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书生意气(2)
何思源有一次因上班迟到，韩复榘要责打他二十军棍。有人劝说：“何乃文官，如何用军棍打呢。”韩说：“不打也得罚。罚他把省政府礼堂扫一遍！”于是何思源就到礼堂扫起地来，有人戏曰：“何思源斯文扫地矣。”
在何思源任山东省教育厅长的时候，有一件轰动中外的事件：《子见南子》案，在这个案件里，我们看到了何思源作为书生的坚守，在封建卫道士的围攻里，为五四精神传薪。
一九二九年六月八日，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演出了独幕话剧《子见南子》，《子见南子》一剧取材于《论语·雍也》篇：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为林语堂原作。
《子见南子》开场了。帷幕徐启，笙匏齐鸣，乐鼓声中，孔丘登场。
只见他身着玄衣黄裳，头戴“章甫之冠”，足踏夫子高履，宽颐高颡，粉面朱唇，确乎道貌岸然。只听他唠唠叨叨，哼哼唧唧，唱了几段有音无字，谁也听不懂的曲子，然后高呼：“由啊，快赶车！”呼声刚落，子路雄赳赳登上前台。看他长缨高帽，短衫长剑，二目灼灼，恰似绿林好汉。
这是师徒二人为播扬“圣道”，谋求一官半职，来到卫国，准备通过“内线”南子，去走卫灵公的后门。环佩铿锵，南子出场了。只见她锦缎宫装，珠玑满身，光艳逼人。在歌舞队簇拥下，她翩翩而行，婀娜多姿，媚态百出。两人相见，孔子向前深施一礼，随后疾行追赶，南子猛一转身，“胸腹嘴脸两相接触”，惹得观众哄堂大笑。在这笑声中，“至圣先师”头顶的光轮，顿时化为乌有。
一会儿，孔子与南子攀谈了。双方共同研讨了“饮食、男女及人生的意义”，不料，向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的老夫子，竟然与卫灵公的宠姬观点如此一致。南子提出要成立“六艺”研究社，孔子也至为赞佩，并提出此研究社应按“德、言、政、文”四方面内容去研究。但南子执意不从，坚持要去掉“德行”一条，因它与人生是矛盾的。老夫子只好屈从。南子喜上眉梢，旋赐孔子白璧一双。老夫子受宠若惊，竟然以堂堂“圣人”之躯，拜倒在“寡小君”南子的石榴裙下，咯噔咯噔地直磕响头。台下又是一阵哄笑。
接着，南子手执月琴，率领歌姬们围着老夫子，口唱《桑中》之诗翩翩起舞。老夫子陶醉在歌声乐舞之中，神魂颠倒，如痴如醉，两眼直盯着年少貌美的南子，口中喃喃有词：“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人生的意义了！”“我孔丘，在阙里街也干过那事，在新街也打过茶围！”“看来，我过去讲的那套仁义道德全是放狗屁啊！”这时，台下掌声齐鸣，欢声雷动。台上，子路却为老师的丑态又羞又气，怒发冲冠。孔子见此，急得顿足捶胸，面对自己的学生指天骂誓。一个道貌岸然的“圣哲”，顿时变作一个丑末。看到这里，“特邀”席上的“圣裔”们再也坐不住了。
在哄闹声中，一个个悻悻退出了会场。
《子见南子》的演出深深激怒了孔府。孔府以孔教会长孔繁朴等为首，笼络几个青皮讼棍，冒“孔氏六十户族人”名义，以“侮辱宗祖孔子”、“反对日宾”罪名，具呈越级控告二师校长宋还吾至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
蒋介石立命教育部“严办”。教育部并专派参事朱葆勤，会同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亲赴曲阜查办。七月十一日，蒋介石由孔祥熙陪同赴青岛，路过济南，又召何思源到火车站，当面训斥，并令其对二师“严究”。
何思源骨子里有很重的“五四”情结，他与二师校长宋还吾是曹州同乡，又是北大的同学，何思源对蒋介石的命令明顺暗抗，对宋还吾则明批暗保。从火车站回来，何思源马上召集手下紧急磋商对策。他认为，对“子案”不能处理，一处理，蒋介石势力必定乘虚而入。会议决定，对宋还吾要明撤实升。后一起研究宋还吾的答辩书，为宋还吾撑腰。
南京方面，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长何思源的老师蔡元培、教育部长蒋梦鳞均同情、支持二师学生。“子案”发生后，蔡元培、蒋梦鳞二人认为学生排演新剧，未有侮辱孔子情事，孔氏不应小题大作。七月初，当何思源以商量筹办青岛大学为名邀请其师蔡元培、蒋梦鳞及马寅初到青岛共商对“子案”的应付办法时，蔡元培又对何思源说：“反动势力很难消灭，处处都能遇到，你应该下决心坚持抵抗，决不让步。”
