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童年：火的记忆
1949年时，我已7岁。我家住在重庆南岸狮子山附近。居所是海关的一幢宿舍楼。这所两层的小楼临坡而建，楼上楼下本有楼梯相通，因为分给了两家人住，把楼梯口封死了，我家住在上面，另一家住下面。我家的楼层地板，与坡上的地面大体平齐，因此开了一个门，通向坡面，但门与坡面之间并不直通，也就是那小楼的后墙本来与山坡间有好几米的距离，墙体与山坡间构成一种深沟的形势，深沟底部有水渠流过，因此在我家那开于后墙的门和坡面之间，便设置了一座木桥。木桥所通的坡面，有小小的院落，并有两间简陋的茅屋，一间是烧饭的厨房，另一间是放马桶的厕所；小院一侧有篱笆和木门，我家的大门，便是那木门，家人与亲友进出，都通过那双开的木门，因之我家和楼下那家人，并没有任何共用的门道，也就几乎从不来往。
那幢小楼，结构很简单，谈不上什么造型，就是长方形的模样。但我们的二层上面，有一个颇大的内嵌式阳台，那阳台对我们家来说，用处极大。那时我上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还有一个从小跟我父母一起过、年龄跟我大哥差不多的小叔，系我祖父刘云门续娶妻子所生。一家人聚齐时，房子根本不够用，重庆夏天又特别热，兄弟们挤在一间屋里特别难受，因此，哥哥们，还有小叔，在炎夏时往往便到那阳台上铺凉席睡。我有时也硬往他们一处凑热闹，所以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这阳台是个很重要的舞台。
伏在阳台的栏板上，可以非常清晰地望见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在一起：山城重庆的剪影，一半为树丛遮蔽，豁显的那部分，从阳台上望去，大体上有如一个底边大于垂直边的直角三角形，或在晨雾中神秘地时隐时现，或在晴阳下如精勾细描的彩画，入夜则闪烁着万家灯火，雨中它会消失得无踪无影……几十年过去，从阳台望重庆市区的这些印象，仍鲜明地叠印于我的记忆之中。
1949年入夏以后，重庆的国民党政权已然摇摇欲坠。达官贵人，能搞到飞机票的，全飞台湾去了。留下的防守部队，开小差的开小差，溃散的溃散。到接近秋天的时候，重庆实际上已处于半真空状态。解放军的到来，只是早晚的事罢了。那时社会秩序混乱，盗贼横行，怪事迭出。我家住在南岸，幸好家门口过往的烂兵游贼不多，得以保全。但母亲彼时的焦虑，使小小年纪的我，也感受到一种非同寻常的气氛。记得有一天有个人闯进了我家院门，黑袍黑帽，穿得像戏台上的人物一样，母亲站在我家的那座木桥上应付他，我缩身在母亲腰后，探头观望，他们一问一答之间，令我十分恐怖。那人自称道士，劝说我母亲把我交他带走，据说天下已然大乱，留下我对一家人十分不利，舍下我方可保全。母亲当然不听他的鬼话，最后总算把他打发走了。
1949年9月2日，现在我从万年历上查出，是个星期五。那天只有母亲、我家的保姆彭娘和我三人在家。父亲每天都要乘“海关划子”（汽艇）渡江到城里上班，总要天黑净了才能回到家里。那时小叔已经搬出另住，大哥已在广州参加了解放军，二哥去乐山技专上学，小哥哥和姐姐则在城里巴蜀中学住校。大约是午后，吃完了饭，我一个人又跑到阳台上，搬把椅子，爬上去跪定，双臂则趴在阳台护栏上，像往常一样，眺望江水和江对面的山城。
江声浩荡。还有纤夫们悲怆的号子声。那是我童年时代耳边不绝如缕的生命交响。后来到了北京，忽然耳朵有种失重的感觉，夜里更觉得寂静得没有道理，心里空荡荡的。好久以后才懂得北京的安静方属正常，重庆那不间断的江流声反是一种特例。
不知在阳台上趴伏了几时，我发现江对岸密集的房子中，冒出了黑烟，烟柱越来越大，并且扩散开去，渐渐形成了一片乌云；再过一阵，则可以看见红色的火舌，似乎在贪婪地往上舔，舔什么呢？难道天上有蜜糖么？我觉得很有趣，便扭头朝屋里大喊：“妈！彭娘！火！火！”然而妈妈和彭娘那时不知在忙些什么，她们根本没理会。
我的视力非常地好，至今仍能双眼都保持着1.5的水平。那时我竟能看清对岸露出来的一些房屋，乃至于房屋外的廊坝。那时山城下部充满了“吊脚屋”。歪歪斜斜的吊脚屋像一些滑稽人在你挤我我挤你。我记得，有的“吊脚屋”那插到江岸边的撑木非常地长，有的“吊脚屋”的窗口里露出些赤膊的人影，有的从窗口伸出长长的晾衣竿，上面晾的破衣烂衫仿佛军舰上挂起的“万国旗”。
嵌在我记忆里很深的画面是，山城腰部的火舌连成了一片，不能说是红舌头，而是滚动的红龙了，火焰上的烟尘也仿佛打翻的墨汁瓶，在蓝天这块大纸上恣意地浸润开去。可是，虽然在对岸的我看得清清楚楚，是有大火在燃，然而，我分明地又看到，那底下的“吊脚屋”里的人，却全然不知，还在继续他们原有的活动；一个房子前面的小坝子上，有个人悠闲地躺在凉椅上，摇着把大蒲扇……
