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临终的眼：萧红(1)
在我初中的时候，到了鄄城的县城，那是近三十年的时候，我买到一本考琳·麦卡洛写的《荆棘鸟》，扉页上的一段话，在炎阳下刺中了我：
传说中有一种荆棘鸟，一生只唱一次，那歌声比世界上所有一切生灵的歌声都更加优美动听。从离开巢窝的那一刻起，她就在寻找荆棘树，直到如愿以偿。然后，她把自己的身体扎进最长、最尖的刺上，在那荒蛮的枝条之间放开歌喉。在奄奄一息的深刻里，她超脱了自身的痛苦，那歌声使云雀和夜莺都黯然失色。这是一曲无比美好的歌，曲终而命竭，然而，整个世界都在静静地谛听，上帝也在苍穹中微笑。
因为，最美好的东西只能用深痛巨创来换取。
鸟儿胸前带着荆棘，她遵循着一个不可改变的法则，她被不知名的东西刺穿身体，被驱赶着，歌唱着死去。在荆棘刺进身体的一瞬，她没有意识到死之将至。她只是唱着，唱着，直到生命耗尽，再也唱不出一个音符。
有人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荆棘鸟。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在寻找着只属于自己的荆棘树。无论寻找的旅途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令人心痛，我们依然执着地找寻着，直到生命完结的时候。
“当我们把荆棘扎进胸膛时，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是明明白白的，然而，我们依然要这样做，我们依然把荆棘扎进胸膛。”
荆棘树等待属于自己的荆棘鸟，荆棘鸟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荆棘树。这样，不断地循环着，反复着，自古至今……但对每个人来说，他（她）的荆棘鸟与荆棘树，是不一样的。
乡村小学时知道萧红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乡村闭塞，也是在黄昏门框的石头上，我读到文革前的一个草纸印刷的小学的课本，那上面有萧红的火烧云，这是鲁西平原常见的自然现象。在晚饭前后，天一下就红了，好像涂抹了油彩，“白狗变成了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喂猪的老头儿在墙根靠着，笑盈盈地看着他的两头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后来才知道，渡过我们北面的黄河，就是萧红的祖籍：
莘县。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个冬天，我到莘县的一个乡下的村子看望朋友，快到年关了，快要半夜的时候才到，手脚冻得蜷缩，朋友在房屋的当门烤火，朋友村子的西边就是马颊河。我想这是萧红的爷爷的爷爷曾惦念的河吧，人们说诗人墨水瓶的上游是汨罗江，天下的水都是相通的，呼兰河的上游一定是马颊河。第二天一早，我和朋友到马颊河踏冰，那年的冬天奇冷，冰上横竖有很多的裂痕，有鱼冻在冰里，如鱼化石，我想到萧红的《呼兰河传》的开篇：
酷寒把大地冻裂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大地就裂开口了。水缸被冻裂了；井被冻住了；大风雪的夜里，竟会把人家的房子封住，睡了一夜，清早起来，一推门，竟推不开门了。
能把冬天写得如此，直追唐代诗人岑参“风掣红旗冻不翻”。也许就是在阅读萧红时，冬天奇冷荒寒的感觉一直留存在我的记忆里，有时觉得萧红的一生欢娱少荒寒多，逃婚、饥饿、流亡、失业、遇人不淑、难产、疾患、白眼，萧红就是在荆棘里趟过来的。
我常疑问，萧红的悲剧，是时代洪流裹挟下的个人的悲剧，还是她过于依附男人，轻易处置自己的身体使其和灵魂分离而产生的悲剧？
斯人也而有斯疾。
一九九八年夏季，在哈尔滨火车站前一个叫海燕宾馆的地方，有个朋友困在那里，钱物被人窃取，我从北京一路劳顿到了那里，那时我想到萧红困居在哈尔滨一个叫东兴顺旅馆里。
在哈尔滨的日子，我以一个外乡人打量着哈尔滨这座优雅的城市，欧式建筑随处可见。在冬季，我在鲁西平原里的小城总看到这里零下三十度，大雪漫飞，那时的萧红也一定踏着雪，天白了，地白了，人也白了。
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这里有很多外国的侨居者，散布在这座城的各个角落，这里的侨民多达三十多个国家的十几万人。商人、西餐馆的老板或女招待、面包师、建筑师、小提琴师、马车夫、出租车司机、娼妓、神父或者嬷嬷，还有在街头拉着手风琴讨钱的乞丐。但更多的是日本人，这日本侨民里面也有“九一八事变”后的侵略者日本关东军及随军家属。日本人对这座优雅的城市，实施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统治，萧红在日本人统治下生活了压抑的三年。
