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9.1
温斯顿简直累得变成了胶冻。胶冻--这个词儿倒是蛮合适，它就那么自动跳到他的脑袋里。他的身体，正是像果冻一样软塌塌，而且像果冻一样半透明。他只觉得要是举起手，阳光都能从他的手上照过来。堆积如山的工作，榨干了他的体液，光剩了神经骨骼加皮肤组成的空架子，一碰就要碎。神经脆弱得要命--工作服压得肩膀疼，人行道硌得脚板痒，攥攥手，关节也会嘎嘎啪啪乱响一气。
五天里，他竟然工作了九十多小时。部里所有的人，也全都是这样。现在一切都结束啦，到明天早晨，他便无事可做，任何党的工作也没有。他可以在那藏身的地方耽上六小时，再回到自家的床上躺他九小时。下午的阳光暖洋洋，他在一条肮脏不堪的街道上面慢慢走，到查林顿先生的小店去。一路上他留意着巡警，又没来由地觉得，这么个下午，就不会有什么危险来烦他。手里的公文包沉甸甸，走一步撞一下他的膝头，害他大腿的皮肤上下一阵疼。包里就放着那本书，他到手已经有六天，可连打开的时间也没有，更别提看上一眼啦。
仇恨周进行到了第六天。这段时间里，天天是游行，演讲，呼喊，唱歌，旗帜，海报，电影，蜡像，擂鼓，吹号，行军。坦克的履带吱吱嘎嘎，列队的飞机嗡嗡营营，枪声响起来轰轰隆隆。这么样过了六天，群众的狂热给蛊惑到了高潮，对欧亚国的痛恨给折腾到了癫狂，要是最后那天公开绞死的那两千名欧亚国战俘落到老百姓的手里，他们准保会给撕得粉粉碎--可就在这个时候，上面突然之间宣布了，原来大洋国从来没跟欧亚国打过仗。大洋国在跟东亚国打仗！欧亚国是我们的盟友！
当然啦，谁也不承认有什么东西变了样。事情极其突然，迅速传遍了各处--欧亚国不是敌人，东亚国才是！这当儿温斯顿正在伦敦的中心广场参加示威。大晚上的，苍白的脸孔，鲜红的旗帜，给泛光灯照得血一样红。广场里挤了好几千号人，还有一批小学生，足有一千人，全穿着侦察队的制服。讲台挂着红布，一个核心党的演讲员，正对着大家夸夸其谈。这家伙又瘦又小，胳膊却长得不成比例，大秃瓢上头发稀稀落落。他活像个传说里的侏儒怪，给仇恨烧得脱了相，一只手抓着麦克风，一只手在脑瓜顶穷抓乱舞，那只手长在精瘦精瘦的胳膊上，反显得大得挺出奇。他的声音，给扩音器放大到扎耳朵，没完没了数落着欧亚国的罪行：什么屠杀，驱逐，抢劫，强奸，虐待俘虏，轰炸平民，撒谎造谣，无理侵略，撕毁条约，等等等等。乍听他的话，几乎没法不相信，几乎没法不抓狂。隔不了一会儿，群众就要愤怒一次，几千条嗓子禁不住野兽般大呼小叫，演讲员的声音也给淹没在这怒吼之中。顶数那般小学生的叫声最野蛮。演讲进行了足有二十几分钟，这当儿一个通讯员赶到讲台上，把一张纸条递给演讲员。他展开纸条看一眼，竟连演讲都没有停下来。他的声音态度全没变，他讲的内容一点没有变--然而猛然间，他改了名字。没一句废话，一阵心领神会的浪潮席卷了所有的人。大洋国在跟东亚国打仗！登时便引起了一场大混乱。广场上的旗帜海报全错啦！有一半儿模样就不对。这是有人破坏！是戈德斯坦的特务搞的鬼！演讲停了一瞬间，大伙儿乱糟糟地把海报扯下来，把旗子撕碎，踩在脚底下。尤其是侦察队的表演精彩绝伦，他们爬上屋顶，把烟囱上飘舞的横幅给剪断。只消两三分钟，一切都归于平静。演讲员依然抓着麦克风，朝前面耸起肩膀，挥舞手臂接着讲起来。再过了一分钟，大伙儿重又气得狂吼乱叫。仇恨像从前一样进行下去，只是目标换成了另一个。
事后想起来，温斯顿记得很清楚，那演讲员是在一句话的半截转到另句话，非但没有停一下，连句子结构也不乱。不过在这时，有件事分了他的心。那时正是撕海报的大混乱，有个人拍拍他肩膀，跟他说，"对不起，你的公文包好像丢啦。"他没有说话，迷糊糊接过公文包，连那人什么样子也没看清。他清楚，准得有几天，他没空看包里的东西。示威刚结束，他便直奔真理部，那时都快到二十三点了。部里的工作人员全都各就各位。电幕上发出了指示，叫他们回到岗位上，其实这已经纯粹是多余。
大洋国在跟东亚国打仗--大洋国一向在跟东亚国打仗。五年来的大部分政治书籍，就要彻底过时啦。所有的报告，一切的记录，报纸，图书，照片，小册子，电影片，录音带--全都得以闪电般的速度来改正。指示是没有的，可谁都知道，总局的首长，要求一个星期以内，所有跟欧亚国打仗的文字，所有跟东亚国结盟的文字，一律不得存在。这工作比什么都重要，更要命的是所有的步骤全得换个名头说。总局里人人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有两次轮睡三小时。床垫子从地下室里搬出来，在走廊铺得到处都是。食堂的服务员用推车把饭送过来，吃的是三明治跟胜利牌咖啡。每次温斯顿停下工作去轮睡，他总要尽量把桌子收干净；可等他惺忪酸痛地挪回来，准发现又一批纸卷在桌上堆成了山，盖住了听写器，滚到了地板上，因此头一件工作，便是把它们码起来，腾出地方好做活。顶糟的是，这还不属于纯粹的机械工作。诚然多半只是要你改个名儿，可那些详尽的报道，便需要小心谨慎，想象丰富。这是要你把战争从地球上的一处移到另一处呀，其中涉及的地理知识就多得吓死人。
到了第三天，他的眼睛疼得受不了，几分钟就得把眼镜擦一擦。如同拼命赶着什么繁重的体力活，固然有权利推脱掉，却神经兮兮急着快做完。其实他朝听写器说的每句话，他用墨水铅笔写的每个字，全是在成心扯大谎；然而即便有时间记住这一切，他也不觉得于心不安。诚如局里的每个人，他急着把谎话说得天衣无缝。到第六天一早，纸卷下落的速度才慢了下来。有半个小时，气动管里什么也没有；然后落下一卷，又停了下来。几乎就在同时，各处的工作都已经完成。整个总局，大家暗地里全都深深吁了一口气。这了不起的工作终于做完啦，虽然任谁都不会提到它。如今，谁也拿不出任何真凭实据，证明曾经跟欧亚国打过仗！想不到十二点钟，竟宣布部里的工作人员一律放假到明早。温斯顿还拿那公文包装着那本书，工作就放在两脚之间，睡觉就枕在身子下面；现在，他便提着公文包回了家。他刮了胡子洗了澡，尽管洗澡水温吞吞，他险乎就在澡盆里面睡过去。
