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陈白尘：牛棚的血泪
《牛棚日记》虽是出版于一九九五年，但它完成于十年文革特殊的年代，陈白尘在《牛棚日记》中曾说起此部日记的源起：“１９６６年初我由北京中国作家协会，贬至江苏省文联，数月后‘文化大革命’起，不待省文联的群众揪斗，中国作协已派人来将我‘押解’回京，时为９月１１日，从这天起整整七个年头，我半幽禁在‘牛棚’之中，每逢夜深人静时便偷偷地写下最简单的日记，以记录这个‘伟大’的时代，数年来从未中断过。１９７３年我终因心脏病发而被恩准回宁治疗，也说不清是为了什么，就在那段隐姓埋名的日子里，我又翻出了这些冒着危险而写下来的日记，且珍惜地将它们一一整理成篇，共得十余册。”
他的女儿陈虹在《牛棚日记》后记中说，陈白尘在那段隐姓埋名的日子，将日记“翻译”成文，“为之写下‘前记’：‘对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当时就缺乏理解，到今天也还理解不够，为此对于自己的思想活动，则仍存其真，未加改动——当然，想改也是无从改起的。’这确实是他的‘实录’，他不能够忘记那段曾令人迷惘、令人痛心的历史，他只想再去细细地咀嚼一番。”
陈白尘《牛棚日记》以记实为历史存照，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的日记写道：
今日天安门有大会，主席再次接见红卫兵，东单一带戒严。而作协在青年艺术剧院开斗争张天翼的大会，我们只得持通行证通过。会场黯淡无光，台上只开一只工作灯，阴森森的。台前地板上竖斗大黄纸黑字，张的名字被打上红××，尤觉鬼气。我等后于群众入场，坐前排。张则最后由主席荣正一宣布“押上来”后，才徐步走上台去，在被审席上就坐（但他基本上站着）。张交代不数分钟，即被喝止，而由群众揭发。在揭发中插以追问，有的又插以小揭发，追问中则又口号迭起。会开得井井有条，但也显得做作，荣正一更像演戏。追问中我数度登台“陪绑”，吴组缃、陈翔鹤等人也上了台。
最后是群众喝令全体黑帮登台“示众”，于是二十余人鱼贯而上，自报家门。刘白羽自称“黑帮大将”，于是严文井等都是“干将”之流了，我自然也未能免俗。但张僖迟疑之后，却自称“黑帮爪牙”；陈翔鹤是川腔十足，抑扬顿挫，令人忍俊不禁；白薇老太太身躯臃肿，满台乱转；臧克家衣衫瘦小，耸肩驼背，都可笑亦复可怜。只可惜没有穿衣镜，不自知是副什么怪状了。
散会后，见翔鹤在前踽踽独行，欲与之语，倏又不见。
“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民族的劫难，在理论上和行动上，人们都不甚清楚，最初尚有一息文化上革命的意蕴，最后则演变为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斗争、政权斗争。《牛棚日记》对“文革”的怀疑，一直是作者胸中的块垒，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星期四日记：
上午甘棠惠、雷奔来，要我们揭发文革委员会推行资反路线的罪行，限于明日交，而有关自己的交代材料，可推迟一二日。思想上大起疑问。
下午闻文联召开“打退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会”，斗争刘芝明、刘白羽，作协旧党组成员均出席陪斗。会间传来吵闹声，说吴晓邦、盛婕殴打革命群众云，不知真假。又，大楼院内大字报中揭发影协袁文殊也有复辟企图云云。怎么有那么多的复辟阴谋？殊不解。
《文学战报》第二期出版，有《打倒刘白羽，砸烂旧作协》一文，许多材料闻所未闻。
联想极多，对诸事无从理解，也无法理解，于此境地将何以自处？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们可以看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其独立之思考尚未泯去，对“左”的怀疑，其实是对“文革”以“革命”的名义下的欺骗性的怀疑，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作者写道：去锡芬处，饮酒少许，午睡片刻，极酣，归途在西单遇游行队伍，极整肃。忽又见卡车队，均着工人装，头戴铁面罩，手持长矛或狼牙棒，有数百人，似赴战场者，令人怵目。前者宣称反对武斗，后者则称“文攻武卫”。“武卫”之说难解，没有“武攻”，何必“武卫”？从表面上看是不主张“武攻”，但双方各以“武卫”自居，其结果则必然武斗不已！身在局外，许多事难以理解，不免忧心忡忡。此种心情又向谁诉？
说到此则日记，我们会知道千百年来忧黎元的知识者、清醒者的处于逆境对民族国家的真挚情怀，总是不易泯却，也可以在这里看出恶浊世事中灵魂的泣号与悲鸣。
“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不但是触及灵魂且从肉体上进行摧残，几乎所有稍有名气的作家、作品都在劫难逃，老舍先生自沉太平湖后，陈白尘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的日记中记道：
上午北京文联来人谈老舍问题，约二小时，令写材料，下周五交。
