竞选纲领而当选的。显然，新的国会势必将罗斯福推向比他曾设想和正在设想的远为激进的方向，与此遥相印证的是更为广阔的背景——千百万美国人没有被政府及其第一次新政所触及，而受到触及的人不满于第一次新政在改革方面的深度——这是罗斯福通过令他震惊的朗、库林格和汤森等人掀起的运动所了解到的国情。另外，在第一次新政时期，罗斯福一直对企业界的自我调节机能和合作诚意怀着希望，并屡屡试探企业界对自己的支持程度。可是，到１９３５年春夏之交，全国制造商协会和商会大都改变了"百日新政"期间的缄默或有限支持的立场，转而谴责和挑剔新政，并公开和罗斯福决裂。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正是这些缺乏眼界和患得患失的企业界人士把罗斯福推向了似乎是与他们对着干的强力干预的立场上。然而，最终促使罗斯福放弃政府同企业界合作原则的"中间道路"的原因是，最高法院"９位老人"对《全国工业复兴法》的裁决。
由于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总统以前的３０多年里，仅有民主党人威尔逊当过８年总统，其余的年份全是共和党人执政，而经参议院审核同意、唯一有权解释宪法、终身任职的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和任命由总统创议，这样就势必导致美国司法系统主要由共和党控制的局面。罗斯福上任时面对的９位法官，仅有詹姆斯·Ｃ·麦克雷诺兹和路易斯·Ｏ·布兰代斯是威尔逊任命的，而前者早在担任威尔逊政府的司法部长时就以日趋保守而闻名。后者作为第一个担任此职的犹太人，素以支持激进事物而享有"人民的辩护律师"之声名，善于以其"布兰代斯短笺"将冗长的数据作为确凿事实来说明法律论点。他的自由主义哲学思想典型地体现在１９３２年"新州制冰公司诉利布曼"案中，他认为本法院有权制止新奇的令人愉快的社会经济实验，"但是在行使这一最高权力时，我们必须谨慎，以免将我们的偏见带入法律原则中。如果我们有理智引导，必须果敢大胆。"但是，他只能与本杰明·Ｎ·卡多佐和哈伦·Ｆ·斯通构成少数派。另有４位坚信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机制、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法官构成了多数派。首席大法官休斯和法官欧文·Ｊ·罗伯茨一般介于中间。这一情形恰巧应验了杰斐逊在１个多世纪以前评价联邦党人时说的话，他们"退据司法机构，从那道防栅发炮，以求轰垮和消除一切共和主义堡垒。"
从１９３５年１月７日期，最高法院以授权不当等理由作出了一系列关于新政立法的裁决：石油业不受联邦政府管制，《全国工业复兴法》第９条第３款无效；《铁路职工退休法》违宪，因为政府不经法律程序剥夺公司财产；《农场抵押法》无效，因为该法不经法律手续剥夺债权人财产；总统无权更换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成员，因为该机构属于国会而不是一个行政部门；两年到期的《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且不得延期，因为国会越出州际贸易条款范围行使权力，而且将过多的权力授予它力所不能及的范围。即令是最高法院对新政表示支持的两个事例——黄金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它所引据的理由也极其狭隘。到了１９３６年初，最高法院废除了纽约州《手工业妇女最低工资法》。《农业调整法》也宣布违宪。此外还有《煤炭保护法》、《城市破产法》等新政立法被宣布无效。除《全国工业复兴法》外，裁决一般是以５∶４或６∶３票作出的。这些裁决范围之广预示着它已基本排除了对引起反对的立法加以修正的可能，并且预定了继续按照自由派的方针制宪立法的结果。
面对这种情形，罗斯福有些骑虎难下。高度自尊的最高法院自创立以来的１４０年中，所宣布废止的法令不过６０种，而现在仅１年多的时间就一口气把罗斯福的新政立法否决了十几种，各下级联邦法院也有１００多位法官发出１６００多个指令，以禁止实施新政立法。被迫自我发展感和成就感所强化了的主动——积极型性格，使罗斯福能够克服其个性中那种息事宁人与积极进取之间的矛盾，他可以立即用一种精心策划的策略方式对这些挑战进行战斗，也能以一种感情的和个人的方式去战斗。但深谋远虑的罗斯福已经是一个深谙美国政制行情的老政客，迫于劳工运动和朗、库林格、汤森运动的浩大声势，迫于站在他"左"边的国会议员的压力，尤其是迫于１９３６年大选的重点将向"左"转移（许多证据表明），罗斯福只得暂时地压抑住这股被唤醒的长期掩藏在和蔼背后的真正的愤怒，热衷于结果的他善于妥协，也善于迂回行事。现在，他就对这些挑战采取了不动声色、不予理睬与转移目标的方法。
促成第二次新政在１９３５年初全面展开并出现重点转移的因素还有：一、罗斯福的智囊团和早期新政派此时发生了重大的分离组合，他的政治顾问路易斯·豪身体状况日益恶化，已长期住进医院，爱德华·弗林已逐渐取代了他的地位。１９３６年４月，豪在睡梦中溘然长逝，临死前说到："富兰克林现在自立了。"弗林说服罗斯福把豪原定的争取农民的竞选战略，逐渐转为争取城市中约７００万对两党均无好感的少数民族和工人；雷蒙德·莫利在国际货币、政府与其业关系等问题上日趋保守，退出政府当了一家新杂志的编辑。尽管有时也仍旧帮助罗斯福出谋划策，起草演说稿，但地位与作用已今非昔比。在１９３６年白宫的一个小型家宴上，罗斯福刻薄地嘲讽了他的"新保守主义"，两人随即激烈地舌战，尔后关系就此破裂。新近充实了一批更具活力和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员，罗伯特·Ｈ·杰克逊、依沙多·卢宾、威廉·Ｏ·道格拉斯等，都是在一种变动着的社会秩序中具有战斗性的法律和经济专家。