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吵架(2)
回想起来，昌平的生活就像一部默片电影。无声胜有声，尽在不言中。张红旗是多么怀念昌平啊，因为她一回到燕园，情况就变了。
她到了市里，陈星还在郊外，见面的难度自然大了。那时候中关村和昌平之间还没有城铁，连公共汽车也很少，而且间隔又长，走得又慢。城乡之间比较快捷的交通工具，主要是小公共。但这种车的不确定因素很多，什么时候出车，每天运营到几点，几乎全凭司机的个人喜好。运气好的时候，陈星早上能赶上一趟小公共，来北大找张红旗，但常常耗到下午，就没有回去的车了，于是他只好回家去，和父母六眼相对。还有些时候，是他在昌平左等右等，小公共却总也不来。等了一个多小时，车终于来了，已经时近中午。这时候如果还坚持往城里赶，见到张红旗就是下午了，再磨蹭一下，晚上注定别想回来。而他又不能总是回家去，他觉得，那儿已经够嫌弃他的了。思来想去，只好作罢。
不能来的时候，他也没法悠然自得地歇着。他得去打电话，告诉张红旗，好让她别担心。养鸡场大学只有一部公共电话，什么时候都有人排大队，他只好再步行两公里，到一个镇子上的小超市去打。到了那里，也不是拿起来就打，因为这部电话往往还被一些打工者占用着，他们操着各种口音报平安，报不平安，给家里汇钱，向家里要钱。等到打工者打完了，才轮到他，并且也不是一打就通，因为张红旗的宿舍楼只有一部电话。拨完号，他得寄希望于有人接；有人接了，还得寄希望于人家愿意在楼道里喊一声“张红旗电话”；人家喊了，还得寄希望于张红旗这时恰好在宿舍。
一轮一轮的希望，哪一轮落空了都会前功尽弃。而陈星这边的打工者也是络绎不绝的，当张红旗那边长时间没人接电话，或者她不在宿舍的时候，他只好让出位置，再听一遍他们的南北乡音大联播。新的一轮等待就这么开始了。有几次，他中午开始打电话，等对张红旗说出那句“我来不了”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而张红旗看看天色，说：“哦，那是自然。”
其实，那时候bp机已经普及了。很多家境好的学生腰里都别着一个滴滴乱响的摩托罗拉牌小蛐蛐。如果张红旗向家里提出买一个，也就可以解决联络不畅的问题。但她总也开不了口。为了“谈恋爱”的事儿问家里要钱，这和她一贯的“操守”相互矛盾。而且他们家还有点看不起那种用bp机的人。那时候，刚从少管所光荣毕业的张红兵也想买一个bp机，恨铁不成钢的父亲这样回答了他：
“你已经下定决心，要当一个在胡同口儿守着电话倒钢材的二道贩子了吗？”
由于种种难处，张红旗和陈星只好减少见面的次数。他们从一天一见降为两三天一见，到最后干脆约定每周一见。见面时间是周二，那天张红旗没有课。不能再少了，再少就不是谈恋爱了。
即使是为了保证这“每周一见”，陈星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每逢周二，他要绝早起床，到小公共总站去等第一班车。就算今天没有车，走也要走到城里去。而因为见面的机会如此珍贵，到了北大，他不呆到晚上都不合适。
每个礼拜二的傍晚，张红旗都会这么问上一句：“你该回去了吧？”
但陈星说：“还有末班车。”
为了表示“还有末班车”，他这么说的时候，还会煞有介事地看看表。其实他只能到车站去碰运气了。
当然，这还不是主要的。因为距离远，见面少，两个人再相对的时候，心态也有些变了。这才是让张红旗心烦意乱的关键所在。
由于相聚来之不易，张红旗不再满足于只是坐坐，看看，走走。她需要深入挖掘这宝贵的一个下午，把这段时间变成一次真正的约会。于是她提议，我们去看电影吧，我们去喝咖啡吧，我们去动物园看老虎吧。当然，这些项目都是她买单，陈星兜里的钱从来没有超过过五十块。
张红旗还感到，对于“真正的约会”，还有一件事最重要，那就是说话。你看学校里那些别的情侣们，他们的嘴什么时候闲着过？不是在吃就是在亲，不是在亲就是在说。谈恋爱和说相声一样，修炼的都是嘴上功夫。而相比于“吃”和“亲”，“说”的地位尤为重要。说话不只意味着互相交流，增进了解，而且是在营造一种气氛。情侣们不停地说着痴话、傻话、废话，就像蜘蛛吐丝一样，结成一张网，把自己都套牢了。多幸福。
