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镣铐的教育场域 ——长篇小说《状元之校》的小说特色

◎郎功勋



青年作家冶进海的长篇小说《状元之校》以清新、稳健、机警的笔调和复调叙事的艺术方法，自觉勾勒出新世纪中国教育的状貌，尤其是紧扣“民办公助”性质、频出 “省文科状元”这一富有蕴藉性的教育场域，揭橥了我国现行教育中的各种力量博弈与对话、规训与惩罚、革新与阻力，通过对号称“状元之校”的大华外国语学校人物画廊的“深描”、教育生境入木三分的刻画、冷暖人情事态的理性洞悉，展示了资本时代教育领域金钱、权力、欲望的角逐。可谓戛戛独造，异乎流俗，是近年来众多同类题材长篇小说中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场域这一概念来自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他指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架构。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他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利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利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同源关系等）。”皮埃尔·布迪厄曾将这一核心概念运用到教育，提出教育场域这一概念。长篇小说《状元之校》纵向以大华外国语学校发展史为线索，贯穿起新世纪中学教育的总体状貌，横向以贫穷学生项宜、开明教师赵文博、传奇状元钟文昊、校长司机等人的视角构成复调叙事，将错综交杂的情节和异彩纷呈的人物一一刻写，展示了上个世纪交接时当下中国教育场域中的复杂关系，值得品读赏析。



场域是充满力量的，是指个体在场域中展开竞争，每一个场域中都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任何统治都隐含着对抗。对于小说集中描写的大华外国语学校而言，如果只将老师和学生的关系理解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无疑将其简单化和狭隘化了。《状元之校》至少包含这么几对对抗关系：高分生与低分生，山区免费学生与城市纨绔子弟，学生与教师，教师与校长，学校与社会，而各项本身的个体差异也产生竞争性关系，任何一项也都与其他项产生对抗与认同，正是在这复杂的关系网络，分数的角逐，力量的流动，生产了这一独特场域，使这样的场域充斥了太多的对抗和戾气而显得突兀怪异，失却教育原由的平和与温润。



首先是贫富差异的对抗与角力。项宜是从普通中学选来的拔尖学生，家境贫寒，尽管很快与性格各异、家庭背景殊同的孟婷婷、白娴棠结成死党，并常常一起以“三剑客”的形象示人，也无法逾越家庭贫富带来的鸿沟，因其父是搓澡工而被冠以“小搓搓女”的绰号，更不消说与父亲单位董事长儿子偶像剧一样的人物“华少”、公安局长之子飞扬跋扈的雷光雄以及其他“八骏”纨绔子弟之间的隔阂了。项宜为自己的物质窘迫而黯然伤神，“网上心灵鸡汤般的文章多的是。关键是，心灵受伤害，不是用鸡汤补好的” （第一章之英语角），特别是母亲因“偷窃”超市烂水果而受气身亡后，认识到贫富差距带来的命运不平，开始奋发图强，但最终还是以含恨告别所谓“状元之校”。另外，山区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的对立冲突，也是小说浓墨重彩的一笔，从心理失衡的“单挑”到从网络到现实的刻毒刁钻的口水战，甚而“引发群架，不惜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贫富学生如何在这么一所充满金钱与功名的学校里共处，成了大华外国语学校必须直面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贫富差距愈来愈大的当下，是极具针对性的。因为贫富差距蔓延到下一代身上，意味着不平从出生一刻开始拥有。在这种状况下，平等、自由、民主等理念如何实现，是很值得深思的。而极富才气和理性批判的钟文昊所写的文篇《我们为何水火不相容》，可以看作是作者寻求化解冲突的一种自觉尝试。



其次是学校教育的规训与惩罚。大华外国语学校是新世纪中学教育的一个缩影，从空间结构、时间规定、管理模式、规章制度和激励制度等基本要件方面，产生了福柯意义上的控制和支配身体的政治技术，不管在何时何地其目的都是生产、训练、培养和造就“驯服的身体”。在某种程度上实现日益有效的监控，是监控理性化与经济化。《状元之校》中的大华外国语学校，以严格管理著称，有点像“监狱”。但小说中充斥着“单挑”、作弊、早恋、逃学、群殴、打劫、师生恋、跳楼、情杀，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惊心动魄，这些逃逸在学校体制外的行为为社会道德和学校规章制度所不容受到训诫和惩罚，继而成为强化学校“游戏规则”的有意义的符号。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将“华少”意欲与白娴棠发生关系被拒受辱而发生的情杀这样令人发指的行为作了深刻揭示，从其作品中展示的行动逻辑、心理活动、精神状态、情感关系、家庭周遭来看，又非常逼真、令人信服。规训与惩罚构成了今天教育的整体景观，而这又是否为教育初衷呢？



