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着剪刀奔跑(9)
厨房的天花板太低了，让人感觉压抑，压抑得有些窒息。它仿佛成了我们人生不幸的根源。“我厌倦了。”纳塔莉说。
“什么？”我问。我很想知道。她是不是指天花板，是否和我有同样的感觉。
“我的人生。”她相当平静地回答。听她的语气，可不像一般青春期的孩子，即便后者痛恨生活，即便生活让他们感到压抑，因而需要不同的生活，他们的表达方式，也是另外的感觉。但纳塔莉的语气却过分平静，让人感觉她的经历，她的成熟度，远远超出她十五岁的年龄。
通常说来，似乎只有年纪更大的成年人，才会有这样的措辞和语气，而事实上，他们更可能缄口不言。
我吐出了一口气，把万宝路香烟的烟雾喷到空气中，一团模糊的烟雾在房间里逶迤移动，它似乎飘到了天花板上，还碰上了上面的蛀虫和灯泡。我们安静地坐在房间里，似乎都在倾听什么声音。
窗外很黑。由于我的位置同窗户的角度的关系，我无法看清自己的影像。在窗户上，我看到的只是厨房其它部分，这使我感到自己像个吸血鬼，没人能看见我的本来面目，而我伺机在房间里作恶。
“你为什么厌倦你的生活。”我问。其实我是知道答案的，答案一定是那个叫特伦斯·马克斯韦尔的男人。
“唉。”她的声音平静而飘忽，就像一首歌曲开端的哼唱。“特伦斯。”她叹着气说，双肩跟着沉下去。
我想，果然不出我的所料。
去年，纳塔莉和特伦斯吹了——我借用主流社会流行的说法。此后我才知道他们完整的故事，真实的关系。我了解到，特伦斯四十一岁，以前是个半职业化的网球运动员，也是芬奇大夫的病人。我也慢慢知道他选择精神治疗的原因：他酗酒的妈妈突遭不幸，被烧死在安乐椅上，因为她喝醉了酒，酒瓶子倒在地上，她又随手扔下了点燃的香烟。噢，他们还是情人呢——特伦斯和他的妈妈。根据纳塔莉的说法，特伦斯永远无法接受一个事实，就是尽管他的网球技术很出色，却始终无法达到职业运动员的水准，而他的妈妈是唯一能够安慰他的人。
当芬奇大夫发现特伦斯是个百万富翁时，他想方设法把他们撮合到一起：一个是他不听话的女儿，一个是头脑简单，喜欢闲逛，就连冬天都经常穿着网球短裤的百万富翁。
特伦斯和纳塔莉从见面后的第一周，就成了卿卿我我的恋人。前者四十一岁，后者只有十三岁。之后不久，纳塔莉就搬进了特伦斯家里。
特伦斯成了纳塔莉的合法监护人。他们是父女关系，每个人都深信不疑，至少看起来，他们就像父亲和女儿。
除了芬奇大夫本人。只有他知道他们是恋人，他也很清楚，以十三岁这样的年纪，一个人是自由的。
不过，当特伦斯给纳塔莉留下了发青的眼圈，当十六岁的纳塔莉哭泣着跑回家的时候，人们开始提问各种问题，于是过去所有的疑团——纳塔莉的鼻青脸肿，她的酗酒，她和特伦斯无休止的争吵，特伦斯动辄给她的掌掴，以及对她使用的污言秽语——终于水落石出了。
在家人的压力下，纳塔莉终于提出了起诉。
纳塔莉和特伦斯对簿公堂。
特伦斯输了。
纳塔莉赢了。可是，她到底赢了什么呢？除了民事诉讼案的七万五千美元（而且直接落入了芬奇大夫的腰包），纳塔莉赢了什么呢？她从此不会再遭受虐待了，所以，她赢了自由，我想。
“我想念他，”她说。她用指尖儿从桌子边缘抠下一块块木皮，把它们弹到地板上，又用手把衣服上的碎屑拍打干净。“我知道，这样说很恶心，可是，我真的爱他。”
“我知道。”
“我非常想他，”她说，“有时候分外强烈。我想知道，现在他在做什么？”
我知道，她是在缅怀过去的生活，过去的生活包括：Bang&Olufson公司生产的高保真音响，1965年酿造的罗特希尔德葡萄酒，桔黄色的Saab牌汽车，价格昂贵的马丁牌吉他。而她却似乎全然忘记了，她曾经是特伦斯脏兮兮的小玩物。
