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厦门、广州时期(2)
送行饯别宴会真不少。1927年1月6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这几天赴会和饯行，说话和喝酒，大概这样的还有两三天。这种无聊的应酬，真是和生命有仇，即如这封信，就是夜里三点钟写的，因为赴席后回来是十点钟，睡了一觉起来，已是三点了。那些请吃饭的人，蓄意也种种不同，所以席上的情形，倒也煞是好看。我在这里是许多人觉得讨厌的，但要走了却又都恭维为大人物。中国老例，无论谁，只要死了，挽联上不都说活着的时候多么好，没有了又多么可惜么？于是连白果也称我为‘吾师’了，并且对人说道，‘我是他的学生呀，感情当然很好的。’他今天要办酒给我饯行，你想这酒是多么难喝下去。”
据鲁迅说，他辞去厦大的一切职务，“这事很给厦大一点震动，因为我在此，与学校的名气有些相关，他们怕以后难于聘人，学生也要减少，所以颇为难。为虚名计，想留我，为干净，省得捣乱计，愿放走我。但无论如何，总取得后者的结果的。因为我所不满意的是校长，所以无可调和。……我这一走，搅动了空气不少，总有一二十个也要走的学生，他们或往广州，或向武昌，倘有二十余人，就是十分之一，因为这里一总只有二百余人。……听说这回我的搅乱，给学生的影响颇不小；但我知道，校长是决不会改悔的。
他对我虽然很恭敬，但我讨厌他，总觉得他不像中国人，像英国人。”
1927年1月15日，他写了一封信给林文庆，客客气气地说：
文庆先生足下：
前蒙惠书，并嘱刘楚青先生辱临挽留，闻命惭荷，如何可言。
而屡叨盛饯，尤感雅意，然自知薄劣，无君子风，本分不安，速去为是。幸今征轮在望，顷即成行。肃此告辞，临颖悚息。聘书两通并还。
周树人启
一月十五日
“我在厦门的坟中间”
1927年1月2日，得知鲁迅要离开厦门，厦门大学文学社团“泱泱社”几位成员邀请鲁迅和林语堂到长有龙舌兰的南普陀寺西南小山岗上留影。鲁迅这次共照了三张相，两张单人，一张合影。
鲁迅当天写信给许广平说：“今天照了一个照相，是在草木丛中，坐在一个洋灰的坟的祭桌上。”
“泱泱社”成员俞荻回忆说：“鲁迅先生看到那种坟墓感到很有兴趣，因为他在不久之前，编了一本杂文集，叫做《坟》，所以他要单独在坟边照个相。
我们全体拍了照之后，我就扶着他，走到那高低不平的龙舌兰丛生的坟的祭桌上，他就在那儿照了一个相。他对我们说，这张照片将寄到上海，赶印到那本《坟》上去。因为《坟》里的文章，有几篇是用古文写的。这张照片就算表示那集子里几篇杂文，是被埋葬了的坟。”这应该是第一部收入了鲁迅照片的鲁迅着作。
日本友人长尾景和回忆自己在上海期间到鲁迅府上拜访的情景。当时，鲁迅拿出照片给他看：“其中有一张是鲁迅先生穿着中国长袍站在墓穴里，一具棺材放在他身旁的稀有的照片。我看了说：‘这是一张难得的照片呀！’
鲁迅先生说：‘中国因为有许多迷信，所以中国人是不喜欢拍这种照片的。’
我说：‘日本人也讨厌在墓穴里和棺材一同拍照片的。世界上不论哪里，恐怕没有一个国家会喜欢的。’说完两人便哈哈大笑起来。”因为记忆不准确，长尾景和把坟地描述为墓穴了。
在厦大期间，鲁迅热情支持并指导厦门大学爱好文艺的青年所创办的文艺团体“泱泱社”和“鼓浪社”。俞荻回忆社团成立经过说：“我们向鲁迅先生说出我们心里的愿望，想努力写一点东西，想办一个文艺刊物，并且希望他支持我们，他毫不踌躇地满口答应：‘好的，好的！我一定来帮助你们！’
鲁迅先生这种最直爽的、最热情的、最亲切的帮助青年的态度，怎能不令人感动！他是我们的真正的文学导师，又好像是我们的知心的朋友！”“鲁迅先生像一阵温暖的春风，把沉睡的厦大学生吹醒了。尤其是文科学生，掀起了学习文学的热潮。爱好写作的学生，我和谢玉生、崔真吾、王方仁、朱斐、洪学琛、卓治，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成立了‘泱泱社’，并出版《波艇》月刊。”
鲁迅说：“我先前在北京为文学青年打杂，耗去生命不少，自己是知道的。
但到这里，又有几个学生办了一种月刊，叫作《波艇》，我却仍然去打杂。”“鼓浪社”是1926年11月，在鲁迅指导下，厦门大学青年学生成立的另一个文学社团，办有《鼓浪》周刊，每星期三附于鼓浪屿《民钟报》发行，共出六期。
第六期为“送鲁迅专号”。《鼓浪》之名含有“鼓起新时代的浪潮”的意思，内容以文艺作品为主，并登科学性论文。鲁迅在本月28日给许广平的信中说：
“又在日报添了一种文艺周刊。”《鼓浪》第一期出版后，大受读者欢迎，很快售完，1927年1月1日再版。鲁迅对《波艇》、《鼓浪》都亲自审稿、改稿并指导编印，还亲自为刊物撰稿，他的《厦门通讯》就登在《波艇》创刊号上。
与鲁迅一起照相的青年中，谢玉生是“泱泱社”发起人之一，原为南京金陵大学学生，1926年秋转学到厦门大学国文系，并兼任厦门中山中学教员，曾邀鲁迅赴中山中学讲演。鲁迅到广州后，他又与七位同学转学至中山大学。
