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母亲本纪(2)
而这些土布，由棉花到纺线再到织布，母亲要用多少时日呢？这么辛劳着，怎能不病呢？
然而，她为自己带来什么呢？
面对不停地在眼前翻腾着的药味，我惊心动魄地说出这句话：
一身的病痛。
我作为最近地感觉到母亲病痛的人，想借一双神的手，修复她的身体。
我也以为我靠近的这只药锅，这些草药，这些火焰，都是神赐的圣物。
我不能转身，我必须迎上去，与这些圣物面对面。我知道要从邻居家里，借来一村唯一的一只药锅；要省出一些买油盐的钱，从公社卫生院抓回一服草药；要从大雪封住的草园子里，撕来一抱麦草。我想，人在土地上劳动时得下的病痛，还要靠土地上的东西来治疗。药锅是用泥土烧制的，草药是从泥土里挖的，火焰也是来自泥土里的麦草，从干爽清洁的身上燃烧出来的。
这是乡村的神秘。
我在为母亲熬药时，心疼地发现了它。
我开始敬畏药锅。特别是对药锅的逃避，让我觉得，它像是土地安顿免疫不了的病痛时，递到人类手里的一个祭器。它铁青色的砂体，告诉我出现在人类身上的各种病痛，是土地的一种黑色的幽默。在黑色的收缩性的视角里，它让我们相信，一切对付病痛的秘密，都在这个器物里盛着。它对于乡村的重要，处处显示着比农具还多的神秘。但谁也不情愿靠近它，正像它一直被扣放在窗台上的位置，是进不了马坊人的屋门的。它是病痛的象征，它有一身的不吉利，它的身份变得很模糊。我记得那时候，一村人都很忌讳这件事：药锅能借吗？药锅能还吗？因此，在马坊人的习俗中，对于这件事不要用语言明示，只管悄悄地从一个很固定的位置上拿走，然后用完了，再悄悄地放回那个位置上。其实一个村子里，也就那么一两只药锅，一年四季放在谁家的窗台上，大人小孩都知道。
一只药锅，应该看见我很痛苦地，把一服中药祈祷着熬好，并且赶在落日，不带走一村气息的前边。我在马坊的艰难成长，几乎是在与药锅的抵触中完成的。每天放学后，在临近家门的一瞬间，我想的是：麦草燃起的文火，会不会又在屋檐下，引出一家的悲凉？
那些年，那一只药锅，真的让我的胆子越来越小，小到母亲的一声呻吟，都能惊出一头一脸的虚汗。因为养活着一村人的土地，没有什么剩余，供一些病人在粮食以外吃药。我知道，每从公社卫生院抓一回中药，父亲脸上的气色，会变得更灰更土，因为他的手里，已没有可以用来抓药的钱了。好些时候，母亲是用五种粮食熬出来的水，代替草药，缓解身上的病痛的。现在想来，乡村人之所以用五种粮食治病，是他们模糊地知道，人因身上的阴阳五行不平衡了，才会生病。而五种不同的粮食，一定会补回他们身上缺失的那些滋养生命的东西。
我从这个细节里，看出粮食，永远是土地和人类的神。永远在所有文明之上，被顶礼膜拜下去。
一只药锅，更应该知道，我的一些敬畏或仇恨的心理，是怎么煎熬出来的。我敬畏药锅，敬畏草药，敬畏火焰，敬畏它们在贫穷的年月里，贫穷而缓慢地，修复着一个女人身上的病痛。但我对于这种在很长时间里，折磨一个女人的生活的仇恨，在马坊这么宽厚的土地上，还是没有排遣掉，甚至是带着它，走进长安的。我今天能静下心来，敢于写一写那一只药锅，可见这种仇恨，应该被时间淡漠了一些。
我害怕，那种敬畏也被淡漠了。
因此，我要用一生的时间，记住母亲离开我们的那一年：
依然是一个雪天。一生善良的母亲，只在县医院的病房里，让我守候了她一天。子夜时分，随着越飘越大的雪花，母亲带着一身的病痛，移开自己也移开那只药锅，安静地走了。一个人用三十年的抚养，只换取一个人一天侍候，我与母亲的这种分别，会让我一生心疼的。
悲凉过后，面对那只母亲用过的药锅，直至今天，我也不敢说：我闻到过药香。
4
我愿意从情感上，把乡村与一把木梳联系起来。