只有几十年的老夫妻才会不说话，这是因为他们的网已经结得太厚太密了，都成了茧，活活把自己闷在里面了。
而她和陈星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难道一上来就跨越了热恋的阶段，直接进入永恒的沉默了吗？就连聋哑人都会手脚并用地“欧巴欧巴”，他们却像两尊雕像。这难道不可悲么？
这么一想，“说话”的必要性就不只停留在“充分利用时间”这个层面上了，它还关乎到爱情的完整性。我们要说话，张红旗想，从我做起。
于是，陈星再来的时候，张红旗就开始主动找话说。刚开始，几乎是自我强迫，说话的内容，则是一周生活综述：这些天上了什么课，吃了什么饭，看了什么书，见了什么人，买了什么东西……这种“说话”的方式，让张红旗想到了过去的“早请示，晚汇报”。而这么一来，“早请示，晚汇报”在她的脑海里，却又像是全国人民一起和一位伟大领袖谈恋爱了。
很快，“早请示，晚汇报”就没意思了。即使回到燕园，生活其实还是很单调，尤其是张红旗这样的好学生。说来说去，也说不出什么花样。也幸亏当年的伟大领袖并不能真正听到全国人民的“早请示，晚汇报”，否则他会引爆原子弹，把这群嗡嗡嗡的苍蝇统统炸个稀巴烂。
陈星倒是不会对张红旗抗议，但经常听着听着就走神了。他走神的时候，还是目视前方，眼神却突然迷离了。
张红旗有所察觉，心里有点不快。我是在努力谈恋爱，你也应该努力呀，可你又不说话。于是她便不时抽查陈星：“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陈星如实相告：“不知道。你说到哪儿了？”
而这么一打岔，张红旗也忘了。她只好说：“我也不知道。”她垂下头，显得特别沮丧。
张红旗锲而不舍地挖掘谈话的新内容。她想，不如谈点儿高层次的。于是乎，一周生活综述变成了一周课程复习。张红旗开始对陈星讲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自由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换到这个领域，她倒是精力集中了，而且也利用谈恋爱的时间温习了功课，可谓是学会了弹钢琴——立体地利用时间。可是这样一来，陈星就更要走神了。不光是走神，他还很痛苦。这不是对牛弹琴嘛。他甚至比牛还痛苦，因为牛听得烦了，还能发脾气，他连发脾气的资格都没有。
“你能不能也对我说点儿什么？”有时候，张红旗也口干舌燥地要求陈星。
而陈星的回答很不负责任：“我习惯了听别人说。”
谈话的重担还是落到了张红旗身上。现在她感到谈恋爱真难，比经济学还难。但她也只好知难而上。要想激发陈星“说”的兴趣，首先要让他喜欢“听”。那么，什么东西能让他喜欢听呢？张红旗想到，他爱听相声。可是这也太强人所难了，她张红旗总不能一天到晚对男朋友说：“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呸——啦。”
不过也可以沿着相声的路子，稍稍探索一下。张红旗认为，相声说的无非是“别人身上那点儿可笑的事儿”。干脆就讲这种东西好啦。于是她绞尽脑汁，琢磨自己的同学有没有可笑的事儿。不琢磨不要紧，一琢磨真发现，原来那些家伙都挺可笑的。她开始对陈星描述那些人：谁的英语口音非常可笑，一上英语课就“呀死，呀死”；谁的汉语口音更可笑，管“牛奶”叫“留癞”；还有谁的男朋友尤其可笑，刚开始说自己的爸爸是“辽宁省的一个书记”，后来才知道，是“辽宁省铁岭市新源区红花街道委员会书记”。
这样的话题，倒是让陈星感兴趣了。他找到了听相声的感觉，眼睛也睁亮了，脖子也伸直了，有两次还像当初那样“咯咯咯”地埋头猛乐。这种情景发生的时候，让张红旗也很有成就感。当然，有时候她也纳闷：她讲的有那么可笑吗？她怎么从没意识到自己还有这种天赋？抑或是陈星的“笑点”太低了？
不过好景不长，这种“说话”的形式也很快就戛然而止了。不是因为张红旗的素材枯竭了，而是她不允许自己再讲下去了。要知道，“讲别人的笑话”，讲多了就变成“传别人的闲话”了——什么人才传人闲话？长舌妇啊。她张红旗怎么得意洋洋地当起一个长舌妇来了？
