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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文学生活 (5)

书籍名:《中国人》    作者:林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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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吾们对于中国诗的内在技术与精神,所感兴趣甚于韵节的排列式。用了什么内在的技巧,才能使她至于如此神妙的境界?她怎样用寥寥数字在平庸的景色上,撒布迷人的面幕,描绘出一幅实景的画图,益以诗人的灵感?诗人怎样选择并整理其材料,又怎样用他自己的心灵报道出来而使她充溢着韵律的活力?中国的诗与中国的绘画何以为一而二、二而一?更为什么中国的画家即诗人,诗人即画家?

  中国诗之令人惊叹之处,为其塑形的拟想并其与绘画在技巧上的同系关系,这在远近配景的绘画笔法上尤为明显。这里中国诗与绘画的雷同,几已无可驳议。且让吾人先从配景法说起,试读李白(七〇一——七六二)诗便可见之:

  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

  这么二句,不啻是一幅绘画,呈现于吾们的面前,它是一幅何等雄劲的轮廓画,画着一个远游的大汉,跨着一匹马,疾进于崇高的山径中。它的字面,是简短却又犀利,骤视之似无甚意义,倘加以片刻之沉思,可以觉察它给予吾人一幅绘画,恰好画家所欲描绘于画幅者。更隐藏一种写景的妙法,利用几种前景中的实物(人面和马头)以抵消远景的描写。假若离开诗意,谓一个人在山中登得如此之高,人当能想出这景色由诗人看来,只当它绘在一幅平面上的绘画。读者于是将明了,一似他果真看一幅绘画或一张风景照,山顶真好像从人面上升,而云气积聚远处,形成一线,却为马首所冲破。这很明显,倘诗人不坐于马上,而云不卧于远处较低的平面就写不出来。充其极,读者得自行想像他自己跨于马背上而迈行于山径之中,并从诗人所处的同一地点,以同一印象观看四面的景色。

  用这样的写法,确实系引用写景的妙法,此等“文字的绘画”显出一浮雕之轮廓,迥非别种任何手法所可奏效。这不能说中国诗人自己觉察此种技术之学理,但无论如何,他们确已发现了这技巧本身。这样的范例,可举者数以百计。王维(六九九——七五九),中国最伟大的一位写景诗人,使用这方法写着:

  山中一夜雨,树梢百重泉。

  当然,设想树梢的重泉,需要相当费一下力。但适因这样的写景法是那么稀少,而且只能当高山峡谷,经过隔宵一夜的下雨,在远处形成一连串小瀑布,显现于前景的几枝树的外廓时,读者才能获得此配景的印象,否则不可能。恰如前面所举李白的例句,其技巧系赖在前景中选择一实物以抵消远处的景物,像云、瀑布、山顶和银河,乃聚而图绘之于一平面。刘禹锡(七七二——八四二)这样写着:

  清光门外一渠水,秋色墙头数点山。

  这种描写技巧是完美的,隔墙头而望山巅,确乎有似数点探出于墙头的上面,给人以一种从远处望山的突立实体的印象。在这种意识中,吾们乃能明了李笠翁(十七世纪)在一部戏曲里这样写:

  已观山上画,再看画中山。

  诗人的目光,即为画家的目光,而绘画与诗乃合而为一。

  绘画与诗之密切关系,当吾人不仅考虑其技巧之相同性,更考虑及他们的题材时,更觉自然而明显,而实际上一幅绘画的题旨,往往即为采自诗之一节一句。又似画家绘事既竟,往往在画幅顶部空隙处题一首诗上去,也足为中国画的另一特色。关于这些详情,下面吾们论述绘画时,当再加以详论。但这样的密切关系,引起中国诗的另一特点,即其印象主义倾向的技巧。这是一种微妙的技巧,它给予人以一连串印象,活跃而深刻,留萦着一种余韵,一种不确定的感觉,它提醒了读者的意识,但不足以充分使读者悟解。中国诗之凝练暗示的艺术和艺术的含蓄乃臻于完美圆熟之境的。诗人不欲尽量言所欲言,他的工作却是用敏捷、简括而清楚的几笔,呼出一幅图画来。

