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大年初一的坏心情
今年的大年初一过得很不快活。而且从这一天起，心的天宇像漫了一层灰云，这层灰云越积越厚，直闷得我喘不过气来……
也怪我满头华发的人了突然又童心萌发，对“年”还存着一份浪漫情怀——除夕夜守岁守到“春晚”落幕，年五更又起来放鞭炮，却依然精神头十足，丝毫不像平时觉睡少了就打蔫。但是接下来干什么呢？我已跟自己订了规约，过五十岁后不再到处窜着串门拜年。其实在城市里也不兴这个，一个楼道里住着也多不来往。睡回笼觉吗？不少人都是吃了饺子再躺下蒙头大睡，但那岂不浪费、辜负了这一年一度的“狂欢时节”？我站在窗前往外看，天已大亮，小区里却仍清寂无人。不远处的楼群纵向里在比着高矮，横向却彼此孤立，仿佛被钢筋水泥包裹起来，变成了一些冷血动物（是巨兽！）。
在城里过年真没趣，哪像在农村，农村里大年初一这一天可不得了，夜色还很浓，家家的大门就敞开了（看谁开得早），除了辈分高的老人端坐在椅子上等着人家来给磕头外，其余无不争先恐后出来拜年。同族同辈的男子仨一伙，五一帮，呼呼啦啦，拜了这家拜那家，一家也不落，小胡同里的脚步声“隆隆”响。姑娘们则穿戴一新，花枝招展，你推我拥，一群群地待在街头巷尾，谈论谁系了一条米黄色纱巾，谁别了一只火蝴蝶发卡。村东村西的孩子们都跑到了街心空场子里，追逐打闹，有的大嚼着糖葫芦，有的扯着一嘟噜气球，有的手捏鞭炮，点燃后迅速扔出去……满村里是问候声、祝福声、欢笑声，满村里是成团成簇、滚来滚去的彩浪。至于中午饭桌上的大鱼大肉、酒香果甜，猜拳行令的吆吆喝喝以及饭后那出自编自演、台上台下乐弯了腰的大戏就更不用说了。想到这里，我竟兴奋得不能自已，当即建议妻子回农村老家过这个大年初一。回哪个老家？我的父母已故去多年，而她老母亲还健在，去就去她老人家那里。这正中妻子下怀，于是，不用复议，我们立刻驱车上路了。
出了市区，驶入乡野，眼前无限开阔，天上没有一缕云丝，太阳的金粉飘飘洒洒，还没长出庄稼的土地无遮无拦平展展铺开，可以任目光小马驹似的在上面撒欢。两边不断有村庄掠过，隔得远的仿佛丹青妙手无意间遗落的淡墨；路近旁的，红瓦白墙，明快而素雅；而村头那片片掉光了叶子的小树林，枝条舒展，疏朗有致，静静地闪着银亮的光泽，无声地透出生命的力量。
这是乡野的诗意。这诗意是繁富、拥挤、喧嚣而又冷漠的城市所缺少的。
到岳母家不足一个小时的车程，行车很少，柏油路像一条飘荡的亮带子，一下子把我们甩了过来。到了村头，就见篮球场上的人里三层外三层——人们拜完年后聚到了这里——中间穿着绿绸子裤、红绸子袄、头上插着花，脸上抹了胭脂的女子们在扭秧歌；另一头，是十几个擂鼓敲锣打镲镲的汉子，都撑起架子来，很卖力的样子，说是为下午、晚上的演出作预演，实际上是满心的欢喜实在憋不住了。可惜我们不能留恋这里，看了一眼赶紧离开。
接到我们来过年的电话，内弟、妻妹还有也是本村的一个表兄弟，早就在家里摆上瓜子、洗好水果、沏了茶等候了。岳母、妻妹她们到厨房去忙菜，内弟和在某单位当头儿的老安表弟陪着我说话。这个老安绰号“嘴儿”，是天生还是后天练就的？他特能侃。打开话匣子，天南海北、天文地理、雅的俗的、荤的素的，一箩筐一箩筐地来。我领教过，和他拉呱，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折磨。这样的嘴儿在大年初一正派上用场，但我还不能坐下来当他的听众，妻子要和我趁吃饭前的空儿去看望二姑。
二姑的村子在县城北面三里路外，村名齐王。妻子说叫这个村名，是因为村里人全为王姓，且心特别齐。有例证，远的不说，打日本鬼子那会儿，这个村是有名的堡垒村，男女老少都上阵杀敌，全村没出一个汉奸。1948年解放县城的时候，敌军在城墙上架起机枪，居高临下，我突击队被“封”
