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谁的精神？何种精神？(1)
在时下谈论精神的话题，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赵锋利的散文集名之为《精神的回望》，是当下市声嚣扰的反讽揶揄，抑或是一种对过往的精神生态的留恋？不论何种状态，我想他的心应该是苍凉的坍塌的，在他的文字里人们能读出他的忧心和迟疑，他面对的是弃园和荒芜，而他的文字则像是凭吊也是招魂。《诗·王风·黍离》写过此类的场景：
彼黍离离，
彼稷之苗。
行迈靡靡，
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
此何人哉。
……
三千年前的西周东迁洛阳后，有大夫行经镐京，看到宫室宗庙倾颓破败，黍稷没径，哀伤周室之衰，因而写下了《黍离》；南宋词人姜夔，在金兵南侵扬州后，曾路过兵爨扬州，写下《扬州慢》一词，描绘了当年春风十里的扬州，而今变成了“尽荠麦青青”的凄凉景象，词前小序说：
“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确实的，在赵锋利对精神的回望里，我是感到了《黍离》的悲慨与哀凉。
“精神”在现世，是一被污染的词，也是一被遮蔽的词，它可以是爱，也可以是一种追求。精神存在着，我们可以感受到，精神是难以定义的，无论是张承志不合时宜高举“清洁的精神”，以中国古文明“一些最纯的因素”，“几乎是处在极致，超越界限，不近人情”的“洁”的精神抗击“不义、庸俗和无耻”，还是以哲合忍耶纯洁的精神信仰和道德理想为源泉的圣战。张炜的“精神的思缕”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精神”与“坚持”，他在鲁迅那里接通自己的精神资源和支撑，他以寻找的姿态，在质朴诚实的野地中，得到精神归宿的落实。而我们在赵锋利的《精神的回望》中可以看出精神与价值追求和生活态度的生生死死的紧密，宗教、艺术哲学是精神的领地，而境界和高贵离精神也不远。在人生的态度里，我们能感受到“精神”的力！我们可以把张承志、张炜到赵锋利的叙事，这种充满精神的寻求、渴望、疑虑的文字，这种让我阅读后感到疼痛和思索的文字，称之为“精神叙事伦理”，这是借鉴刘小枫先生的“叙事伦理”而提出的一个概念，什么是伦理？刘小枫说：“所谓伦理其实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反过来说，一种生命感觉就是一种伦理；有多少种生命感觉，就有多少种伦理。伦理学是关于生命感觉的知识，考究各种生命感觉的真实意义。”
在我们对伦理有了认识的时候，伦理的前缀叙事，是我们行文的基础和阅读的根基。刘小枫说“叙事改变了人的存在时间和空间的感觉。当人们感觉自己的生命若有若无时，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破碎不堪时，当我们的生活想象遭到挫伤时，叙事让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返自己的生活想象的空间，甚至重新拾回被生活中的无常抹去的自我——叙事不只是讲述曾经发生过的生活，也讲述尚未经历过的可能生活。一种叙事，也是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一种实践性的伦理构想。”
而我们提出的精神叙事伦理，我想，应该包括的是既有一般的为大家认可的一些理则，是人应该遵循的基本的在物质里也包含的一些观念，还有就是那些超拔一般的在困厄中的追求，虽九死而未悔的举止。这样的伦理诉求，是人超越动物性的地方，它是个体的生动的。
我们在一个个的叙事中，感受到生命的价值和力量，通过这种叙事，我们重新接通了历史，不是化石，而是肉身存在的感觉，当然这种精神的叙事是独异的，也是前瞻，他是精神的深度，是语言为我们的平淡生活的创意，使我们一接触这种文字，马上有一种心理的空间和时间。它改变了我们原先的阅读和体验，使我们有助于了解我们的困境和慵懒，或者获得一种安慰和启示。
赵锋利是于仕途经济上奔波的人，依常例，心思是应该用在前程上，然而他却追求起“天下文章，苍生功业”。他的文章是在生活之上，为自己的精神和灵魂筑居一处安妥的地带，是一种儒者淑世为怀的古典追求。在他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一种根深蒂固的偏好，对历史的留恋，他关注的是历史上精神的故事和人物。确实，通过叩问独特的精神事件，我们去探问当下生活的意义，“每个人都是一个深渊，当人们往下看的时候，会觉得头晕目眩”（毕希纳）；“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值得仔细审视，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与梦想”（基斯洛夫斯基）。