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谁的精神？何种精神？(2)
唐朝妇女审美观也因胡风浸染而由魏晋时期的崇尚纤瘦变为崇尚健硕丰腴。唐朝一些艺术作品中展示的妇女骑马击球的情景，一反汉文化以阴柔为妇女典则的传统，透露出胡族女性活泼、勇健、无拘无束的性格。唐代女性的前胸确实是颇为暴露的，不但将脖颈彻底暴露，而且连胸部也处于半掩半露的状态。袒胸露肌，这是自然的、美的。欧阳询《南乡子》中有“胸前如雪脸如花”的句子，其中毫无保留的赞美，则更是反映了当时的时尚风气和审美标准。时尚风潮，势不可挡。何谓惊世骇俗？“世”是不断变迁的，而我们可能就是“俗”的一部分。
我们在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可以感受到这方面的风韵。唐公主改嫁者达数十人，高阳、襄阳、太平、安乐、永嘉诸公主还养有男宠。
《唐律》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我们看离婚书上的祝福之语，比我们现在还开通，“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裙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士……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赵锋利也写到大历才女晁采与邻生文茂时常以诗通情，并乘机欢合，晁母得知，叹曰：“才子佳人，自应有此。”于是为他们完婚，这是一个私奔正常的时代，婚前性婚外性是被人允可的时代。《西厢记》所本的《莺莺传》，莺莺和张生私通，实际上这个故事的结局也并不像后世所改成的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是莺莺另嫁，张生另娶，后来二人还有诗赋往来，并不是后世的分手即是陌路的小肚鸡肠。
唐代的诗坛巨子、文章魁首、各界名流与青楼女子在人格上是平等的，那些名流对青楼女子不但悦其色，慕其才，而且还知其心，敬其人，做到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像元稹、白居易、刘禹锡与女诗人薛涛、元稹与刘采春、陆羽、刘长卿与李冶都是声色相求、情好志笃、诗词酬唱的诗中挚友，决不像宫体诗作者把女性当物化审美和色情对象来描写，而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思想上的共鸣。那个时代，酒不再是男人的专利，女人也纵酒狂歌，唐明皇李隆基特别欣赏杨玉环醉韵残妆之美，常常戏称贵妃醉态为“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当时，女性化妆时还喜欢在脸上涂上两块红红的胭脂，是那时非常流行的化妆法，叫做“酒晕妆”。
赵锋利让我们回到唐朝，欣赏长安时代的女人，那些丰满的女人在肉身上绽放出一朵让后世道学家瞠目结舌的花朵，这种健康的如牡丹一样的女人，像李商隐说的“我是梦中传彩笔，欲写花叶寄朝云”，然而那些女人的浓艳、大胆、奢华、雍容大气、标新立异的精神呢？我们只有在赵锋利的文字里凭吊了。那是女人的黄金时代，后人只能“拜倒在唐代女人的石榴裙下”，对于美何妨俯首心折顶礼膜拜，总比匍匐在直筒裤和比基尼下要风雅。
三 精神伦理叙事及其待解的问题赵锋利散文往往是以历史为切口的，在《走不远的文人》里写了：
文人不愿意老当文人，喜欢往仕途上挤。“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十年寒窗苦，不就是图个金榜题名时么？特别是在文坛上卓有建树的一些大文人，总是想找一个能实现自身价值施展才华抱负的平台，以酬经邦济世之志。但高处不胜寒，挤上仕途的文人多数走不太顺。
赵锋利写了家乡的文人王禹偁“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的三次被贬，其实正因为三次的外放，我们才读到了《黄冈新建小竹楼记》和“商略黄昏雨”那些奇丽的文字。赵锋利以家乡的两个女人吕后与戚夫人博弈，写了人与人像狼与狼一样，而家乡的男人最知名的要数黄巢，这个人物在赵锋利笔下变得有点迷离。他把笔伸向包拯，写了公元１０６２年的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的死在朝野和历史的震荡。
赵锋利散文的根须一是扎在故乡的人事，一是扎在历史的深处，而故乡的深处也是历史的深处。他在故乡的历史里追索属于这片土地也属于这个民族的精神的共性，他是以故乡那些人的独特的细节来还原历史的。赵锋利对故乡的深情可以用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里满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来表达，他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将来也会埋骨于斯，他在这里有沧桑，有感念，他写的故乡的那些风云的文化人物，不仅是从地理上靠近心灵，而且是从文化从精神上靠近，一个人根须发达了，那他的生命感悟和审美自然就有了深度。
赵锋利散文注意还原历史的细节，使历史有了润泽感，人不可能在史料上有创造，但这并不是说作者面对史料无所为之。散文是一种审美的精神活动，作者可以用自己的心灵把过往的史料用思想照亮。
散文写作不是学术的史料勘察，它的用武之地在心灵的把握和精神的开掘上。
在很多的所谓的文化散文里，人们看到的是史料的堆砌，在史料巨大的压力下，作者很少能自由地把心灵和精神的触角伸展开，大家如一个只会转述历史史料的奸客。
史料在散文作家这里，就如“戏法人人会变，但高下不同”，重要的是我们要有慧目，发现那些不被人重视而忽视的真的精神的细节和蕴涵的精神的信息。一些所谓传说和传奇，多数是没有多少精神价值的，这些必须引起散文作家的注意，那些异质的，那些不可被重复的掩藏在史料底层的东西，才是宝贵的。
谢有顺说：“历史的力量，对于散文作者来说，恰恰是以非历史的方式达到的；它不是为了寻求历史的正解，而是为了接通历史中秘密的心灵通道。可是，当下的文化散文作者在进入历史（历史文化和历史人物）的时候，往往表露出一种试图纠正历史的文化态度，他们的行文中，似乎总是在辩白，在澄清，在告诉读者历史是这样的，不是那样的，而恰恰忘记了他们手中那些有限的材料，并不足以做这样正统的事情。（张爱玲说，历史是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胡适则说，历史像一个小姑娘，你怎么打扮她都行。）结果，多数的历史文化散文，都落到了整体主义和社会公论的旧话语制度中，它无非是专注于王朝、权力、知识分子、气节、人格、忠诚与反抗、悲情与沧桑之类，并无多少新鲜的发现。”
历史散文不是复述历史的散文，在历史的滞实上面要有虚灵与追问，但是，我们还要防止另一个陷阱。从此处我们可以借赵锋利散文谈一个在文学史上被遮蔽的问题——散文是美文的问题。散文是美文，意味着我们的文字是如何着迷于所谓的审美，而不堪生活的“痛苦”之重。把痛苦消解成一种所谓的诗意把玩，在痛苦面前闭眼，不将社会和人生的苦难转换成自己肉身感同身受的痛苦，而是一种超越，这也是张志扬先生追问的。中国正如张志扬先生所言：“近现代史上，中国较之世界，其痛苦的深重，唯犹太民族可比。但察其表达痛苦的文字，诚如鲁迅所言，多在‘激动得快，消失得也快’之间，……它并非某一种个性所为，而是一个民族所为，尤其是这民族的汉文字所为，于是有问：痛苦向文字转换为何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