  于是兴起一种田园诗派,一时很为发达。它的特长是善于写景和使用印象派的表现法。田园诗派诗人的大师为陶渊明(三七五——四二七)、谢灵运(三八五——四三三)、王维(六九九——七五九)和韦应物(七四〇——八三〇)。不过作诗技巧在大体上跟别派诗人是融和的。王维(即王摩诘)的技巧据说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因为他同时又为大画家。他的《辋川集》所收的殆全是一些田园的写景诗。一首像下面的诗,只有深体中国绘画神髓者,才能写得出:

  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流泻。

  跳波自相溅,白鹭鹜复下。

  ——《栾家濑》

  这里吾们又逢到暗示问题。有几位现代西洋画家曾努力尝试一种不可实现的尝试工作,他们想绘画出日光上楼时的音响。但这种艺术表现的被限制问题却给中国画家部分地解决了,他们用联想表现的方法,这方法实在是脱胎于诗的艺术的。一个人真可以描绘出音响和香气来,只要用联想表现的方法。中国画家会画出寺院敲钟的声浪,在画面上根本没有钟的形象,却仅仅在深林中露出寺院屋顶的一角,而钟可能地表现于人的面部上。有趣的是中国诗人的手法,在以联想的暗示一种嗅觉,实即为画面上的笔法。如是,一个中国诗人形容旷野的香气,他将这样写:

  踏花归去马蹄香

  如把这句诗用作画题,则没有别的表现香气方法比画一群蝴蝶回翔于马蹄之后更容易显出,这样的画法,足证中国画之与诗的相通,而宋时固曾有这样一幅名画。用此同样联想表现的技巧,诗人刘禹锡描写一位宫女的芳香:

  新妆宜面下朱楼,深锁春光一院愁。

  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蜒飞上玉搔头。

  这寥寥数行,同时双关地提示给读者玉簪的香美与宫女本身的香美,美和香诱惑了蜻蜒。

  从这样的印象派联想的表现技巧,又发展一种表现思想与情感的方法,这吾人称为象征的思考。诗人之烘托思想,非用冗长的文句,却唤起一种共鸣的情绪,使读者接受诗人的思想。这样的意思,不可名状,而其诗景之呈现于读者则又清楚而活跃。因是用以引起某种意想,一似某几种弦乐在西洋歌剧中常用以提示某种角色之入场。逻辑地讲,物景与人的内心思想当无多大联系关系。但是象征的与情感的方面,二者确实有联系关系。这作法叫作“兴”,即唤起作用,在古代之《诗经》中即用之。例如在唐诗中,盛朝遗迹,亦用象征的方法,千变万化地歌诵着,却不说出作者思想的本身。如是,韦庄的歌诵金陵逝去的繁华,有一首《金陵图》,你看他怎样写法: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延袤十里的柳堤,已够引起同时人的回忆,那过去的陈后主盛时的繁华景象,如重现于目前,而其“无情最是台城柳”一句,烘托出人世间的浮沉变迁与自然界的宁静的对比。用此同样技巧,元稹描摹其对于唐明皇、杨贵妃过去的繁荣的悲郁,却仅写出白发老宫女在残宫颓址边的闲谈,当然不写出其对话的详情的: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刘禹锡的描述乌衣巷残颓底惨愁景象,也用同样的笔法。乌衣巷盖曾为六朝贵显王谢家邸的所在: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最后而最重要的一点,为赋予自然景物以拟人的动作、品性和情感,并不直接用人性化的方法,却用巧妙的隐喻法,如“闲花”,“悲凤”,“朱雀”,诸如此类。隐喻本身并无多大意义,诗,包含于诗人的分布其情感于此景物,而用诗人自己的情感之力,迫使之生动而与自己共分忧乐,这在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那首诗中,那蜿蜒十里长的烟笼着的杨柳,被称为“无情”,因为它们未能记忆着实在应该记忆的陈后主,因而分受了诗人的痛切的伤感。

  有一次,著者跟一位能诗友人旅行,吾们的长途汽车行过一个僻静的小山脚,悄悄兀立着一座茅舍,门户全都掩着,一枝孤寂的桃树,带着盛放的满树花朵,呆呆地立在前面。这样的鲜花,处于这样的环境,分明枉废了它的芳香。于是吾友人在日记簿上题了一首诗,吾还记得他的绝句中的两句:

  相影连翩下紫陌,桃花悱侧倚柴扉。(系依英文意译)

  她的妙处是在替桃花设想的一种诗意的感想,假想它是有感觉的,甚至有“惨愁欲绝”之慨,这感想已邻近于泛神论。同样的技巧——不如说态度——在一切中国佳构诗句中所在都有。即似李白在他的大作里头有过这样两句: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