妈妈和彭娘终于在我大喊声中来到了阳台，她们朝对岸一望，便知不妙，连说：“造孽啊，造孽！……”然而，她们摇着头离开时，也还没有惊慌，因为重庆常有火灾，她们那时只不过以为又来了一场较大的火灾而已。
可是那天的大火越烧越邪。几个小时后，从我家阳台所能望见的那个直角三角形的半个山城，已然几乎全被火与烟所笼罩，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上层燃烧的房屋如何带着火焰塌下来，使下层的房屋立刻也陷入火海……那个躺在凉椅上的人不知去向，那片坝子已堆满滚下的燃烧物……最惨的是沿江的“吊脚屋”，它们几乎在一瞬间便带着火苗跌入了江中……有一些帆船大概是想靠岸救人，可是很快便有一艘、两艘被飞下的燃烧物引燃，于是其余的又赶紧驶离……江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蚂蚁一样的逃难人群……我看见当燃烧物飞滚溅落到江边甚至江水中时，一些“蚂蚁”只好拼命往江水里涌，最后一些人在江水里只露出了蚕种般的黑头发……后来听说，有些人不愿被烤死，终于被淹死，那真是不折不扣的水深火热！
一个7岁的儿童，亲眼目睹了这惨绝人寰的景象，却并不能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现在的复述，使用了现在所掌握的文字和技术，努力想回复当时的印象与感受，可是，很难。只能向读者保证：确有这样的一些信息，储存在了记忆之中。
妈妈和彭娘是怎样惶急起来的，我不太清楚。总之，当我发现妈妈眼里有了泪水，并且一贯总是沉着的彭娘也手打颤起来时，我才明白，对岸的大火不仅烧死了无数的“蚂蚁”，而且，也危及到爸爸，还有小哥哥和姐姐的安全，我心里刚明白，便哇地大哭起来。这是一个7岁儿童唯一可取的摆脱危机感的办法。
那时家里没有电话，无从和爸爸他们联系，只好听天由命。当晚爸爸没有回家，哥哥姐姐也没消息。妈妈和彭娘彻夜未睡。对岸的大火在夜空中显得更加狰狞恐怖。火焰的热气顺风逼过来，火星也越江飘散。楼下的人家开始朝楼墙上泼水，以防万一；妈妈和彭娘心有余而力不足，望火觳觫。我哭累了，终于酣睡于妈妈怀抱中，她搂抱我良久才把我放到床上去。
第二天爸爸终于露了面。后来哥哥姐姐也回了家。那次山城的“九二”大火灾使无数老百姓家破人亡。姐姐同班同学杨素珍的父母便惨死在火海之中。“九二”大火灾究竟是一场由于普通人用火不慎，而当时的消防系统已然瘫痪，从而酿成的特大火灾，还是国民党政权的残余分子蓄意放火以制造恐慌，并以此来销毁可能落到解放军手里的物资？……据说有人考证出来，是两种因素交织而造成的。
1949年10月1日，解放军还没开进山城，在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宣布成立，我们一家人在那阳台上，围聚在一个电子管收音机边，听到了从北京传来的现场广播。朝江对岸望去，满目疮痍的山城，仍有一些地方在冒出劫灰的余烟。
大概是在年底，解放军来到了山城，人们打腰鼓，扭秧歌，南岸的小学里，人们和解放军联欢，一边唱《团结就是力量》，一边旋转着舞动，唱到最后，圆环紧缩，意味着团结无间，并且在当中举起一个小孩，小孩则挥舞着一面小小的五星红旗。我便充当过那被高高举起的角色，那一刻真是无比高兴、无比自豪！
我爸爸刘天演本是旧重庆海关的总务主任，可是因为他在解放前夕将重庆海关的全部财产妥善而完整地保存与维护了下来，在“九二”大火灾中也没有受损，以迎接解放军的到来，因此，解放后他不仅立即被吸收为重庆海关接收小组的成员，并且以思想进步、为人正派、业务娴熟为由，在北京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时，立刻被调任为新海关总署的统计处副处长。这样，在1950年春天，爸爸便带妈妈、小哥哥、姐姐和我，先乘轮船过三峡、夔门至武汉，再乘火车到达北京。从此我便在北京定居。一晃竟已有四十七个年头了。
简析
这篇散文记录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特大火灾，这场大火封存在作者童年的记忆中。作者小的时候喜欢趴在阳台上眺望山城重庆的剪影，恰巧目睹了1949年9月2日重庆的特大火灾。透过一个孩子的眼睛，人们看到了狰狞强势的大火如何肆意蔓延，吞噬了无数百姓的生命，目睹了人们临死前痛苦的挣扎，在大火面前不堪一击，如此惨烈，让人触目惊心！而追查起火的原因，竟然是蓄意放火，加上消防系统已经瘫痪，最终酿成惨剧。国民党政府居心险恶，不顾百姓死活，令人发指！作者以孩子的视角，以旁观者的身份客观地记录了火灾的全过程，使人内心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控诉了国民党的罪恶行径，以及对战争的厌恶与痛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