“你可真脏啊，”特伦斯曾经对她说：“脏得要命。瞧瞧你这双恶心的脚，你连袜子都不穿。你就不能把它们洗干净吗？”
但是，她却说她爱特伦斯，我相信她的话。我知道其中的道理。爱一个不值得爱的人，因为对方拥有你梦想的一切，因为被人关注总比被人忽视好得多。
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有时候割断自己的脉搏，慢慢地流血死去，或许可以让人心满意足。在色彩灰暗的一天，早晨八点和中午没有分别，没有什么事发生，也不可能发生什么事情，而你在水池里清洗玻璃杯。它突然破碎了，偶然划破了你的皮肤，你心悸地见到了鲜红的颜色，这是当天最亮的颜色，它如此激动人心，还伴着汩汩的声音——这是你的血在流淌。有时候，这倒是一件好事，至少你知道，你还活着。
我就是这样想问题的，或许这和我在幸福大街电影院看的那些外国影片有关。我经常不去上学，也不在我的笔记本上描绘各种人物脸谱，或者在棒球场的角落处弯腰吸食大麻，我喜欢去看莉娜·沃特穆勒主演的法国黑白影片。记得在一片影片当中，有一对表兄妹陷入疯狂的爱情，之后一个哭泣的小丑出场了，他使得纯洁而高尚的爱情成了一场仇杀，主人公们同时用匕首刺向对方腹部——这象征着爱情的单纯和天真只是一种幻象。这些情感怪异（或许相当糟糕）的影片，却对我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事实上，世界上的确存在怪异的情感，就像特伦斯和纳塔莉，就像我和尼尔，就像我妈妈和弗恩。
也许正因为这样，才把我和纳塔莉联系在一起。我们都住在病态的家庭里，都有过疯狂的经历，都领受过变态而丑陋的恋情。
要是说有差别的话——我们主要的差别，就是这是她的家，她的住所，而我只在这里借住而已。
我甚至不知道，我们俩谁更占优势。
我的烟抽完了，就点燃了另一支。她说：“把烟盒递给我。”我照她的话做了，把烟盒推到桌子对面，烟盒的玻璃纸还粘着很多烟屑。
我们的生活如此无聊，以至于无事可做的我们，都注意到了烟盒的玻璃纸上的碎屑。纳塔莉的指甲很长，所以她把碎屑捏下来，或逐个地弹到地板上，不厌其烦。
我用掉了最后一根火柴。
她伸出两根手指，作为一种暗示。我显然知道她需要什么。我把烟放到她的指缝之间，她用烟头点燃了她自己的烟。接着，她把烟吸到肺里，眼睛注视着我，那意思似乎是想对我说：“谢谢你，因为知道我需要什么。谢谢你，因为你没有让我站起来，走到炉子那里把烟点上。”
要是她在炉子上点烟，那么她的头发就可能着火，以前就发生过这种事。有一次，为了点烟，她的刘海儿被炉火燎着了，至少有一半儿不见了。当时，她的头低下去，靠近蓝色的火焰。她把香烟探向前，用力吸着气，腮帮子一伸一缩，一团烟雾腾空而起。接着，她的前额的头发烧着了！她一连后退了好几步，还哈哈大笑起来。她用手拍打着脑门，香烟扔到地板上。“啊，该死的头发上，我的上帝！”可她还是在笑，这是歇斯底里。这一天有了分水岭：在她的头发着火之前，在她的头发点燃之后，而后者似乎更好些，因为它有内容，有色彩。不过，前者同样不可或缺，因为有了开始才有结果。
“我厌倦了我的生活。”她又说了一遍。
“我讨厌天花板。”我说。
天花板太低了，尤其是相对于整个厨房而言；相对于这所古旧的维多利亚式的房子，天花板低矮的高度更是一种败笔。而且它凹凸不平，就像上了年纪的胖女人的大腿和臀部，到处都是脂肪团。
“天花板太旧了。”纳塔莉说，似乎是暗示我应该谅解它的缺陷。
“它实在是叫人压抑。”
黄色的灯光以黄色的墙壁为背景，黄色的墙壁以破旧的木地板为背景，木地板本身又是黄色和灰色组成的混合色，厨房的整体色调难以让人振奋，而是让人窒息。一张黄色的大网劈头盖脸地覆盖下来，叫人无可逃避……
