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肃
照传统的看法，文章本是技艺，本是小道，宋儒甚至于说'作文害道'。新文学运动接受了西洋的影响，除了解放文体以白话代古文之外，所争取的就是这文学的意念，也就是文学的地位。他们要打倒那'道'，让文学独立起来。所以对'文以载道'说加以无情的攻击。这'载道'说虽然比'害道'说温和些，可是文还是道的附庸。照这一说，那些不载道的文就是'玩物丧志'。玩物丧志是消遣，载道是严肃。消遣的文是技艺，没有地位；载道的文有地位了，但是那地位是道的，不是文的——若单就文而论，它还只是技艺，只是小道。新文学运动所争的是，文学就是文学，不干道的事，它是艺术，不是技艺，它有独立存在的理由。
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包括戏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为是消遣的，不严肃。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小说通常称为'闲书'，不是正经书。词为'诗馀'，曲又是'词馀'；称为'馀'当然也不是正经的了。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中国小说一向以'志怪'、'传奇'为主。'怪'和'奇'都不是正经的东西。明朝人编的小说总集有所谓'三言二拍'。'二拍'是初刻和二刻的《拍案惊奇》，重在'奇'得显然。'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虽然重在'劝俗'，但是还是先得使人们'惊奇'，才能收到'劝俗'的效果，所以后来有人从'三言二拍'里选出若干篇另编一集，就题为《今古奇观》，还是归到'奇'上。这个'奇'正是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的。
明清的小说渊源于宋朝的'说话'，'说话'出于民间。词曲（包括戏曲）原也出于民间。民间文学是被压迫的人民苦中作乐，忙里偷闲的表现，所以常常扮演丑角，嘲笑自己或夸张自己，因此多带着滑稽和诞妄的气氛，这就不正经了。在中国文学传统自己的范围里，只有诗文（包括赋）算是正经的，严肃的，虽然放在道统里还只算是小道。词经过了高度的文人化，特别是清朝常州派的努力，总算带上一些正经面孔了，小说和曲（包括戏曲）直到新文学运动的前夜，却还是丑角打扮，站在不要紧的地位。固然，小说早就有劝善惩恶的话头，明朝人所谓'喻世'等等，更特别加以强调。这也是在想'载道'，然而'奇'胜于'正'，到底不成。明朝公安派又将《水浒》比《史记》，这是从文章的'奇变'上看；可是文章在道统里本不算什么，'奇变'怎么能扯得上'正经'呢？然而看法到底有些改变了。到了清朝末年，梁启超先生指出了'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并提倡实践他的理论的创作。这更是跟新文学运动一脉相承了。
新文学运动以斗争的姿态出现，它必然是严肃的。他们要给白话文争取正宗的地位，要给文学争取独立的地位。而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里喊出了'吃人的礼教'和'救救孩子'，开始了反封建的工作。他的《随感录》又强烈的讽刺着老中国的种种病根子。一方面人道主义也在文学里普遍的表现着。文学担负起新的使命；配合了五四运动，它更跳上了领导的地位，虽然不是唯一的领导的地位。于是文学有了独立存在的理由，也有了新的意念。在这情形下，词曲升格为诗，小说和戏曲也升格为文学。这自然接受了'外国的影响'，然而这也未尝不是'载道'；不过载的是新的道，并且与这个新的道合为一体，不分主从。所以从传统方面看来，也还算是一脉相承的。一方面攻击'文以载道'，一方面自己也在载另一种道，这正是相反相成，所谓矛盾的发展。
创造社的浪漫的感伤的作风，在反封建的工作之下要求自我的解放，也是自然的趋势。他们强调'动的精神'，强调'灵肉冲突'，是依然在严肃的正视着人生的。然而礼教渐渐垮了，自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中国的暂时的繁荣里越来越大了，于是乎知识分子讲究生活的趣味，讲究个人的好恶，讲究身边琐事，文坛上就出现了'言志派'，其实是玩世派。更进一步讲究幽默，为幽默而幽默，无意义的幽默。幽默代替了严肃，文坛上一片空虚。一方面色情的作品也抬起了头，凭着'解放'的名字跨过了'健康'的边界，自然也跨过了'严肃'的边界。然而这空虚只是暂时的，正如那繁荣是暂时的。五卅事件掀起了反帝国主义的大潮，时代又沉重起来了。
接着是国民革命，接着是左右折磨；时代需要斗争，闲情逸致只好偷偷摸摸的。这时候鲁迅先生介绍了'一面是严肃与工作，一面是荒淫与无耻'这句话。这是时代的声音。可是这严肃是更其严肃了；单是态度的严肃，艺术的严肃不成，得配合工作，现实的工作。似乎就在这当儿有了'新鸳鸯蝴蝶派'的名目，指的是那些尽在那儿玩味自我的作家。他们自己并不觉得在消遣自己，跟旧鸳鸯蝴蝶派不同。更不同的是时代，是时代缩短了那'严肃'的尺度。这尺度还在争议之中，劈头来了抗战；一切是抗战，抗战自然是极度严肃的。可是八年的抗战太沉重了，这中间不免要松一口气，这一松，尺度就放宽了些；文学带着消消遣，似乎也是应该的。
胜利突然而来，时代却越见沉重了。'人民性'的强调，重行紧缩了'严肃'那尺度。这'人民性'也是一种道。到了现在，要文学来载这种道，倒也是'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过太紧缩了那尺度，恐怕会犯了宋儒'作文害道'说的错误，目下黄色和粉色刊物的风起云涌，固然是动乱时代的颓废趋势，但是正经作品若是一味讲究正经，只顾人民性，不管艺术性，死板板的长面孔教人亲近不得，读者们恐怕更会躲向那些刊物里去。这是运用'严肃'的尺度的时候值得平心静气算计算计的。
１９４７年４月２３—２５日作。
（原载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１日《中国作家》第１卷第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