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别无选择（5）
看过前文就知道，此时的我正处在一心想回虎钥市的状态中，实在无暇核实机工校的实际情况。与热校长会面时，他让我参观了该校的两幢大楼，所圈的一大片地和规划图，看了富丽堂皇的宣传品。后来才知道，这些宣传挤掉水分，基本没干的了。
但那时的我，不由得不心动，想到有一家虎钥市的单位能要我就不错了，更何况，还是这么一家所谓的“事业单位”，实则就是一所民办学校。
对于这一切，除了企企，没有一个人知道，张主任、副主任毫不知情。我不敢让他们知道，是因为我不知从何说起，更是没有颜面去说。
如此大的变故，不与家人商量不行。辞掉一家垄断国企厂办的岗位，转到一家民办学校任职，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有些不可思议。
从虎钥市赶回成都，回到工厂的当天晚上，我来到工厂附近的一所大学校园里，选了一个人少、僻静的角落，向我认为应该征求意见的重要长辈--父母、岳父母、大舅，一个个地打电话。
接通电话，简单问候之后，我开始陈述，主要意思是：我要辞职回到虎钥市，接收我的虽是一家民办学校，但当个小官，应该不错；两口子永久分居不是办法，总得要想办法聚在一起，我希望能抓住这次机会。
其实，我心里已经有答案了。之所以征求长辈的看法，一则希望再次验证自己想法的正确性；再则希望能得到支持，为自己这次冒险提供积极的心理暗示；三是进行礼节性的知会，以免落下“话头”，将来责怪我这做晚辈的没有打招呼。
事实上，这种讨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答案只有一个--回到虎钥市。这无异于之后进行公考复习时，书上所说的“集体冒险”。有时候，集体讨论并不一定能增加决议的安全砝码，甚至反而会走向极端。因为，讨论的过程中，会议主持人的意见主导着会议的进程，而参会者无非是顺着主持人的意愿说下去，为主持人增加冒险的理由而已。这也是日常工作中一些“委办公会议”、“听证会”、“办公会议”达不到预期效果的原因之一。
长辈们听我把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也不便阻拦，他们了解我的实际情况，也能体会做儿子、做女婿、做外甥的柳池云的苦楚。
很显然，结果是：几位长辈均对我的决定表示支持。
翌日一早，我像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此刻的我知道，这将是我最后一次以厂办秘书的身份来到这里。
没有像往常一样沏茶，而是首先打开电脑，我还是对经手的所有资料进行整理、分类。建立分类文件夹，所有文件全部分门别类地进行归总，以利于新同志更快上手。对于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工厂，对于一个让人留恋的办公室，对于一位父兄般的张主任，我能做到的，也就只有这些了。
张主任在外开会。我没能最先向他说明我的想法，这让之后的我内疚了很长时间。其实，我之所以不说，更是缘于我对他的感激。也许我不该逃避，但我真不知如何面对他所给予的帮助和提携。
虎钥市的公司已经在打电话催我了。
时间紧迫，我首先向人力资源部郭部长谈了想法，他这方面的阻力很大，因为当初正是他破格录用了我，他将对我的辞职承担责任。而幸好支持他这一想法的金书记已被调走，否则，这二位的关口最不好过。因为，我与工厂签了五年合同，工厂不放人，我辞不了职。郭部长反复向我说明，从我这个岗位上走出了多少中干、多少厂领导，职位发展会如何前景光明。他说的这些没错，我也深知厂办秘书历来就是工厂领导干部的摇篮。但我已顾不得这些了，我想的只是如何尽快回到虎钥市。对于郭部长的挽留，我只能尽量阐述个人原因及家庭的实际情况，最后，say sorry，对不起！他终于妥协。
随后，我分别到党委书记、分管人事的副书记、监事会主席、财务总监等厂领导办公室，一一说明想法，告别，领导们显得很开明，纷纷表示遗憾和惋惜。尤其是人事副书记的一番话很是语重心长，我至今记忆犹新：“现在人才流动了，夫妻能尽快团聚，这是好事情。不像三十多年前，我们那时候，很多同志要一直熬到退休，一家人才能到一起。那时的日子多么艰难哪！”还列举了很多与其同时代人的经历，总之，他对我表示同情。
厂长办公室，我没有敢去。这位老人家向来表情严肃，只有让张主任和郭部长前去知会了。
10点左右，张主任接到了郭部长的电话，听说我要辞职，他会没开完就赶了回来。看见老大哥风尘仆仆的样子，我不禁热泪盈眶，突作决定的悔意、即将告别的伤感、对其真诚帮助的感激，一齐涌上心头。张主任把我招呼到办公室，听取我的想法。其实，我的情况他最了解，他同意我辞职，他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没有最先告诉他我的想法。我无言。
中午，张主任与我在工厂旁边的鱼庄喝了三个小时酒。
下午，我到办公室收拾东西，办手续，做工作交接。
晚上，张主任招呼厂办为我送行。
往事一幕幕，曾经的兄弟、战友，就要话别，我伤感不已。当晚，张主任、小军、我，都喝了不少酒。
酒后到歌厅唱歌，与我关系要好的分厂领导也来了，唱的都是些《跟往事干杯》、《驼铃》、《朋友》……
我的声音几度哽咽：“从心底来说，从工作来讲，我不想走，真的不想走。但是没有办法，我必须去面对生活，我有自己的一个家呀！”
“小兄弟，什么也不说了，我们理解你！”
“没有什么，反正虎钥市离成都也近……”
“以后你要经常回来。我们到虎钥市出差，也会去看你的！”
……
朋友们纷纷安慰我。
对于这次选择，我至今心存内疚。也许，我太自私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很多建设边疆的前辈，都经历了两地分居。正如工厂那位副书记所说，好多人，都是退休后才举家团聚。张主任与刘姐，也曾经历过九年这样的生活，而且上有老下有小，不也熬过来了么？
但我看到的更多是身边的很多恋人，一到大四就劳燕分飞；好些家庭，也因久不团聚而产生了变故；甚至，在农村，由于丈夫外出务工多年不回，最终回到老家，面临的却是妻离子散的结局。
难道，真是因为时代不同？
不管怎样，我已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