“那么，我们把它拆掉好了。”纳塔莉向周围看了看，突然对我说。
“拆掉什么？”
“我们把天花板拆下来。”
我对这个想法忍不住嗤嗤发笑：“说得真轻巧，那我们在原来的位置放什么呢？”
这时，似乎一股清新的空气吹进了纳塔莉的头脑里，因为她猛然间容光焕发：“我们把天花板打掉，直通屋顶好了，这样，厨房就有了一个教堂式的天花板。”
我把烟在一个盘子里掐灭。“你认为这行得通吗？”我问。显然，从外面看去，屋顶非常高，而且是尖顶，想必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那么，在低矮的天花板和高高的屋顶之间，究竟有什么呢？
就这样，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开工了。时间是在半夜以后，纳塔莉和我用石块用力敲打天花板。石块是我们是从后院拣来的，它们和阿格尼丝扔掉的花盆以及厨房用具堆在一起。我们站在天花板下面，把石头高高地举过头顶。我们使劲地砸，天花板大块大块地掉落下来。全是毛茸茸的大块。
“这是掺了马毛的灰浆做的，”纳塔莉说，“现在这种材料已经不用了。”
随后的几个钟头，我们一句话不说，只是忙于捣毁低矮的天花板。我们把石头高高地挥舞石块，石灰像雨点般地掉落到我们身上，于是我们不停地眨眼睛。我们不需要梯子，因为天花板实在太低了，很容易够到。为了清理更高的椽木之间的填塞物，我们把各种铁锅和小石块抛掷上去。呼吸溅落的灰尘真是快事；我们大口地咳嗽，不停地吐到地板上。我们低头看自己的手，它们覆盖上了白花花的一层。相对于平淡的生活而言，这真是一次不寻常的经历。
前一分钟，我们还坐在矮趴趴的厨房桌子旁边，感叹我们的生活毫无色彩可言，而后一分钟和地，我们便采用各种沉甸甸的投射物，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放”一种建筑式样。这是难得的、纯粹的自由。尽管厨房里弥漫着呛人的味道，但这点小麻烦微不足道。
把整个天花板卸下来，没花太长的时间。只要用石块猛地一砸，轰然一声，天花板就屈服了，它不是小块小块地掉落，而是大面积的迅速掉落。那些隔热和绝缘材料要么自动坍塌，要么被我们沾满灰尘的手扯拽下来。那些材料都像塞满了毛发似的。实际上，整个天花板似乎全是由有机材料构筑而成：马的鬃毛，人的头发，骨头碎块。天花板就如某种木乃伊般干瘪而变异的生物。
到了凌晨，我们的膝盖深陷在垃圾堆里。厨房的桌子、电冰箱顶上、炉子上、水池里——所有的物品，全被石块瓦砾覆盖住了。
家里的其他成员必然大感惊奇！可想而知，当他们早晨醒来，睡眼惺松地走进厨房，想喝一杯水或者是橘子汁的时候，他们的表情该是何等惊讶啊！
“霍普一定会死掉的！”纳塔莉说，“还有爸爸，他看了这样的情景，绝对会疯掉。这样，他就会被迫给我们钱，要求我们把垃圾清理干净。”
“真是太棒了！”我兴奋地想到，我们可以用搭建干墙（一种不抹石灰而盖以板壁的墙）的现金去麦当劳，去喝啤酒，而且，看到每个人脸上惊恐的神色，怎能不令人感到开心呢？
总之，我们就是这样想的。
早晨，像往常一样，芬奇大夫穿着内衣下了楼；像往常一样，他来到厨房，走到冰箱那里，想喝一杯桔子汁。但是，和平常不同的是，他不得不跨越成堆的垃圾，才能到达冰箱跟前。还有更不寻常的情形——早晨七点钟，纳塔莉和我不仅是清醒的，而且相当忙碌。不过，大夫似乎并未露出惊讶的表情。
“早上好。”他的嗓音非常低沉，这是早晨才有的声音。
“好，爸爸。”纳塔莉说。
“您好。”我说。
“你们两个实施的是大工程啊。”大夫以轻松地口吻说，似乎纳塔莉和我野心勃勃地加工一件带流苏花边的衣服，而且刚进行到中间，有幸得到他的首肯，仅此而已。