有时候想：一个乡村，就是一把木梳的乡村。它的许多精细的事物，都像一位村妇，坐在晴天或雨天里，用木梳梳理自己的头发。而身体上有无疼痛，心底里有无欢乐，这把木头的梳子，是能够最先感觉得到的。
其实，木梳对乡村并不重要。比如像我父亲一样的男人，他们的头发长出寸半厚，就用一把剃头刀子剃了，而木梳滑过头皮的感觉，他们从来不知道。不要说他们的头发不会与之接触，就是那双一律粗糙的手，一生也没摸过这把能在女人们的头发里，梳出一丝光亮的木梳。就是我的头上，最初被木梳梳理时，也是到了上中学的时候，因为不能再留“气死娃”式的头发了。
所以我说，在马坊人写在心上的《天工开物》里，是找不到木梳的影子的。
它常常被被生活折磨得麻木的女人们，顺手压在炕席的背后，塞在窗台的上边，或放在墙上的窑窝里。
我对木梳的记忆，也是从母亲身上开始的。
在我们家里，木梳是和母亲一起醒来的。准确地说，太阳还在五峰山上睡着，庄稼还在田野上睡着，鸟儿还在树枝上睡着，一村人还在土炕上睡着，而母亲已经起来了。她的身子，应该在每个黎明之前，最先被一丝亮光照耀过的。她的手指，在触摸每个日子的时候，也是最先被一把木梳拉住的。
我想母亲的每一天，都是从头上开始。
开始用一把木梳，把一夜的睡梦梳理出去，也把一天的精神梳理出来。
那时候，她是坐在靠窗户的炕沿上，借着透过窗户纸的亮光，梳理自己的头发的。母亲一生的清爽，应该来自每天晨起的梳头。你想，一丝透天透地的晨光，一缕润心润肺的晨风，一声入耳入骨的晨鸣，和着一把木梳的齿痕，在母亲的头上移动着。这些藏在大自然身上的东西，不仅会贯通母亲的血脉，也会在她身上，唤起一些劳动的激情。
梳好头的母亲，从炕上整洁地下到地上，就再也不会停止一天的走动。
她多数是在院子里，梳理着生活里的农事：纺线、织布、缝衣、晒粮。
她也要走到田地里，梳理着季节里的农事：种豆、割麦、斫谷、打场。
而把身子沉浸在二十四个节气里，母亲的一生，就是在土地上为我们梳理日子。她在劳动中付出的是什么，这把天天走进她头发里的木梳，是最清楚的。因为只有它，能零距离地走近母亲好看的头发。我也发现，这把和母亲一起处在岁月里的木梳，不像母亲的脸上和身上，开始有了一种沧桑感，而是越来越光亮。那些被母亲握出汗味的木纹，也越发夺目了。
我想那是母亲身上的气味，让一把极其原始简单的木梳，得到了很好的浸润。就像我和姐姐，还有憨厚的父亲，天天从母亲身上得到的滋润一样，它会使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在蓝天下的田野里，像庄稼一样健康生长。
后来我明白，那把木梳是母亲用来缓解身上的疼痛的。
我懂母亲，一生是一个精神清爽的人，也是一个精神愁苦的人。作为一位女人，她的负重是双重的。她有一个让她一生不开心的娘家，为了那个破败的家，她操碎了一颗属于女人的心。她守了一辈子的我们的家，也是她用了一生的时间，像梳她的头发一样，一天天梳整齐的。在马坊这块土地上，她被贫穷折磨过，被乡俗折磨过，也被亲情折磨过。她瘦削的身体，承受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比如大姐，因一次意外从树上掉下来，被摔成了一个病人。她的骨头没有受伤，但精神受了很深的伤。她拖累了母亲好多年，是带着病身子出嫁的。我不能想象，那个时候的母亲，内心的深处有多疼。或许是上天感念她的善良，竟让大姐的病出奇地好了。还有二姐，一个言语不多的女子，嫁给了一个让她吃尽苦头的人家。我的印象里，姐夫和姐姐在这个人口很多的家庭里，是一对受苦人。她的生命的路程太短了，短到母亲还健在时，就离开了这个进错门的家。记得埋二姐的那天，母亲在我单位的一座房背后，一个人哭了一场。我们回来时，看见她手握一把木梳，心绪很乱地，有一下没一下地梳着头发。