再次是新旧教学方式的碰撞与契合。校长林宣民和语文教师赵明博是倡导新式教学。林校长在教职工大会上直陈：“推行素质教育，要动真格，《教师年度考核》应落到实处，只要有益于学生素质提高，教师的工作都予以肯定。目前，不少高中班级往往以学习成绩来排名次，那么，能不能搞个综合素质名次表，根据学生平常的行为习惯、特长展示、课堂回答、集体活动参与情况等，逐一答分，然后排定名次呢？学校不能只设计一座路窄人多的独木桥，要建设好多座多向多车道的立交桥！此外，应该充分发挥第二课堂、艺术体育课、社会实践、英语角、各种学生协会等的作用，以便督促学生诸如读书、文娱、体育等发面的发展……”（第二章之不合时宜的人），台下的反应却是；“话题还是老话题，关键看实施。好多措施，就是在执行过程中变歪了。老师们心照不宣地一笑，努力鼓掌。”赵明博拥有研究生学历，年轻气盛，干劲十足，尊重学生，营造民主、轻松、向上的氛围，得到学生的信任和钟爱，收获了学生、老师间的深厚情谊。他惊异钟文昊的宽广阅读面，感叹其写作才能，叹服其对梦想的深刻见解。就是这样一位作者极力推崇的老师在面对“师姐之殇”的现实、向传统教育方式的低头、与最喜爱的学生在课堂上决裂，直至愤然离职，赵明博与中学传统教育体制的博弈以此告终：“我认识到，改变中学教育里某些根深蒂固的落后观念，让学生快乐的成长，仅凭一两个老师，无疑是蚍蜉撼大树，很难撼动的。”（第四章之课堂决裂）理想人物的黯然消退，更让人对当下的教育现状和体制进行深思。



最后是物质利益与人格精神的扭曲和分裂。大华外国语学校内外的物质利益、权力之争，简直就是困兽犹斗般赤裸裸的尔虞我诈、权术玩弄的疯狂展演。两名副校长的勾心斗角、林校长巧施美人计、教师以各种方式疯狂敛财、音乐老师余诗曼伴大款、孟晨羽周旋于林校长与政府高官之间、校长司机抓住把柄弄权等等，使这些教育人士人格的扭曲、精神的分裂、心理的变形昭然若揭，也展示了权力对教育作用和异化后导致的种种弊病。



以上所述，只是管窥“状元之校”上演种种冲突、矛盾关系、复杂周遭的冰山一角，但作品对贫富悬殊、教育积弊、革新受阻、病态社会的深刻揭示力透纸背，令人警醒。诚然，在这一典型的教育场域不仅充斥着竞争与抵抗，也有和谐温情富有活力的一面。正是二者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立体式展现了大华外国语学校这一场域的富含丰富指涉的状貌。例如：雷光雄英勇大义救项宜于虎口，钟昊文对音乐老师余诗曼之间诗如画般、至真至纯的单相思，语文老师赵明博与学生之间碰撞出知识和智慧的火花，西部旷野上剽悍的爱迪与野性的梦儿之间的爱情故事等等点缀在对立、冲突叙事中，使得故事高潮迭起、舒缓有致、张驰相间，富有节奏美感。



小说还展现了作者自觉的文体意识，有意味地讲故事，使小说张弛有度。例如项宜看到自己倾心的白马王子华少在迎新晚会上与孟婷婷在众目睽睽下疯狂示爱时，醋意大生。作者跳出文本，这样写道：“记忆跟历史一样不够可靠。要不是我的心还在生疼，我会怀疑记忆出了问题。过了若干年，我问了好多同学，他们想不起当时的具体场景，依稀记得华少跟好多女生谈过恋爱，其中有孟婷婷。”（第一章之被打劫的夜晚）。又如通过转述故事人物的话，进而表露出自觉的文体意识。“正如同学项宜说的，每个人应该是自己人生的主角，所以，讲述故事的人不同，主角随时会发生变化，周围的人，哪怕他是另一个小说里的主角，这时候也成了配角。我说这些，只想铺陈一下我的过去。”（第三章之我的父母）



长篇小说《状元之校》采用复调的形式来讲述，以贫困学生项宜、青年教师赵明博、天才学生钟昊文、校长司机等人的角度，分别叙述各自经历的故事，阐释所见所闻。独立成章，而又连为一体。对同一事件的多角度叙述，使各声部各自发声，独立彰显意义又合奏出多声部的和声。为小说将大华外国语学校这一场域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的纵深拓展进行“深描”提供了现实路径。所谓“深描（thick description）”，“就是从极简单的动作或话语着手，追寻它所隐含的无限社会内容，揭示其多层内涵，进而展示文化符号意义结构的复杂社会基础和含义。”小说为探寻意义的多元、复杂、深度提供了视点，由此为读者开启了理解大华外国语学校内外众多人物画廊、教育生境、冷暖人生的意义之门。另外，语言上作者延续了其短篇小说《大姐回乡》、《守贞鸟》、《抱着氧气奔跑》中清新、稳健、洗练的笔法，用词简洁凝练、生动机警。



无论是对新世纪中国教育生境的描绘、大华外国语学校内外人物群像的刻写、教育体制积弊的深刻揭露、金钱权力与人性欲望的博弈，还是对西部风情的讴歌、农村牧歌式生活的流连、和谐师生关系的憧憬，都展示了作者深厚的写作功底和对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正如著名作家石舒清所言：“冶进海的小说总是辛辣生猛，给人迎面而上，直捣水火之感。阔大的镜子照见令人震骇的现实——出于他手的文字，无不具有这一特点，《状元之校》尤为如此。”



郎功勋，男，陕西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研究生，云南民族大学教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