“你觉得怎么样？”纳塔莉问。她正挥动阿格尼丝的烫衣板损坏的支架，把厨房和仓库连接处上方的石灰块敲打下来。
“我觉得，这里真是乱得不能再乱了。”芬奇大夫说。他拿着瓶装的桔子汁走到碗碟橱跟前，把一个玻璃杯放在上面。在把桔子汁倒进杯子之前，他仔细看了看杯子里是否有什么昆虫一类的活物。
“就这些吗？”纳塔莉显然有些失望，她早已做好准备，要和父亲进行一番言语较量，不但要捍卫拆卸天花板的正义性，还要将修缮资金如愿地弄到手才行。
“呃，还有呢，”芬奇大夫说，“我不管你们怎么折腾，也不管你们想折腾到什么程度，你们都应该像大人那样，把厨房打扫干净。”
纳塔莉说：“我们需要一些钱，才能把事情做好。我们要给厨房装上崭新的教堂式的天花板，所以我们需要钱。”
芬奇大夫想知道是多少钱，当时的财政状况有些紧张，因为两个病人中断了治疗。
“几百块钱。”
“几百块钱！”他吼叫起来。现在，他把空杯子放到垒成小山的盘子、盆子、空牛奶盒子上，它们在水池里放了整整一周。
纳塔莉亮出了“乖女儿”的法宝：“求求你啦，爸爸，你一定会喜欢新厨房的，不是吗？难道你就舍不得给你最小的女儿、你最喜爱的女儿、也是你最漂亮的女儿——纳塔莉两百块钱吗？”她嘟起嘴巴，顽皮地眨着眼睛。
她的杀伤力太强了，而且一向奏效。
大夫果然答应给我们修缮资金，然后上楼穿衣服去了。纳塔莉把桌子下边的椅子拉出来，拂去上面的灰尘，一屁股坐了上去。
我们脏兮兮的，而且累得半死，不过并不觉得乏味。
“不错不错，好爽好爽！”纳塔莉说，似乎我们刚有过那种事似的。
“就是嘛。那我们现在做什么呢？”
我们需要解决混乱的局面。天花板本身和其它隔热、绝缘材料堆在地板上，足足有三英尺高。我们得花上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把它们清理干净。事实上，我们卸下天花板需要多少时间，把它们清理掉就需要多少时间。
纳塔莉揭下了膝盖上的一块痂，露出了一处面积不大的鲜红的伤口。“我们把垃圾搬运出去，扔到仓库后面就可以了。”
“什么时候？”
“过一会儿再说。”
“那我们现在做什么？”
“先去睡一觉。”
大约是在当天下午四点钟，我醒过来了，摇摇晃晃地走出房间，经过客厅，进入厨房。阿格尼丝在水龙头下洗盘子，用围裙把它擦干，放进柜橱里。然后，她快步穿过垃圾堆，走到冰箱跟前。她打开冰箱门，弯下身子，仔细辨认那些开胃食品的标签。“在我们这个家里，这种东西从来就搁不住。”她大声问，“谁把开胃食品吃掉了？”
我记不起来曾在冰箱里见过这些美味佳肴。“或许是霍普吃了吧？”
“都是那个霍普，”她说，“她应该比谁都清楚。”桌子上堆积着盘子，她的手提包放在最上面。她把手提包拎在手里：“我现在到商店去买一瓶新的，要是谁需要干净的盘子，就到柜橱里找，里面有一个干净的盘子。”她穿过厨房后门，离开了。
我走到楼上，来到纳塔莉的房门口，用力敲门：“醒醒，醒醒，醒醒。”
她打开门，只穿着一件薄薄的睡袍。“现在几点了呀？”她打了个哈欠。
“挺晚的了。”
“厨房的情况怎么样？”
“阿格尼丝洗好了一个盘子。”我说。
纳塔莉又打了一个哈欠：“啊——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哪儿跟哪儿呀？”
“我想我们该去干活了。”我说。
“好吧。”她转过身，两只手按住胸口处的睡袍，弯下腰，在地板上成堆的衣服中间找她的连衣裙。她每天穿同样的连衣裙，鲜红的颜色，上面绣着金色的羽毛。这是她自己缝上去的，因为洗过很多次，连衣裙的边沿已经开线了。让我好奇的是，我不知她用的什么方法——她不需要事先把睡袍脱掉，就能把连衣裙，还有黑色的短背心统统穿起来。