他爬上查林顿先生的楼梯，全身关节咯咯吱吱不住地响。他累得很，可是已经不想睡。他打开窗，点起脏兮兮的煤油炉，烧一锅水准备煮咖啡。朱莉亚马上会来；他手里还有那本书。他坐到邋遢的扶手椅子上，解开公文包的带子。
这是本厚厚的黑皮书，手工装订，封面上没有书名，也不写作者。那字体看上去也显得不规范。书页卷了边儿，又容易掉页，看来经了许多人的手。扉页上面印的是：
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伊曼努尔·戈德斯坦 著
温斯顿便开始读下去：
第一章 无知就是力量
有史以来，大概从新石器时代的结束开始，世界上就一直存在着三种人：上等人、中等人和下等人。他们还有许多进一步的差别，有不计其数的各种名字，他们相对的数量、彼此的态度也会因时代而不同，但社会的根本结构从来不会改变。即使是在一些大动荡、一些看来不可逆转的变化以后，同样的模式又会卷土重来，就像陀螺仪，无论我们把它推得多远，最后总会回到平衡点。
这三个团体，他们的目标全然是不可调和的……
温斯顿停了下来，主要想享受一下这事实。他是在读书呀，周围一片舒适与安全。他独自一人：墙上没有电幕监视他，钥匙孔没有眼睛偷看他，用不着神经兮兮往身后瞟，也用不着急着用手掩上书。夏日甜美的空气拨弄着他的脸。远处隐隐传来孩子们的叫声；屋里则是万籁俱寂，惟有座钟呢喃。他在扶手椅里再躺倒一点，把脚放在了围栏上。这真是天堂的福分，这真是永恒的福分。得到这样的一本书，准知道必得一遍遍读完每个字，往往会随便翻一页，就这样读下去--他便这样把书打开来，正好翻到了第三章。他就从这里读了下去：
第三章 战争就是和平
早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前我们就能够预见、而且也确实预见到，世界将会分裂成三个超级大国。随着俄国吞并欧洲，美国吞并不列颠王国，现有的三个超级大国实际就已经出现了两个，这就是欧亚国和大洋国；第三个大国，东亚国，还要经过十年混战之后才会成型。三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边界划分，有些是随意指定，其它则视战争结果而定，但总体说来遵循地理上的界线。欧亚国包括整个欧亚大陆北部，从葡萄牙一直到白令海峡；大洋国占据了美洲，大西洋各岛屿（包括英伦三岛），澳大利亚和南部非洲；东亚国包括中国及其南部各国，日本诸岛，以及具体范围并不确定的满洲、蒙古和西藏大部。三者中东亚国面积最小，在西部，它的边界尚不明确。
三个国家联盟关系时有改变，但始终处于交战的状态，历时二十五年不变。但现在，战争已不再是二十世纪初期的那种必置对方于死地的斗争，它只有有限的目标：交战各方都没有毁灭对手的实力，没有发动战争的物质原因，也没有由于意识形态的实质分歧而造成的对立。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行为，或者对待战争的流行态度，已经不像以往那么残忍，更多骑士风度；相反，战争的歇斯底里从未间断，各国都概莫能外。强奸、抢劫、杀婴、奴役一类行为已经不足为奇，对俘虏的报复甚至发展到火烧活埋的地步；而只要这一切是出自己方而非敌方之手，那就是莫大的功绩。现在真正参与战争的，其实只有一小部分人，他们多数有良好训练，都是专业人士；战争导致的伤亡现在也相对减少。战事的发生，或者是在边界划分模糊不清的地方，人们只能凭想象推测它的具体位置；或者是在扼守海上战略要地的水上浮堡附近。在文明的中心地区，战争只是意味着一段时间的物品匮乏，偶而也会炸弹落地，小有伤亡。战争的特点实际已经发生变化，更准确地说，发动战争的各种理由的优先等级已经发生变化。二十世纪早期的大战中业已存在的一些程度较轻的动机，现在一变而为主要动机，获得人们的有意认可，成为行动的依据。
要理解现代战争的本质，--尽管每隔几年各国关系就会重组，但战争的本质并无变化，--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它并不能做到一锤定音。三个超级大国，即使其中的两个联手也不能完全征服第三国。它们彼此势均力敌，又都有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欧亚国有广阔的陆地做掩护，大洋国有浩瀚无际的大西洋和太平洋阻挡，东亚国的居民则生育力强，并且吃苦耐劳，这是第一。第二，从物质方面看，战争已经没有任何必要。这些国家都建立了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消费协调一致，以前战争的一个主要诱因就是对市场的争夺，它现在不再发生作用；原材料的竞争也不再是生死攸关的事情：三个超级大国幅员辽阔，无论什么时候它都可以在自己的疆域内获得所需要的几乎全部原料。倘若战争也有一个直接的经济意图的话，那就是争夺劳动力。我们以丹吉尔、布拉柴维尔、达尔文、香港为顶点画一个四边形，地球五分之一的人口就在这块区域：它横贯各国，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长久地把它据为己有。而三国之间所以冲突不断，正是为了争夺这块人口密集的区域，此外还有北极地区。事实上，整个这一块有争议的地区迄今还没有落入过哪个国家的手里，它的部分区域一直在不停地变换主人。而各国的联盟关系所以会动荡不已，正是因为突然地撕毁协议往往是国家多占一块地盘的机遇。