还有被誉为"砂金孪生兄弟"的本·科恩和托马斯·科科伦，两人都是哈佛大学法学权威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的高足。本·科恩这位来自印第安纳州的犹太人，曾任布兰代斯的法律秘书，在制订新政立法和处理法律细节上表现了卓越的才干。来自罗得岛的科科伦年仅３６岁，才华横溢，多谋善断，在起草重要法规和总统演说稿时，能够毫不费力地洞悉政治迷宫的堂奥，并能贴切而华丽地旁征博引。罗伯特·Ｍ·伯恩斯称他是"政府内部意志坚强的牵线人、政客和官僚的操纵者。"来自犹太州的银行家乌里纳·Ｓ·埃克尔斯于１９３４年１１月被罗斯福任命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很早就具有一些与凯恩斯不谋而合的经济思想，即主张政府扩大财政赤字以谋求经济复兴。二、最高法院也并非铁板一块。路易斯·Ｄ·布兰代斯为首的自由主义少数派就一直倾向于理解和支持新政的大多数立法。布兰代斯坚信大垄断企业的经济效益比不上小企业的高，对社会又具有危险性，故极力主张回复到"有节制的竞争"的社会。他对政府权力虽持谨慎态度，但是容许政府有条件的干预，他赞成增大劳工的权力，以此与大公司的权力相片敌。本杰明·Ｎ·卡多佐认为宪法是活的文献，可以随着社会发展作出不同解释，"一个世纪前狭小的或地方范围的需要，在我们时代可能与国家利益交织在一起。随着时代的不同，需要作关键的急需的变化。"哈伦·Ｆ·斯通具有博大的宽容精神，他认为法院在行使权力节制政府时，关键要凭藉"我们自己首先实施自我节制。"１９３５年５月初，正值最高法院加紧裁决新政法令时，布兰代斯让他的信从者、罗斯福的顾问班子成员贾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向罗斯福转告他的口信：目前是采取行动的最后关头了。几天后，参议院的进步派小拉福莱特、诺里斯、海勒姆·约翰逊等会见了罗斯福，敦促他维护总统的领导权。小拉福莱特与布兰代斯在关于企业界是否会同政府合作这一点上具有清醒的共识，他们劝罗斯福不要枉费心机地寄望于企业界。罗斯福也终于认识到，他的新处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地与国会里大多数左翼的政治需要相协调。三、不能忽视的、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即罗斯福本人的思想状况及启发展。第一次新政在强调政府对拯救危局的作用的同时，主要是寄望于企业界的自觉配合意识以实现"各种利益的真正协调"，使各个阶层都在新政中得到一些好处——农场主们有农业调整法，企业界有全国工业复兴法，工人有工资工时方面的规定及复兴法第７条第１款，贫困者和失业工人有各种各样的联邦救济措施，中产阶级有房主贷款公司、证券管理法规定及其他改革，债务人因通货膨胀而受益，如果某些方面仍有不满意和突发的情况，政府还设有全国紧急事态委员会等类似机构加以筹措补救。然而，良好愿望和现实效果的差异令他震惊——不主要是第一次新政在力度和广度方面欠缺，而是大萧条灾难本身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罗斯福所做的这一切本不该招致保守派报系的斥责和辱骂，那些疯狂憎恨他的富人似乎也没有理由在他们的俱乐部和餐厅对他进行下流的攻击，而他自幼生活在充满友爱、鼓励、迁就、宽恕的环境里，１９３５年以前，性格深沉的他对这类攻击大都采取退避、延搁、妥协等并非尖锐激烈的反应。他本可接受以善意的精神提出的批评或者具有建设性内容的建议，因为他善于博采众长。但是这一次企业界的恶意和故意干蠢事使他受到深深的伤害，他因而有些愤怒，１９３６年的竞选中他曾严厉地反击这些人是刚救上岸的忘恩负义的糊涂虫。指责这些人一旦走出政府为他们建造的避风的地下室，“就忘了曾经有过风暴，他们指点着英国，想让人民相信英国就是靠着无为而治、听天由命，而度过萧条取得进步的。"这是１９３５年５月以后的罗斯福对政府与其业界的良性合作产生幻灭感的心理基础。人们也因此得以在１９３６年竞选中听到他那抱怨、忿怒，甚至不无伤心的语调："这次竞选中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自己，人们必须明确表示，或者拥护我，或者反对我。"他对企业界在初期新政中对他暧昧不清的态度有了切肤之痛的体会。同时，休伊·朗确实让罗斯福焦虑不安，朗的重要性在于，他俨然成为全国广大劳动群众抗议第一次新政妥协的主要宣传鼓动者。莫利在１９３５年仲春时节不止一次地听到罗斯福在谈论有必要采取行动，"以便抢在朗的前面。"此外，通观第二次新政的全过程及其重点目标，不难发现它们与大萧条以来罗斯福个人的思想观点、长远规划、施政纲领等有诸多吻合之处。若单独地考察第二次新政的立法，它们中有些基本上是对第一次新政的进一步强化、扩大或使其完备，如以工代赈；有些是当初业已初步提出但因条件限制而未立即兑现的目标，如社会保障方面的一些立法。两次新政的内在关联是显而易见的；即令是"第二次新政中以貌似全新内容而出现的条款和措施"，也不难顺理成章地在罗斯福近期的和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找到启发展的最初生长点。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们是罗斯福个人思想之历史的与逻辑的发展相统一的体现。那种认为罗斯福突然大幅度地向"左"转并将之归因于某一单个原因的观点，既失之片面，又违背了罗斯福在其他方面发展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