时候不早了，我们用余下的时间，把垃圾从厨房里运出去，堆到仓库的后面。我们统共来回跑了几十趟。不过，到当晚八九点钟时，厨房里的垃圾全都清理干净了。
“我们把盘子洗一洗吧。”纳塔莉建议说。
就这样，我们两人形成了一道生产线：她洗盘子，我负责擦干。厨房里曾经的混乱局面，迫使那些蟑螂惊慌万状，全部退回到墙壁深处的缝隙里，所以，纳塔莉见不到它们，也就无须惊叫了。
当我们结束工作时，就踌躇满志地站在干净如新的厨房里。纳塔莉开始评价屋顶的状况：“咳，现在厨房里好像更加黑暗了，你感觉到了吗？这真是奇怪。”
她说得对。尽管我们的头上不再悬着低矮的天花板，可是，黑漆漆的屋顶似乎更加让人压抑。
我们需要敷设一个天窗。
纳塔莉往办公室给父亲打电话，寻求财政支援。芬奇大夫说，他会给我们一百块钱。纳塔莉说，一百块钱不够，我们至少需要一百五十块钱。软磨硬蹭了半天，大夫终于打赢给我们一百二十五块钱。
“这样吧，我们用一百块钱安装天窗，”纳塔莉说，“剩下的钱我们拿去喝啤酒。”
听起来是个很棒的主意。“可是，你肯定用一百美元，我们就能买一扇窗户吗？”我问。
“我们根本不需要买窗户，”她笑嘻嘻地说，“我们可以把食品室的窗户卸下来使用。我们把食品室窗户用木条封起来就是了，没有人会注意的。”
几天以来，我们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执着劲头，努力完善我们的工程。把窗户从食品室转移到厨房是一项挑战。当初在给食品室安装窗户的时候，其精确度和坚固性叫人惊奇。不过，我们使用了一把斧子，就基本上解决了问题。斧子是在仓库里找到的，我们还找来了一把锤子和一块石头。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就能把窗户完整地卸下来，而墙壁上留下了一个大洞，通风效果出奇地好，要是不钉上木条的话，走进布满灰尘的食品室，呼吸就更顺畅了。
不过，比起拆卸食品室的窗户，更为困难的工作，就是在屋顶凿开一个大洞，用来安装天窗。
“你不要以为这有多么困难。”纳塔莉说，她正用一把电锯去凿屋顶的木瓦。
我们坐在屋顶上，太阳在天空高高地悬挂，我们两个大汗淋漓。我用电吹风给我的头发做型，头发全部倒向脑后，成了很酷的“大披头”。我说服了纳塔莉，开始修理她的头发。我用面团把她的头发固定成型，全部堆到头顶部位，用一个铝箔紧紧地固定住。她很快开始抱怨起来。
“我的头顶真他妈的热死了。”
“就快好了，”我说，“你最好不要去想它。太阳可以让你的头发把颜色吃进去。”我们选择的是红色。
“这个该死的铝箔让我疯掉了。”铝箔从她的额头处滑下来，她立刻推了回去。
“现在，你可以把它摘掉了。”我说。
她把铝箔从头上摘下来，揉成一个球，从屋顶上扔下去。她长长的头发跟着落下来，就像一块蛋糕一样，整块儿垂到她的肩膀上。随着电锯的震动，它们就像一块厚垫子，不停地动来动去。
最终，我们在房顶上的椽木之间，凿开了一个理想的大洞。
“嗨，阿格尼丝！”我把手从洞口伸进去，朝厨房里面挥动着。
“天啊，那是什么？”她抬起头来，惊诧莫名。
纳塔莉把脸探进洞口：“您能不能到商店去，给我们弄些吃的？”
阿格尼丝问：“你们想要吃什么？”
“我也不知道，随便什么吧。”
“你们两个最好把它修好，”阿格尼丝说，“我们可不能住在有个大缝子的房子里。”
她说得不对。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因为我们的测量很粗略，精确度不够，所以，从食品室拿来的窗户不太吻合房顶的洞口。我们用钉子把窗户钉起来，使用一些碎木头堵住缝隙，后来又盖上了一些石棉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