这些有争议的地区都蕴藏有珍贵的矿产，部分地区还出产如橡胶一类的重要植物，这些植物如果是在寒带地区人工合成，花费昂贵得多。不过，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它有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储备。无论是谁，只要控制了赤道非洲、中东各国、南部印度，或者印度尼西亚群岛，就控制了上千万、乃至上亿的廉价苦力。这些地区的居民，已经公开地沦落到奴隶的地步；虽然统治者走马灯式地变化，但这些居民的作用与煤炭、石油其实没有差别，都是在一场扩军、扩张、掠夺劳动力、再扩军、再扩张这种永远没有尽头的竞争当中充当牺牲品。有一点有必要引起注意：战斗从来没有真正越出这些有争议的地区以外。虽然欧亚国的边界始终在刚果盆地和地中海北岸之间伸缩，印度洋和太平洋诸岛屿一直由大洋国和东亚国轮番占领；虽然欧亚国和东亚国在蒙古境内的边界始终没有确定，三国都声称北极周围的广阔区域属于自己（其实它几乎无人居住，还根本没有开发），但各国力量大体保持了均势，核心的区域总能不受侵犯。此外，赤道周围的受压迫民族，他们的劳动力对世界经济实际并无贡献，他们并没有增加世界的财富，因为他们生产的物品只有战争这一种用途，而战争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能够在下一场战争中处于有利位置。被奴役民族的作用不过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力，加速这场持续不断的战争的进程；纵使没有他们，世界社会的结构，以及它得以维持的步骤，并没有实质的不同。
现代战争的基本目的，--这一目的，依照双重思想的原则，核心党的思想家们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就是把机器制造的产品消耗完的同时，避免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从上一世纪末开始，如何处理剩余消费品，就一直是工业社会一个潜在的问题。就目前而论，能够填饱肚子的人屈指可数，所以这个问题显得还不迫切；即使我们假定，已经发生的种种人为的破坏过程实际并无效果，这个问题依然不会那么迫切。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相比，今天的世界充满了贫瘠、饥饿和破败的景象；如果把它和当时人们所期待、设想的未来相比，就更加糟糕。在二十世纪早期的时候，几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他意识中的未来社会图景，无论是财富、闲暇、秩序、还是效率，都达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那是一个闪闪发光的、由玻璃、钢铁和雪白的混凝土搭建起来的永不生锈的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而且看来设想它们会继续保持发展势头也没有什么奇怪。但这终于没有发生，一部分原因在于长期的战争和革命造成的贫困，还有一部分是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取决于一种经验的思维习惯，而这种思维习惯由于社会的严格管制没有办法发展起来。总的看来，今天的社会比五十年以前显得更加原始、初级。虽然某些落后地区获得了发展，各种设备--都是和战争以及警察的监视活动有关的设备--也进一步改善，但各种实验、发明很大程度上已经停止，五十年代原子武器留下的创伤还没有完全复原，而机器所固有的缺点却依然存在。从机器最初出现的那一刻开始，凡是有思想的人就都看到，人类繁重劳动的必要性，进而很大程度上人类不平等的必要性都已不再存在。如果我们有意识地把机器用于这种目的，那么，只要几代人的时间，饥饿、苦力、污秽、文盲、疾病，就能够彻底消除。而且事实上，虽然机器并没有用来服务这些目的，但由于某种自发过程的作用，--由于财富的不断创造，这些财富有时想不分配都不可能，--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五十年时间里，机器确实极大地提高了普通人的生活水平。
但很显然，财富水平的普遍提高威胁到了等级社会的存在，事实上就某种意义而言也确实对它造成了损害。现在，每个人每天工作不过几小时，吃饭已经不成为问题，大家都有自己的住房，都有卫生间、电冰箱，还有汽车甚至飞机，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不平等最显著、也许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已经消失。财富一旦成为人人手中之物，它就会一视同仁。一个社会，它的财富分配如果在个人的财产和奢侈品方面遵循平均原则，同时权力又仍然保留在少数特权阶级手里，这样的一个社会在想象中无疑是可以存在的，但在实践中它却不可能长期保持稳定。因为如果人人都能享受到闲暇和生活保障，那么，通常是由于贫困而愚昧无知的广大人民群众就可以获得教育，可以学会自己思考。而一旦他们这么做了，他们早晚会认识到，掌握特权的少数阶层实际没有任何作用；他们就会把他们赶走。长远来看，一个等级社会必须建立在贫困和愚昧的基础上。二十世纪初有些思想家曾经梦想回到从前的农业社会，这不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它不符合机械化的潮流，这一潮流在世界各地已经成为一种近乎本能的追求。而且，任何工业落后的国家，从军事的角度来说也是没有希望的，它那些更为先进的对手必定会以各种直接间接的方式把它征服。
