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国王住在高塔上(2)
一个转校来的小帅哥被安排在最后排，沉默寡言整天发呆，此刻我的想象一定是青蓝色的。不主动结交，不影响任何人，本以为至少可以相安无事。在某些好奇的眼睛里他就连喝水都等到别人接完，最后水桶倾斜过来，用漫长的时间等细流和水垢，足以让所有心怀芥蒂、爱好争斗的小公鸡们读出那种示弱。
但无济于事。他的容貌是天生的，女生的好奇心比男生更重，恰恰是这样特殊的身份，一点礼节性的言语往来都能激怒整个世界。他有天终于被包围在一个莫名的愤怒之圈里，为首的男孩身板似堵墙，稍显瘦弱的就在眼镜片后用目光声援，还有一些异类没有收到邀请，我是偶然间发现的。
我爬上对面墙头，和几个低年级的一起从上往下看到那个小帅哥时，一只拳头刚好揍到鼻子上，他笨拙地坚持了一下，因为越早倒下，那群人就会越早扑上去，在那之前得把脑袋好好埋在胳膊和背的怀抱里。
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只有极少数会被干预，被告发或被巡逻的体育老师发现，偶尔也会很危险。械斗，电影的精神层面不被提及，只有外在形式被笨拙地模仿，还自以为酷得不行。但这就是男孩用来与世界交流的形式——在某种被滥用的情绪中感受和思考，缓慢挣扎着成长。无论是打人的还是挨打的。
所以当我挂着一身乱七八糟的广告在一条新发现的街上被叫住时，满心怀疑这里面有多少“真正的不满”。商业中的人类敏感得不亚于丛林野兽，因为地盘事关生存大计。
挥舞着铁勺，一位头发花白口齿不清的老大爷首先开始了对我的声讨，他的勺子始终没离开过装糖的小桶，我就晃着脑袋好不让他敲到。染布坊的大叔胳膊有常人两倍粗，还刺了只老虎，很威风地站在前排，更多声音就穿过这强壮的墙垛把我打成筛子。
“我真的不是来卖糖的。”我花很长时间弄明白了杂货铺的大妈为何激动，她的声音最大，要挑出来很容易。剃头师傅生气得有理，但他很快就成了对面战线上减员的第一人，因为他架在路边的大锅烧开了，锅盖扑扑直跳。
“对不起，我这就走。”
“把这些玩意全留下！”染布坊的大叔最后说。在一片声援中，我赤手空拳回到最初的商业街。他们想了想，索性连那件林地广告也给我剥了下来，我的小杉树掉了一片枝桠，我心疼得龇牙咧嘴。
“这可不是装饰，这是长出来的，就跟胳膊一样，可不能拿掉！”我躲着他们的包围逃回来了。
晚些时候我回到家，房东太太回来得比我更晚，她问：“你没受伤吧？”
看来她已经对街上的动静有所耳闻。
我向她展示了完好无损的四肢，和被粗暴对待的杉。她帮我仔细查看了那些断枝，有些地方用布条扎起来。我们什么时候有了新的共同点——难以理解地对植物产生情感，即便无法得到养育其他宠物一样的回应。我期待的是完美的声音，她又为了什么我不知道。
“正是由于顽固和强硬，那些老人们才能和店铺一起活到现在。”太太在吃晚饭时说。
“难道村里的人不为他们困扰？”
“也许会吧，但所有上点年纪的人都喜欢他们。他们的一切生活都围绕着那些传统铺子进行，生怕有什么突如其来的东西破坏这种宁静。他们年纪越大就越害怕。”
“这样的老人在村子里有多少呢？”
“大概会有一小半吧。但是似乎越来越多人被他们感染，有了难以置信的情结，他们要过一种旧式的生活，扇布石和磨刀声让他们心安。”
“我还不能理解。”
“你就想一下自己习惯认同的东西到了晚年突然要面临消失的危机。”
