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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章 重新上路(4)

书籍名:《红旗下的果儿》    作者:石一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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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向前回溯,就更可怕了:也许他在开长途客车的时候,就干上了这个勾当。在天津批发市场摆摊更是挂着羊头卖狗肉——他当初被人围殴,可能正是因为玩儿的太大了,连累到了其他半黑不白的势力,人家要“清理门户”。

  等于说,陈星救了一个毒贩,又把他引进了家门,最后却害了自己的兄弟。这听起来很像农夫和蛇的故事。

  比起恨古力来,他更恨自己。恨得浑身发抖。

  被刑事拘留的第三天,陈星的父亲来了。他从尼龙书包里拿出几样东西:毛巾、牙刷、一条“都宝”香烟。半个小时的探视时间,他们总共只说了几句话。

  父亲说:“你妈说她不想来。”

  陈星说:“太远,她腰腿本来就不好。”

  父亲说:“你到底犯没犯法?”

  陈星说:“肯定没买毒品。”

  父亲说:“那你交待清楚,相信政府吧。”

  父亲的语气很平淡,陈星也听不出他是否相信自己。或者说,父亲已经对事情的真相提不起兴趣了,他只是感到失望:因为儿子而对整个世界都失望了。这个六十岁的老人已经彻底颓唐。

  隔了几天,爱听相声的警察也来看陈星。他也带了东西:一台收音机。陈星想起他高中毕业进拘留所的时候,警察就给他带过这东西。有了收音机,他就可以在单间里听相声了。

  警察同样面无表情,对陈星说:“刑警到你们店里踩点前,是我向他们提供了详细情况。幸亏你们没有逃跑,因为咖啡馆的前后左右都布了哨。我这么做,你不会记恨我吧?”

  陈星说:“这都是你应该做的。”

  警察也问:“事儿到底是不是你们犯的?”

  陈星说:“不是。”

  警察说:“相信政府吧。”

  再次听到这句话,让陈星很无奈。他说:“政府最好也能相信我们。”

  而就在同一天,张红旗从结束了出差,从上海回来了。和那些行色匆匆的旅客不同,她的脸上挂着傻乎乎的笑,走路也一颠一颠的。想想马上就要见到陈星了,而这次见面,他的身份就是她的“未婚夫”了,张红旗的心情自然是甜蜜的。出租车开进四环路的时候,她甚至幻觉那些高楼顶上开满了花。

  她没有回家,直接去了陈星他们的咖啡馆。但刚一下车,就看到了门上的封条。

  张红旗登时慌了,到旁边的一家小卖部打听出了什么事儿。

  “你还不知道呐?”窗户里的老太太喜气洋洋地说,“老板贩毒,俩人都被抓走了。”

  在开往拘留所的车上,张红旗的眼睛一阵阵发黑。她反复设想着最坏的可能:陈星是为了和她结婚、买房子、生孩子才坐上那种买卖的;他是不甘心让人说成“吃软饭的”才这么干的。

  这么一想,张红旗就有了一种从百米高空向下坠落的感觉。她的手脚冰凉,身体失去了重量。她的胃里一阵一阵恶心,赶紧叫一声停车,拉开车门就吐。

  司机一边心疼地检查车座,一边问她:“姑娘,你是不是怀孕了?”

  而这天下午,张红旗忍着头晕,在拘留所等了一个多小时,得到的答复却是:“他现在不想见你。”

  张红旗几乎疯狂了,她披头散发地跳起来,抓住警察的衣袖喊叫:“他说不见就不见吗?他有什么资格这么说?你帮我问问他,他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他说了和我结婚的,现在怎么能不见我!还有……他的案子到底是不是实情?你们调查清楚了吗……”

  说着说着,她又蹲下来,几乎呼吸不上来,脸涨得通红,却憋出了一地的眼泪。

  接待她的警察也蹲下来,陪了她很久。等张红旗哭过劲儿了,他才严肃地说:“我们不会冤枉任何人的,这个你放心。”

  与此同时,陈星正靠在拘留所单间的窗上,抽着烟望着天花板发呆。每过一会儿,他就会下意识地看看表,心想:张红旗应该走了吧?张红旗走到哪儿了呢?张红旗回到家里,会不会关起门来哭呢?为了不让家里人听见,她哭的时候会不会咬着枕头呢?

  他不敢面对张红旗的脸,更不敢让张红旗看着他。他也想起来:他们说好了要结婚呢。

  而在这天下午的审讯中,他明显心不在焉、语无伦次。警察提醒他:“不要有抵触情绪,你应该知道,把问题交待清楚是为你好。”

  陈星的脑袋腾地大了,他也不知道哪儿来的一股火气,陡然站起来,一脚蹬在对面的桌子上,把警察的大檐帽都震掉了。

  他像一匹身陷囹圄的狼,穷凶极恶地嚎叫着:“你们他妈有完没完?我都说了八百遍了不是我干的是古力——是古力!有本事你们抓他去呀!贩毒的抓不着,抓我们顶雷算他妈什么本事呀……”