精神叙事伦理是在一个个人物和故事里，找到生命的原始生态和质感，它与内在的精神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他不是从个体生命里超逸而出，对人的痛苦转身相向做形而上的滑翔，如蝴蝶滑翔与花朵。这样的文字是感性的，也是精神的、思索的，但因为有了感情和精神而显得生气勃勃，写作这样的文字阅读这样的文字，是和精神关联的事情。和赵锋利一样奔波仕途经济的人伙矣，但并不是每人都能讲述这样的故事，写文章的人也伙矣，但并不是每个写文章的人，都能设置精神的空间，让阅读的人着迷和思索。精神叙事伦理是让人在生活中，读到这样的文字着迷和转向的，他改变了你对生活的看法和自己的活法，我们很多的人是活着，很少的人是生活。不单单是活着的人，是有思想的人，按照自己的精神的活法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易的。
二 精神叙事伦理故事的讲法
人，应该是精神规定的肉身，西方有言：道成肉身，肉身之上的给人质感和重量的是精神，然而精神的规定，可能是痛苦，也可能是奴役，虽然精神有超越肉体的一面，肉体的沉沦也难免使精神下作。
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曾对中国人做过如此的判词：凡属于“精神”的，一概离中国人“很远”，黑格尔在这里谈论的精神的本质是自由的问题。也许自由作为精神的规定确实离我们的民族是远了点。
人类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刘小枫曾综合黑格尔、马克思、尼采、韦伯的理解，如此表述：“人类面临的基本问题有两个，如何应对人世中的欠缺和如何建立并维持有秩序的统治，世界历史中的各种宗教为此提供了各自的来世精神安慰和现世神权统治，古代的先知、智者、贤人们十分清楚，对于人世中的恶和受苦，没有政治上的（世俗的）根本解决办法。”人是精神的肉身，那使人感到质感和重量的在肉身之上沉甸甸分量的便是精神。
精神有超越的一面，它让人摆脱了琐碎和庸常，但精神也有让人痛苦不堪难以忍受的一面。当然精神和肉体一样，也会堕落沉沦，其实表面沉沦的是肉体，在肉体快感中难保精神不滴血，就如现代人不再给彼岸以肯定，人变得无家可归，在获得丰厚的物质的同时，精神却无处安顿。
中国人也讲“精神”，但通常是世俗意义的，在平素的养生，讲究“精气神”，中医有“精脱者死”、“失神者亦死”的说法；《灵枢·本藏篇》云：“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养生而周于性命者也。”我们可以进行一番文字的本原意义的追索，精，物之精华。“精”字，左边是“米”字，右边上面是“生”字的简化，“生”字下面是“月”；“月”，古代通“肉”。
“米肉生”为精，指的是食物的精华。养生的首要在于良好的饮食。米肉，一素一荤，荤素结合。良好的饮食在于均衡营养。我们现在常用的“膳”字，也是这个意思。“膳”字左边是“月（肉）”，右边有草，是素，说明饮食要荤素结合，以求均衡，为养生之首要。精，主要就是从良好的饮食中获取。古代“精”字中的“月”，又是“丹”字的变形。“丹”，寓意井中出丹，上面“生”字，表明良好的饮食是最好的灵丹妙药。“神”
字由“示”和“申”两字组成，“示”上两横，表示上面的天，其下“小”字，为日月星之象。“申”，是闪电的象形。古人认为闪电威力无边，神秘莫测，便对它顶礼膜拜，奉为神灵。闪电是古人敬奉的最原始的神灵之一，是上天的代表，万物的主宰。人体也是一个小天地，因此，神在人身上，表示人的最高主宰，这就是人的思想、心灵、精神和灵魂及其表现。《灵枢·本藏篇》说：“五藏主藏精者也，不可伤，伤者失守而阴虚；阴虚者无气，无气者死矣。”五藏藏精，精为神之舍，有精才能有神，所以“积精”，才可以会神。精伤了，神就无所舍，是为失守，这是精与神的关系，也就是精为体，神为用。
而在赵锋利的文字中，我们感到的是精神的“养生”，《精神的回望》里有两篇特别的文字，《乱世作男》与《盛唐绝唱》。赵锋利讲述的是魏晋六朝的一群乱世“作”男。“作”，是赵锋利的家乡的方言，作的意思是放纵，是超越了底线，这个底线是当时的世俗的标准。赵锋利一是从好色好酒斗富比阔、草菅人命来说的世俗的肉身的“作”；再就是“非汤武而菠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一班痛苦灵魂而不惜抛弃身体的“作”。
《乱世作男》像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演讲，让我们从食色尘世里看到了魏晋士人的宽服、拂尘、木屐、丹药、清淡及抚琴而歌饮酒乐甚的一帮“顽主”。那是乱世，“篡也惯了，乱也惯了”，在黑暗险恶的乱世生活的人们，是最容易让人勾起“宁做太平犬，勿做离乱人”的感慨。白骨遮蔽野，展转沟壑，人们的生命如风中之烛，在死亡的阴影的笼罩下，人们反而要完美度过任何东西都难以换取的自己有限的一生，摆脱世间价值观的羁绊，按照自己的心性、自己的价值观，吾做我，他们拂去悲哀，超越忧郁，面对浊世而极尽嘲笑之能事。魏晋六朝人，真是强者的群雕，这些生逢地狱般时代，在脑海里清楚地烙下人间阿修罗相的人们，其心灵受到冲击，伤感到极点，却因此得以清醒、透彻地看到事物赤裸的本相，也由此，他们对所有的一切不再怀有幻想，长幼尊卑，乃至血缘伦理，他们以自己的存在作为唯一的支点，怒则大骂，痛则大叫，乐则大笑。宗白华说：“虽然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为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时发挥到极限的时代。”
