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张中晓：抛弃乌托邦的绝唱
张中晓一九三零年生于浙江绍兴，一九五五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被捕入狱，《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按语中说：“张中晓这个胡风分子，凭着他的反革命的敏感……”，“他的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较之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好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在内，阶级觉悟的高低，政治嗅觉的灵钝，是大相悬殊的。”张中晓在狱中一年，由于不断嗑血而被“保外就医”，遣回老家绍兴。
后来，他又回到上海，在新华书店做寄发书刊的杂活，勉以活命。
在这段日子里，他开始在一些零碎的纸张上写一些札记。在这些札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张中晓在历经磨难、艰苦备尝的环境中，始终怀着一颗在知识中寻求力量的赤子之心。
王元化说：“人的尊严愈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识就愈会变得坚强起来。这是施加暴虐的人所不理解的。”张中晓在札记中摘录《旧约箴言》中的话：“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在他短短三十六七岁的生命里，禀着决不苟且偷生，能活一天，就做一天自己要做的事，他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七日的《关于三本笔记的检查》中写道：
“一九五六年我保外回家以后，由于条件有限，家中有古书可读，又因为自己过去不读古书，知识不广，应当补课，因之在乡九年多时间里生病之外，读了一点古书。主要是四书五经，诸子诸史，以及一些佛经、圣经等。随读随记，写了三本读书笔记《文史杂抄》、《随思录》、《狭路集》约三十万字。”当时他的生活极端困苦，在绍兴，没有收入，连购买户口来的粮票也没有，只得依靠在当地邮局做小职员的父亲苦撑度日，在札记中时常可见：“寒衣卖尽”、“晨餐阙如”、“写于嗑血后”等血泪文字。
张中晓在文革初死去了，人们不知他死于一九六六年还是一九六七年，然而他的文字留下来了，后来友人根据遗稿整理出版了《无梦楼随笔》。王元化在《无梦楼随笔》序中，把张中晓与顾准放在一块：“他们都命运坎坷，并不是为了流传而来着书立说，只是由于不泯的良知写出自己的内心独白。”
书名“无梦楼”是最能体现张中晓内在思想的一个词汇，五六十年代正是乌托邦在中国大行其道的时候，有些人把目的的高尚转化为手段高尚，在所谓的高尚的目的下杀戮监禁，这是一个人们失去自由的时代。张中晓从胡风来说，应该是鲁迅血脉的再传弟子，张中晓所处的位置比鲁迅要艰难多倍，无衣无食。鲁迅虽说过中国的监狱最难坐，但毕竟没有踏入那黑暗的地带半步。在那时有思想就意味着受难，林贤治曾说，顾准是因受难而思想，张中晓是因思想而受难。
张中晓是一九五五年因为“胡风反党集团案”而被打倒的。当时他才二十五岁。从《无梦楼随笔》里看到的张中晓的照片，那是一个真诚的孩子。朋友们都对这个天才的少年寄予厚望。可是那个时代要让一些孩子作为革命机器的燃料，思想就是有罪的，以太阳的名义进行的公开的钳制使他失去了从事文学研究和写作的权利。张中晓被押送到乡下监督改造。他在乡下过的是极其艰难困苦的生活。他曾经将一件破背心改作短裤，后来又将这条短裤改作毛巾用。他常常一大早起床，坐上两三小时船，到县城的阅报栏读上一张报纸，然后又坐上两三小时船回来。这是一个堕落的时代，也是检验是否拼抢嗟来之食的时代，很多人恢复了动物性拼命撕扯、告密、落井下石，在这时张中晓时时感到“人成为畜生的机会太多了，人堕落为畜生的可能、遭遇也太多了”。张中晓没有放弃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独立的思索，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凌辱。你可以夺取手中的笔，但你不能夺取思索的头颅。
张中晓开始以格言的形式写下自己思想的见证与思索，比如对阿Ｑ的抨击：“如果他一得势，决不是一个善良的人物，他的劣根性会转变为压迫阶段的精神屠刀，他会比赵太爷更无赖、更下贱。”“阿Ｑ的劣根性是永远应当反对的，只是由于他的劣根性是在黑暗时代形成的，是阶级社会的结果，而他是被剥削者，所以人们希望他摆脱弱点，同情他的命运。但是，不能放纵他的劣根性，因为他的劣根性正是决定他即使得了势，立刻就变成不仁的根本因素。劣根性不仅妨碍他的觉悟，而且妨碍他成为真正的人。它是陷于奴隶的枷锁，也是走向统治者的桥梁。”这是怎样的带血的控诉？鲁迅对阿Ｑ的批判是从精神上，在鞭笞他灵魂的同时，又设计他向往革命，但张中晓是看到了革命与解放的，多少阿Ｑ在革命胜利后的表现才使他说出如此深刻与愤激的话？
《无梦楼随笔》是张中晓受难的思想的结晶，最深刻的地方应该是对达尔文、黑格尔以来所谓历史进化、历史规律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目的论的质疑。“历史的道路不是预先设定的，不是先验的途径，相反，它是既往人类行动极果和将来人类行动的开始。走到哪里算哪里──实验主义历史观也。”先验的历史观无论在黑格尔的故乡还是在张中晓时代，都是被许多人玄想和结撰出来的。张中晓说：“社会生活（政治）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不是一个人的经验所能说明和解决的，它的行动取决于各种因素各种力量的中和。”
