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厦门、广州时期(1)
鲁迅1926年9月到达厦门大学。这张厦大教职员合影，摄于1926年11月17日。这天，教职员照相后，还举办了恳亲会。据鲁迅日记记载，会上“林玉霖妄语，缪子才痛斥”。林玉霖是林语堂的哥哥，时任厦门大学学生指导员。他在“恳亲会”上吹捧校长林文庆道：“我们的老校长，好比家长父亲，教员好比年长的大哥，同学好比年幼的弟妹，整个学校，就像一个大家庭。”
哲学系教授缪子才立即予以驳斥，说：“我们都不是妇人孩子，怎么可以这样比喻呢？”鲁迅次日给许广平写信说：“昨天出了一件可笑可叹的事。下午有恳亲会，我向来不赴这种会的，而玉堂的哥哥硬拉我去，（玉堂有二兄一弟在校内。这是第二个哥哥，教授兼学生指导员，每开会，他必有极讨人厌的演说。）我不得已，去了。不料会中他又演说，先感谢校长给我们吃点心，次说教员吃得多么好，住得多么舒服，薪水又这么多，应该大发良心，拼命做事，而校长之如此体贴我们，真如父母一样……我就真要立刻跳起来，……而别一个教员起来驳斥他，闹得不欢而散。”信中还说，“我才知道在金钱下的人们是这样的，我决计要走了。”鲁迅到厦门大学才两个月就萌生了去意。
他原准备在厦大开设三门课：一、声韵文字训诂专书研究，每周一节；二、小说选及小说史，每周二节；三、文学史纲要，每周二节。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的功课，大约每周当有六小时，……其中两点是小说史，无须预备；两点是专书研究，须豫备；两点是中国文学史，须编讲义。看看这里旧存的讲义，则我随便讲讲就很够了，但我还想认真一点，编一本较好的文学史。” 后来，专书研究二小时无人选，只剩下文学史、小说史各二小时。
鲁迅的课很受学生欢迎。据当时的学生回忆：“本来在文科教室里，除了必修的十来个学生之外，老是冷清清的。可是从鲁迅先生来校讲课以后，钟声一响，教室里就挤满了人，后来的只好凭窗站着听了，教室里非但有各科学生来听讲，甚至助教和校外的报馆记者也来听讲了。”
鲁迅不满学校当局的一些作为，与一些教员的关系也不融洽。厦大校长林文庆，曾留学英国，平日满口洋文，却极力主张尊孔读经，鲁迅对他这种派头和陈旧思想很看不惯。学校聘请了很多知名学者，显得很重视学术的样子。但在鲁迅看来，厦大以金钱为中心，学校当局依仗金钱，视教职员为奴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就说，厦门这里很无聊，他虽然肚子不饿，但却头痛：
“来信问我在此的生活，我可以回答：没有生活。学校是一个秘密世界，外面谁也不明白内情。据我所觉得的，中枢是‘钱’，绕着这种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没有希望的。”
1926年11月，一位银行家来到厦大，学校当局围着银行家打转，忙得不亦乐乎。有人拉鲁迅去陪银行家照相，鲁迅予以拒绝。校长林文庆邀鲁迅出席招待银行家的宴会，鲁迅在通知单上签了个“知”字，但并没有去。事后他解释“知”字的意思是：“不去可知矣。”11月22日，国学院召开会议讨论经费问题，林文庆以学校资金缺乏为由，决定裁减国学院的经费预算，到会的人大都表示异议。林文庆立刻摆出老板的架势，傲慢地说：“学校经费是有钱人拿出来的，只有有钱的人，才有发言权！”鲁迅气愤地掏出两个银角，“啪”的一声，摔在桌上，说，“我也有钱，我也有发言权”，使林文庆十分尴尬。
每逢星期四上午的纪念周会，教授们个个对林文庆点头作揖，唯校长的喜怒是瞻。纪念周会的惯例，是校长做开场白，接着是教授们发表《论孔教的真义》、《孔子何以是圣人而不是神人》之类的演说，师生们得硬着头皮听。鲁迅却总借故不去。为了表示对鲁迅的尊重，同时也想借鲁迅的声望来抬高自己，林文庆特邀鲁迅在周会上演说。1926年10月14日，鲁迅作了《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的演讲。鲁迅在一封信中曾说：“这里的校长是尊孔的，上星期日（按应为星期四——引者）他们请我到周会演说，我仍说我的‘少读中国书’主义，并且说学生应该做‘好事之徒’。他忽而大以为然，说陈嘉庚也正是‘好事之徒’，所以肯兴学，而不悟和他的尊孔冲突。”1926年10月23日出版的《厦大周刊》第160期，以《鲁迅先生演讲》为题记载了“做‘好事之徒’”部分讲词大要：“世人对于好事之徒，每致不满，以为好事二字，一若有遇事生风之意，其实不然。我以为今之中国，却欲好事之徒之多，盖凡社会一切事物，惟其有好事之人，而后可以推陈出新，日渐发达。试观科伦布（通译哥伦布——引者）之探新大陆，南生（通译南森，挪威探险家——引者）之探北极，及各科学家之种种新发明，其成绩何一非由好事而得来……”而关于“少读中国书”的观点，因与林文庆的见解不合，被删去了。
学校聘请知名学者来任教，是希望这些人的学术成就能为厦大争光。鲁迅甫一就任，学校当局就问履历、问着作、问计划、问年底能有什么成绩发表，希望快出、多出成果。鲁迅把《古小说钩沉》稿子交出去，但“放了大约至多十分钟罢，拿回来了，从此没有后文”。雷声大，雨点小。