这与我记忆中的动作，完全不一样。
这时的木梳，以及木梳的移动，是对伤痛的一种掩饰。
再后来，就是母亲去世的那天，我是被一阵梳头声惊醒的。很多年了，木梳在母亲头上移动的声音，已有些淡漠。我睁开眼睛，看见母亲背对着我，正在仔细地梳着她的头。木梳在她的手里一上一下，穿过头发的“咝咝”声，听得我有些悲伤。那些光亮的木梳齿，像木匠们手里的锯子，从我身上狠劲地锯过。我平静的心里，突然有了生命中最疼痛的感觉。我以为这是平常的一次梳头，没想到这是她留给我的最后一张剪影。
我是记着母亲梳头的动作，送走母亲的。
也是听着母亲梳头的声音，送走母亲的。
那场纷纷扬扬的大雪，送着母亲的遗体，上了封侯岭后，穿过两道深沟，下了碾子坡，进入我们村的。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在土地上走完了，我一直思考：她把最后的日子，也要留给白发挽洗？也要木梳朗诵着休止？作为她的儿子，我希望把她放在那个梳头的场景里，供一颗心时时记忆。
因为穿梭的木梳，是我接近母亲时最可靠的物件。
木色的冷清，木纹的灰暗，不磨损它从乡村的早晨，雨露一样带来母亲身上的气息。我要用一生的时间，记住残缺的齿痕，印在母亲单薄如麻的身体里，也是马坊的齿痕。
我说不出时间的天空，把多少重量压在母亲的头上。
只想告诉你：她一生用木梳，从头缓解乡村的疼痛。
写到这里，还需要补记一点：母亲一生没用过几把木梳。我在马坊十几年，只见过一把暗红的木梳，被母亲每天早晨握在手里。但这把木梳梳下来的头发，却是一天一小卷，被塞在窗户的顶上。积攒多了，在走村串巷的货郎跟前，换上一些针头线脑。现在想来，母亲手里捏的一枚针，针上穿的一条线，是她用梳下来的头发换取的。我穿惯了母亲手缝的衣服的身子，突然颤抖着。
我也记着那把木梳，最后落在她的头上，是颤抖着移动的。
齿痕最后穿过发丝的声音，也应该是颤抖的。
5
人在什么时候才会呼天抢地呢？
以我的性格，不疼到心里的时候，是不会向外喊疼的。
我也一直在马坊书里这样倾诉，作为一块土地上像草木一样，蓬蓬勃勃生长起来的生命，我对它的所有感激的文字，都是从心里涌出的爱凝结的。
你就是把这些文字化开了，也依然是浓浓的爱。
但马坊听见过，我是在心里喊着绝不回头，然后转身离开它的。
那是一个人的哀鸣，如果让风把它吹到原野上，就是一只狼的哀鸣。那时，只有看着我长大的草木，或许从村子里的一些动静中，能知道我的几位亲人，就要相继下世了。他们的离开，对他们背负了一世的大地，或许并不意味着什么，有可能连一块泥土的伤心，都换不回来。但对于刚刚而立的我，等于一片连缀着生命的天空，不仅不再晴朗，而且要突然塌陷了。
我来源于他们的生命，自此在哪里呼吸呢？
活在上一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我不知道这一切，正在向我悄然走来。我在农村挣扎了好些年，终于从土地上艰难地走到城里来了。先把母亲接到身边，等住的地方宽余一些，再接父亲来住。这是我的想法，上天揣摩不到我的心思，以为我可以离开父亲了，就催促着他从土地上退下来，到与我们只隔着一层土的地方去。我也知道父亲活得很累，是一村中最应该歇下来的人，但我必须伺候上他一段时间，再看着他平静地离开。我以为，这是我们生命遭遇中，必须要出现和完成的场面。对于父亲这个人，不仅我欠他的太多，一个村子欠他的也太多。必须有很充足的时间，让我坐在他的对面，用语言，用手势，直至用眼神，安慰或缝补一颗破碎的心。如果是这样的结局，我和活着的亲人也会好接受一些。
然而，这个要我最后感恩的过程，被神在马坊忽略了。
口信从村上捎来：父亲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