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学
来自波多黎哥的胡里奥是个高个儿的小伙子，总带着热带海岛般灿烂透明的笑容。他酷爱舞会，狂跳一通宵是常事。即使走在街上，路边的小咖啡馆隐约传出的音乐也能让他手舞足蹈起来。班上一宣布周末有聚会，他就会马上问：“跳舞吗？”他的英语不流利，急了会把西班牙语说出来。一旦意识到这丝毫不能帮助我们理解他的意图时，他就开始做手势。每个手势都富有节奏感，好像在舞蹈，以至于大家对这些手势大感兴趣，却依旧不明白他要说什么，他只好又说英语，每句话都带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以确保我们跟上他的思路。有一次拍片，他做制片人，任务之一是负责买午饭。他选中了中餐，当我告诉他这些中式快餐根本不正宗时，他大为诧异地说：“这已经够好吃的了，你们在北京天天都吃得到吗？”“比这个好吃多了！如果你有机会到北京，我保证各种大菜小吃让你吃一个月不重样。”我谈起中国菜从来是不遗余力的。他张大了嘴巴，先是兴奋地大呼小叫，然后不无沮丧地说：“可惜我现在还没有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班上也有富家子弟。来自意大利的安德烈是个不足1.70米的小个子，只有二十一岁，一脸稚气，却时常要把手插在裤兜里装出老成持重的样子。可是他咬起自己手指头来，简直是一副孩子模样。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外科医生，在经济上支持他。果然是财大气粗，他租了世界贸易中心附近的一间高级公寓，月租金逾两千美元，还说：“这个很便宜，而且我喜欢那个能看海的窗户。”——谁不喜欢啊？！拍电影作业需要不少额外费用。虽说学校免费提供设备，但胶片给得有限。遇到技术不熟练拍废了片子，学生们就要自己掏钱。一般学生都要咬咬牙狠狠心才能拿出一二百美元，只有安德烈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个很便宜，你们如果有困难，我包了。”在美国，朋友们在一起吃饭都是各人付各人的帐，只有安德烈常常主动为别人掏腰包。
如果别人谢他，他就摇着头，很真诚地安慰人家：“这算什么，很便宜。”大伙儿对他有点看不惯，但觉得他年纪小，又无恶意，也就不去计较了。不过全班一致认为，安德烈如果当制片人，非超支不可，不把他爸爸的钱全赔进去才怪呢，谁叫他样样都嫌便宜呢。
班上还有一位同学从瑞士来，平日出手也很大方。一次坐地铁，却因不买1.25美元的票，被便衣检查人员发现，当场罚款六十美元。最糟的是在同学面前大丢了面子，连地铁里的乞丐也不忘走过来挖苦一句：“兄弟，连我都是买了票进来的！”
班上女孩子中跟我要好的是美国人克里斯蒂。她是公认的美人：模特的身材，永远带着温柔甜美的笑容，漂亮的眼睛总蒙着一层羞色。在我看来，她有着西方人的外貌，气质上却更接近东方，甚至是古典东方。她在一家剧院里做了几年舞台设计，挣了一笔钱就全部拿出来上学，她说这是最好的投资，再说年纪轻还不想攒钱，等钱用光了再挣也不迟。她的这种豁达自信的态度在很多美国同学中都找得到。蒂姆就是其中之一。他放弃了收入颇丰的华尔街会计师工作，明知电影是个竞争激烈、稳定性差的圈子，却偏偏闯进来，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喜欢电影”。一次同学们在酒吧聚会，蒂姆坐在我身边。几杯过后，他悄悄跟我说他爱上了克里斯蒂。“为什么不跟她说？”
我好奇地问。“我怕被拒绝。她那么迷人，一定有男朋友了。”我大为惊异：原来还以为美国人在爱情上都是不顾一切的呢！现在看到蒂姆喝得脸红红的，却在为不能启齿言爱而深深烦恼，倒让我觉得他更可爱了。
其实，热烈的情人也有。英国小伙子杰斯就遇上这么一位。杰斯金发碧眼，气质出众，让班上的助教小姐动了芳心。每次遇到杰斯问问题，她总是回答得详详细细，而且态度温柔谦和，连眼神都变了。据说后来她向杰斯表示要做他的女朋友，却失望而归。但这并不减少她的热情。只要有机会，她就去“辅导”杰斯，而且每次都靠杰斯很近，几乎把杰斯逼到一见她就想逃的地步。
杰斯立志要当名导演。也许这个愿望太迫切了，所以工作起来，他总有一股“得听我的！”气势。一次我与他，还有法国的玛丽亚，墨西哥的尤利，瑞典的海娜分在一组，杰斯任导演，我担任摄像。在讨论分镜头剧本时，他非常独断，别人的意见总是被他不礼貌地打断。玛丽亚首先忍不住了，这个爱抽烟的女孩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感：“杰斯，我们为什么都要听你的？”
杰斯毫不示弱：“因为我是导演，而且我的意见是正确的。”
“你的一些意见明显有问题！”尤利是个大嗓门，然后转向我：“澜，是不是这样？”我表示同意说：“杰斯，比如你为什么非要去拍火车站附近的纽约市景呢？这与故事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这样可以让人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在纽约。”
“可是通过其他镜头，观众已经知道这是纽约了。而且火车出现在镜头里，容易让人以为主人公是不是出门了或是回来了。”
“澜，你的这些想法逻辑性太强。电影讲的是感觉，你大概只看过好莱坞的情节片吧。你在中国看过欧洲的抽象电影吗？”杰斯几乎是在用居高临下的语气对我说话了。
我压着的火腾地冒了上来：“可是这个镜头容易让人误解你的感觉。故事本身是写实的。这样做是浪费胶片！”这时一直没吭气的海娜也冷冷地加上一句：“再说，澜和我们都不需要接受你的抽象电影教育。”（瞧，我的这些同学可没有一个是好惹的。）大家就这么不欢而散了。
晚上，我们几个都接到了杰斯的电话。他为白天的态度道歉，说离开了大家，他什么也做不成，并建议第二天碰头再议剧本。他的道歉坦率而真诚，我们也没有得理不让人。那次作业最后得到全班一致的赞赏。后来，我也没忘了向他请教抽象电影。
我的这些同学，有什么说什么，不高兴就吵，吵得不留余地，和好了又亲热得不得了，总之很少掩藏自己的情绪。也许是因为大家都是学生的缘故，才会这样单纯而无所顾忌吧。这也是我工作几年来一直眷恋着学校生活的理由之一。顺便提一句，我生日那天，收到同学们送的一束白玫瑰和一张写满了各式文字的贺卡。两边的面颊都快被亲破了。胡里奥大声建议说：“今晚为什么不开个舞会？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