主持学校日常工作的理学院院长兼总务长刘树杞排挤文科，对鲁迅也没有好声气。林语堂说，“鲁迅真受过刘树杞的气……刘獐头鼠目，但实在能干。这是大家所知道的。单说鲁迅吃他的亏。刘那时大概是兼总务，三易鲁迅的住房。最后一次，派他住在理学院大楼的地窖。这回真使鲁迅气得目瞪口呆，胡须尽翘起来。这时许女士已先往广州，他一人独宿。居住既不便，吃饭更叫苦，我认为失了地主之谊，但我真不耐烦管杂务。那时记得他在写《小说旧闻钞》，只有孙伏园有时陪他。他们是绍兴同乡。鲁迅只有在一人孤住的房间，吸烟，喝绍兴酒，吃火腿当饭。这样鲁迅自然是在厦门大学待不下去了，要到广州大学去。”
对于鲁迅在厦大生活上的种种不便，后来颇有些夸张的说法。例如1938年7月27日上海《力报》上刊登了一篇短文《鲁迅与厦大》（署名“青鸟”），说鲁迅受不了当地的环境，写了一首打油诗：“到校二三日，挨饿三四顿。包饭五六家，还要等一等。”其实，这并非出自鲁迅的手笔，而是卓治在《鲁迅是这样走的》一文中引用的当时学校流行的一段顺口溜。卓治写道：“……他的住所，他的饮食，全不舒服；学校的庶务，常常要请他搬家，为桌椅多少等等也向他麻烦，厨房时常变换。厦门的一个副刊——《鼓浪》上有过这么几句，‘到校二三月，挨饿三四顿，包饭五六家，还要等一等’，足见一般了。”不过，鲁迅对在厦门大学的伙食的不满情绪，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是有明显表露的。如1926年9月14日：“校内的饭菜是不能吃的，我们合雇了一个厨子……但仍然淡而无味。”10月12日：“但饭菜总不见佳。从后天起，要换厨子了，然而大概总还是差不多的罢。”11月7日：
“从昨天起，吃饭又发生问题了，须上小馆子或买面包来，这种问题都得自己时时操心，所以也不大静得下。”12月12日：“现在我们的饭是可笑极了，外面仍无好的包饭处。”
最让鲁迅不愉快的是与一些教员的矛盾。顾颉刚是教师群体中较为活跃的一个。鲁迅写信告诉许广平：“此地所请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还有顾颉刚。这人是陈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现在一调查，则他所荐引之人，在此竟有七人之多，先前所谓不管外事，专看书云云，乃是全都为其所欺。他颇注意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好在我并不想在此挣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不去管它了。”鲁迅在北京时期，曾同陈源笔战。而顾颉刚则宣扬说，他最佩服的学者是胡适和陈西滢。而且，他并不认为鲁迅是一位学者，而将其视为凭热情和意气发言的文人。
顾颉刚治史学，是所谓的“疑古派”。例如，他质疑“禹”存在，说：“人的力量怎能够铺陈山河？……在‘洪水横流，禽兽偪人’的时候又应做多少年？……现在导一条淮河，尚且费了许多时间无数工力还没有弄好，何况举全国的山川统干一下，而谓在几年之间可以成功，这不是梦话吗！”他根据《说文解字》将禹训作“虫”断言：“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大约是蜥蜴之类”的虫。鲁迅的家乡绍兴，古称会稽，传说禹治水后在此论功行赏，死后也葬于此地，成为越文化的精神象征之一。鲁迅从小耳濡目染，对大禹十分推崇：“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绰然足以自理。”
1927年8月17日，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发挥文字学知识，讽刺顾颉刚道：“遥想一月以前，一个獐头鼠目而赤鼻之‘学者’，奔波于‘西子湖’
边而发挥咱们之‘不好’，……禹是虫，故无其人；而据我最近之研究：迅盖禽也，亦无其人，鼻当可聊以自慰欤。案卂即迅，卂实即隼之简笔，与禺与禺，也与它无异，如此解释，则‘凖’字迎刃而解，即从水，隼声，不必附会从‘淮’之类矣。我于文字亦颇有发明，惜无人与我通信，否则亦可集以成‘今史辨’也。”说了这些话，仍不解气，又讽刺道，“近偶见《古史辨》，惊悉上面乃有自序一百多版。查汉朝钦犯司马，因割掉卵鳅而发牢骚，附之于偌大之《史记》之后，文尚甚短，今该学者不过鼻子红而已矣，而乃浩浩洋洋至此，殆真所谓文豪也哉，禹而尚在，也只能忍气吞声，自认为并无其人而已。”在司马迁的名字上加个“虫”旁，也是顺手一刺。
顾颉刚大学毕业后一段时间协助胡适做《红楼梦》研究，搜集曹雪芹身世相关资料，深得胡的赏识。顾颉刚认为，鲁迅之所以厌恶他，是因为鲁迅与胡适不睦，迁怒于他：“而彼所以致此讥讽者，只因五四运动后，胡适以提倡白话文得名过骤，为北大浙江派所深忌，而我为之辅佐，觅得许多文字资料，助长其气焰，故于小说中下一刺笔。”所谓“刺笔”，就是《阿Q正传》
序章中的“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那句话。