萧红很有绘画的天赋，不知道在落雪的时候，她是否到松花江边写生？那时，人们说在下雪的时候，巴赫的《意大利协奏曲》或者莫扎特的《第九钢琴协奏曲》就会在城市响起，而哈尔滨的教堂之多，在中国无出其右者，萧红怀着六甲的孩子，能听到教堂传来的大大小小的钟声，那在她心中泛起怎样的波澜？
我想：恐怕萧红没有那样的闲情逸致。东兴顺的旁边就是妓院，属于三级、四级的。萧红当年差点被卖到那里。在哈尔滨的日子，我却只去了离松花江不远的道外南十六道街２４１号，旅馆遗址还在，当年萧红住的房间还在，人们说黑底红字，魏碑体的“东兴顺旅馆”早沉在历史的风烟中了。
当时正逢松花江发大水，水面已漫过旅馆一楼。萧军是在报馆知道萧红被困的消息后，趁着旅馆内外一片混乱的当儿，带着萧红不辞而别的，当时萧红挺着个大肚子。
从此，一个弱女子，以自己的笔在这个男人的世界里满是伤痛地写出了比那些男人都要璀璨的人生。
吃杀猪菜时想到萧红在哈尔滨，我和朋友坐着出租车找小吃，人们推荐老六杀猪菜。
杀猪菜，其实在鲁西平原也有，在过年的时候，谁家杀猪，邻居帮忙，最后把下水、猪血、肠子放到锅里炖。
在一个僻静的小街，我们找到一家老六杀猪菜。我的感觉里，一直认为萧红是饥肠辘辘，不独灵魂，不独肉体，也兼胃肠。她的文字满篇覆盖着饿的呐喊，黎明时候，饿了一夜的萧红爬上欧罗巴小旅馆地下室高高的窗台，两只脚悬挂而下……。她每日都是这样的等待，会否有人送点食物给她果腹。她仔细分辨着每一种不同的脚步声，像果农在无边的黑暗里倾听夜露的滴答，……甚至，一次，躺在铺满稻草的床上，她想到了偷。“列巴”被挂在别人的门把手上飘香，她饿得直咽口水，想着怎么去把属于别人的食物偷来。那一刻，已然没有了羞耻心。那一次，羞耻心终归醒了过来。……她一直饿着，一直与饿拔河较劲。
从昨夜到中午，四肢软一点，肚子好像被踢打放了气的皮球……
像个没有灵魂的纸人贴在门扇上。
郎华仍不回来，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我坐在小屋，像饿在笼中的鸡一般，只想合起眼睛来静着，默着，但又不是睡。
我饿了，冷了，我肚痛……肚痛，寒冷和饥饿伴着我，……什么家？
简直是夜的广场，没有阳光，没有暖。
我再也不能抑制我的愤怒，我想冻死吧，饿死吧……
雪，带给我不安，带给我恐怖，带给我终夜各种不舒适的梦……一大群小猪沉下雪坑去……麻雀冻死在电线上，麻雀虽然死了，仍挂在电线上。行人在旷野白色的大树里，一排一排地僵直着，还有一些把四肢都冻丢了……从冻又想到饿，明天没有米了。
饿比爱人更累……
萧红常常处在一种饥饿的状态下，每天都站在欧罗巴旅馆的过道里等着萧军给她带回吃的。有时是馒头，有时是少量的列巴圈、牛奶。
偶尔也会下下馆子吃点猪头肉、肉丸子之类的荤腥菜。但大多数时间是吃不饱的。
黑列巴和白盐，许多日子成了我们唯一的生命线。
我不愿意我的脑浆翻绞，又睡下，拉我的被子，在床上辗转，仿佛是个病人一样，我的肚子叫响，太阳西沉下去，他没有回来。我只吃过一碗玉米粥，那还是清早。肚子越响了，怕给他听见这肚子的呼唤，我把肚子翻向床，压住这呼唤。
这样的文字不会出现在优雅的林徽因笔下，也不会出现在冷艳的张爱玲那里，萧红对于饥饿的描写是那么触目惊心，在老六杀猪菜馆里，怎能知道六十年前的萧红？外面的夜来了，现在是夏天，没有寒冷和饥饿，也没有了萧红。
剔除族谱的萧红
特立独行和叛逆一直主导着萧红，这是不容于当世和家人的，在萧红的族谱里，你却找不到萧红的星点影子，在呼兰“萧红故居”中，我看到有一部《东昌张氏宗谱书》，１６开本。在萧红的父亲廷举之页中，印有张廷举单人免冠照片一张，其下为萧红的生母姜玉兰和继母梁亚兰的单人照片。族谱的编撰者不是别人，正是萧红的父亲张廷举与四叔张庭惠在伪康德三年（一九三五）八月创修的。《东昌张氏宗谱书》
的序中说：“我张氏之先，居山东东昌府莘县长兴社杨皮营村，清乾隆年间，我高祖岱公始游关外朝阳凤凰城等地，后至吉林之伯都纳青山堡镇东半戴河子屯（今榆树县属距城东九十里），察其土质膏沃，垦田躬耕，久之遂家焉。”
族谱有萧红的生母姜玉兰的条目，生于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正月初一，死于民国八年（一九一九）闰七月初二，“呼兰府硕学文选公女，幼从父学，粗通文字，来归十二年，勤俭理家，躬操井臼，夫妻伉俪最笃，惟体质素弱，不幸罹疫逝世。”