因何思源对“子案”拖着不办，几天后，孔祥熙、张继又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对何思源提出弹劾。
在此形势下，何思源只得委派省教育厅督学张郁光，以他的名义陪同朱葆勤赴曲阜调查。调查结果，认为孔氏所控三点，均查无实据，学生并无侮辱孔子言行。据此调查，教育部发出第九五二号令，指出宋还吾及学生“尚无侮辱孔子情事，自应免予置议”。对此，孔府不服，再具呈告。
开庭了，原告上来的是孔繁朴、孔传堉、孔继伦等一些六七十岁的白胡老头子，被告却是六七个十岁上下的小孩子。原来，他们是二师附小的学生，经过二师师生的精心安排，冒名顶替来打官司的。法官提问喊的是二师学生孔昭义，上堂来的却是九岁的小学生孔宪鹏。上得堂来，一问三不知。连提问几个，都是如此。当问到两个稍大些的孩子时，他俩就和孔繁朴等在法庭上辩论起来。
孔繁朴等人说：“你们演剧侮辱圣人，该当何罪？”
小学生说：“编剧本的没罪，为什么演剧的就有罪呢？”
孔繁朴等人又说“你们祭孔时为什么不穿祭天服？”
小学生反问：“国家叫我们穿中山服，你们叫我们穿祭天服，我们是服从国家，还是服从你们？”
人虽小，但言辞犀利。孔繁朴等人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狼狈不堪。法官也哭笑不得，斥责他们：“你们这些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告一些几岁的娃娃，不怕人笑话？”
输了官司又丢丑，几个老朽气得两眼昏花。孔繁朴当场气得不能动弹，被人用躺椅抬了下去。
鲁迅先生一直关注着“子案”事态的发展，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正是因为“圣裔”们的特权的压迫，“使那里的非圣裔的青年们，不禁特地要演出《子见南子》。”“子案”基本结束后，鲁迅于八月二十一日将全案过程中十一篇公私文字收集起来，加上“结语”，在《语丝》发表，做为揭露反动派镇压革命的生动材料。
何思源在《子见南子》案里，看似柔弱的书生，但他柱立中流、蔑睨权贵，不为蒋介石的权力所拘，一如既往地把“五四”精神统贯下去，即使他侧身官场，依然热血书生，他有一股书生的痴气在官场流动，使民国山东的教育有了自由的空间。
三
何思源作为一个书生，当民族危难的关头，他选择的是以身赴难，表现出了曹州人独有的侠气。韩复榘被蒋介石处死后，何思源作为教育厅长到了鲁北的黄河口，负责指挥鲁北游击队，当时从济南到渤海湾的鲁北平原都属于何思源的地盘。为了抗日，何思源先收编那些土匪，不管黑道白道。在绿林丛里，显示了曹州人何思源的过人胆识，他常常一人骑着自行车，独闯土匪的宿营地，那些满脸横肉的土匪见了他，都客客气气地说“老厅长来了。”
在抗战的那些日子里，何思源数次遇险，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四日，日军动员山东河北几千兵力，几百辆汽车包围何思源，日军拿着照片，和何思源对面走过，但是没有认出。还有一次，敌人知道了何思源的住处，集中兵力活捉何思源，但何思源获得了情报，由别人驾着走亲戚的骡车接走何思源，到了庄外，车夫把车鞭交给何思源，何思源成了车夫，跳出包围圈。因为敌人知道何思源是骑马作战的，但没有想到，何思源是一个车夫。日本人抓不住何思源，于是就想出一个恶毒的办法，用人质来对付何思源。
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侵华日军宪兵队伙同天津意大利租界当局，将何思源的夫人何宜文和子女四人突然逮捕，随即押往鲁北惠民县城，以此胁迫何思源投降，日本人扬言何如果归顺，南京的部长或山东的省长任其选择，否则就将其家属杀掉。这便是当年曾轰动一时的“人质事件”。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的很多大官把自己的家属撤退到大后方，但何思源没有钱，就把夫人和孩子放到距离鲁北较近的天津的租界。当时何思源的夫人何宜文带着四个孩子，最大的孩子八岁，最小的孩子四岁。