在了围子沟里。村子里的人听说了，情急之下，各家把自己的木箱子献了出来，刚过门儿的新媳妇献箱子也不二乎。他们装满土，用箱子“筑”成了一座比城墙还高的工事，凭借这道工事解放军才压倒敌人、攻进城去。如今过年办玩儿，这个村的踩高跷、划旱船、舞双龙、耍狮子，在十里八里也最叫好，这还是得益于他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我不觉对齐王村油然而生一种敬意。
但是，进了村，走在街上，我们却感到不大对头：村子里冷冷清清，或者说死气沉沉，没有一点过年的喜庆气氛。家家大门上都没贴红艳春联，倒是每座院子的墙上刷着一个大大的“拆”字，是用红漆刷的，“拆”字上还打了红×，显得异常刺眼。
一只狗朝着我的车头惊恐地扑咬起来，很是奇怪。
左拐右拐，找到了二姑的家门。二姑父和他的儿子小旺正偎着炭炉子烤火，二姑却不在家，说是到村南头“放哨”去了。
“放什么哨？”我不解。
“还不是怕警车到村里来抓人吗？”
表弟去喊二姑。寒暄过，二姑父说：“村子里乱腾坏了，年不像年、节不像节的……”原来，自去年初秋，这一带实行“农村的出路在于城市化，农业的出路在于工业化，农民的出路在于市民化”的伟大战略，这一伟大战略的其中一项内容，便是农民由分散的村庄迁入统一规划的社区楼房。政府部门对这项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到各村宣传拆迁政策，一名机关干部包几个拆迁户，拆迁有经济补偿，早拆迁的还发奖金。可没想到这么好的“民生工程”，多数村民却不买账。在别的村子，不买账也不要紧，你能“抗”
得住？还不是一个一个被瓦解，陆陆续续都搬走了？只有这个齐王村不好对付，他们抱成一团，硬如石头，刀砍不动，火烧不烂，死活不搬迁，并与政府发生了严重冲突。
那天，齐王村的拆迁动员大会开得十分隆重，一大早，高音喇叭就可着嗓门叫开了，满天空是它绽放的美丽花朵；大胖子镇委书记的主题讲话洋洋数万言，还不断地挥动着手臂做手势，很给力。社区建设，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灿烂前景，讲得头头是道，娓娓动听。但齐王的村民们却无一人应和。
下午，心急的工作队员就开始往墙上刷那“拆”字，孰先孰后排好了顺序。
第三天，一队推土机、铲车就意气风发、胜券在握地开过来。然而它们开到村头却被挡住了去路——齐王人已经在进村的两个路口用煤气罐垒起了高高的堤坝，爆破手就在“堤坝”旁边待命，推土机、铲车再向前一步就是他点火引爆的命令。
我能想象出当时的对阵是多么尖锐。一边是逢山山躲、遇河河退、无坚不摧、铁履带能碾平一切的拆迁大队，一边是同仇敌忾、寸土不让、宁可搭上性命也要保住自己家园的村民。两强相争鱼死网破，情势紧张到一触即发。
如果那推土机、铲车恼羞成怒、怒不可遏，加大马力一拱；如果那一手放在煤气罐阀门上、一手持打火机的村民急了眼、发了疯……这里顷刻会化为一片弹坑、火海——多么可怕！好歹，第一次，双方还有所克制，还只是对峙着。这样到了晚上，夜色暂时把矛盾模糊、化解了。
第二次冲突发生在次日黎明时分，两辆卡车载着上百名身穿迷彩服的机关干部、治安小分队队员，由警车开路（警车一反常态没拉警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齐王村。这次来主要目标是把带头闹事的（已连夜打出一串黑名单）抓起来。打蛇打七寸，把他们的组织者打掉，拆迁工作就可顺利进行了。不料，村头的一户人家，男子闹肚子上厕所，意外地发现了“敌情”。