但是，限制产品产量，使人民群众处于贫困之中，这也不是让人满意的办法。在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大致说来是在一九二○到一九四○年之间，很大程度上发生了这种情况：许多国家允许经济陷于停滞，土地不再耕作，资本设备投资不再增加，人口大量失业，仅仅靠国家救济勉强维生。但这也造成了军事力量的削弱，而且，它带来的贫困显然毫无必要，因此必定会产生反对意见。真正的问题是，如何保持工业的车轮不停运转的同时又不增加实际的财富。生产必须照常进行，但产品不能分配。实践中要做到这一点，惟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地挑起战争。
战争中最本质的行为就是破坏，这种破坏针对的未必是人的生命，而是人的劳动产品。战争其实就是把本来可以让人民群众过上舒适生活、而且从长远来看可以提高他们智力水平的各种物质材料，用一种办法把它碾碎，让它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实际没有遭到破坏，但制造武器却是一个简便易行的办法，它可以一方面消耗劳动力一方面却不生产出任何可供消费的物品。比如，建一个水上浮堡，它所栓住的劳动力就可以造出几百艘商船，一直到它最后废弃，都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一丝一毫的物质利益；然后，再投入巨大的劳力来建造另一个浮堡。在原则上，每次策划战争，都是要把满足人们基本需要之外的剩余物品全部消耗掉，但实践中对人们的需要往往估计不足，以至于最后有半数生活必需品会长期得不到供应。但是这一点常常被认为是一个有利条件。有一条精心设计的政策就是，即使是最受优待的阶层，也要使它生活在艰苦的边缘，因为只有这种普遍匮乏的状态才更显出一小撮特权势力的重要，并把不同团体之间的差别加以放大。根据二十世纪早期的标准来看，即使核心党的成员，他的生活也非常艰苦朴素，要承担繁重的工作。然而，他所能享受到的少量奢侈品，比如一套宽敞的、设备齐全的住房，质地优良的衣着，上等的食品饮料和烟酒，两三个仆人，私人小汽车或者是飞机，可以使他生活在一个和外围党党员完全不同的世界里。而外围党党员如果和我们称为"无产者"的底层群众相比，也有同样的便利条件。整个的社会氛围就像一个被围困的城市，能不能分到一块马肉就成为区别贫穷与富裕的标志。与此同时，由于人们意识到战争以及危险的存在，让一个小集团垄断所有的权力，在人们看来就是寻求生存的一个非常自然、不可避免的条件。
我们将会看到，战争完成了必要的破坏，而且是以人们心理上可以接受的方式完成的。从原则上说，要消耗世界上的剩余劳动力，建一些寺庙、金字塔，钻一些洞然后再把它们填上，再不就造出一大堆的商品然后付之一炬，都是很简单易行的方法。但用这种办法，只能为等级社会提供经济的基础，不能提供感情的基础。这里需要考虑的不是民众的士气，只要让他们安安稳稳地工作，他们的态度如何并没有什么关系；这里需要考虑的是党本身的士气。虽然即使党内地位最低的成员，党也希望他合格、勤勉，在有限的范围内还要做到聪明，但他同样应该是一个容易轻信、愚昧无知的狂热信徒，心里由恐惧、憎恨、颂赞、欢跃的情绪支配。换言之，他应当具备一种适宜于战争状态的心智水平。战争实际是否发生并不重要，而且，由于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所以战争进展如何也无关紧要，真正需要的是一种战争状态。现在，智力的分裂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这是党的要求，而在战争气氛中也最容易得到实现。一个人级别越高，这一点就越明显。正是在核心党内部，一种战争的歇斯底里状态和对敌人的仇恨情绪才最为强烈。一个担任行政职务的核心党党员，总是不可避免地会知道某条战报是否捏造，他常常会意识到整场战争是个骗局：它或者根本没有发生，或者实际的目的与宣传的目的大相径庭。但是，他所知道的这一切，很容易通过双重思想的技术而不对他产生任何影响。同时，所有的核心党党员都怀有一种神秘的信念，坚信战争是确确实实发生了的，坚信最后必定会以大洋国获得胜利、成为整个世界无可争议的霸主而结束。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片刻犹豫。
核心党的全体党员都将这即将来临的胜利作为一种信念加以接受。它的实现方式，或者是逐渐扩大地盘，最终在实力上拥有压倒的优势，或者是发明某种无可匹敌的新式武器。对新武器的研制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今天，只有极少的一些活动可以为那些富于创造、喜欢思考的心灵提供表现的机会，而武器的研制就是其中的一种。从前人们所说的科学，在今天的大洋国已经不复存在，新话中找不到表示"科学"的词。以往的科学成果赖以实现的经验思维方式，与英社的根本原则是直接对立的；而技术进步也只有当它的成果可以以某种方式减少人类的自由时才可能发生。所有的实用艺术领域，或者停滞不前，或者大步后退。土地由马拉犁耕种，书籍是机器撰写。但在一些极端重要的事情上，也就是说在战争和警察的监视活动方面，经验的方法依然得到鼓励，至少能够被容忍。党只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全面征服整个地球，一个是一劳永逸地消灭独立思想。由此，党最为关注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在违背个人意愿的情况下发现他的所思所想，一个是如何事先毫无预兆地在几秒钟内处死数以百万的人民。