一颗炒豆子掉进粥里，灯光映出淡油花，排斥与入侵要形成厮杀。
我觉得既然他们不欢迎，我就不到那儿去，这事就完了。但我的雇主们大多很气愤，他们在小广场上聚集开会，几个人坐在跷跷板上，另外的人就在对面席地而坐。
商议的过程非常简单，随着愤怒的人不时起立，跷跷板的平衡就被打破，另一边本来高高跷起的人就使劲摔下去。年轻的老板们意见一致，街道属于村子，他们的雇员有权利使用。如何争取使用权的问题，他们分成两派。腼腆的包子店的老板觉得，跟老头们实在没理可讲，只要永远记得那条街属于自己。
染着一头亮丽色彩、烟不离口的理发店老板却坚持要用“战争”夺回土地。“理在我们这边，你们怕什么？”最后他总结说。
第二次会议换了更大的地方，这次附近所有的小老板，他们的朋友、女朋友、同学全来了，篮球架都被手脚麻利的人们占领了。他们搬来冰箱，发着饮料，决定好好讨论一下。两个半场很明显着了不同颜色，无害的白主动聚拢在西边，剩下鲜艳张放的颜色全在东边。
一场口干舌燥的争论与辩解一直持续到太阳落山，最后东边的人险些要动手，但西边出乎意料地主动道歉并立刻散去了。更重要的原因似乎是他们中有几个体弱多病的贫血晕倒了。球场上剩下的是一些激进分子，穿着夸张的颜色，晒一整个下午的太阳也没有让他们的活力消散，几只篮球马上就以各种轻佻的姿势扔进筐里，把篮球架打得梆梆响。
这是一场闹剧。我甚至都不该来。这帮年轻人年龄和体格都比我大一号，跳跃着碰撞着，呈现一种我不能立刻理解的美。我比他们幸运的是，我能有一片随身树荫，稀稀拉拉的枝叶虽然不能把无孔不入的阳光完全遮挡，但身处影斑下会有莫名其妙的愉快。我曾经注意到我妈妈每次开热水管都只开一点，她坚持认为这样水会变凉一点。所以有一棵树为你把阳光打碎，可能阳光就真的凉了一点。
我比他们不幸的是我身上长了棵树。我突然要命地疼起来。最初种子在胸腔里的疼痛永远集中在一点，它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某个位置，才能冲破肌肉和皮肤，勇敢地见到世上的阳光。一旦它长大，我猜，这阳光雨露任它挥霍，如鱼得水，它虽然看起来静止不动，但内心就和获水的鱼一样雀跃。我知道，它是我的孩子，知子莫如父。它在这阳光下生长所带来的新的疼痛，是不同以往的全身裹覆式的折磨，就好像曾经在每个夜晚灼烧我胸膛的小火苗突然把我全部点着了。
我能感觉出杉树根部的生长，它在无边的黑暗中逐步探索，缓慢但执着，并不比人类的眼睛贪婪探索着茫茫宇宙更迅速，于是树根抓捏汲取的力量就反反复复根深蒂固，肋骨上形成膨胀。
在这个下午，这种蔓延令我痛彻心扉，微风在树梢的每一次轻抚都好像化成揭疤的动作，把我连根拔起，整个躯干撕开又重组，我的心脏会曝露在阳光下，动脉和静脉与早已黏连的韧皮或结缔被强行分离。这就是孩子的反叛。
我痛苦得简直要失去知觉，阳光在枝叶间依然不失炫目，不知待了多久，这种痛觉渐渐消退，我想站起来，却感觉不到自己的脚在何方。立刻有人扶住了我。
“你好。”一只大巴掌伸过来，我不得不扒开树枝看他的脸，逆光形成了一片黑影。
“这是我表哥，上个月才过来。”理发店的老板从后面走过来，向我介绍那个人。一个耷拉着眼皮，穿着宽大的紫色T恤的年轻人，脖子里挂着个很不相称的玉石菩萨。我很快握住了那只手，并在它的帮助下站起来。突然的失血让我的脑袋懵了一下，我想如果我是这村里的年轻人，大概要被分到白组吧。
“不舒服吗？”握着我手的人问。
“还好。”