不仅如此，张红旗还想到了一个人，就是陈星的“前女友”，沈琼。她对沈琼的态度，是又忌讳，又轻蔑的。忌讳自不必说，轻蔑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她认为沈琼庸俗。庸俗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沈琼总是在说啊说，说别人的闲话。
现在呢，她不也变得和沈琼——那个自己必须轻蔑的人——一样了吗？这个想法让张红旗惊出了一身冷汗。心里有一个声音很凛然地对自己说：“瞧瞧你现在的样子！”
这让张红旗感到挫败，随即便“无名火起”了。她忽然就找了个台阶坐下，抱住膝盖，不理陈星了。而陈星正等着听女版的相声呢，此刻不免愣了一下。他走过去问她：“你怎么啦？”
张红旗也不答话，就是不抬头。在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长舌妇”之余，她还意识到另一件事：这么久以来，都是她在尽力让两个人高兴，陈星呢，什么也没做过。她这不是在讨好他吗？而从小到大，她又什么时候讨好过别人？她需要讨好谁？陈星又什么让她讨好的资格呢？
她猛地想到了一个字：贱。我可真“贱”啊。
陈星呢，见她不说话，居然就没事人一样，跑到旁边抽烟去了。这让张红旗的火气更大了，简直是一团烈焰在胸口，眼瞅着就要按捺不住了。
张红旗心里想：你可别再气我了，再气我我就要爆发啦——我要爆发啦我爆发啦——
而这时，陈星居然捡了一支树棍，开始玩儿地上的蚂蚁了。这一下，张红旗听到了“砰”的一声。她像一锅爆米花，终于爆发了。
她简直是甩着胳膊走到陈星面前，一脚踢飞了他手里的木棍。陈星“哦”了一声，侧脸望着她。
张红旗的脑袋都在燃烧，她指着陈星的鼻子说：“你到底想怎么样？”
“怎么样，我想怎么样？”陈星也站起来，丈二和尚摸索着脑袋，“我怎么样也不想怎么样呀。”
“那你说说，”张红旗气得都哆嗦了，“为什么都是我在说话，你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
“我说了呀。”陈星说，“说了不只一句。”
张红旗说：“不对！你说的那些根本等于没说！你从来不主动跟我说话！”
陈星眨巴着眼睛，想了想，辩解说：“我不说话，是因为你一直在说……”
“你倒把责任往我身上推！”张红旗简直要跳起来了，“你不跟我说话，是因为你根本不想和我说话，你根本不在乎我的感受！”
说着，她就哭了，脸也湿了，嘴角也咸了。这更让她震惊：她竟然当着别人的面哭了。而这时，周围还有别的学生，大家纷纷扭过头看他们。张红旗简直像受到了奇耻大辱，她绝然地扭头就走。
陈星赶紧跟上去。跟到了一个墙角，张红旗突然站住，指着面前的那块地说：“过来！”
她本不想让人看见自己发作，不过她还认为，既然已经发作了，那就应该找个没人的地方尽情地发。
于是，当陈星走过来，张红旗便对他狂风暴雨起来：“现在我才知道，你对我是什么感觉。我在你眼里，竟然连一窝蚂蚁也不如！而且不只这次，你一向就是这样，现在我想起来了，过去在昌平的时候，你的眼睛往哪儿看呢？看看这儿，看看哪儿，看看玉米，看看狗，可就是很少看我——你根本就没主动看过我！我就弄不清楚了，跟我说句话有那么难吗？是你不会说中国话呀，还是你觉得我不会说中国话呀？不说中国话可以呀，你说英语呀，你会说几段儿英语呀？这么长时间，都是我在说话，我在逗你笑，我在讨好你！我有那么贱吗？你见过人家的男朋友是怎么做的吗？人家怎么对女生有那么多话？哎，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呀？你有什么资格看不起我呀？还是你觉得我讨好你哄着你，你就欺负我，你用不说话来欺负我！你这样的人最坏了，钝刀子割头不觉死，不说话的欺负人才是真的欺负人……”
天啊，张红旗一边说，一边自己都惊叹了：自己怎么这么能吵架呀？
而她也纳闷：怎么陈星就那么愣愣地站着，一句也不反驳呀？难道你想累死我吗？
可是陈星就是默不作声。用句相声的术语：哪儿有这么捧哏的呀。张红旗一直数落了十来分钟，越数落越感到孤单。
最后，她索性走近一点，对着他的脸说：“你说呀！”
她进而贴着陈星的鼻子说：“你说呀！”
终于，陈星说话了。他就说了两个字，却把张红旗吓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