人们对制度的设计，对未来理想国的描述和对英明领袖的赞美完美都是幻想，人间根本不可能建造天堂，天堂只是在彼岸，人世不会产生伟大、神圣、永恒的东西。逻辑是包办一切的吗？“在黑格尔的概念威力面前，任何逻辑思考都软弱了，空疏了，任何理智都僵化了，干枯了。”在逻辑推演出的所谓的“历史规律”获得统治者的支持之后，逻辑就成了中国的思想专制的帮凶，正像海耶克说的：“人们一旦接受了它的出发点的那些前提，就不能逃避它的逻辑。”苏联为了按照历史目的论的引导进入共产主义，不惜屠杀了两千万人民，加上饿死的人那就更多。中国由于同样的荒唐，曾经在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的大饥荒中夺去数千万人的生命。
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张中晓呼唤的是人的价值和自由的理念，“只有在自由中，人才可能发现他真正是怎样的。只有作为个人，才会感到欢乐和痛苦。”张中晓是在监狱里获得如此的思考，还是他的观察？“一个美好的东西必须体现在个人身上，一个美好的社会不是对于国家的尊重，而是来自个人的自由发展。”这时的张中晓何尝有一丝的自由，他承担着人类的黑暗与禁锢，“我很困难，活不下去了。但我还想活。”是国家体制把一切都包办，把一切人算作自己的子民，对子民有生杀予夺的权利，还是肯定个人存在的权利？这是人们要思考并应回答的，从肯定个体权利和自由，人们在后来才开始反抗极左政治。
这些带有体温的文字常是张中晓“写于嗑血后”。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月，病发后六日晨记于无梦楼，时西风凛冽，秋雨连宵，寒衣卖尽，早餐阙如之时也。”《无梦楼随笔》有一条这样写道：“过去认为只有睚眦必报和锲而不舍才是为人负责的表现，现在却感到，宽恕和忘记也有一定意义，只要不被作为邪恶的利用和牺牲。
耶稣并不是完全错。”在黑暗开始摧垮大多数的时候，张中晓念叨着宽恕和悲悯，张中晓不是耶稣，但他像耶稣一样承受苦难、担当苦难。有多少人在胡风运动中向这些无辜的人泼脏水，谩骂，做伪证，连巴金先生晚年忏悔都说在胡风事件上，他也向井中投过石块。张中晓像耶稣一样宽恕在人性的恶中互相攻讦的人类，像耶稣一样悲悯在黑暗的路途中迷途的可怜的羔羊一样的人。
张中晓继承了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抨击，他在《无梦楼随笔》中说：
“中国的古文化，不管它如何智慧和高超，归根结底，没有通过个人（即思维的自由）反思的心情，因此，对人是陌生的、僵硬的、死相的。”“中国人的理论、学术着作，读来如一批命令，缺乏纯真的乐趣（美学上的享受）。没有精神参加进去，没有精神（个性）的活动。或者是抄袭，或者是枯燥的理智，或是宫廷语言的堆积，而思想，却需要普遍性和个人感情（风格）的结合。”反观我们的现实，多少垃圾文字充斥于我们的生活。大家习焉不察？汉字和汉语思想开始堕落，这是一种污染，毒化一代代的人们的心灵……张中晓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要担当怎样的压力，他要战胜多少的世俗的和精神的黑暗呢？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有一节：“孤独是人生向神和兽的十字路口，是天国与地狱的分界线。人在这里经历着最严酷的锤炼，上升或堕落，升华与毁灭。这里有千百种蛊惑与恐怖，无数软弱者沉没了，只有坚强者才能泅过孤独的大海。孤独属于坚强者，是他一显身手的地方，而软弱者，只能在孤独中默默地灭亡。孤独属于智慧者，哲人在孤独中沉思了人类的力量与软弱，但无知的庸人在孤独中只是一副死相和挣扎。”
孤独与绝望笼罩着张中晓，但他在绝望中开始了反抗，他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历史对人生的见解：
统治者的妙法：对于于己不利者，最好剥夺他一切力量，使他仅仅成为奴隶，即除了卖力之外，一无所能。欲达到此目的，首先必须剥夺其人格（自尊心）。盖无自尊心，说话不算数，毫无信用，则无信赖，也就没有组织力量（影响）了。于是，人无耻地苟活（做苦工），天下太平。
特权与谎言是一对玩弄的伙伴。为了自己的特权，当然斥责别人对人类权利的要求。或把个人特权称为人类权利，把人类理性变为个人欲望。把权利变成了特权，或以特权形式存在的权利。一方面肆无忌惮地虐待别人，而另一方面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
中国人的记忆于性上亦最为健全的，别的东西易于忘记，惟有男男女女之事，一说就记得，而且非常颖悟，大有举一反千之乐。
生活的诸多方面都是张中晓的材料和思索的维度，张中晓是一位思想史的先驱，外界环境的饥饿、病魔和困苦折磨着他，恐怖的内心的孤独感折磨着他。他悲愤地写道：当世俗的权力在精神的王国里挥舞着屠刀，企图以外在的强加来统治内在世界，于是就产生诛心之论，法外之意了。
张中晓的朋友说他在十八岁时说的一句话：会稽人张中晓，认真活过，读过，写过，爱过，恨过，在还很不愿死时，死了。十八岁呀，他就曾预感自己的命运吗，幸也？不幸？一个知道自己命运的人！
张中晓说：“凡病皆可医，惟俗不可医；凡事皆可耐，惟俗不可耐。”
张中晓超越了世俗，也超越了自己。《无梦楼随笔》是张中晓生命的墓碑，它使作者获得了永恒，也使中国当代散文史有了一片血写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