他来不及系腰带，提着裤就到外面喊人。说来真悬乎，“迷彩服”们也下车了，村民们也在街上列成方队了。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站在一起，手里紧紧握住铁锨、锄头、棍子、钢叉，严阵以待。那边的警犬虎视眈眈，这边的家狗也横眉冷对。而有的年轻村民则爬到墙头、屋脊上，抢占“制高点”，砖块、瓦片就在脚下……
从此，齐王村设了“岗哨”——是老头儿、老太太们义务担当的，随时注意村外的动静。
有些问题我不明白，问二姑父：“住新楼房不也很好吗？”
“咱也不是不想住那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新楼房，可咱住不起啊！”
他嘴角咧了咧，似是一丝苦笑，“听说住楼房得交不少物业管理费，咱又没工作，地里那点收入也就够填饱肚皮的。再说咱那锄镰锨镢、犁铧耢耙往哪里放？干草秸柴火棒往哪里堆？楼上有猪狗牛羊的房间吗？……咱庄稼人就是土命，就像庄稼棵儿，根得扎在土里，吊在半空的高楼上，和土隔开了，还有活路吗！”
我还以为二姑父会说住楼不习惯，像装在罐头瓶子里，闷得慌，哪里比得上平房小院，四敞大亮，进出方便呢。看来我并不了解农民，要不就是这些他们已顾不上计较。为了生存，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不可以改变。
“俺们到省里上访，人家省领导也知道俺条件达不到这一步，让停止拆迁，可下边这些狗娘养的却不按上级说的办，还是逼着搬。”二姑父又愤愤地说。
“他们为什么这样？”
“这还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低价把咱的地弄到手，然后高价卖给开发商，他们才有大吃大喝的钱，一个个才吃得那么肥……”
我想起去年春天到邹平县的鹤伴山去，这里新建起一个旅游景点，邀我们去看看、玩玩，顺便给他们写篇文章，吹一吹。我们去了十几个人，镇上的接待很排场，给人的印象是这个镇经济很发达，富得流油。镇长是我在大学教学时的学生，我问他：“旅游收入很可观吗？”他说不能指望；“企业搞得很好？”答也不咋样；“农业呢？”他反问我：“现在有谁还靠农业？”“那你们的优势是……？”“房地产开发呀……”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社会上议论纷纷，怨声载道：市里没钱花了就盖楼，县里没钱花了也盖楼……打着新农村建设的幌子，另搞一套，不把子孙后代的家当糟蹋光不罢休……
可我立刻在心里否定了这一点，群众带着情绪说的事情很难说多么靠谱儿。我宁愿相信这主要还是一个认识上的问题，像他们讲的那样，一些人就认定农村的出路在于城市化。当然不能不说这个认识也有失偏颇。我对社会发展没有深入的研究，搞不清城市化是否在本质上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农村就是落后的，该淘汰。单从建筑美学角度看，城市也未必绝对的好看，农村就丑陋；田园是另一种美，如果真要“彻底消灭农村”，地球上没有了草房，一色的高楼大厦，那会是多么单调！
二姑父患脑血栓留下了后遗症，说话很费力，接下来的话简直含混成呻吟了：“老百姓盖座屋容易吗，那是一辈子的血汗啊，推土机三下五除二就推倒了，造孽啊！”
这时，二姑回来了，我和妻子走出屋。妻子嗔怪道：“大过年的放什么哨哇，外面这么冷！”
“越是过节越不能放松革命警惕性啊……”二姑倒挺幽默，她经历过“文革”，说这种语言是很熟练的。不过她说得也有道理，去年春节海南某地就爆过一则“奇闻”：一群捡垃圾的外地人，搭帐篷，钉板房，居住在市郊，逐渐形成了一座“垃圾村”。规模大了，有碍观瞻了，有关部门就责令他们迁走。他们无处可去，就赖着不动，有关部门也拿他们没办法，时间长了他们也觉着人家认可了，没事了。可是春节他们回故乡过完年回来，却怎么也找不着自己的“家”了——这里已被夷为平地，板房、帐篷不翼而飞。