  又似他的那首脍炙人口的名作《月下独酌》便是这样写法: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这样的写法,已比较暗譬更进一步,她是一种诗意的与自然合调的信仰,这使生命随着人类情感的波动而波动。

  此种泛神论的或引自然为同类的感想语法,以杜甫的绝句《漫兴》一诗,所见尤为明显。它表现接续的将自然物体人格化,用一种慈悲的深情,悯怜它的不幸,一种纯清的愉悦与之接触,最后完全与之融合。此诗之首四句为:

  眼看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江亭。

  即遣花开深造次,便觉莺语太丁宁。

  这些字面像“无赖”、“丁宁”、“莺语”间接地赋予春及莺鸟以人的品格,接着又推出对于昨夜暴风的抱怨,盖欺凌了它庭前的桃李:

  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似家。

  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

  此对于花木的慈惠的深情又反复申述于末四句:

  隔户杨柳弱袅袅,恰如十五女儿腰。

  谁谓朝来不作意?狂风折断最长条。

  又来一次,杨柳柔美地飘舞于风中,指为颠狂;而桃花不经意地飘浮水面,乃被比于轻薄的女儿。这就是第五节的四句:

  肠断江春欲尽头,杖藜徐步立芳洲。

  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

  这种泛神论的眼界有时消失于纯清的愉快情感中,当在与虫类小生物接触的时候,似见之于上面杜诗的第三节第四句者。但是吾们又可以从宋诗中找出一个例子来,这是叶采的一首《暮春即事》:

  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

  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

  此种眼界的主观性,辅以慈爱鸟兽的无限深情,才使杜甫写得出“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拨刺鸣。”那样活现当时情景的句子。此地吾们认识了中国诗的最有趣的一点——内心感应。用一个拳字来代替白鹭的爪,乃不仅为文学的暗譬,因为诗人已把自己与他们同化,他或许自身感觉到握拳的感觉,很愿意读者也跟它一同分有此内在的情感。这儿吾们看不到条分缕析的精细态度,却只是诗人的明敏的感觉,乃出于真性情,其感觉之敏慧犀利一似“爱人的眼”;切实而正确,一似母亲之直觉。此与宇宙共有人类感情的理想,此天生景物之诗的转化,使藓苔能攀登阶石,草色能走入窗帘。此诗的幻觉因其为幻觉,却映入人的思维如是直觉而固定。它好像构成了中国诗的基本本质。比喻不复为比喻,在诗中化为真实,不过这是诗意的真实。一个人写出下面几句咏莲花诗,总得多少将自己的性情溶化于自然——使人想起海涅(Heine)的诗:

  水清莲媚两相向,镜里见愁愁更红。

  秋罗拂水碎光动,露重花多香不销。

  取作诗笔法的两面,即它的对于景与情的处理而熟参之,使吾人明了中国诗的精神,和它的对于民族国家的教化价值。此教化价值是二重的,相称于中国诗的二大分类:其一为豪放诗,即为浪漫的,放纵的,无忧无虑,放任于情感的生活,对社会的束缚呐喊出反抗的呼声,而宣扬博爱自然的精神的诗。其二为文学诗,即为遵守艺术条件,慈祥退让,忧郁而不怨,教导人以知足爱群,尤悲悯那些贫苦被压迫的阶级,更传播一种非战思想的诗。

  在第一类中,可以包括屈原(纪元前三四三——二九〇)、田园诗人陶渊明、谢灵运、王维、孟浩然(六八九——七四〇)和疯僧寒山(约当九〇〇年前后)。至相近于杜甫的文学诗人的为杜牧(八〇三——八五二)、白居易、元稹(七七九——八三一)和中国第一女诗人李清照(一〇八四——一一五一)。严格的分类当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还有第三类的热情诗人像李贺(李长吉,七九〇——八一六)、李商隐(八一三——八五八)和温庭筠(八一二——八六六),陈后主(五三一——六〇四)和纳兰性德(清代旗人,一六五五——一六八五)都是以炽热的抒情诗著称的。

  第一类豪放诗人,莫如以李白为代表,他的性格,杜甫有一首诗写着: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李白是中国浪漫诗坛的盟主,他的酣歌纵酒,他的无心仕官,他的与月为伴,他的酷爱山水和他的不可一世的气概:

  手中电曳倚天剑,直斩长鲸海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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