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度新政
第二次新政于１９３５年开始，在这年夏天进入"第二个百日"并达到高潮。
１９３５年１月，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一个庞大的非常时期联邦救济计划。他建议把救济名册上的人分成可以就业和不能就业两类，后者的救济负担交由地方当局和慈善机关承受。对于前者，将由联邦给予工作，即由政府花费５０亿美元，实现以工代赈计划，工人们将按"保障工资"（每日约５０美元）工作。国会于４月８日通过了这项紧急救济拨款法。这是美国或其他国家历史上空前的最大单项拨款。“这项允许罗斯福主要按照他认为适宜的途径开支巨额的法令，标志着从国会转向总统的重大权力转移。"
罗斯福于５月６日根据此法发布７０３４号行政命令，建立工程振兴局及其联合机构，由霍普金斯任局长。该局到１９４１年共耗资１１３亿美元，外加地方政府的２７亿美元。在其活动达到高潮的１９３８年，它为３５０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占全国失业人数的１／３。若把依靠工人赡养的人计算在内，其受益者达２，５００万人以上。它主办了约２５万个工程项目，包括建筑了１２．２万幢公共建筑，６６．４万英里新道路，７．７万座新桥梁，８５０个飞机场，数以千计的医院、城市电厂和校舍，以及大批的公园、游乐场、运动场和蓄水池。为了让那些具有艺术才能的人维持生计，霍普金斯在工程振兴局下设置了一个联邦艺术计划，对包括各类演员、美术家、戏剧家、作家、音乐家、画家等在内的成千上万的艺术家提供就业机会，让他们展其所长，文学艺术界并从此兴起了一股"写美国"、"画美国"的爱国主义热潮。该局还通过全国青年管理处帮助比其他群体更难就业的数百万美国青年找到工作，帮助大专院校的学生得以继续上学或训练其从事新职业的技能。该处在奥布里·威廉斯指导下，为６０多万大学生和１５０多万高中生，以及２５０万刚步出校门的无业青年找到了非全日性的工作。
尽管由于该局主办的工程项目中难免有混乱、浪费和低效率的现象，如管理不善、重复建设、行政费用过高、因材料费不足而导致工程质量欠佳，等等，该计划也从来没有能单独地解决掉失业问题，因此遭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严厉批评。但是，它达到了大幅度地照顾或减轻此前千百万仍然"被遗忘的人"的家境困难的效果，它的大规模开支对经济走向实质性进程的复兴起到了重要作用。该计划一开始就表明，它已经超越了为提供就业机会而安排工作的范畴。它所表明的是，把救济、贫困、就业和安全等社会职责都归联邦政府承担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转变。长期以来地方的和私人的慈善事业正在接近于枯竭，该计划在当时可能被许多人视为紧急事态的临时反应，但是，几十年后的人们已经认识到，它是现代美国经济史中整个时代的一个不变的特点。
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７日，罗斯福要求国会通过社会保障法，这是由以弗朗西丝·珀金斯为首的超党派的内阁经济保障委员会花费了６个月的心血研究制定的草案。它引起这届国会激烈的争辩。保守派人士指责社会保障的观念破坏了美国传统的自助、自制和个人负责的设想，将会使生活失去进取精神和一切情趣；有人甚至认为它"是从《共产党宣言》第１８页逐字逐句抄袭来的"；更多的议员则认为该法案过于吝啬，不够完备。如此直到８月１５日方由总统签署生效。
社会保障法创立了全国性的养老金制度和失业保险体制。它规定对于年老贫穷的６５岁以上的人，实行养老金制度，由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各负担５０％，但联邦政府所负担的份额每月不得超过２０美元；考虑到雇工的未来，它规定实行一种捐助性的老年保险金制度，保险金从工人的所得税和资方的工资税中抽取，１９３７年开始为１％，以后每三年增加一次，直到１９４９年双方的负担都达到３％。据此，每月的退休金支付总额应按从１９３７年１月到退休年龄所得到的工资计划，大致在１０至８５美元之间。为改善和扩大这项计划，从它通过生效之日期，就对它进行了多次重大修正。