好久没见二姑了，算起来她已是七十来岁的人，这两年侍候姑父，吃苦受累加焦虑，头发全白了，本来就瘦弱的身子越发单薄，走起路来见了迟缓。
但耳朵还很好使，在院子里就听到我们的谈话，进屋后她制止了二姑父，这不仅因为二姑父说话不利落，还因为他有病出不了门，对外面的事只是“转述”，而她是亲身参加了“战斗”的。确实，她说得更具体，而且说起来情绪激动，仿佛一个在一场正义战争中流过鲜血的战士，脸上跳荡着骄傲的神采。说着说着，她停下，到里屋取出一样东西：长棍子一头套着铁筒，铁筒上裹满了“乱刺”——焊上去的一根根两寸长的钢钉，她叫它狼牙棒。她握着木柄，做了一个往下劈的动作——这家伙如果落在人身上，一下就让你血肉模糊！
我很难想象，像二姑这样一位老人，也手持这样的武器，站在了那个与“政府”对抗的队列前面！
全然不避我，还带着一丝炫耀的意思，表弟小旺也拿出了他的武器。那是一架自制的小钢炮，炮筒有大半米长，茶碗口那么粗，“炮弹”是苹果大小的礼花弹。他拎出了一塑料兜礼花弹让我看。他说这种“炮弹”的杀伤力很可以，在第三次冲突中，他们（说不准是谁）发射的礼花弹，一枚炸掉了一个“迷彩服”的半截小腿，一枚崩飞了警车的一只轮子。
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在我意识深处，和平岁月里，武器离我们很遥远，是我们所陌生的。看来事实并非如此。武器的制作并不复杂，它的产生并不困难。就像水洼里必然有鱼，如果敌意、仇恨在滋长，武器就会杂草一样丛生、蔓延。可能我的脸变了色，我劝他们赶紧把小钢炮和狼牙棒销毁，留着它们后患无穷。二姑和小旺却满不在乎，他们轻松地笑着：在俺们村，家家都有几件，平日藏起来，不得已的时候才拿出来自卫用。
我给二姑满了一杯茶，递过去，她润了润喉咙，但，是这杯茶太酽、太苦（农家多是喝劣质的茶叶末子，抓一大把放进壶里）？她再往下说时，声音有点儿涩滞：“老辈子里俺齐王人就拧成一股绳似的，撕都撕不开，可这回不行了，出了‘汉奸’……”好像这对她是最致命的打击，“俺村的书记、村长、会计三家先搬走了。”
“他们是带头执行……”我为了安慰二姑。
“才不是呢！人家早捞够了钱，不愁下半辈子花的了……有权就拼命往自己腰包里塞，谁管老百姓的死活……”
“其他人是不是也会慢慢动摇？小腿拧不过大腿，能‘抗’多久？您也……”妻子在一旁插话说。
“……”二姑未答话。我看到她没有了起初的自信，头在往下垂，眼里雾一样蒙上了哀伤和绝望，脸色非常难看。想来她对这场争斗的结局是清楚的。
……
从二姑家出来，已近中午，朗朗的日头当空高照，我却感觉有什么在遮挡她的光芒（是头顶的树冠吗）。一个个的大红“拆”字又尖利地扎进眼窝，疼得我受不了。我别过头，不看它们，我厌恶它们，是它们宣判了这个村庄的死刑，是它们夺走了人们年节的欢乐。可这些“拆”字却老在我眼前晃，飘飘忽忽，铺天盖地。它们的后面是气势汹汹、张牙舞爪的推土机、铲车，再后面是迎着它们举起的森林一样的木棍、铁锨、钢叉。它们混杂交错在一起，我的眼里、心里乱极了。我担心双方的冲突再度激化、升级，我同情村民们的遭遇，他们是弱者；我又为狼牙棒、礼花弹的出现深深忧虑；农村的城市化也许是大势所趋，谁阻挡都是愚蠢、徒劳的，这道理我也懂；可美丽的农村家园的即将消失又叫我无比地痛惜……这些东西纠缠着我，过年的兴味早跑得无踪无影了……
（《当代散文》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