崔真吾，笔名采石，“泱泱社”成员，《波艇》主编。1924年入厦门大学外语系三年级学习。后在上海与鲁迅、柔石等合办“朝花社”。王方仁原在上海南洋大学读书，因看到厦大革新消息，于1926年9月转入厦大国文系学习。后在上海与鲁迅、柔石等合办“朝花社”。卓治，原名魏兆淇，本为上海南洋大学工科学生。1926年鲁迅来厦大，他便转入厦大理科电讯工程系，参加了“泱泱社”。鲁迅离厦后，他又退学回上海。
林语堂在用英文写的《鲁迅》一文中，对鲁迅在厦门的生活和离开厦门的原因有更详细的叙述。他称鲁迅是“现代中国最深刻的批评家”和“少年中国之最风行的作者”，说鲁迅具有“叛逆的思想”，其作品具有“闪烁的文笔，放浪的诙谐，和极精明的辩证”。文章说到他们在其中照相的场地：
那地方的四周是中国人的公共坟地，并不是“神圣之野”
（CAMPO AMTO——按即意大利国内的一公葬场），绝不是呵，不过是一些小山，山上面遍布一些土堆和一些张口于行人过道中的坟坑罢了，这正是普通的公共坟地之类，在那里有乞丐的和北兵的尸体腐烂着而且毫无遮拦地发出臭气来。而那知识界的空气呢，比起来也只好得一点。鲁迅在这种地方实在是一只“令人担忧的”
白象，与其说是一种敬礼，毋宁说是一种累物。不管他如何担心，他本可以在这个窟窿里安居十年而且可以每天徘徊于空旷之所，没有什么人知道他是谁，而且全中国也不知道关于他的事。他曾经对我说，他的主意是想在这个地方致献两年的工夫于学问的研究，其着作则由这大学付款出版，这本是那学校的当局们所满口答应的。
他所得的结果却是用了他一腔热诚走去上当，或者他是不知不觉地上了他的一个朋友并敬爱他者的当。那已经允许的预算竟成画饼，鲁迅的专心研究两年之计划便如人类的一切脆弱的希望一样地结局了；就是他所在的那机关的经常费也核减了；那机关实在是靠不定的。空气严重起来了；有些谰言和攻击居然说鲁迅实在不曾辞去他北京的职务，说鲁迅是故意地不远数千里而来使这平静的地方发生风潮，——用了什么魔怪的引力呢，他们可没有说。当时的事实分明是不利于他的，凡属他所到的地方，那里便有青年学生们之显着的活动，写白话文的恶趋势，非孔的空气之增长，如此等等，这都是难以否认的。是的，当时的事实是大不利于他的。鲁迅曾经把自己比之于一种乌鸦，它带给恶运和火灾于它所落在的家里，——看一看他的头发和胡须之暗黑，这比拟倒也不错。以一种尼采式的坦然态度，他便离却了那个大城。
乌鸦和坟地颇有些关系，鲁迅的小说《药》的结尾华大妈和夏四奶奶为儿子上坟的时候，就有一只乌鸦铁铸般立在树枝上。鲁迅去世后，林语堂写了《悼鲁迅》一文，回顾两人的交往，对鲁迅的精神风貌更有所铺张：
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宙锋。
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于是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嬉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已，与绍兴学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正复相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故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
然鲁迅亦有一副大心肠。狗头煮熟，饮酒烂醉，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此一叹也，无以名之。无名火发，无名叹兴，乃叹天地，叹圣贤，叹豪杰，叹司阍，叹佣妇，叹书贾，叹果商，叹黠者、狡者、愚者、拙者、直谅者、乡愚者；叹生人、熟人、雅人、俗人、尴尬人、盘缠人、累赘人、无生趣人、死不开交人，叹穷鬼、饿鬼、色鬼、谗鬼、牵钻鬼、串熟鬼、邋遢鬼、白蒙鬼、摸索鬼、豆腐羹饭鬼、青胖大头鬼。于是鲁迅复饮，俄而额筋浮胀，睚眦欲裂，须发尽竖；灵感至，筋更浮，眦更裂，须更竖，乃磨砚濡毫，呵的一声狂笑，复持宝剑，以刺世人。火发不已，叹兴不已，于是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呜呼，鲁迅以是不起。
林语堂写得性起，笔下冒出这么多鬼，大约是想起了鲁迅那天在坟地里照相的情态吧。
鲁迅对厦门的印象不佳：富人居住的区域到处是洋房别墅、酒吧、饭店，而郊外及一般居民区则野草丛生、荒冢累累。鲁迅因此赞同一位来过厦门的荷兰人的话：“中国全国就是一个大墓场。”鲁迅还说：“大概因为和南洋相距太近之故罢，此地实在太斤斤于银钱，‘某人多少钱一月’等等的话，谈话中常听见。”
在这荒凉中，鲁迅升华着他的人生体验。他特意坐在坟地里照相，还有一层原因：喜欢坟的意象。不久前，他刚写过一篇对话体文章《过客》，其中有这么一段：