该法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同类立法相比具有保守性。它在捐献和收益之间建立的是一种松散的联系；它规定以一种递减税制和扣取大宗款项来筹集公积金，既有利于扩大保险范围，也有利于后来的保守政府提高收益；它尽管按对等原则向各州提供联邦援助以照顾不能自力维持生计的母亲、儿童、残疾人等，但它没有把许多类别的工人如农场工人、家庭佣工、非营业组织的职工纳入保险范围之内，而这些人是极其需要保障的。即令如此，１９３５年的社会保障法仍然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是美国社会立法的一个界标。它旨在"保障我国男女老少免受生活中某些不测风云和兴衰变化的影响"，它推翻了关于社会责任性质的历史悠久的设想，确立了个人有毫不含糊的社会权利的见解。罗斯福指出，对雇工征收保险税并将其放在那里，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目的是"给这些交税的人一种法律的、道义的和政治的权利"。该法是所有"新政"立法中最重要者，它使美国走上通往福利国家的道路。
１９３５年５月，参议院批准了国会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于１０年前提出的全国劳工关系法。由于最高法院裁决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罗斯福改变了对《瓦格纳法》的态度，并说服众院批准，随即于７月５日签署生效。
该法不仅将刚被宣布无效的《全国工业复兴法》第７条第１款的规定包括了进去，而且克服了平原来含混无力的保守的一面。它明确禁止雇主：在工人行使集体争议工资的权利时进行干涉、限制和压制；拒绝工人集体争议工资；以区别对待的分化手段来控制和干涉工人加入工会。否则均将视为非法。为了执行这项法令，成立了永久性质的"全国劳工关系局"。
《瓦格纳法》一般被认为是６年多的"新政"期间最激进的立法革新之一。它用政府的力量倾向于支持劳工的集体谈判权和组建工会权，并放弃了从前那种让垄断资本自行其是的不限制政策，而以"总资本家"的身份逐渐摆脱与垄断资本的伙伴关系，限制各个垄断集团的过分剥削与压迫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劳工的经济、政治处境，以达到"磨损劳工运动的激进锋芒，并将其纳入民主党改良政策的轨道，使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在新的基础上继续运行"的长远目的。
当１９３５年５月２７日的"黑色星期一"到来之后，这一天最高法院接连扼杀了３项"新政"立法，其中就有《全国工业复兴法》，罗斯福就决定对企业界采取新的行动。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这位白宫的常客向罗斯福力陈布兰代斯派的观点：必须要对大企业这样一种危害社会且效益不高的势力进行限制，具体途径是"削弱控股公司的实力，发动反托拉斯的起诉，对大公司征收比小企业更高的税"。于是，当国会准备做完上半年的收尾工作就休会时，罗斯福召集了两院领袖，他拍击着办公桌要求国会必须通过他的整套方案，尔后议员们方能回家避署。
社会保障法和《瓦格纳法》就是在此之后经国会辩论而获得最后通过的。旨在限制垄断资本的３项重要立法，也在这个漫长而炎热的华盛顿夏季得以通过。
６月１９日，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一项激进的税制咨文，其目的是重新分配财富和权力。因其带有"直接掏富人腰包"的意味，它遭到了企业界、保守派议员、赫斯特报系的激烈反对，费城《问讯者报》指责罗斯福玩弄"明目张胆的政治安抚，……来诱发朗、汤森、辛克莱和整批评人的先知们的那些意在不劳而获的信从者们的赞颂"。保守派议员指责这等于在平视有产者而实施有利于平民的阶级立法。在激烈的斗争中，参院进步派首领拉福莱特以大胆的行动表示了对总统的支持，这才扭转了局势。
