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毛泽东评价《史记》作者司马迁
毛泽东从学生时代起就研读《史记》，对《史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像《史记》这样的著作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对于《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毛泽东更是多次谈及，赞赏有加。
在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欲通国学，首贵择书”，即选择重点篇目详加阅读而后及于全书。他举自己择书而读的例子，便是《史记》，他说：“《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毛泽东不仅熟读《史记》，而且对司马迁的生平遭遇也很了解。他在《讲堂录》里，便记有一些关于司马迁的句子，如“马迁，龙门人”；“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1949年12月，毛泽东前往莫斯科，首次访问苏联。在列车上，毛泽东问俄文翻译师哲：“你是什么地方人？”“韩城。”毛泽东双眸一亮，“陕西的那个韩城？”师哲点点头。“噢，那你是司马迁的同乡喽！”毛泽东谈兴甚浓。他用手中的烟头续燃了一支香烟，深吸一口，悠然吐出，再问师哲：“你住的地方离司马迁有多远？”“大约40里。”师哲告诉毛泽东，司马迁得罪汉武帝被施以宫刑后，人们害怕受到株连，有一段时间，竟没人敢姓司马了，分成了冯周二姓，冯姓住县南，周姓住在县北。毛泽东听后不无感慨地说：“打小报告的人，看来什么时候都有啊！”
对于司马迁悲惨的人生遭际，毛泽东寄予了无限的同情。谈到司马迁所受的宫刑，毛泽东颇有些伤感，他半天无语，许久，才扼腕叹息道：“汉武帝7岁立为皇太子，16岁即位，在位54年，把汉朝推向全盛时期。可是就这么一个还算有作为的皇帝，一旦臣子违逆他的意愿，竟下如此毒手。”说到这儿，毛泽东连连摇头，“和皇帝佬倌有什么理好讲？汉武帝没有杀掉司马迁，已算是手下留情，不过，施以宫刑，也实在是够残忍的了！”
师哲说：“司马迁也确实称得上一代人杰，身心蒙受了那么大的屈辱，居然能潜心著书，写出了‘无韵之《离骚》，千古之绝唱’的《史记》！”
对经典古籍烂熟于胸的毛泽东连连点头，随口背诵出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奋之所为作也。’在这里，与其说司马迁是在感叹厄运对人精神世界的砥砺，不如说是在抒发自己的一种情怀，一腔抱负！”
说着，毛泽东站起身，在车厢里来回踱了两步，又回身望望师哲说：“司马迁‘身残处秽，动而见尤’，却‘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所不辞’，是因为他内心的积郁还没有来得及宣泄，苦衷还没有昭之于世人，满腹文采还没有来得及表露，他希望自己正在写着的著作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人，通邑大都’。诚如是，则虽九死而心不悔，这愿望确实是达到了。可以说，真正的信史自司马迁始，‘史学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
师哲说：“唐诗、晋字、汉文章。汉代的文章，因了司马迁的《史记》，确实被推向了极致。”
毛泽东点点头，重新坐回沙发上，轻轻在烟灰缸上弹掉烟灰，说：“有人说中国没有鸿篇巨制的史诗，怎么没有？司马迁的《史记》难道不是一部有着广博学识、深刻目光、丰富体验和雄伟气魄的史诗！评论司马迁，可以有不同的侧面，单以文章论，他也不朽了。”
1958年8月22日，毛泽东在批改陆定一起草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加写的一段话中，特意把“司马迁的颂扬反抗”，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民主文学”的代表之一。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其中谈道：
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
毛泽东在讲话中所引用的司马迁的“这几句话”，出自千古名文《报任安书》。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朋友任安的一封信。任安，字少卿，西汉荥阳人。所以这封书信有的选本上题之曰《报任少卿书》。任安经大将军卫青推荐，做到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等职。因接受戾太子刘据的命令，起兵讨汉武帝信任的江充，失败后被判死刑。任安在狱中时致信司马迁，希望他尽“推贤进士”的责任，出面援救自己。司马迁曾因为替败降匈奴的李陵说话，遭受了残酷的宫刑，对任安的要求十分为难，久未答复。在任安就要被处决时，便写了这封信。信中，司马迁述说了自己蒙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郁积内心的痛苦和愤懑；同时引用了许多命运坎坷而德才杰出的历史人物在逆境中多有创作的事迹以自励，决心忍辱负重，完成《史记》的著述。该文见《汉书·司马迁传》，《昭明文选》也有收录。
太史公司马迁在这封书信中一连举了七件事情。“文王拘而演《周易》”，说的是周文王姬昌（本是纣王时的西伯侯）曾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他在羑里狱中将八卦重叠组合起来，变成六十四卦，这就是“演《周易》”。
“仲尼厄而作《春秋》”，说的是孔子一生游说无所立足，穷困中回到鲁国，修删鲁国史书《春秋》。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说的是屈原被楚怀王贬斥后，流放到汉北、江南，途中写了传世绝唱《离骚》。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相传鲁国史官左丘明写《国语》时，已经双目失明。
“孙子膑脚，《兵法》修列”，说的是孙膑因受过膑刑（剜去膝盖骨），在齐魏之战中，与田忌用“围魏救赵”之计，在马陵道大败魏军，由此天下显名，并著《孙膑兵法》传世。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说的是秦国丞相吕不韦的故事。吕不韦曾广招门客，作有《吕氏春秋》一书，其中有“八览”，故又称《吕览》。史载秦王嬴政亲政后，下令罢免吕不韦的丞相之职，并将其迁徙到蜀郡。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说的是韩非到秦国后，遭陷害下狱，又被毒酒所害，身后留有《韩非子》一书，《说难》《孤愤》是其中的两篇。
对于《报任安书》这篇千古名文，毛泽东很早就读过，几乎是熟读成诵。他1944年在发表的那篇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中说：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这里所引，便是《报任安书》中的话。
毛泽东在1962年1月30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引用这篇文章，做了颇具新意的发挥。司马迁举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遭受种种磨难，创造了不朽的传世之作，是用来说明自己遭受了宫刑这奇耻大辱后，仍隐忍苟活的原因，是为了写《史记》。在毛泽东看来，司马迁所说的这些人，“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做了错误处理的”。这样受到“错误处理”的人，就有一个怎样对待随之而来的磨难的问题，如下降或调动工作。毛泽东认为，只要正确对待，不消极沉沦，这种逆境恰恰可以锻炼意志，汲取许多新知识，所以“有很大益处”，还说自己就有这方面的经验。这大概是指他在中央苏区时屡遭打击的那段经历。
毛泽东说这番话，除了表明他乐于在逆境中进取的个性特征外，在当时也有其具体的针对性。20世纪50年代后期，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等，确实“错误处理”了不少人。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曾称之为“出气会”，也是意在纠正中央的一些错误做法，给一些曾经受过错误处理的干部摘帽子，“平反”。
1975年，病中的毛泽东与护士孟锦云谈论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时曾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此语同《报任安书》里所列举的遭受磨难的历史人物，因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而有所创造，其思路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