  警察无奈地摇摇头:陈星的举动在他们看来傻透了。这时候给他两电棍,那可真是太合理合法了。

  被关押了一个月之后,陈星和小北终于走出了拘留所。出来的时候,他们固然是瘦多了,不过因为成天不见太阳,他们也白嫩多了,好像刚从子宫里面被掏出来一样。

  虽然自从被抓进去,他们就没见过面,不过这时却没有久别重逢的亲热。他们只是对火点了颗烟,纷纷咳嗽了两声,然后就肩并肩地向路上走去,一言不发。

  接受审讯的期间,他们将开咖啡馆的经过翻过来覆过去地交待了无数遍,光手印就按了几十个。另外,警方还把近期抓获的毒贩都押了过来,对他们进行指认,可仍然查不出他们确实从事贩毒的证据。

  最关键的还在于,就在他们被抓获的同一天,那个叫古力的嫌疑人也消失了。现在,所有的怀疑都指向了古力。

  当然,这也并不说明陈星和小北就此逃脱了干系。他们被要求不准离开北京,并按时向当地派出所汇报动向。假如警方再发现什么不对头,也可以立刻逮捕他们。

  也就是说,只要查不出咖啡馆贩毒案的元凶,他们还得继续背着“犯罪嫌疑人”的黑锅。

  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当他们回到咖啡馆后接到房东告知,店面已经被转租了。当初的合同写得很清楚,只要承租人涉嫌任何违法活动,房东都有资格立刻收回店面,且不退还房租。

  创业大计就此告吹,他们重新回到了一无所有。

  被关押期间,小北的家人从来没露过面,而现在被放出去了,他也不敢回家。按他的说法,他那位暴躁的军官父亲很可能从抽屉里掏出一柄手枪,将他当场击毙——“免得以后做出弑父弑君的事来”。

  他径直回了大眼妹妹家,并邀请陈星和他们一起挤一挤:“别担心夜里声音方面的尴尬,我他妈现在哪儿还有那个情绪。”

  这时的小北,已经陷入了彻底的失败主义之中,而且言语间一副“看开了”的神情。他没有了东山再起的本钱,也根本不打算东山再起了。他从音乐学院的同学那里接了点儿活儿,搞起了手机彩铃的制作。有录音系的底子,做这种东西对他来说倒也是小儿科,只是做出的东西太不靠谱。在电脑前忙活了半天,他的第一部彩铃作品出炉了:“打我手机收听一下。”

  陈星拨了小北的手机,听到雄壮的革命音乐,一个八十年代广播员的声音义正词严地念白:“昨天,在天安门广场,又发生了一起反革命斗殴事件。敌人气焰嚣张,高呼你妈逼、打你丫的、跟你丫死扛等反革命口号。我方毫不示弱,高呼你妈逼、打你丫的、跟你丫死扛等革命口号。在我方强大的宣传攻势下,敌人落荒而逃……”

  “什么玩艺儿。”陈星颓丧地笑笑,不知小北究竟是想靠这个谋生,还是只想逗他一乐。

  这条操蛋的彩铃果然没卖出去,小北还因为耽误了工作,被同学臭骂一通。他倒也不生气,只是摇着头说:“他们丫根本就不懂创意产业。”

  从这以后,小北就彻底堕落了。他重新念叨起了那句口头禅“软饭是最香的饭”,而且还老拉着陈星“宅一宅”。所谓“宅一宅”,就是闷在屋里不出门,两个人干掉一瓶最便宜的“二锅头”。

  大眼妹妹本来还想安慰安慰他,但很快就受不了了。她开始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对陈星也气哼哼的:“残疾人还不给社会增加负担呢。”

  小北反唇相讥:“都是你前男友害的。”

  这么一说,大眼妹妹的眼圈就红了,她只好一个人跑到卫生间去哭。那里还有许多《婚姻与家庭》和《知音》杂志可供参考,上面的故事更加令她感同身受了。

  而陈星却没有像小北一样“颓”下去。他仍然还想做一个有冤必报、有诺必践的人。所谓有冤必报,是指对古力。那家伙恩将仇报,陷害了他和小北,这笔帐不能就这么算了。而有诺必践呢,就是对张红旗了。他向她提出过结婚,就一定要和她结婚。

  而在此之前,又一定要逮住古力,还给自己和小北一个清白。于是,有冤必报和有诺必践就结合在一起,成了一回事了。

  这个目标让陈星陷入了神经质的状态。从拘留所出来以后,张红旗又给他打过无数次电话,他都没有接。但一天晚上,他还是又给张红旗写了一封信,偷偷塞进了她家的信箱里。

  在那封信上,他完全是一派侠骨柔肠的语调。他告诉她,自己有多么爱她,但目前又无法和她在一起:他只要顶着“嫌疑犯”的头衔,就没有资格和她说话,而且都会耽误她,让她陷入更大的痛苦。随后,他又请她相信,自己虽然是个什么也干不成的人,但这件事(有冤必报、有诺必践)一定会做到。只要做到了,他就仍然不失为一个真汉子,而做不到,他他娘的就不配做人了。

