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19岁的毛泽东读《史记》评商鞅
原文无写作时间，作文纸折缝间印有“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字样，作者在题下写有“普通一班毛泽东”7字。毛泽东于1912年春退出长沙新军后，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同年秋即退学自修。此文当写于1912年上半年，时年19岁。
全文如下：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呜呼！吾欲无言。
当时的国文教员柳潜赞誉此文的作者年未弱冠的毛泽东“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做了如下评语：“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点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并批给同学“传观”。
柳潜字钧湄，为湖南湘阴人，是清朝末年的一名举子。他早年酷爱读书，颇有才华；青壮年以后目睹国运衰竭，官场腐败，遂放弃仕途，一直以教书为业，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在湖南省一中，柳潜称得上是首屈一指的国文老师。自从毛泽东以头榜进入省一中后，十分爱才的柳潜，便一直对这位“头名状元”给予特别“关照”。他除在课堂上对毛泽东严格要求，细心辅导外，还利用课余时间给毛泽东讲析历代文章大家的代表之作，使毛泽东得到了系统而规范的古汉语言文字的训练，阅读与写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据《史记·商君列传》所记，商君，战国时卫国人，本姓公孙，名鞅。后投奔秦国，为秦孝公所用，因破魏军有功，秦封之于商十五邑（今河南境内），故号“商君”，又称“商鞅”。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之时，阻力甚多。包括秦孝公本人，开始也担心不合礼法，“恐天下议己”。甘龙等大臣更是反对。经商鞅反复争辩，才说服了他们。
接下来，为了使新法取信于老百姓，商鞅采取了“徙木立信”的办法：“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年轻的毛泽东对商鞅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认为他是4000多年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他在《史记》中读到商鞅推行新法的史实，破题三叹。因为商鞅所推行之新法，本是“利国福民”的“良法”。其主要内容为：奖励耕织，废除贵族世袭特权，推行连坐法，废除井田制，按丁男征税，按军功授爵等。这些，在毛泽东看来，是秦国“战胜诸国，统一中原”的“大政策”。可黎民百姓却不能认识这些政策的好处，不能辨别优劣，非要统治者“煞费苦心”地用徙木立信的办法来推行不可。
在青年毛泽东看来，理想的国民，应该是看到好的法令就支持，看到坏的法令就反对。由此观之，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说明“吾国国民之愚”。他还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屡次遭沦亡惨境，根子就在“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这也反映了辛亥革命后知识界、思想界的一个共识：改造国民性。
梳理近代史，确乎如此，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使大多数有志之士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这个问题，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不见成效，政治体制的维新运动血洒刑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的药方把一个古老的病人弄得愈益衰弱，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精神文明当作振兴中华的新的良方。从梁启超的“欲维新我国，当维新我民”，到严复的“开民智，兴民德”，再到鲁迅的“人立而后事举”，表明这是那个时代必然引申出的共同话题。在青年毛泽东后来的一系列政治和文化主张中，从“变化民质”、改造“人心道德”入手的救国图存的思路，格外的引人注目。《商鞅徙木立信论》，正是这条思路的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