晚，思考老舍问题。舒公过去的作品，虽有错误，但抗战开始后总还倾向进步；解放后除《龙须沟》、《茶馆》外，虽无更好作品，但总是在竭力歌颂新社会；而写作之勤，是老人中所仅有；从对外影响说，也应该是加以保护的人物。但不幸竟因一时之愤而轻生，是不幸的事！现在还要追问其历史，批判其作品，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说，也是不智的。运动以来，有许多自杀的人其实并无多大问题，只是一时思想不通，便走上绝路，如陈笑雨等，将来又如何下结论呢？思之茫然！
老舍先生抱冤沉湖，在那个特殊年代没有悼词、没有挽联，连骨灰也未留下，陈白尘的这段文字尽管当时不见公之于世，然而，可见他对老舍先生的肯定与理解，对沉湖的惋惜和对极“左”政治的指责。
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一直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当黑白混淆、是非不明，最有力的抗争即是面对真理扞卫自己精神的纯洁性，不管面前所对的是什么，狂风也罢、浊浪也罢，一九七零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日记写道：
仍去大田翻地。天热，中午增加了一小时的休息。六时返，途中是起风，大雨骤至。
晚在广播中听到下期《红旗》的目录，有批判《石达开的未路》的文章，这倒是意料中的。但冠以“反共历史剧”的帽子，大吃一惊。作品有错误，我已检查过了，但何致定以“反共”之罪？千年前大字报上虽有此一“恶语”，却总以为是革命群众过火的提法，而今中央党刊的文章也如此相捉，实出意外。
六月七日的日记接此问题，又记：
雨，在工地做杂活。地滑，又摔了一跤。
向冼宁借阅《红旗》，读完批判文章，心痛欲然。作为中央的党刊，对一个党员作如此批判，其势有如泰山压顶，是无从分辨的了。默然接受这样错误的批判，置真理于不顾，难道不是对真理的背叛？那又是什么共产党员？申辩，将说我是反对党中央，不申辩，也是欺骗党中央！我将何去何从？
遭淫威而不屈，这是真正人格的力量。有冤而又无处申辩，作者的悲愤心情溢于字里行间，此情向谁倾诉？当读到一九七一年二月四日的日记时，我们就像看到一个像二十世纪被放逐的屈原形象：“晚，再读《红旗》上文章，不能终卷。抛书疾走，仰天长呼者三，仍然悲愤难平，乃作短歌一首。”
陈白尘在一九六九年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一九八二年九月，陈白尘接受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主持人聂华苓的邀请，赴美参加国际作家盛会，旅美期间，创作了八篇“断忆”干校生活的散文，一九八四年以《云梦断忆》出版，是此时期散文创作的重要收获。
“十年动乱中国和人民都遭受巨大的创伤，除少数宠儿之外，谁不在心灵或肉体上伤痕累累”，陈白尘痛定思痛，采用庄谐并举，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方式，铸成大作。
《云梦断忆·忆鸭群》可称上品，三年半咸宁干校生活，鸭子成了他相处最久感情最深的朋友，鸭子不像斗争之弦上紧的人类，鸭子给予了作家以温暖和慰藉，陈白尘与鸭处既久，遂揣摩观察，悉心体味：
当它满足食欲之后，特别是又来一次酣畅的游泳之后，振翅高唱，是它的欢乐之歌；当它在吞食到美味而深感幸运时，边吃边作短促的低吟，是它的赞美之歌；当它求爱不遂，低声婉啭，是它失恋的悲歌……
即以休息论吧，那是千姿百态，都可入画：有的为爱惜羽毛，扭转其灵活的长颈，遍身剔刷；有的扇动双翼，抖动全身以振荡水滴；有的伏地休息，缩作一团，如果怕感冒，还可以将口鼻插入翼下取暖；有的伫立凝望，缩其一足，也如金鸡独立一般，以资休息；有的放声歌唱，以示愉快；有的故意撩拨友朋或互相捱擦，或互相托颈以示亲热。
这是一幅群鸭图，鸭子是画家的爱物，陈白尘以工细之笔，描摹群鸭，文字的多彩的下面恐怕深潜的是一颗孤寂之心吧，以生命的壮年消耗在与鸭共舞的时光，这在历史上就像苏武牧羊一般。“某日，我的同伴他去了，只有我一人在荒僻的沼泽边上牧鸭，它们正吃得欢腾，我便躺在草坡上休息、吸烟。这时是四野无人，而且似乎是万籁俱寂了，虽然风和日暖，却不免有孤独寂寞之感。”
鸭子在陈白尘特殊年代中的分量，我们可以参其《牛棚日记》，他曾多次记叙牧鸭时的心情。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一日“陆苇开玩笑说，明日鸭班全部返连，鸭子杀光，售给大家。几信以为真，为之恼闷不已。数月来，日与鸭群为伍，对这群小动物有了很深的感情了”。
陈白尘《云梦断忆》中有对丑恶、虚伪、残忍的灵魂的剖解与鞭挞，像《忆胖子》中“公独踞舞台上公案正中，张眉怒目，高呼把被斗人某某带上堂来，其威风之大，确乎超过封建时代的县太爷”，而此公一年前“还笑容可掬地以其长篇小说求教于我过，而他今日的面目何以又如此狰狞呢？”《云梦断忆》中有对美丽、善良、正直的人性的赞美。在《忆房东》中，雨夜，别人一声“你受苦了！陈大爷！”使陈白尘彻夜难眠。那时陈白尘只有被吆来喝去的份，或是“叛徒”或是“黑帮”，何曾听过“大爷？”
《牛棚日记》与《云梦断忆》是十年“文革”的信史，因其稀少，更可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