如果说科学研究仍然存在的话，这就是它惟一的主题。今天的科学家，他或者是一位心理学家兼检察官，异常仔细地研究各种面部表情、动作、语调的真实含义，测试各种药物、震荡疗法、催眠术和酷刑的逼供效果；要不，他就是那一类化学家、物理学家或者生物学家，在自己的专业中关注的只是那些研究如何灭绝生命的分支领域。在和平部大型的实验室里，在巴西丛林的实验站中，在澳洲沙漠，在南极的无名小岛上，众多的专家小组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们中，有的只是考虑未来战争的后勤方案；有的从事设计，希望发明体积更大的火箭弹、威力更强的爆炸物、更加坚固的装甲板；有的在寻找新型的杀人毒气，寻找某种可溶药物，它的产量要足以毁灭整个大陆的植被，或者是寻找某些品种的致病细菌，它对一切抗体具有免疫力；有的想造出某种类似潜水艇的工具，可以在地底下穿梭而行，或者造出类似轮船那样可以脱离基地独立行动的飞机；还有的在做一些更渺茫的研究，比如能不能用悬挂在几千米高空的棱镜来把太阳射线聚焦，能不能利用地心的热能来人为制造地震和海潮，等等。
但这些项目没有一个接近完成，三个超级大国也没有一个占据实质的领先地位。更引人注目的一个事实是，三个国家都拥有一件比它们目前的任何研究所可能发明的武器都更加强大的武器，那就是原子弹。虽然原子弹最早在四十年代就已经出现，十年后又首次做了大规模的使用，党仍把这项发明列到自己的名下，这是它的一贯作风。那次的大规模使用，有成百上千的炸弹落在了许多工业中心，这些工业中心大多位于欧俄、西欧和北美。这一事件带来的后果就是，所有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都相信，再多几颗原子弹，就不可能再有组织完备的社会存在了，他们的权力也会随之结束。那以后，尽管没有正式达成过任何协议，也没有这方面的暗示，但各方都再也没有扔过原子弹。三国只是不停地制造，把它们储备起来，以防备他们相信迟早总会到来的那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与此同时，战争艺术有三四十年的时间几乎保持不变。虽然直升机使用得比以往更加频繁，轰炸机大半已被自动推进的投弹取代，而易被击沉的军舰也让位给了几乎不沉的水上浮堡，但除此以外没有任何进展。坦克、潜艇、鱼雷、机枪，甚至步枪还有手榴弹都仍在使用。尽管报纸上、电视上不断报道着屠杀的消息，但早期那种动辄几周之内就有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伤亡的殊死决战，现在看不到了。
凡是风险很大的策略，三个超级大国都是不肯去尝试的。如果有什么大的举动，那往往是对盟国发动出其不意的进攻。三国实际采取的战略，或者声称自己采取的战略，都如出一辙。他们的如意算盘就是，通过战斗、谈判、适时的欺诈等种种手段并用，夺取一批环绕敌国四周的基地，然后再和该国签定友好条约，维持一段时间的和睦关系，以便完全打消对方的疑虑。在这期间，装载有原子弹的火箭在所有的战略要塞集中，最后一齐发射，它的破坏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根本不可能再给敌国还手的机会；然后再和余下的那个大国签定友好条约，为下一次的攻击做准备。根本不用多说大家也知道，这种计划是白日做梦，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此外，战斗实际只发生在赤道和北极周围那些有争议的地区，从来没有发生过对敌国的入侵。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有些地方各超级大国之间的边界划分得那么随意。举个例子，欧亚国可以轻而易举地攻占英伦三岛，这些岛屿地理上就是属于欧洲的一部分；而大洋国也可以把它的边界推进到莱茵河、甚至维斯杜拉河。但这么做会违背一项虽然没有明确阐述、但一直为各国恪守的原则，那就是文化统一性的原则。如果大洋国要占领以前被称为法国和德国的地区，它就必须或者完全把当地居民斩尽杀绝，--这在实际上困难重重，--或者它就需要把多达一亿左右的人口完全同化，而这部分人口就技术发展而论与大洋国处在同一水平。这是三个超级大国都要面临的问题。从它们的结构看，有一点是绝对必要的，那就是除非是在一种有限的意义上与俘虏或有色奴隶发生接触，与外国人不应该有任何接触。即便是现在的盟友，也要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它们。大洋国的平民百姓所见到的欧亚国或者东亚国的公民，只有战俘；他还不能学习任何外语。如果准许他接触外国人，那么他就会发现他们都是与他同类的生物，发现以往他所得到的关于他们的知识都是谎言。他所生活的密封世界就会被打破，他赖以维持自己斗志的种种恐惧、仇恨和偏执就会烟消云散。各方都从中认识到，无论波斯、埃及、爪哇、锡兰会多么频繁地变换主人，在主要的一些边界上，除了炸弹以外是不能再有任何东西穿越的。
