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风 暴
我们已经讲过，这两条船是在 12 月 18 日左右在杜尔班港口下锚的。 乘客经过一次彻底的卫生检验之后，才可以在南非的任何一个港口登陆。如
果船上有任何乘客害着传染病，它就得被隔离一个时期。我们起程的时候， 孟买正有鼠疫，因此我们恐怕得遭受一个短时间的隔离。在进行检验以前，
每一条船都得升上一面黄旗，经医生检验证明为健康以后，才能下旗。等到 这面黄旗下来了，乘客的亲友才可以上船相迎。
当医生上来检验我们的时候，船上照例悬挂着黄旗。他下令把我们的 船隔离五天，因为照他的意见，鼠疫病菌最长可以生存二十三天。所以我们
的船奉令隔离，直至我们离开孟买已满二十三天为止。然而这一道隔离的命 令，除了卫生上的理由，却还有其他的考虑。
杜尔班的白种人听说我们又回来了，正在那里感动，这道命令的理由 之一便是出于这种骚动。达达·阿布杜拉公司把每天城里所发生的事情都通
知我们。白种人每天都举行大会，极尽威胁恫吓之能事，有时甚至利诱达达·阿 布杜拉公司。他们准备赔偿公司的损失，如果把这两条船打回印度去。然而
达达·阿布杜拉公司并不是害怕恐吓的人。阿布杜尔·卡利姆·哈齐·阿丹 赛是当时这家商行的股东经理，他决心以任何代价使这两条船靠码头，让所
有的乘客登岸。他天天写信把详情告诉我。幸而已故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 当时正在杜尔班，他是特意到那里来接我的。他是一个能干而无所恐惧的人，
他指导着印度侨团。他们的律师劳顿先生也同样是一个无畏的人。他谴责当 地白种人的行为，不但象一个受聘请的律师，而且象一个真正的朋友一样地 帮助侨团。
这么一来，杜尔班便成了一场不平等的决斗的场所了。一边是少数贫 穷的印度人和他们的几个英国朋友，另一边却是无数的白种人，这些人在武
装上、数量上、教育上和财富上，都比印度人强得多。他们还得到国家的支 持，因为纳塔耳政府公开地帮助他们。内阁最有势力的阁员哈里·艾斯坎比
先生公开地参加了他们的集会。
所以这次隔离的真正目的是想通过对乘客或代理行公司的威胁恐吓， 强迫乘客返回印度。因为这时也开始向我们提出威胁了：“如果你们不回去，
一定会被抛到海里去，但是如果你们愿意回去，你们还可以收回路费。”我 不断在同船乘客之中走动，给他们打气。我还给“纳德利”船上的乘客送出 慰问函。
他们全都保持镇定和勇气。 我们在船上安排了各种各样的游戏，使乘客得到娱乐。圣诞节那一天，
船长宴请头等舱的乘客，我的家眷和我也都是主要宾客。我在宴后的讲话中 谈到西方的文明。我知道这并不是发表一通严肃演说的场合，可是除此而外，
我没有什么话好讲。我也和他们一齐欢乐，但是我的心却是沉沦在杜尔班的 战斗中，因为我是真正的目标。反对我的有两个理由：
一、说我在印度的时候，肆意谴责了纳塔耳的白种人； 二、说是为了挤满纳塔耳，我特意带来了两船印度人到这里来定居。
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我知道达达·阿布杜拉公司为了我，正冒着严 重的风险，乘客们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我把家眷带来，也使他们陷入危境。
然而我绝对受了冤枉。我没有劝诱过任何人到纳塔耳去。乘客们上船 的时候，我还不认识他们。除了有一对夫妇是亲戚之外，船上几百个乘客的
名字和住址，我连一个也不晓得。 我在印度的时候，关于纳塔耳的白种人，我也没有说过一句我在纳塔
耳不曾说过的话。而且我所说过的话，都有无数的事实为证。 因此我对于体现在纳塔耳白种人身上的文明，对于他们所代表和拥护
的那种文明，不能不感到悲哀。对于这种文明的想法，一直就在我的心头， 所以我就在这个小小的宴会上，把它谈出来。船长和别的朋友都耐心地听我
发言，并且接受了我的发言的基本精神。我不晓得这一席话对他们的生活究 竟有什么影响，但是后来我和船长以及其他的官负曾经长谈过西方的文明。
我在发言中把西方文明描写成为主要是以武力为基础的文明，这和东方文明 是截然不同的。提问题的人使我更坚定自己的信念，其中有一个人——我记
得是船长，却对我说：
“如果那些白种人当真把他们的威胁变成事实，你的非暴力的原则怎么 顶得住？”
我回答说：“我希望上帝会给我勇气和理性来宽恕他们，并且不以法律 对付他们。我对他们不生气，他们那么无知和狭隘，只有使我感到可惜。我
知道他们是真诚地相信他们今天的作为是正确而恰当的，所以我没有理由和 他们呕气。”
提问题的人微笑了，可能是不以为然。 日子就这样疲劳地拖下去。什么时候隔离期满呢，谁也不知道。执行
隔离的官员说，这件事已超出他的职权范围，他说只要政府下令，他便准许 我们上岸。
最后通谍终于发给乘客和我了。他们说如果我们想要逃命，就只有屈 服。乘客们和我在答复中，都认为我们有在纳塔耳港口登陆的权利，并暗示
我们不惜任何代价进入纳塔耳的决心。
二十三天期满那一天，这两条船获准入港，准许乘客登陆的命令也下 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