“我们留下的人，有个共同点。比起利益受侵害，懦弱更令我们愤怒。你也一样吧？”他突然这样问我。我想了想，继续装出病怏怏的样子，笑了一下。
“那天你真的挨打了？”理发店老板问。但我还来不及回答，他表哥就一眼瞪在他脸上。他无奈地说：“得，我闭嘴。”表哥开头，问题换成了：
“那天他们对你动手了吗，那帮老头子。”
身高差距让我自然地与菩萨双眼对视，然后如实回答。
“没有真的‘打’，他们很粗暴地把我身上的广告扒下来了。”
“你受伤了吗，抓痕也算。”
“有抓出来的印，另外小树枝断了许多。”
“很好。”他重复着，“很好，很好。”
关于他的计划，表弟一问立刻就挨了骂，灰头土脸地打篮球去了。走之前那个人又特意嘱咐我说：“你很重要，保护好自己，也保护好伤痕。”我假装没听到，给他鞠了个躬表示感谢。
我再见到他时门外已经聚集了许多人。
“我不想让你去。”太太端着浇花的水壶，看到门外的阳光里站满了比太阳更鲜艳热烈的一群人，轻轻掩上门对我说。
“我也不想让自己去。”我说。
但门被推开了，一颗玉菩萨从探进来的脖子上垂下，那个耷拉着眼皮的表哥一点儿也不介意女主人微皱的眉头，他甚至嬉皮笑脸地在视野里窥探一圈，最后说：“会很快把他还给你的，阿姨。毫发无损还给你。”
一个庞大的队伍成行，浩浩荡荡穿过整个村子。路过商业街，许多脑袋从窗子里冒出，和更多尾随的小孩一样也弄不清这支队伍是要去做什么。那些脑袋瓜里装的什么，我很清楚，因为我们这些成虫就是从他们孵化来的。
就像“结婚”等同于“亲嘴”一样，“队伍”必须和“打仗”联系起来，这些词语在他们那儿仍带有色彩，有一些色调相同，温和柔软，可以搭配在一起共同装扮一个人、一只猫。
我觉得耷拉眼皮的“表哥”小时候一定是孩子头，孩子头一定永远是孩子头，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趿拉着大号拖鞋的小孩从后面跑过来，他的拖鞋大到足以把脏兮兮的脚趾头顶出鞋面，仔细看才发现，原来是那鞋头从袢带处折断了。他也是孩子头，毫无疑问，这是两代首领之间的对话。
“你们是去打仗吗？”他问“表哥”。
“就是打仗。”“表哥”回答。
“那带上我们。跟谁打？”
“坏人。”
“谁是坏人？”
“不许问！”
“打仗为什么要带棵树？”小“孩子头”指着我问，其实他们的好奇心更多来自我。
“表哥”想了想，说：“有些人打仗是用枪的，有些人用旗、用号、用脑子。也有的用树。那不是棵树，是个举着树的大哥哥。”
一群小孩就被口哨声叫来，把我围住，孩子头问我他们可不可以摸摸那棵树。回答是不行。
今天最郁闷的是理发店的小老板，他坚持说不应该带上小孩。“我不觉得小孩很烦，但是我们不能影响他们。”这就为他赢来了屁股上的一脚，虽然不重，但那鞋印很滑稽，他甚至不敢拍掉。
“你懂个屁！”他表哥让他一边呆着去。
“我已经开始怀疑自己了。”他跑到我这儿悄悄说。我把手里的矿泉水递给他，虽然已经被焐热了，他还是接过去咕咚咚灌了几大口。
路过包子店时我见到了白组的领头人，他正在吃一块冰糕，我们走过去时冰糕就跟他一起一声不吭化了一手。他和许多人交换了意味深长的眼神，目光到我这儿眨了两下，转身回店里去了。他像个Adagio1。我在心里大声念出来，A，D，A，G，I，O，我胸腔的痒来自渴望被触摸的手指，星辰的轨迹，玫瑰，黑洞，F孔，毒瘾要发作。
人们传说国王神通广大，一夜间就在村里建了堵墙，墙从东到西，村子就变成南北两半，正好把新旧两条商业街划开。北边稍小，所有愿意在街边剃头、新年自己撕布缝衣、把剪刀菜刀蒸锅用上一辈子的人都被赶到那边去了。