这背后隐藏着的，是一个虽然没有大声宣布、但彼此都心照不宣、成为行动的准则的事实，那就是，在这三个超级大国，生活状况几乎一模一样。大洋国盛行的哲学叫英社，欧亚国叫新布尔什维主义，东亚国叫一个中文的名字，它通常译成死亡崇拜，也可能叫灭己更好一些。大洋国的公民从来不能知道其它两种哲学教义，他所受到的教育只是让他去憎恨这两种教义，把它们看作对道德与常识的野蛮的践踏。实际上三种哲学几乎难以分辨，而它们所支持的社会制度也根本没有区别：无论哪里，只要有相同的金字塔式结构，就会有相同的对半具神性的领导人的崇拜，相同的靠战争维持和为战争服务的经济。由此可以推出，三个超级大国不仅不具备征服对方的能力，而且这么做它们也无利可图。相反，只要它们始终处于冲突之中，它们实际就在相互支持，就像三捆靠在一起的玉米棒。而三国的统治集团也和往常一样，对自己正在做什么是既了解又不了解。他们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征服的事业，但他们也知道战争的久拖不决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同时，既然不用担心有被敌国征服的危险，闭眼不看现实也就没有什么发现，而这正是英社、也包括它敌对的思想体系的一个特征。这里有必要重复一句上面提到的观点，那就是，战争一旦变成持久战，它就改变了自己的本质特征。
在以往，战争从定义上看，就是某种迟早会结束、往往会决出胜负的事情。在以往，战争还是一种使人类社会与现实保持联系的主要手段。任何时代统治者都会想把一套错误的世界观强加给追随者，但他们绝不可能鼓励一种会损害军事效能的幻景。只要军事的失败意味着丧失独立地位或者其它一些一般认为不好的结果，那就必须采取严肃认真的防范措施。实实在在的事实是不能视而不见的：哲学、宗教、伦理、或者政治上固然可以说二加二等于五，但设计枪炮飞机的时候它们就只能等于四。不讲求效率的民族迟早总会被征服，而要追求效率就要把一切不真实的幻想抛开。此外，追求效率就必须能够学习以往的经验，这意味着对历史上发生的事件要有较为准确的看法。报纸、历史读物当然都免不了经过涂改、带了偏见，但今天人们所做的那种伪造工作却是不可能在从前找到的。战争是使人们保持头脑清醒的一种安全保障，对统治者而论，这也许是一切保障中最重要的一种。战争非胜即败，统治阶级不能全然不负责任。
但当战争确实变成持久战以后，它的危险也就消除了。战争一旦成为持久战，也就不存在所谓军事的需要了。技术进步可以停止，对最明显的事实也可以矢口否认，或者视而不见。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可以算是科学的研究仍然在进行，目的还是为了战争，但究其本质不过是一种白日梦。它们毫无收获，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效率不再需要了，哪怕是军事的效率。在大洋国，除了思想警察没有什么是有效率的。既然三个超级大国都不能被征服，它们就都可以算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在里面无论怎样对思想歪曲篡改，都可以畅通无阻。现实只是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需要中才表现自己的力量，这包括衣食住行的需要，避免误服毒药或者从高楼失足落下的需要，等等。生与死，肉体的快乐与痛苦，它们的差别依然存在，但仅此而已。现在，大洋国的公民与外部世界、与历史都失去了联系，他们好像星际的旅行者，无从判断上下左右的方向。在这样的国家，统治者可以掌握连法老和沙皇都望尘莫及的绝对权力。当然，他们也要避免由于追随者大批饿死而带来不便，要保持与敌人相当的低度的军事技术，但只要满足了这些最低条件，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歪曲现实。
因此，如果我们用从前的标准来判断，现在的战争不过是一种假象。这就像有些反刍动物，它们打架的时候头上的角故意竖向一个不可能伤害到对方的角度。但战争不够真实不等于说没有意义，它消耗了所有的剩余消费品，有助于维持等级社会所必需的那种特殊的心理状态。以后我们会看到，战争现在纯粹是内部事务。在历史上，虽然各国的统治集团都意识到他们之间存在共同的利益，都限制战争造成的破坏，但他们之间的战争还是实实在在的，胜利者一般都把战败者劫掠一空。但在我们的时代，他们根本不交战，战争是统治集团用来对付它的臣民的，战争的目的也不再是疆土的攻防，而是保持社会结构的原封不动。因此，现在"战争"一词越来越让人产生误解。如果说战争在变成持久战之后就不再存在，倒可能是更为准确的说法。人类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到二十世纪一直承受的这种特殊的压力已经不复存在，现在有截然不同的东西取代了它的位置。即使三个超级大国都同意放弃战争，永远和平共处，每一方在自己的边界内都不受侵犯，结果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因为在这种情形下每个国家仍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永远不会受到外部威胁的刺激。事实上永久的战争就等于是永久的和平。这一点，虽然党的大多数成员都理解得极为肤浅，却是党的那句口号"战争就是和平"的本质含义所在。
温斯顿停了一下，没有接着读。远处什么地方，炸了一颗火箭弹。在没有电幕的房里，独自一人读禁书，这天堂般的感觉还没有消逝。这种与世隔绝，这种安全无虞，都是实在的感觉呀；其中还夹杂着身体的倦意，椅子的松软，窗外吹来的微风轻拂在脸上。这本书叫他着迷，更准确地说，它叫他安心。在某种意义上，它未曾说出什么新东西，然而这一点同样吸引着他。它说的是他想说的话，若把他那些零碎的思想整理成形，大抵上也便是这样。写这书的人，思想与他很相像，只是远比他有力，远比他系统，远比他无所畏惧。他觉得，最好的书，便是说出了你已经知道的东西。他刚刚把书翻回第一章，就听见朱莉亚咚咚地上楼梯。他站起身来迎接她，她把棕色工具袋丢在地上，便投进了他的怀抱。他们已经一个星期没有见面啦。