人质事件发生后，何思源很快就作出了反应。他认为自己作为一名主政一方的抗日领导人，尽管家属已被日军扣为人质，但绝不能示弱，一定要强硬对待，否则就会落入日本人设下的圈套。于是他马上将详情电告重庆政府，要求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意大利驻华使馆进行交涉，另一方面，他向各大报馆、教会、学校、慈善机构、各国驻华使领馆、南京汪伪政权反侵华日军总司令发出通电，揭露日本军方不顾国际公约，在战争中擅以妇女儿童作人质的暴行，并特别指出意大利租界当局对这一事件负有严重责任，如果事情得不到正当解决，他将采取严厉的报复措施，对此一切后果均由意大利方面负责。正在这时，日本人给何思源送来一封劝降信和一张何的家人在日本宪兵队的大照片，信中说要派重兵包围鲁北行署驻地，并且把何夫人和孩子放在部队的前面，如果进行抵抗，就先打死他们。何思源接信后马上在驻地举行了军民集会，集会上何思源大义凛然、慷慨陈词：“现在我们和日本之间只有战争，没有其他话可说。日本不过虚张声势，垂死挣扎，其失败已为期不远。至于我的家人已陷敌手，生杀在于他们，但如果认为以此要挟可以迫我就范，那他们完全看错了。今天的会议，就是我对日本人的回答。”说罢将日方的劝降信当场撕得粉碎。
在战争年代，何思源与妻子儿女天各一方，现在卑鄙的敌人拿手无寸铁的女人和孩子要挟，他怎能不对对手的卑劣义愤如火？何思源决定采取反人质的方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把在鲁北的意大利传教士和修女全部逮捕，共七十人，秘密关押。因为何思源的夫人是法国人，何思源的夫人是在意大利租界被逮捕的，于是一场牵扯四个国家的人质事件轰动了国际。
在人质事件中，何思源牵挂着亲人，但他知道，他越强硬，亲人的安全越有保障。日军如果杀何思源的一个亲人，何思源说就会杀十个意大利人。
“人质事件”一经曝光，舆论立时大哗，社会各界纷纷指责日本侵略者的卑鄙行径，向何思源一家发出声援。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也照会意大利政府，对意租界的助纣为虐之举提出严正抗议。何思源积极动用各方面的力量，他派人用重礼找到汪精卫伪政府的立法院长陈公博，让他协调，陈公博是何思源的留美同学，于是陈公博也就答应下来。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日军总司令只好答应在一月二十六日前把何宜文等人送回天津。但狡猾的日本人不甘心就此罢休，又以旅团长松井的名义送来一信，信中说：现决定十四日把何夫人和孩子送济南转天津，途经清河镇，希望何思源到此与家人一聚。但据何思源在惠民伪军中的内线报告，日本人已从山东、河北等地调集重兵，想借此事稳住何思源，然后南北夹击，将何部一举歼灭。何思源当机立断，立刻率部连夜安全转移，让日寇一无所获，空手而归。当时何思源正在病中，他让卫队骑着马向另外的方向疾走，自己则迎着敌人坐着大车从敌人眼下走脱。
在日本人押着何宜文到处捉拿何思源的时候，在姓丁的看守的安排下，姓丁的头目和日本人喝酒，何思源和夫人何宜文见了一面，后来何思源说那些日本兵是傻种，后来技穷的日本人只好将何宜文和孩子送回天津。在人质事件里，何思源的书生气是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刚正，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何思源把自己的性情和胆识化作担当的道义、化作精神，他不是那些一头扎在书堆里的人喊作“书蠹”的书生，他是那样的慷慨大气。
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何思源是有大义在胸的人，在３ ４８后来的北平和谈中，他背离蒋介石，不愿为一家的私利而害国家民族，毅然和蒋介石决裂，虽然蒋介石下达暗杀令，致使他和法籍夫人受伤，一女死掉，但他还是痴气不改，走自己选择的路，第二天打着绷带，作为北平和平谈判的代表出城与共产党谈判，保住了古都北平，使我们的文化免遭涂炭，为文化的承续做出了一个书生的大义之举。在仕途，作为书生的何思源，不在意自己的个人得失，他和那些官场的“冠冕满台皆奴仆”、把国家民族的大义抛到天边的人形成了巨大的断裂。
但是这样的书生现在是愈来愈少，一个拥有独立人格、能够自由思考、有信仰、有操守、真诚待人的书生，在电脑时代，怕是秋日的黄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