８月底获得通过的税收法取消了遗产税，并且把累进的公司所得税减少到仅有象征的意义，但它提高了房地产税、馈赠税和财产税，并对利润超过１５％的企业征收超额利润税，对５万元以上的个人所得征收附加税。
该法激起企业界和高收入者的强烈不满，但罗斯福认为重新分配财富是当代世界新思想，而要在美国同共产主义作斗争，就要注意这个新思想。有论者认为，它部分地受到布兰代斯反对企业集中的主张的影响，或许还有对企业界批评进行报复的忿懑之情和"抢先做朗要做的事"的用心。
罗斯福早就认为，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有许多罪恶。民众也愤恨欺诈取用户费用、腐蚀立法机关、以诡谲手段逃避国家管制等不法行为，而这些投机猖獗的水霸电霸，各州无力对其进行管制。罗斯福在奥尔巴尼初任州长时，就曾围绕圣劳伦斯河动力开发和经营方式问题同共和党对手展开过长期的交锋。现在，他甚至主张采取比布兰代斯派所主张的更为严重的惩罚性措施，于是在１９３５年３月，他向国会送交了由科恩和科科伦起草的一项"进攻性的法案"，其中含有被强大的公用事业院外活动集团称为"死刑"的条款。
"死刑"条款在参院仅以１票多数被通过，但被众院否决，其中有不少民主党议员投了反对票。众院通过了该法案中的其余部分，但众院的文本仍然是一件严厉的立法，它"只是以争取终生监禁的机会代替死刑。"８月２６日由罗斯福签署的《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给予了大企业极大的打击。它清除了凌驾于营业公司两层以上的所有公用事业控股公司，并授权证券交易委员会取缔不符合公共利益的营业公司以上的公司；３年以后，各控股公司必须把自己的营业局限于单一的整个体系内和直接关系供给消费者电力的业务范围之内；证券交易委员会还有权对公司的金融业务实施监督。
布兰代斯对该法大加赞赏，"罗斯福正在英勇地战斗，他看来是充分地认识到了大企业的弊病，他应当得到比他的党给予他的更多的支持。"罗斯福被看做热心公营电力的人而大受欢迎。除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卓有成效的电力开发外，联邦政府还在哥伦比亚河上建造规模宏大的邦纳维尔大坝。在华盛顿州东部，宏伟的大古力坝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建筑物，它将使河水倒流，发出电力以加速太平洋沿岸西北地区工业化。世界上最大的土坝也正在密苏里河上游加紧修建。罗斯福还设立了农村电气化管理局，以调整电力收费标准和各州之间经营公用事业的业务。该局通过创办非赢利性的合作机构资助农村电力线路的铺设。经过数年努力，该局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农村人民的生活方式。此前美国的农场约９０％没有电，缺少电力使国人俨然分成"城里人和乡下人"两类，而到１９４１年，美国农场１０家中有４家通了电，到１９５０年则达到９０％的农家通了电。
８月２３日通过的《银行法》是由罗斯福任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埃克尔斯起草、经参院保守派卡特·格拉斯修改的法案。该法虽然使"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所保险的金额有所下降，但该公司的监督权力却大有扩展；它授权总统任命联邦储备系统新设的董事会的７名成员（任期为１４年）对地区银行实行更为直接的管理，董事会有权对储备银行的再贴现率和必需的储备进行更大限度的管理；它把各家银行的信贷政策移交给"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根据１９３３年银行法建立的），该委员会现由７名董事会成员和５名地区代表组成，这样就将公开市场经营活动的管理权转移到政府手中。以长远观点看，该委员会将通过其购销公债券的权力成为控制货币的主要工具；它要求各大州的银行须于１９４２年７月以前加入联邦储备系统。这样，罗斯福便扩大了联邦政府管理货币和信贷的权力。