待他们松开后，他便说：
"我搞到了那本书。"
"是么，搞到了？好啊，"她显得没什么兴趣，马上跪在煤油炉前，开始煮咖啡。
他们在床上耽了半个小时，才又说起了这件事。夜晚凉得很，得用床罩盖在身上。楼下传过来熟悉的歌声，和鞋子在石板地上的拖拉声。温斯顿第一次来时见的那红胳膊壮女人，简直成了院里一个固定的部分。白天里不管什么时候，她老是在洗衣盆跟晾衣绳之间来来去去，嘴里要么咬着衣服夹，要么就开始唱小调。朱莉亚躺在她那边，看上去已经昏昏欲睡。他把放在地板上的书拿起来，靠着床头坐好。
"我们得读读这本书，"他说。"你也得读。兄弟会的会员都得读。"
"你读罢，"她眼睛都没睁开。"大点声。这样最好啦。你还能给我讲。"
时钟指着六点，这是十八点啦。他们还有三四个小时耽在一起。他把书放在膝头，开始读起来：
第一章 无知就是力量
有史以来，大概从新石器时代的结束开始，世界上就一直存在着三种人：上等人、中等人和下等人。他们还有许多进一步的差别，有不计其数的各种名字，他们相对的数量、彼此的态度也会因时代而不同，但社会的根本结构从来不会改变。即使是在一些大动荡、一些看来不可逆转的变化以后，同样的模式又会卷土重来，就像陀螺仪，无论我们把它推得多远，最后总会回到平衡点。
"朱莉亚，没睡罢？"温斯顿问。
"没，亲爱的，我听着哩。读罢。写得真好。"
他便接着读下去：
这三个团体，他们的目标全然是不可调和的。上等人的目标是维护自己的地位，中等人的目标是和上等人交换位置；下等人，当他们有一个目标的时候，--下等人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过多地受到繁重工作的摧残，对日常生活以外的任何东西都只有一些断断续续的意识，--那就是取消所有差别，创造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因此贯穿整个历史的，始终是一场主要轮廓大体相似的战争，它周而复始，一遍遍地发生。有很长时期上等人看来一直是高枕无忧的，但迟早都会有那么一天，他们或者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或者失去了有效统治的能力，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于是，中等人就假装告诉下等人说他们是在为自由、正义而战，把他们拉到自己一边，推翻上等人。中等人一旦目的达到，就把下等人推回到原来的奴役状态，自己做了上等人。不久，这两派人中有一派（或者两派同时）分裂出一个新的中等人派别，斗争重新开始。三派中，只有下等人的目标哪怕是暂时地实现都从来没有过。如果说整个历史没有任何物质方面的进步，那可能是夸大，即使在今天这么一个衰退的时代，一般人在物质上也比几百年前要好。但是任何财富的增加，行为方式的文雅，改良，或者革命，都没有使人的平等往前迈进哪怕一小步。在下等人看来，一切的历史变革，改动的无非是主人的姓名。
到十九世纪末，许多观察家都注意到这一反复出现的模式。于是就有各种学派的思想家把历史看成循环的过程，声称不平等是人类生活不可更改的法则。当然这种学说在过去就一直有自己的支持者，但现在它的表述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过去，一直只有上等人才宣称我们需要一个等级制社会，它的鼓吹者包括国王、贵族，以及依附他们的教士、律师等等。一般它还会许诺在死后的想象的世界里一切会得到补偿，以使自己更加动听一些。至于中等人，以往只要他还在为权力斗争，就一直会利用自由、正义、博爱这类字眼；但现在，那些还没有掌权但在觊觎权力的人们开始攻击人类友爱的概念了。在过去，中等人以平等为旗帜发动革命，旧专制一推翻马上就建立新的专制；而现在新的一派中等人实际不等到那时候就宣布了自己的专制。社会主义是十九世纪早期出现的理论，是从古代奴隶起义以来一直延伸到现在的思想之链上的最后一环，它没有摆脱历史上乌托邦思想的深刻影响；但大约从一九○○年以后，各种社会主义的变形都公开放弃了建立自由平等的目标。大洋国的英社运动，欧亚国的新布尔什维主义运动，东亚国中一般所称的死亡崇拜运动，这些都是本世纪中叶新兴的运动，它们都有意地把实现不自由、不平等作为目标。这些新兴的运动当然都是从以前的运动中脱胎出来，往往保留了原来的名字，以原来的意识形态为幌子，但它们的目的都是要在一个选定的时刻把进步阻挡，把历史凝固。我们常常看到的钟摆现象又要发生、然后停止。与以往一样，上等人被将要作上等人的中等人推翻，但这一次，由于有意识地运用了某种策略，上等人能够保持自己的地位永远不变。
这种新学说的出现，部分是由于历史知识的累积和历史意识的增强，这些在十九世纪之前都几乎是没有的：历史的循环运动在这时已经是可以分辨的了，至少表面如此；同时，既然能够分辨，它也就能够改变了。但更主要、更基本的一个原因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人类的平等就在技术上有了实现的可能。确实，每个人仍然天赋不等，专长不同，有的比别人更占了便宜，但阶级的划分，财富的悬殊，已经没有任何实际必要了。在早先，阶级划分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也是人心所愿，不平等是文明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即使现在还需要人们从事不同的工作，但使人们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和经济水平上，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因此，从意在攫取权力的这一派的观点来看，人类平等不再是需要为之奋斗的理想，而是要加以克服的危险。