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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你不可不知的重大事件 (5)
自从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这块肥肉垂涎三尺，19世纪末，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1900年6月17日八国联军（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攻占大沽炮台；7月14日攻陷天津；8月2日集兵二万自天津沿运河两岸进发，在廊坊受义和团围攻（史称廊坊大捷），兵败后加大兵力一举占领廊坊，8月14日凌晨来到北京城外向北京发起总攻，至16日晚基本占领北京全城。慈禧太后、光绪帝和亲贵大臣遂逃往西安，而派奕劻和李鸿章与联军谈和。9月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被推为联军总司令来华。联军陆续增至十万，由京津出兵，分侵山海关、保定、正定以至山西境内。此间，俄国又单独调集步骑兵十七万，分六路侵占中国东北。12月联军提出《议和大纲》，迫使清政府全盘接受，并于1901年9月7日签署了《辛丑条约》。后八国联军除留一部常驻京津、津榆两线，其余撤兵回国。
《辛丑条约》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清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下，表面上向列强各国“宣战”，暗地里却破坏义和团运动，向侵略军妥协投降。1900年7月14日天津失陷后，清政府8月7日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正式向外国列强乞和。列强各国本想武力瓜分中国，在中国人民的反抗下，没能得逞；同时，各国各有打算，互不相让，矛盾重重，使得它们需要继续利用和维护清政府，通过清政府间接统治中国。
1900年12月，列强各国（除了出兵的八国外，又加上比利时、荷兰、西班牙三国）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大纲》，后又订立详细条款，于1901年9月7日在北京正式签字。《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惩办“得罪”列强的官员；派亲王、大臣到德国、日本赔罪；清政府明令禁止中国人建立和参加抵抗侵略军的各种组织；赔款4亿5000万两白银，分39年付清，本息9亿8000万两白银；在北京东交民巷一带设使馆区，各国可在使馆区驻兵，中国人不准在区内居住；平毁大沽炮台以及北京至天津海口的炮台；各国可以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驻兵。《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
细究变革运动
盘庚迁都
商汤建立商朝的时候，最早的国都在亳（bó，今河南商丘）。在以后三百年当中，都城一共搬迁了五次。这是因为王族内部经常争夺王位，发生内乱；再加上黄河下游常常闹水灾。商朝中期以来，王室内部连续发生王位纷争，前后经历了五代九王，史称“九世之乱”。盘庚是商朝第二十位君王。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他为了改变当时社会不安定的局面，决心再一次迁都。可是，大多数贵族贪图安逸，都不愿意搬迁。盘庚一面劝说贵族，一面恫吓人民，强行把都城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迁殷后，“行汤之政”，政局才稳定下来，社会经济和文化也随之迅速发展，从此，直到商亡的二百七十三年间再未迁都。所以商朝又称作殷商或殷朝。
到了近代，人们在安阳小屯村一带发掘出大量古代的遗物，证明那里曾经是商朝国都的遗址，就叫它是“殷墟”。
管仲改革
公元前685年，齐桓公任用管仲进行改革，一时间齐国国力大增。政事方面实行国野分治的方法，国都为国，其他地方为野，并划分各级官员的职权范围，属大夫管刑狱，县帅管划分田界，乡帅管一般政事，要求他们兢兢业业，不许荒废政事，不然处以刑罚。每年1月，五属大夫要向桓公汇报述职，桓公根据政绩来进行奖惩。军事方面实行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制度。经济方面采取通过减少税收增加人口生育水平的措施，从而提高齐国的总体人口数量。对商业特别是盐商加以重税，以补足税收的差异。并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避免富人抢夺穷人的粮食，进一步限制贫富的差距。也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并且还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
李悝变法
战国初期魏国在魏文侯当政期间（前445年-前396）实行的一次改革。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主持变法。其主要内容为：经济上推行“尽地力”和“善平籴”的政策，鼓励农民精耕细作，增加产量，国家在丰年以平价购买余粮，荒年以平价售出，以平粮价，主张同时播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防灾荒。政治上实行法治，废除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按“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选拔官吏。又制定《法经》，分《盗经》、《贼经》、《囚经》、《捕经》、《杂经》、《具经》六篇，以加强法制。李悝变法增加了魏国的国力，使之成为战国初期强国之一。变法同时开起了战国大变法运动的序幕，各国纷纷变法强国，最终汇成了一股时代潮流，这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成效最显著的一场变法运动。
吴起变法
战国初期，楚国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楚声王竟至为“盗”所杀。而此时北方三晋正在兴起，国力强大，对楚步步进逼，楚国处于一种十分困窘的境地。在楚国内忧外困之时，中原的政治家吴起从魏国来到楚国。楚悼王素闻吴起贤能，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吴起变法，从打击大贵族入手。吴起变法，旨在富国强兵。变法的内容是消灭世卿世禄制，任用贤能，因此这又是一次打击世袭贵族政治经济特权的运动。吴起变法打击了楚国大贵族既得的政治经济利益，遭到大贵族的激烈反对。变法因楚悼王和吴起的死而受到挫折。
吴起变法虽然失败，但变法却在楚国贵族政治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吴起变法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在楚国的政治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是商鞅于公元前356年在秦孝公在位期间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实施的改革，对战国末年秦国的崛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大变革时期，在这一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导致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逐步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新兴地主阶级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商鞅变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