魏晋六朝是一个用血灌溉的场所，我们从一个个奔赴刑场的故事后面能看到一种怎样的精神？何晏、嵇康、二陆、张华、潘岳、郭璞、刘琨、谢灵运、范晔……直到“华亭鹤唳不复可闻”、“广陵散于今绝矣”。
赵锋利在《乱世作男》里，是从饮食男女来做精神伦理叙事发解码口的，我们看到人猪共饮，看到常从邻家美妇饮酒，甚至醉眠其侧，终无他意的孤独；也有石崇与王恺斗富，以蜡代薪，作锦步障五十里的奢华；更有劝酒女郎因不能“完成任务”，一连被斩了三人，“旁人十分紧张，不安，劝大将军敦快饮酒吧！敦却说：‘他杀他的人，和我有什么关系！’”的冷血与冷漠。
在这里善与恶的道德法则消失了，但我们在读到赵锋利选择的叙事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想到昆德拉的一句话，“小说成为精神的最高综合。”对的，赵锋利的叙事里肩负着对现代生活和古代历史重整的意愿，这里面有他对丑的厌恶。作为一个散文家，绝不仅仅是满足讲故事，在文字的组合里他提倡的是一种信念，他在《乱世作男》里，描述的是中古四百年的血泪，人们在肉身里负载的精神的信念。我们可以从赵锋利叙述的：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
看出精神的无可选择的痛苦。历史上曾有杨朱哭歧路是因为选择太多，而阮籍哭穷途则是由于无路可走。
大道多歧，如鲁迅在《两地书》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自己面对歧路的态度，他说：“‘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老实人，也许夺他的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鲁迅是爱魏晋人物的，他的性格的峻急何尝不是嵇康的影子。鲁迅曾整理《嵇康集》而张大嵇康的精神，鲁迅在《病后杂谈》里说过他对那些人物的敬爱，“寻到了久不见面的《世说新语》之类一大堆，躺着来看，轻飘飘的毫不费力了，魏晋人的豪放潇洒的风姿，也仿佛在眼前浮动。由此想到阮嗣宗的听到步兵厨善于酿酒，就求为步兵校尉；陶渊明做了彭泽令，就教官田都种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议，这才种了一点秔。这真是天趣盎然，决非现在的‘站在云端里呐喊’者们所能望其项背。”在《乱世作男》里，赵锋利谈那些不堪的“作”男，心里是一种愤激和嘲笑，但我想与病态的社会总是配套的，那是一种恶之花，而土壤也是腐朽的，然而这腐朽的养料确是为我们的民族注入了一种特异，我们不能预设一种道德归罪，而是理解那些故事背后的生命，那些精神事件。作家不是道德的法官，是谁规定人必须要过有意义的人生？其实在魏晋时代，规定人生活的，恰恰是不规定自己的，鲁迅说：“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着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
像李敖最想做一个唐代人，赵锋利也回到唐代，在《盛唐绝唱》里，他演绎大唐女性，他为我们讲述了武则天、杨玉环、虢国夫人这些贵族女性的生活。但我看中的是那些不拘礼法、率性而为的娼女念奴，精音律，通经史，更能夜行七百里，入危邦，施奇技，将一场战争消弥于无形。实在令人钦羡的红线女、那些活在爱情里的晁采、薛涛、李冶、鱼玄机，赵锋利在这篇散文里，用散点透视的笔法，为我们讲述了唐代女人的服饰、诗歌、音乐、舞蹈，还有尚武的精魂与好男宠的色情观。
唐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陈寅恪先生在西南联大曾讲授过杨玉环入宫前是否处女的问题。他的《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长恨歌》笺证也花费几页的篇幅讲述这个问题，唐代的皇帝有胡人血统，也许是这样的缘故，大唐的女人在性和爱上享受了充分的自由。这时的汉族是以汉族为父系、鲜卑为母系的新汉族，唐文化是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兼容并包的大气派，一切因素、一切形式、一切风格，在唐代文化中都可以恰得其所。唐代妇女在这种“胡风”文化的氛围中，在礼法薄弱的“胡人”社会，豪爽刚健，绝不类南朝娇羞柔媚和两汉的温贞娴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