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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章 中小学考试都考“反攻大业”

书籍名:《我们台湾这些年2》    作者:廖信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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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成立,由“蒋总统”亲自担任会长,全台各界人士纷纷热烈响应,举办演讲、文物艺术展览、作文比赛,征集歌谣剧本,编印古籍今注今译,出版文化丛书等。在国民“政府”的有意引导下,台湾党政要人与学界名流也掀起了一股阐述中国固有优秀文化的浪潮。大学生联合会则声明,“国父”与“总统”的思想最足以代表中国文化,因此必须“精心研读”,发誓要在“总统”伟大的号召下,努力发扬道统以早消灭“赤祸”。这对于巩固“国府统治”正当性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复兴中华文化、承续道统”成了台湾这蕞尔小岛不可承受之重。当年在“蒋总统”的邀请下,也有很多大学者从海外来台,比如写《国史大纲》的钱穆在那时就从香港来到台湾,一同来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加持”。我大学读的是东吴大学,钱穆故居就在校园里一个安静的小山坡上,极少人参观,那时翘课就爱跑到里面打瞌睡或乘凉,现在想想真是后悔没有好好看看那里面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

  “蒋总统”自认是中华文化的正统传人,熟读儒家经典,并常有心得批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搞得风风火火,后来几十年,整个台湾教育都受到极大影响,连带着精神面貌、社会风气有明显变化。从文化层面来说,在学校里进行忠孝教育,推行孔孟学说,教授《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生活与伦理》《公民》等课程,对几代台湾人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台湾文艺学术领域都掀起了中华文化寻根以及复兴的热潮。可是别忘了,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有政治目的,不断推崇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目的就在于“巩固领导中心”,比如前述课本里就加入许多“蒋公说……”以及“蒋公”读经典的读书心得,以前考试就常出现这样的题目。

  “先总统蒋公”曾说:“三民主义”思想的本质,实际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其内涵为:

  (A)正德、利用、厚生(B)伦理、民主、科学

  (C)亲亲、仁民、爱物(D)信心、望心、爱心

  “蒋公”在《三民主义本质》一文中说:“国父”建“国”之道,乃以(A)伦理(B)民主(C)科学(D)哲学为诚正修齐之本。

  “蒋公”认为解决教育问题,应把握民生主义教育方针,以(A)四育六艺(B)四维八德(C)四书五经(D)三纲五常为教育内容。

  “蒋公”说:“古今来宇宙之间,只有一个(A)行(B)智(C)仁(D)勇字才能创造一切。”

  这些读书心得又常常跟“反攻”大业结合在一起,其他人不得有异见,结果让人觉得,儒家思想变得只不过是用来维系政权的儒教。

  当局一面推动中华文化复兴,一面仍持续打击知识界的异己分子。社会看似温良恭俭让,挺太平,但在思想界、文化界却是全面倒退,在那段时间的台湾,就连各种妇女团体都被勒令解散,禁止她们的出版物,推崇她们在伦理下的辅助和被支配角色。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还有腐儒提议用保障男学生的名义,来限制大学录取女学生。这要等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才慢慢改观。

  那时候力图“反攻”以求“民族之复兴”,民族精神教育依然是教育的重点之一,强调“民族认同,生聚教训”,当时不管是道德科目,或是兼具“发扬传统美德”的国文教材中都是这样,所以台湾的小孩从小到大,对诸如田单复国、少康中兴、毋忘在莒等成语的故事一定都耳熟能详,处处可见中国历史故事中忠孝节义的典范,当然了,“爱国(维系法统)”“忠君(领袖个人崇拜)”为道德的最终核心。

  总之,就是要全台上下一条心,团结自强。台湾的火车分级,最快的就叫“自强号”,次快的就叫“莒光号”,最后是“复兴号”。类似的还有过去的冷气公交叫“自强公车”(公交车),总之很“正确”的名称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气氛。而以前公家单位出游,或者中学以上学校组织学生出游,都叫“自强活动”,为什么叫“自强活动”呢?原来以前“政府”不鼓励学生郊游踏青,以免“耽误反攻大业”,毕竟那是个什么小事都能被拿来放大的年代,但是年轻人要出去玩很难禁止,所以除了官办的以外,学校单位自办的远足活动就挂一个“自强活动”的名称,其实是干什么的,大家都心照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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