鲁迅不但蔑视顾颉刚的人品，而且还拿顾颉刚的口吃和鼻子红开玩笑。
1934年7月6日鲁迅致郑振铎的信中说：“三根（‘三根’指鼻梁——引者）是必显神通的，但此公遍身谋略，凡与接触者，定必麻烦，倘与周旋，本亦不足惧，然别人那有如许闲工夫。嘴亦本来不吃，其呐呐者，即因虽谈话时，亦在运用阴谋之故。在厦大时，即逢迎校长以驱除异己，异己既尽，而此公亦为校长所鄙，遂至广州，我连忙逃走，不知其又何以不安于粤也。现在所发之狗性，盖与在厦大时相同。最好不要与相涉，否则钩心斗角之事，层出不穷，真使人不胜其扰。其实，他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得没有，自己也不再有路可走，只好又用老手段了。”1935年11月，鲁迅在小说《理水》中写某大学里一位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至于禹，那可一定是一条虫，我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他的乌有，叫大家来公评……”分明是在影射顾颉刚。
顾颉刚后来反思鲁迅对自己不满的原因，说他原来与同乡潘家洵有矛盾，而潘家洵这时也来到厦门大学，说他的坏话，并与鲁迅沆瀣一气，共同来反对他：“值鲁迅来，渠本不乐我，闻潘言，以为彼与我同为苏州人，尚且对我如此不满，则我必为一阴谋家，惯于翻云覆雨者，又有伏园川岛等从旁挑剔，于是厌我愈深，骂我愈甚矣。”
以上这些言辞都是枝节，两人不和别有一个重要原因，关乎一桩“剽窃案”：
顾颉刚认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着作。
1926年，陈源发表文章，指责鲁迅道：“他常常挖苦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到刻骨铭心的痛快，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
一部分。拿人家的着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情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本来是自古已有的道理。”鲁迅断然否认抄袭，多次为自己辩解，直到去世前不久，还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里提及此事：“当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着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用语毒辣，可见鲁迅怨恨之深。
其实，顾颉刚才是《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这个说法的制造者。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在《历劫终叫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一书中写道：“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就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即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随后鲁迅在《不是信》中说道：
‘盐谷氏的书，的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为这一件事，鲁迅自然与父亲亦结了怨。”这段文字引述了鲁迅承认参考盐谷温着作的话，意在说明，鲁迅引述他人观点而“未加以注明”，不合乎学术规范。
实际上，鲁迅在厦大期间，并没有与顾颉刚发生直接冲突。鲁迅于1926年9月4日抵达厦门后，一度还曾与顾颉刚同在一处办公、就餐。在9月8日的鲁迅日记中，还有“顾颉刚赠宋濂《诸子辨》一本”的记载。当胡适来信让顾颉刚撰写《封神榜》序言时，顾颉刚回信谈到鲁迅：“《封神榜》
的序，接信后即从事搜集材料，并将本书看了一遍。只因到厦门后参考书太少，尚未下笔。鲁迅先生已为我函日本友人，嘱将内阁书库所藏明本之序文抄出，因看书目上有‘明许仲琳编’字样，序文必甚重要。两星期后，必可得到覆书。”但查阅鲁迅日记，从1926年9月4日到15日并没有给日本友人寄信的记录。
鲁迅离开厦大，到广州中山大学任职后，真所谓“不是冤家不聚首”，顾颉刚随后也来到中山大学。据许寿裳回忆：“有一天，傅孟真（其时为文学院长）来谈，说及顾某可来任教，鲁迅听了就勃然大怒，说道：‘他来，我就走’，态度异常坚决。”结果，顾颉刚真的来了，鲁迅也真的离开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