客——……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我单记得走了许多路，现在来到这里了。我接着就要走向那边去，（西指，）前面！
（女孩小心地捧出一个木杯来，递去。）客——（接杯，）多谢，姑娘。（将水两口喝尽，还杯，）多谢，姑娘。这真是少有的好意。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激！
翁——不要这么感激。这于你是没有好处的。
客——是的，这于我没有好处。可是我现在很恢复了些力气了。
我就要前去。老丈，你大约是久住在这里的，你可知道前面是怎么一个所在么？
翁——前面？前面，是坟。
客——（诧异地，）坟？
孩——不，不，不的。那里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我常常去玩，去看他们的。
客——（西顾，仿佛微笑，）不错。那些地方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我也常常去玩过，去看过的。但是，那是坟。（向老翁，）老丈，走完了那坟地之后呢？
翁——走完之后？那我可不知道。我没有走过。
客——不知道？！
孩——我也不知道。
翁——我单知道南边；北边；东边，你的来路。那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也许倒是于你们最好的地方。你莫怪我多嘴，据我看来，你已经这么劳顿了，还不如回转去，因为你前去也料不定可能走完。
客——料不定可能走完？……（沉思，忽然惊起，）那不行！
我只得走。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
过客明知道前面是坟，可是不得不往前走，因为以往的经历已经深深伤害了他，使他不愿回转，但前途却又在未知之数。鲁迅曾以过客自比。他说：
“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
其实，鲁迅和许广平离京南下，已经有了切实的生活目标，不像《过客》
中的那个困顿的中年人，心中没底，却又不得不走。鲁迅正在摆脱失望和迷惘。
厦门，如他所说，“风景佳绝”，他每月领取400块大洋的薪水，在物质方面较为舒适（只是无人照管饮食，有些不便）。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自己“心情平静得多了”，能睡了，人也胖了。衣食无忧，生活平静而闲散，但“总有些无聊，有些不满足，仿佛缺了什么似的……”缺什么呢？鲁迅在这个坟场中，还有一个不寻常的举动：在一个刻有“许”字的墓碑旁照了一张相。
这一张照片寄给谁，不言而喻：他的心里，早已经铭刻了这个“许”字。
戴上教授的冠冕，仍不能让鲁迅的心安定下来。爱人不在身边是主要原因。此外，他对职业选择也不无迷惘：未来走哪条路？是创作，还是学术研究？前者令人亢奋，已经给他带来极大声誉；后者平静安稳，收入固定，适合家庭生活。他写信给许广平说：
但我对于此后的方针，实在很有些徘徊不决，那就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的，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看外国，兼做教授的文学家，是从来很少有的。我自己想，我如写点东西，也许对中国不无小好处，不写也可惜；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但我想，或者还不如做些有益的文章，至于研究，则于余暇时做，不过倘使应酬一多，可又不行了。
就在这个时期，他编集了自己从东京留学时期到现在的论文，文言和白话都有。他给文集取名《坟》，在后记中说：“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这样的工作。然而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比方做土工的罢，做着做着，而不明白是在筑台呢还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筑台，也无非要将自己从那上面跌下来或者显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过如此，但也为我所十分甘愿的。”
鲁迅曾在这张照片上题写“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赠送给同乡章川岛（矛尘）。川岛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