这本宗谱书内记载有张岱至一九三五年以前出生的六代人的生卒年月日和简历，唯独没有萧红，萧红消失得无影无踪，并且在其母姜玉兰的条目下，也只写“生三子”而不写生一女三子，好像一九一一年张家没有婴儿呱呱坠地。萧红是家中的长女，出生时哭声洪亮，不止不休，接生婆老石太太将她从水盆中拎出，说了句：“这丫头蛋子，真厉害，大了准是个茬儿。”
确实是个茬，编撰族谱时候，萧红离家出走已过五年，父亲将萧红视为“大逆不道，离家叛祖，侮辱家长”，宣布开除其族籍。《东昌张氏宗谱书》中，根本没有萧红辈份中“张秀环”的名字。
萧红是端午出生的，这在人们眼里视作不祥，后来家里人好像就印证了这一点，萧红是不安于家室的，而在人们眼里萧红风流成性，这给她当时的家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萧红说：“我这一生，是服过了毒的一生，我是有毒的，受了害的动物，更加倍地带了毒性……”我想，这毒性，恐怕就是她家里人害怕而我们喜爱她的缘由吧。
对于中国女性来说，为了私情离家是没有退路的：只要你迈出家门一步，门就在身后“咣”地一声关闭了。《包法利夫人》中离家出走的爱玛服毒自杀了，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了，也许萧红是仿效《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娜拉走后怎么办？是堕落还是回来？萧红走的是别样的路途，萧红是知道前脚迈出门槛的境遇的。即使在被抛弃，告贷无门，衣食不继，饥寒交迫，又有身孕的凄惨状况下，萧红也没有随弟弟回家，她不能（一个未婚先孕的私奔女子不会被社会接纳）也不愿（回去意味着更严密的禁闭，失去自由）回去。许多年后，当她在香港回忆她的呼兰河老家时，她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以文字和记忆靠近家乡，只是一种补偿和安慰。
我知道在萧红十四岁她上高小一年级的时候，由父亲做主，将她许配给省防军第一路帮统王廷兰的次子王恩甲为未婚妻。
“又过一年，我从小学卒业就要上中学的时候，我的父亲把脸沉下了！他终于把脸沉下。等我问他的时候，他瞪一瞪眼睛，在地板上走转两圈，必须要过半分钟才能给一个答话：‘上什么中学？上学在家上吧！’”
“父亲在我眼里变成一只没有一点热气的鱼类，或者别的不具着情感的动物。”
“半年的工夫，母亲同我吵嘴，父亲骂我：‘你懒死啦！不要脸的。’当时我过于气愤了，实在受不住这样一架机器压轧了，我问他：
‘什么叫不要脸呢？谁不要脸？’父亲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当时我没能看出他头上有火也没冒？父亲满头的发丝一定被我烧焦了吧！那时我是在他的手掌下倒了下来，等我爬起来时，我也没有哭。可是父亲从那时起他感到父亲的尊严是受了一大挫折，也从那时起每天想要恢复他的父权。他想做父亲的更该尊严些，或者加倍的尊严这才能压住子女吧。”
萧红以出家当尼姑逼迫父亲向她屈服，秋季让她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立女子第一中学，在初三的时候，萧红结识了哈尔滨法政大学学生陆振舜，她向父亲提出解除与王恩甲的婚约，遭到父亲的拒绝。在初三，张、王两家积极为萧红嫁娶做准备，萧红面临着与王恩甲结婚，还是跟陆振舜去北京读书的最后抉择，精神异常痛苦，常常不去上晚自习，躲在宿舍饮酒吸香烟。初中毕业后，萧红第一次离家与陆振舜私奔到北京。
萧红与陆振舜的离家出走，在闭塞的呼兰河县城引起轩然大波，使家人倍受舆论的压迫。父亲被解除秘书职务，姊妹们为舆论威压被迫相继转往外地求学。王家也就此发难。已婚的陆振舜与萧红朝夕相处，日久，便爱上了她，于是写信回家要求与妻子离婚，这使陆家大为不满，断绝了其经济来源。他们在北京生活无着，被迫回到哈尔滨。
她在哈尔滨与陆分手后，过了一段短暂的流浪生活，后来实在呆不下去了，只好与家里妥协，答应回家与王恩甲完婚。
王恩甲的大哥，对萧红以前离家出走一事耿耿于怀，对弟弟“懦弱”的迁就行为很是不满，于是迫使王恩甲“休掉”萧红。萧红于是去法院，告王恩甲的哥哥代弟休妻。王恩甲为保全大哥在教育界的名声，承认是自己要休妻的，萧红一气之下回到呼兰，两人暂时分手。
萧红回到呼兰县城的家里，闭塞落后的乡邻视她为“怪物”，半年前与人离家出走，如今又与未婚夫打官司，成为人们饭后茶余谈论的佐料。她因之受到家族的歧视。接受了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萧红受到父母的冷落和弟妹的疏远，心情压抑而苦闷，开始借酒浇愁和吸烟。
此种嗜好的养成，损害了她的身体，造成了她日后的体弱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