至８月２７日第二个"百日新政"结束，国会还通过了一些次要的立法。它们有：格菲——斯奈德煤炭保护法，实际上重申了被裁决违宪的旧烟煤法规的规定；修改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条例和农业调整法；制定新的农场抵押法和铁路职工退休法；通过了黄金条款和联邦登记法；将州际公共汽车和货车置于州际商务委员会的管辖之下；削弱了银行家对铁路调整的控制的法规；批准了由州际商务委员会管理运价并调节劳工关系的航空邮递法；制定了联邦酒精饮料法和中央统计法，等等。
从１９３６—１９３８年，罗斯福政府相继推出了一些新政法案并获得通过，如新农业调整法、商船法、民用航空法、工资工时法，以及保护生态平衡和中小企业的法令。但就整体的势头而言，第二次新政已呈逐渐减弱的趋向。一般认为，新政到１９３８年末已接近尾声。因为在这年中期选举后的第７６届国会里，势力得到壮大的民主党保守派同共和党结成了政治联盟，并构成了对罗斯福进一步改革的强大阻力；公众对新政的支持也有所减弱；正呈恶性发展的欧洲及世界的事态迫使罗斯福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国防和对外关系方面，他开始放弃国内进一步改革以换取国会对他的外交政策的支持。法利认为罗斯福这时最明智的选择是"收拾残局，巩固和取得已取得的成果，不再发动新的改革"。不过，新政到这时的成就已很可观，除向国会作了某些局部的小让步外，它大体上已稳定地成型，并且其中很多方面已开始构成美国社会里政治、经济生活等领域的基本特征。
罗斯福的两次新政几乎涉及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显然不是那种以新质去取代原有结构的革命，而是一种旨在让这个结构免遭来自内部的损耗和毒害、适应飞速变化着的时代条件并使其长久地良性运行下去的社会改良。他限制、剔除和扬弃了这个结构中那些在各个方面都被证明是极坏的因素；调整、修正和改良了其中某些被证明是部分地或比较地坏的因素；培植、注入和创制了许多能够使这个结构增强自我改造机制的新的因素。在操作过程中，罗斯福声明，他正在寻求恢复众所周知的、早经确立的，而在某种程度上被损害和遗忘了的美国的理想和价值观念。他也多次向国会和国民表示，他这个"新政大夫"实施的手术将竭力避免或者甚至根本不会引起震荡、灾难和脱节，新质的培植和确立将其和地内化为这个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和谐的原则以及必要性本身都要求新的建筑结构必需同原有的基本线条溶于一体，正是这种新旧结合才标志着有秩序的、和平的前进。"因此，新政决不像当时"左"右两派的攻击家所言，是社会主义的或者是法西斯主义的，相反，正是新政才极大而有效地避免了这两个"主义"（尤其是后者）在美国的这一特定时代条件下形成气候的可能。１９３３年底，约翰·Ｍ·凯恩斯在致罗斯福的公开信中写道：“你已经使自己成为各国力求在现存社会制度范围内运用明智试验以纠正我们社会弊病的人民的信托人。如果你失败，合理的变革将在全世界受到损害，只好让正统观念和革命去互相厮杀出一条路来。"
如前所述，新政在一开始并没有一贯到底的详细的计划，它是在具备了一个大体轮廓和意向性的原则方针的前提下，进行的一种因时因地而制宜的试验性质的社会改良。它在历来大体遵循不干预主义的国家政府的发展史中无从找到可循可鉴的先例。但是，从理论基础及其哲学思想的角度而言，其中心主题和方向仍然是深深植根于美国的文明土壤和历史经验之中。以下摘录的出自罗斯福本人之口或之手的原话，将有促于我们更为深入和完整地理解新政的理论基础。它们均散见于公开发表的罗斯福新政年代的各种演说、公文、谈话、答记者问、咨文等文献中：
——我们运用实事求是的传统法则，一起度过难关。
——在坚决地扩张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依靠现实的推理而不是干巴巴的公式。
——我们寻求的是经济制度中的平衡；要对过去限制和妨碍了机会均等的许多其他弊端进行建设性的改革。
——民主政府就其本质来讲能够帮助人民抵御过去认为是不可避免的灾害，能够解决过去被认为是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是一条真理。