商鞅对经济的改革是以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为重点。这是战国时期各国中唯一用国家的政治和法令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土地所有制的事例。主要内容如下：废井田、开阡陌，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发展封建经济；统一度量衡。
商鞅对政治的改革是以彻底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建立新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为重点。主要内容如下：奖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废除世卿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以增强强了军队战斗力；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并推行县制；定秦律，“燔诗书而明法令”等。
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秦统一中国后为统治思想而采取的两项重大措施。由于当时奴隶主仍在意识形态领域为复辟旧制度制造舆论，前213年，秦始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除《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百姓私藏的《诗》、《书》和百家语。焚书对于古代文化典籍是一个极大的破坏。次年，由于卢生、候生期骗始皇能得长生不老之药，败露后始皇大怒，认为儒生多以妖言惑乱，于是将四百六十多名儒生活埋于咸阳，引起了儒生的普遍反抗。焚书坑儒暴露了秦政的暴虐以及当时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离心离德。秦始皇想利用严历的手段巩固自己的统治，强制推行思想的统一，只会锢守思想，摧残学术文化的发展，激起人民的普遍反抗。焚书坑儒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刘彻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秦汉之际，遭秦始皇焚书坑儒政策摧残的儒家逐渐抬头，武帝即位时，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再加上武帝好大喜功，在思想领域，儒家取代了道家居统治地位。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其时代特点，他推崇的儒术，实际上已经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五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影响颇深。
盐铁之议
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起用桑弘羊等人，制定和推行一系列新经济政策，如统一币制，盐铁和酒类官营，实行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这虽然充裕了封建国家的财政，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经济基础。但是，伴随农业生产的发展，土地兼并的现象日益尖锐，广大农民的负担愈来愈沉重。盐铁官营等政策的弊端也逐渐显现。至武帝晚年时，已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另一方面，经过汉王朝的连年出击，匈奴力量大为削弱，边患有所缓和。这些客观情况，促使武帝晚年的政策发生重大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
武帝死后，昭帝继位。为保证“与民休息”的政策实行，在公元前81年昭帝下令丞相田千秋和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贤良文学询问民间疾苦，贤桑意见不一，就汉王朝的内外政策进行了辩论，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之议。盐铁之议后，虽然没有废止盐铁官营，但桑在政治上受到一定挫折，来自社会中下层的贤良文学活跃一时，酒类专卖废止，“与民休息”的政策进一步得到肯定，对昭帝、宣帝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孝文帝改革
魏孝文帝拓跋宏，即拓跋宏，亦即元宏，是北魏一位杰出的皇帝，他五岁即位，聪慧机敏。在他亲政以后，为了巩固北魏封建国家，实行了许多重要的改革，加速了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进程，为隋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魏孝文帝推行文治，在亲政之初，即整顿吏治。这大大改变了官吏冗散的状况，使百官勤于政事，对完备封建国家封建制度，起到良好的作用。485年，魏孝文帝颁布了均田令，于486年，又下令实行三长制。这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保证了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
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开始第二期改革，改革的重点，是改变鲜卑族内迁者原有的生活习俗，促进鲜卑族积极接受汉文化。主要是在服装、语言、籍贯、姓氏等四个方面。魏孝文帝的改革，促进了北方民族的融合，出现了历史上的北魏盛期。在他迁都洛阳之后大规模营造了龙门石窟，为人类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永贞革新
唐朝后期宦官专政，“永贞革新”是一场反宦官集团的革新运动。唐代从玄宗时的高力士开始，出现宦官擅权现象；到肃宗时的李辅国，宦官又掌握了军权。到中后期他们的专恣骄横，引起皇帝和某些官僚士大夫的不满。永贞元年（805），顺宗即位后，任用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刘禹锡、韦执宜、韩泰、韩晔、陈谏、凌淮、程异等进行改革。革除官吏在正税以外的进奉，罢去宦官扰民的宫市和五坊小儿，并准备夺去宦官手中的兵权。可惜计划被视破，宦官首领俱文珍等人顽强抵抗，逼顺宗禅位给太子李纯，即唐宪宗。二王被贬逐，后王叔文又被赐死，王伾死于贬所。柳宗元等被贬为边州司马，革新失败。历史上也称作“二王八司马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