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涯权力的局限(1)
所谓总统，就是一位光彩照人的公共关系人物，
整天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连打带骂，
为的是让人们去做他们原本就应该做的事情。
——1947年11月14日，哈里·S·杜鲁门
在总统宝座上待了1年以后，肯尼迪很容易把自己想像成一个危机管理者的角色——一个首席执行官，努力不让与苏联、古巴、老挝和越南的问题演变成灾难，努力不让经济和民权方面的困难干扰国家的稳定、破坏国家的国际名声。但是，身处各种艰难险阻之中——索伦森的形容是，“他作为美国总统所处的窘境” ——肯尼迪保持着他的客观性和幽默感。他那超脱自我、避免将难题变成纯粹个人挑战的能力，在处理惊人的负担时是一种罕见的优良品质。他还从自己的信仰中找到了慰籍。1961年6月，在从欧洲飞回国的途中——在欧洲与赫鲁晓夫的会谈结果使得一场核战争似乎太有可能了——伊夫林·林肯在整理总统堆满文件的办公桌时，发现了肯尼迪手写的一张便条。便条上回忆起了亚伯拉罕·林肯在内战爆发前夕对自己的宽慰：“我知道有一个上帝，而且我看到了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如果上帝为我安排了地方，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任何一个理性的人，在面临可能要承担一场核战争责任的时候—— 届时可能会有上亿的人送命——是不可能不处于巨大的紧张心理之中的。但是，那种紧张心理从来没有体现在肯尼迪对朋友们说过的话中，而他与自己的所有朋友 ——除了博比以外——都保持一定的距离。没有一个人能够毫不犹豫地称自己是肯尼迪的一个密友——无论是白宫的内幕中人，还是索伦森、施莱辛格，或者是爱尔兰后裔群体中的3大重量级人物：奥布赖恩、奥唐奈和鲍尔斯。“我和他继续以奇特的非个人方式保持着亲密关系，”索伦森后来说。而肯尼迪担任总统之前的朋友们，比如比林斯、保罗·费伊、托比·麦克唐纳、斯马瑟斯和沃尔顿，都不如从前亲密了。
虽然他隐藏着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但总统身边的人们感觉到了压力的迹象。“他很疲倦，有点暴躁，”伊夫林·林肯在日记中记载了总统对自己的压力做出的一次反应。“有那么多的事情取决于我的行为，所以我见的人比过去少了，自己的生活简化了，生活的安排不让我自己总是处于焦躁不安的边缘，”他告诉戴夫·鲍尔斯。1961年夏天，埃夫里尔·哈里曼与总统会面后，觉得肯尼迪“不像我上回见到他时那么紧张，但他的双手还是经常挥舞着”。1961年10月，记者们问博比，“你觉得你哥哥能够处理好总统的职责而不伤害到自己的身体吗？”他回答说，对他的要求并不比他在总统大选运动中面临的要求高。但是，他承认，“责任太大，太繁重，一定会” 产生影响。
个人问题给总统职责增加了压力，考验着肯尼迪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忍耐力。他的健康问题经常影响着他履行总统职责的能力。他在1961年8月的病历记录展现了他为了有效地关注公共事务而进行的斗争。腹部和泌尿疾病每天都令他分心。比如，8月9日，他抱怨 “肠胃”不适、“拉稀”和“痉挛”。11日早晨，他在5:00时因下腹部不适而醒来。8月23日，检查结果表明他除了患有“急性腹泻”和寻常的脊背毛病以外，还同时得了“大肠杆菌”尿道感染。用硫盐酸可待因和普鲁卡因注射抑制疼痛，用盘尼西林治疗感染，用可的松对付艾迪生氏病，用Bentyl、复方苯乙哌啶、Transentine和复方樟脑酊应对结肠炎，用睾丸素控制体重减轻，用戊巴比妥钠帮助睡眠——这些治疗使他得到了一些缓解，但却又导致他抱怨感觉 “疲劳”、“头晕”和“困倦”。“他总是在用麻醉剂，”审查约翰·F·肯尼迪医疗记录的杰夫里·凯尔曼（Jeffrey Kelman）大夫说。“他之所以感到疲倦，是因为他被麻醉了。”
肯尼迪的脊背疼痛是在身体上最令他分心的因素，这不仅仅是因为这种疼痛感令他更加难以集中精力，而且因为这一点在把他当作健壮魁梧的公众面前更难隐藏。像在演讲台上低头读讲话稿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都会给他带来巨大痛苦。在媒体看不见的时候，他上下直升飞机时每次只迈一个台阶。珍妮特·特拉维尔跟工程师们一起设计了一种讲台，读稿子时可以减轻拉力，但这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他的朋友查利·巴特利特觉得，饮食结构是约翰·F·肯尼迪身体毛病的根源。巴特利特认为他食用的白宫丰富的食品以及那么多的红酒和“那些该死的代基里酒”是罪魁祸首。）1961年6月，在政府的食品换和平计划主任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向博比表示同情约翰·F·肯尼迪的病痛之后，博比承认了问题的严重性。博比写道，如果不是特拉维尔在过去几年里的悉心照料，他哥哥“现在就不会是美国总统”。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在1961年的春夏期间，这种痛苦几乎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特拉维尔每天给他注射2-3次普鲁卡因。8月 27日，她在自己的记录中写道，在肯尼迪因注射的疼痛而发出的喊叫声中，杰基从另外一间屋子跑过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特拉维尔的注射是对马克斯·雅各布森调配的止疼药和苯丙胺的补充。
白宫的内科医生乔治·伯克利上将认为，那些注射药物以及让肯尼迪动弹不得的后背支架和固定设施弊大于利。伯克利和一些秘密特工——他们注意到总统从椅子上起身很困难，看到他依赖拐杖——担心他很快就会无法走路，可能最终会坐到轮椅上。12月份，肯尼迪与哈罗德·麦克米兰在百慕大会晤期间，那位首相记录道，“在身体上，我觉得总统的身体状况不好。他的后背很疼，坐着时间长了就会感到疼痛。”这时，伯克利建议咨询一下纽约的整形外科医生汉斯·克劳斯（Hans Kraus）大夫。一直在医治肯尼迪的艾迪生氏病的内分泌医师尤金·科恩直截了当地劝说他不要依赖特拉维尔治疗他的脊背毛病，而是应当听从伯克利的意见。当特拉维尔拒绝伯克利关于咨询克劳斯的建议时，伯克利威胁要去找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