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人生之理想 (3)
中国人之讲情理的精神与其传统的厌恶极端逻辑式的态度，产生了同等不良的效果，那就是中华民族整个的不相信任何法制纪律。因为法制纪律，即为一种机械，总是不近人情的，而中华民族厌恶一切不近人情的东西。中国人厌恶机械制度如此之甚，因之厌恶法律与政府的机械论的观法，致使宪法政府之实现为不可能。严厉峻刻之法制统治权，或非人情政治的法律，在吾国盖已屡屡失败，它的失败盖由于不受人民之欢迎。法制政治之概念，在第三世纪中，吾国曾有大思想家建议而付诸实施，商鞅即为实验法制政治之一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大政治家，相秦孝公，威震诸侯，奠定了秦国强大的基础，但其结果，把他的头颅偿付了政治效力的代价。秦本为僻处甘肃边陲的次等邦国，历史上怀疑其混合有野蛮的部落，赖商鞅之努力擘划，建立了勇武的军队，征服了全部中国。乃其统治权曾不能维持四十年，反抗者蜂起，秦社稷卒悲愁地倾覆。此无他，盖其以商鞅所施于秦国之同样政治方式，施之于中国人民全体之故耳。秦代之建筑万里长城，确有其不朽之功绩，然亦为不可恕之“不近人情”，致断送了秦始皇的帝统。
加以中国人文主义者不断宣传其教义，而中国人民在过去常统治于个人政权之下，故“法制纪律”中国人称为“经”者之不足，常能赖“便宜行事”中国人称为“权”者来弥补。所谓“权以经济之穷”。与其受治于法治的政治，中国宁愿赞成贤能的政府，贤能政府是比较的近人情，比较的有伸缩性。这是一个大胆的思想——天生有如此众多的贤人，足以遍布全境而统治一个国家！至谓德莫克拉西能从点算普通人民意见混杂的投票中获得真理，亦属同样大胆的论断。两种制度都有不可免的缺点，但以人为标准的制度总是对于中国人的人文主义，中国人的个人主义和爱好自由，是较合脾胃的。
这个癖性，缺乏纪律，成为吾国一切社会团体的特性，一切政治机关、大学校、俱乐部、铁路、轮船公司——一切的一切，除掉外国人统制的邮政局与海关——都有这样的特性。其结果则为引用私人，嬖宠弄权，随时随地如法炮制有不学而能者。只有一颗不近人情的心，铁面无私的性格，始能撇开私人的感情作用而维持严格之纪律，而这种铁面在中国殊不受大众欢迎，因为铁面都是不纯良的孔教徒。这样养成了缺乏社会纪律之习惯，为中华民族之最大致命伤。
是以中国之错误，毋宁说是太讲人情。因为讲人情其意义相同于替人类天性留余地。在英国对人说：“做事要讲情理”，等于教人放任自然。你读过萧伯纳著的《卖花女》吗？那剧本中那位卖花姑娘的爹爹杜律得尔要向歇琴斯教授敲一张五镑钞票的竹杠时，他的理由是：“……这样合理吗？……这女儿是我的。你要了去，我的份儿呢？”杜律得尔更进一步地表征中国的人文主义的精神，他只索取五镑，而拒绝了歇琴斯教授所欲付给的十镑。因为金钱太多了会使他不快活，而真实的人文主义者所需要的金钱只消仅够快活，仅够喝一杯酒。换言之，杜律得尔是一位孔教徒，他知道怎样求快活，且也只需要快活。
因为时常与情理相接触，中国人的心上，发育了一种互让的精神，盖为中庸之道的天然结果。倘有一位英国父亲打不定主意，是把他的儿子送进剑桥大学呢？还是送进牛津大学？他可以最后决定把他送进伯明汉（Birmingham）。这样，那儿子从伦敦出发而到达了白莱却莱，既不转而东向剑桥，又不转而西向牛津，却是笔直地北指而往伯明汉。他恰恰实行了中庸之道。这一条往伯明汉之路是有相当价值的，因为笔直的北去，既不东面得罪了剑桥，也不西面得罪了牛津。倘使你明白了这个中庸之道的使用法，你便能明白近三十年来全盘的中国政治，更能从而猜测一切中国政治宣言的内幕而不致吃那文字火焰之威吓了。
四 道教
然则孔子的人文主义能否叫中国人感到十分充分的满足呢？答复是：它能够满足，同时，也不能够满足。假使已经完全满足了人民的内心的欲望，那么就不复有余地让道教与佛教得以传播了。孔子学说之中流社会的道德教训，神妙地适合于一般人民，它适合于服官的阶级，也适合于向他们叩头的庶民阶级。
但是也有人一不愿服官，二不愿叩头。他具有较深邃的天性，孔子学说未能深入以感动他。孔子学说依其严格的意义，是太投机，太近人情，又太正确。人具有隐藏的情愫，愿得披发而行吟，可是这样的行为非孔子学说所容许。于是那些喜欢蓬头跣足的人走而归于道教。前面已经指出过，孔子学说的人生观是积极的，而道家的人生观则是消极的。道家学说为一大“否定”，而孔子学说则为一大“肯定”。孔子以礼义为教，以顺俗为旨，辩护人类之教育与礼法。而道家呐喊重返自然，不信礼法与教育。