南边大，那儿的人可以坐在开了空调的大厅里设计潮流发型，在洋服店对国际品牌评头论足，一次性生活用具修无可修，坏了就换，新陈代谢。
这件事在我们看来当然有另外的解释。今天以前我对国王的概念一无所知，平天冠的画像、故事里的夜莺、扑克中的小胡子，看起来遥远又茫然，村子中树立的高塔立刻给我添加了新的印象。
我们走到大广场时就被拦下了，只有“表哥”带着我继续前进，我们走近那巨大的黑色高塔。在入口处我又被拦下，“表哥”一个人被允许进塔，我就在原地等他。向上望不到头，国王过的是云端的日子。向内望不到头，一片漆黑，国王过的是神秘的日子。穿着黄色制服的卫队队员一声不吭把自己的小马扎让给我坐，我就坐下，向他道谢他也不回应，我知道这是规矩。不多一会儿“表哥”的脸从黑漆漆的门洞里浮现出来，仿佛在里面染了一层墨。“我们走。”
他说。
第二天墙就立起来了。
所有人都享受自己喜欢的，不入眼的东西都隔在一墙之外。
传闻中的北村是一种叮叮咣咣的情怀，起初他们为这道墙高兴，脸上有颗痦子的老头从仓库收拾出磨刀石，捡起长条板凳，一口哑了十三年的痰吐出去，他喊起了今天早上第一嗓子。北村的人们开门看，敲剪子头的小锤就挂在他腰间那条用了好几年的裤带上喜悦地晃悠。
所有在坚持的行当都松了口气，所有丢掉的行当都被捡了起来。铁匠四十五岁的儿子被要求生火炉子，生手生脚呛了一脸灰。他从屋里跑出来，差点没撞倒一辆羊角把自行车，那是吹糖稀的拉了一麻袋白糖回来，晚一会儿就能开锅煮了。楼上窗户被关上，两个人关在玻璃上。回到屋里老王的媳妇一百万个不高兴。因为他们家老王每天早出晚归，拎着三弦跟别家老太太眉来眼去，茶铺重新开了，她的醋坛子也打开了。她不爱他，他们是被人介绍认识的，稀里糊涂过了一辈子，却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能为他伤心，以至于做了一辈子的馒头第一次忘了在最后留扎头。
依他们看来，这墙就是他们的长城，他们早就想自己修起来，把自己圈进去，每天都在酒醉茶醉中达到自我之境。对面的年轻人永远都不会知道有一天在抽屉里捡回一对鸳鸯板的快乐，两片黄澄澄冰凉凉的饺子，声音永远伴随着用一块软布擦去脖子里的汗，擦干净小提琴上的汗，异常仔细。那把小提琴很昂贵，18世纪的斯特拉迪瓦里，比我们家的房子都值钱。当然也不全是因为价格，小提琴是他的生命，所以他仔细异常。
小提琴的四根弦让我产生同样的幻想。我知道其实它们几乎位于同一个平面，但那平面如同夜晚仰望星空时的幻想天球，我坚持认为它们实则距离遥远，就像参宿四与参宿七的距离要用光年计算。如果扭动这弦头的“轴”，整个空间就会产生某种深刻的变化，仅从外表无法一查端倪，只有无比熟知这四根弦的馋人的梨膏。
北村似乎比南村的冬天来得快，教了一辈子书的葛老头认为这是冷空气从北往南吹的结果。眼看一天比一天冷，街上却一天比一天热闹，仿佛这欢乐的日子一直要延续到最后，最后那个最后。
其实许多老人心眼里永远是悲观的。染布坊的老刘今天把店门关了，可从大清早他就没闲着，和几个老伙计一起赶往村东头，那里有今天第一场追悼会。告别、随礼，之后马不停蹄，在中午之前到村西头，炎热和悲伤让他们在追悼宴上没有丝毫食欲，六只黑瓷碗把酒分了，但没有要第二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