——我一直认为，我们近来经历的大部分困难，是在政治上未能掌握这种经济上互相依赖的事实的直接结果。
以上５点充分地反映了罗斯福新政总的指导思想和哲学基础。在此大前提的指导下，新政的那些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举措，也分别具备了各自的理论基础和经济思想：（１）社会救济与福利制度——政府对于全体公民的福利负有一种终极的责任。如果私人之间相互合作共同努力，未能为那些愿意工作的人提供工作和为不幸的人提供救济，那末，那些并非由于自己的过错而遭遇困难的人就有一种要求政府予以援助的权利；而一个名实相副的政府则必须作出恰当的反应。（２）以工代赈与经济复兴——鉴于美国人民的道德和精神气质不应被怠惰的麻醉剂所损害；工程应该遵循有用并有长久经济效益等６条基本方针。（３）赤字财政与通货膨胀——既然难为无米之炊，为了拯救银行和保险公司、抵押公司以及铁路，为了照顾成百万濒于饥饿边缘的人民，在今后几年内，政府将不得不大量借债；政府可以靠投资保持偿付能力；如果公债比国民总产值增加得慢，就不会出现崩溃；如果提高购买力，物价就会上升，销售的商品也更多，工资必须随物价上升而提高，这并不意味着不健康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４）总统权力与政府职能——随着人类关系的日趋复杂，统治这种复杂关系的权力也须增强，即制止恶行和推行善政的权力的增强；主张私人主动性可以医治国家积弊的人，因种种自身原因而不能成功；我们不想让政府成为一个机械的工具，而是要赋予它充满活力的个性。
这些文献表明，新政的理论基础并不是如有人所谓的是凯恩斯主义，它有自己的哲学思维、理念及内在发展的逻辑。我国研究罗斯福新政的学界权威刘绪贻先生认为：“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都是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的典型产物，两者是不谋而合的。这是主要的方面。但是，两者也相互影响。"
这一论断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罗斯福在１９３３年的第３次"炉边谈话"中表示，他不相信"万应灵丹"，而相信人的共同行动和主观能动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力量。他明确地指出，“职业的经济学家们坚持事物都有其一定的过程，而人力是无补于解救经济病患的，对此我不敢苟同。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我恰好知道，职业的经济学家们每５年到１０年就要改变一次他们对经济规律所下的定义，而且长期以来都是如此。"譬如罗斯福上台伊始就在致豪斯上校的信中坦言相告，他正在被迫探求一条稳妥的赤字财政的办法；又如负责起草１９３５年银行法的埃克尔斯在并未同凯恩斯及其思想有任何接触的情形下，很早就产生了一些与凯恩斯相似乃至相同的经济观点。
特格韦尔分析道：“为什么凯恩斯理论与富兰克林政策之间在学者们看起来是一种因果关系，这是因为：罗斯福生活于一种不仅是凯恩斯也是考虑同样问题的许多人创造出来的知识气候之中。从这方面说，他们都是异端、先锋。……富兰克林尽管没有读过原著，但他对这些变化是敏感的；而且由于他同智囊团对萧条的探索，他的敏感加强了。"凯恩斯通过信件、访问白宫、与罗斯福智囊团进行学术交流等方式，有效地不时将自己关于摆脱萧条的研究心得和"有效需求"的理论传感给对方，加强了罗斯福做他将要做的事情的意向。
另外，不能否认的事实表明，１９３６年凯恩斯发表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参照和印证了新政诸多方面的具体实践，提炼和系统发展了新政人士的一些主张和见解。