  送完信,陈星走在午夜北京空旷的街道上,眼泪汩汩。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说空话,他当夜就奔赴管儿厂,到古力家附近去盯梢。

  这一盯,就是一个月。在这段时间里,陈星几乎可以说是风餐露宿。白天,他只吃两个烧饼,渴了就找个公用水龙头灌两口,除此之外的所有时间都在管儿厂周围游荡。到了晚上,他就穿梭于附近几个饭馆之间,偷偷打量那些喝夜酒的人。在国企的宿舍区,有这种习惯的只有两种人,一是下夜班的工人,二就是地痞流氓。他格外关注后者,希望能从那些家伙的胡侃瞎聊里择出和古力有关的信息。

  作为一个在街上“混过”的年轻人,他知道这么做的危险性:痞子很可能认为他在“照眼”呢。果不其然,一天晚上陈星要了瓶啤酒,挨着一桌痞子坐了会儿,一个酒杯就扔了过来。

  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指着陈星:“操你妈看什么看?”话音没落,整桌痞子都站了起来,冲他横眉冷对。赶上人多欺负人少的时候,他们的心可真齐。

  陈星只是沉默着站起来,低头往外走。经过那个小伙子面前时,他低声说了一句:“操你妈。”

  那小伙子愣了一愣,大概是没想到陈星敢还嘴。而等他反应过来,骂他的人已经走出门去了。对于一个“出来混的”,这种奇耻大辱怎么能算了?他立刻抄起一个酒瓶子就追了上去。

  另外几个痞子固然不甘落后,但他们刚跟出来,却都傻了眼:先冲出来的小伙子已经被陈星反锁住了喉咙,不仅动弹不得,而且掐得直翻白眼。陈星顺手抢过酒瓶子,在墙上一磕,拿玻璃尖儿抵住他的眼睛。

  “大哥你混哪路的?”小伙子的酒也醒了,随即开始了痞子们的例行公事,也就是攀关系,“马连洼黑熊哥你认识么?我们特熟。”

  “甭跟我拽这个。”陈星低声说,“我就想打听个人——有个姓古的顽主你听说过么?”

  “好……好像听说过。”小伙子迟疑着说。

  “知道他们家住哪儿么。”

  “真不清楚。”小伙子诚恳地说,眼瞅着都快哭了,“他比我们大好几茬儿,人家混的时候我们还是崽儿呢。”

  “哦。”陈星失落地把酒瓶子一扔,放开了小伙子。那群痞子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离开,他们大概正在默默背诵武侠小说里最烂的套话:这就是传说中的“老泡儿”吧,正所谓人近江湖远天涯飘泊何处是归乡,一个流氓的境界莫过于此。

  北京的城乡结合部风很大,有时候甚至漫天沙土,陈星很快就被打磨得风尘仆仆。有一次,他正在路边东张西望,一辆拉着大块镜子的三轮车从他面前经过,镜中人的形象吓了他一跳:完全就像一个精神有问题的流浪汉了。

  还有两个晚上,他在管儿厂晃悠得实在太晚,又找不着旅馆,干脆就来到用来停货的空地上,找了个水泥管子钻了进去。在这里当然是睡不踏实的。因为管子都是东西向排列的,最怕吹的就是南风或北风,那时候整个管子的森林都会呜呜地共鸣,就像一排箫。往往凌晨五点不到,他就被转变的风向吵醒了,不得不晕头转向地出来,和那些赶着上第一拨儿菜的农民一起走上大街。

  看着白菜和萝卜组成的小山缓缓移过,他会略带欣慰地想:看来有人比我还辛苦。

  盯梢工作也不可谓没有进展。有一天,他转到一个副食店门口,忽然听到有人在叫“古大妈”。他脑袋里的弦立刻绷紧,循声望去,见到一个矮胖的中老年妇女在打酱油。更让人鼓舞的是,“古大妈”刚一出去,两个售货员立刻撇着嘴,议论起她们家的儿子来:“原来说在外面做买卖发了,后来也不知犯了什么事儿,突然就没影了,警察倒三天两头来。”

  陈星悄悄跟上去。不出五分钟,他就摸清了古力家的住址。在随后的两天里,他不仅见到了古大妈,还见到了古大爷,甚至认识了古乐乐(一只京叭狗)。

  这样一来,盯梢就变得有的放矢了。陈星更有了信心,去“赌一把”:他确信古力一定还有大批存货放在北京,否则当初也不会把买卖做得那么大,大到了买得起奔驰跑车;他也承认,古力是个狡猾而谨慎的人,因此才能把他和小北装在套儿里,自己身轻如燕地逃跑——但在那个风口上,古力是一定不敢带着毒品动身的。而陈星还断定,古力也是一个贪心的人,因为所有毒贩都贪心。他相信,只要风声稍微过去,古力一定会回到北京,取他的存货。

  而他要赌的,在于古力是不是一个狼心狗肺到了极致的家伙。假如是陈星自己,别管犯了多大事儿,只要回来,一定要到家里看一眼。

  古力究竟还有没有这点儿“人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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