在更为原始的时代，那时事实上还不可能有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以它为信仰相对就较为容易。一种现世的天堂观念，那里人人都生活在友爱之中，没有法律，没有繁重的工作，它萦绕在人们的脑海长达数千年之久。甚至那些在每一次历史变革中都获得实际利益的群体，都受到它的某些影响。法国革命、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继承者们，也部分相信他们那套人权、言论自由、法律平等一类的说法，一定程度上还使自己的行为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但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各种主要的政治思潮都倾向了专制。早先的天堂，就在它可以实现的那一刻起，不再为人相信了。每一种新的政治理论，无论它冠以什么名字，都退回到等级制度和严酷控制之中。到了一九三○年左右，各种观点开始普遍地变得冷酷了，一些长期不再使用的做法，包括不加审讯地投入监狱、将战俘用作奴隶、公开处决、严刑逼供、扣押人质、强制人民迁徙这么一些已经有好几百年停止使用的做法，再度变得流行；更有甚者，它得到了那些自视为开明进步的人士的容忍、甚至辩护。
以后全世界都卷入了一场长达十年的国际国内战争、革命和反革命运动，在经历这十年之后，才有了体系完备的英社（及其对手）的政治理论。但它们的出现，早在世纪之初的各种统称为极权主义的体制中就有了预兆。从这种普遍的混乱中将要诞生的世界，它的主要轮廓其实在很早以前就显现了出来；哪一类人将控制世界，这同样已经变得很清楚：新贵族的主要组成包括科学家、行政官僚、技术人员、工会领导、宣传专家、社会学家、教师记者和职业政客。这些人员论出身是在中产阶级中拿工资的那一部分和工人阶级的上层，他们所以能够形成、并聚集在一起，则是得益于垄断工业和集权政府所造成的一个单调机械的世界。论贪婪，论奢侈，他们都比不上以往的贵族；但他们却更加渴求权力，尤其是，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更加热衷于消灭反对的势力。最后这个区别非常重要，与今天的暴政相比，历史上的所有暴政都显得心慈手软，效率不高；统治集团一定程度上总会受到开明思想的影响，凡事乐得留下余地，只注重公开的行为，对臣民的思想毫不关心。即使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用现代的标准来看也还是宽容大度的。所以这样，原因部分是在于，过去任何一个政府，它的能力都不足以把它的人民置于频繁的监视之下。但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操纵舆论变得容易了，电影广播就走得更远。以后又有了电视，技术的进步使得在同一台机器上就可以接受和发送，这时候，私人生活就到此为止了。每一个公民，或者至少每一个值得监视的公民，会一天二十四小时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官方宣传的包围之中，其它的通讯渠道对他都是关闭的。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做到不仅强迫全体人民完全服从国家意志，而且在观点上也没有任何分歧。
经过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时期之后，社会又和以前一样，重新分成上等、中等和下等三种人。这些新的上等人不同于从前，他们不再根据本能行动，知道用什么办法保护自己的地位。人们早已认识到，集体主义是寡头统治惟一安全可靠的基础；财富和特权一旦携手，最容易得到保护。本世纪中期进行的所谓"废除私有制"运动，实际只是把财产集中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少的人手里，但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拥有财产的是一个团体而不是个人。从个人来看，党的成员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个人财物外一无所有；从集体来看，党拥有了大洋国的一切，因为它控制了一切，可以以它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支配生产出来的一切。在革命结束以后的那些年里，党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反对就占据了这种居高临下的地位，因为整个过程都是在集体化的名义下进行的。一般人们都设想，在资产阶级被剥夺之后社会主义就会到来。毫无疑问资本家确实被剥夺了；工厂、矿山、土地、楼房、交通，这一切都从资本家那里夺走了。既然这些已不再是私有财产，那就应该是公有财产。从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脱胎出来，并沿袭了它的语汇的英社，事实上实行了社会主义方案中的一个主要内容，而结果是人们事先就预见到并盼望的：经济不平等成为永久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