罗斯福在多次重要演说中，都曾向广大听众反复揭示并提请大家记取这样一个事实——１９３２年灾难性的大萧条和经过几年新政后的景观——两者之间的对比之鲜明简直无法同日而语，甚至连"崩溃前的那个黄梁美梦的繁荣的狂欢时代"也不能与１９３５年后的形势相提并论。"从１９２９到１９３３年，这个国家螺旋式地朝下滑——不断地朝下——一直滑到１９３３年３月３日整个文明结构完全陷于停顿。这是灾难深重、令人触景伤情的４年……在那４年结束时，我们国家及时采取了行动，美国扭回头来，又开始走向上升的道路。"１９３６年罗斯福要求政府各个机构的领导人员，把他们的成绩详细列表上报，以便竞选时使用，结果他收到的答复毫无例外地表明，新政在促进经济复兴、市场繁荣、银行信用坚挺、工厂繁忙、人民生活水平和环境保护有所好转等诸方面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罗斯福因此才得以自豪且证据确凿地向选民强调：几年来他至少使６００万人有了职业；１９３６年的国民收入是１９３３年的１．５倍；自上任以来，工业产量几乎翻了一番；电力工业售出的电比任何时候都多；商业活动指数上升到１９３０年以来的最高值；公司利润从１９３３年的赤字变为盈利５０亿美元。……总之，政府摆脱萧条所取得的进步是有目共睹且显而易见的。他进而畅快淋漓地针对胡佛１９３２年对他的攻击进行发挥道："顺便说一句，在谈到经济的活跃，谈到进步和更大繁荣的时候，每次回到纽约市来，我总是到处寻找，寻找据说会在我们这个城市街头长出来的野草！"他在芝加哥甚至更加坦率地向选民指出，正是新政挽救了被拖到毁灭性边缘的私人利润和自由企业制度。
当然，在新政的那些主要属于紧急应变性质的政策、机构及活动中，存在着程度不一的临时凑合、重复臃肿、资源浪费、质量欠佳、效率不高等问题。罗斯福在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也公开承认，"经济萧条带来了许多问题，有些是新的，有些是旧的……我们对此还没有找到最后解决办法。""我们承担的任务是前所未有的，失策和错误在所难免——这一点我们知道。"半年后，他在巴尔的摩青年民主党人俱乐部再次公开承认：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秩序中，如何保证一个国家永远或完全避免出现萧条时期，我们知道的还不多。然而政府认为已经采取和正在采取的步骤至少将会大大缓和萧条的冲击——将会防止上升急速达到虚假繁荣的疯狂高峰，也将防止疯狂下降而又陷入另一个苦难的幻灭的深渊。
正如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４日，中国共产党《新华日报》社论所指出的那样，“罗斯福用大无畏的精神推行新政……他渡过了危机，安定了国民生活。"从逻辑上讲，新政当然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医治好经济危机这个与其制度相伴而行的痼疾。但当时的情景及后来的事实证明，经过罗斯福新政，"过去曾使我们的经济生活产生一连串不正常的繁荣与灾难性的衰退相互交替的现象，现在联邦政府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能更好地加以防止。"这就是所谓"新政的遗产"中最大的遗产。
"新政的主要任务表现为拯救资本主义。"美国当代久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Ｈ·Ｕ·福克纳的这一见解十分中肯，并得到越来越多的学人们的认同。这一目标需要全面的计划工作。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要扩大政府的监督、控制和主动性，结果就造成总统和联邦政府机构权力的不断扩张。它所包括的意义就是"混合经济"，即一种为保证实现和延续经济增长而才有大量政府干预的私人资本主义制度在美国的开创。此外，新政确立了政府对全体公民的福利、健康和安全保障负有责任的原则，从而为美国式"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新政确立的那种国家、劳方、资方的相对关系，也一直延续到今天。新政制订了一些具有长久价值的法令，这些价值观念深入民心，使得共和党对手在竞选政纲中也不得不承认新政的主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