孔子设教，以仁义为基本德性。老子却轻蔑地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孔子学说的本质是都市哲学，而道家学说的本质为田野哲学。一个摩登的孔教徒大概将取饮城市给照的A字消毒牛奶，而道教徒则将自农夫乳桶内取饮乡村鲜牛奶。因为老子对于城市照会、消毒、A字甲级等等，必然将一例深致怀疑，而这种城市牛奶的气味将不复存天然的乳酪香味，反而着重大铜臭气。谁尝了农家的鲜牛奶，谁会不首肯老子的意见或许是对的呢？因为你的卫生官员可以防护你的牛奶免除伤寒菌，却不能防免文明的蠹虫。
孔子学说中还有其他缺点，他过于崇尚现实而太缺乏空想的意象的成分，中国人民是稚气地富有想像力，有几许早期的幻异奇迹，吾人称之为妖术及迷信者，及后代仍存留于中国人胸中。孔子的学说是所谓敬鬼神而远之；他承认山川之有神祇，更象征的承认人类祖考的鬼灵之存在，但孔子学说中没有天堂地狱，没有天神的秩位等级，也没有创世的神话。他的纯理论，绝无参杂巫术之意，亦无长生不老之乐。其时虽笼罩于现实氛围的中国人，除掉纯理论的学者，常怀有长生不老之秘密愿望。孔子学说没有神仙之说，而道教则有之，总之，道教代表神奇幻异的天真世界，这个世界在孔教思想中则付阙如。
故道家哲学乃所以说明中国民族性中孔子所不能满足之一面。一个民族常有一种天然的浪漫思想，与天然的经典风尚，个人亦然。道家哲学为中国思想之浪漫派，孔教则为中国思想之经典派。确实，道教是自始至终罗曼斯的：第一，他主张重返自然，因而逃遁这个世界，并反抗狡夺自然之性而负重累的孔教文化。其次，他主张田野风的生活、文学、艺术并崇拜原始的淳朴。第三，他代表奇幻意象的世界，加缀之以稚气的质朴的“天地开辟”之神话。
中国人曾被称为实事求是的人民，但也有他的特性的罗曼斯的一面，这一面或许比现实的一面还要深刻，且随处流露于他们的热烈的个性，他们的爱好自由和他们的随遇而安的生活。这一点常使外国旁观者为之迷惑而不解。照我想来，这是中国人民之不可限量的重要特性。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常隐藏有内心的浮浪特性和爱好浮浪生活的癖性。生活于孔子礼教之下倘无此感情上的救济，将是不能忍受的痛苦。所以道教是中国人民的游戏姿态，而孔教为工作姿态。这使你明白每一个中国人当他成功发达而得意的时候，都是孔教徒，失败的时候则都是道教徒。道家的自然主义是付镇痛剂，所以抚慰创伤了的中国人之灵魂者。
那是很有兴味的，你要知道道教之创造中华民族精神倒是先于孔子，你再看他怎样经由民族心理的响应而与解释鬼神世界者结合同盟。老子本身与“长生不老”之药毫无干系，也不涉于后世道教的种种符箓术。他的学识是政治的放任主义与论理的自然主义的哲学。他的理想政府是清静无为的政府，因为人民所需要乃自由自在而不受他人干涉的生活。老子把人类文明看作退化的起源，而孔子式的圣贤，被视为人民之最坏的腐化分子。宛似尼采把苏格拉底看作欧洲最大的坏蛋，故老子俏皮地讥讽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继承老子思想，不愧后起之秀者，当推庄子。庄子运其莲花妙舌，对孔教之假道学与不中用备极讥诮。
讽刺孔子哲学，固非难事，他的崇礼义，厚葬久丧并鼓励其弟子钻营官职，以期救世，均足供为讽刺文章的材料。道家哲学派之憎恶孔教哲学，即为浪漫主义者憎恶经典派的天然本性。或可以说这不是憎恶，乃是不可抗的嘲笑。
从彻头彻尾的怀疑主义出发，真只与浪漫的逃世而重返自然相距一步之差，据史传说：老子本为周守藏室史，一日骑青牛西出函谷关，一去不复返。又据《庄子》上的记载；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于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从此以后，道家哲学常与遁世绝俗、幽隐山林、陶性养生之思想不可分离。从这点上，吾们摄取了中国文化上最迷人的特性即田野风的生活、艺术与文学。
或许有人会提出一个问题：老子对于这个逃世幽隐的思想该负多少责任？殊遽难下肯定之答复。被称为老子著作的《道德经》，其文学上之地位似不及“中国尼采”庄子，但是它蓄藏着更为精练的俏皮智慧之精髓。据我的估价，这一本著作是全世界文坛上最光辉灿烂的自保的阴谋哲学。它不第教人以放任自然，消极抵抗。抑且教人以守愚之为智，处弱之为强，其言曰：“……不敢为天下先。”它的理由至为简单，盖如是则不受人之注目，故不受人之攻击，因能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他又说：“……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尽我所知，老子是以浑浑噩噩藏拙蹈晦为人生战争利器的惟一学理，而此学理的本身，实为人类最高智慧之珍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