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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我的后半生（我的一生续）(5)
这种想法逐渐变成了一种很深的信仰，不过我并不因此而感到悲观，只是更加强了认为人类应该自助助人的观念。现实环境固然可怕，但人类应该保持希望，不断奋斗，至于那些处于顺境的人更是有义务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1914年1月，我第一次有机会横穿美国大陆。这次母亲和我同行尤其让我高兴，也给我带来了不少方便。母亲很喜欢旅行，而我也终于有机会让她饱览东起大西洋海滨、西至太平洋海岸的美国大陆风光了。
演讲旅行的第一站是加拿大的渥太华，然后是俄亥俄州，中途曾转到英国伦敦，再回到密歇根州，随后是明尼苏达、艾奥瓦，就这样一路向中西部前进。母亲在旅行中的兴致一直都很高昂，只是不时担心我会太劳累了。我们能到加州也令母亲欣喜异常，因为她特别喜欢加州，尤其爱上了旧金山的海滨，经常在黄昏时徜徉于沙滩上。她一再对我表示加州的气候是如此迷人，海边风光更是令人流连忘反。
我曾和母亲一起坐汽船出海，于是她又喜欢上了那些尾随在船后飞翔的海鸥。她拿出食物来喂它们，引它们停下来。母亲还是一个天生的诗人，她用吟咏诗歌般的语调为我描述了落日余晖照射之下的金门大桥。她以崇敬的口气告诉我，美国杉是“自然界之王“，因为它的庄严肃穆比山川大海还要令人折服。
我现在一面写作，一面重温当时的愉悦，那一点一滴的快乐又浮现在眼前。我仿佛又看到“崖之家”，看到我与母亲在用过早餐后走出“崖之家”，来到奇岩林立的海边嬉戏，足迹踏遍
那些长满蓝色、黄色小花的可爱沙丘。当我站在双子海岬享受大自然的清新空气时，母亲将我拉到她身边，无限感慨地对我说：“看到如此宜人的景致，我过去的悲哀和不快全都不复存在了。”由这个海岬，可以看到远处的城市，以及从海岬沿着海岸延展着的繁华街道。我们还可以从海岬上望见街市上的钟楼，每隔五六分钟，就有一班渡轮从海港中鸣着汽笛缓缓驶出。
我第二次横越大陆的演讲旅行是在1914年10月开始的，这一次是由秘书汤姆森小姐陪着我。秘书的工作一点也不轻松，演讲的联系、预约，甚至于修改日程、处理善后等等，事无巨细都必须由秘书操办。这些事情有时非常麻烦，车亏汤姆森女士很能干，她做起事来干净利落，处理问题也很有条理，还有余力照顾我的生活起居，整理内务。假如没有汤玛森女土的帮忙，我真不敢想象我们将会面临什么境况。虽然我们之前从卡内基先生那儿得到—笔款项，但仍不能放弃自己认真工作的原则，再说我们的开销也相当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随随便便地去各地旅行演讲了。只要一想到正在发生的战争浩劫以及它愈演愈烈的趋势，我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轻松地说出慈善的话来了。在这段时期，我经常因为梦见流血或残杀而惊醒。与此同时，一些出版社和杂志社纷纷向我约稿，希望我写一些比较时尚有趣的文章，然而，我满脑子都是枪声和军民遭受杀戮的惨状，又怎么会有心思去写这类文章呢?
当时，我觉得最遗憾的是，我收到数千封来自欧洲的求援信件，可是我却一点办法也没有。说得难听点，我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自己还要靠四处旅行演讲来糊口。我们所属的团体在这段时期，展开了热烈的反战运动，希望能阻止美国加入这场世界大战。可是也有与我们持相反立场的团体，他们为了促使美国参战不遗余力，为首的就是过去的老罗斯福总统。
莎立文老师和我都是坚定的反战人士，我们认为应该竭力避免让美国卷入到战争中去。因此，从1916年开始，我们就到堪萨斯州、密歇根州、内布拉斯加州等地进行反战演讲。但是我们的努力没有成功，这实在太可惜了。
我们前往每一个可能的地方去表达我们的想法，有时在临时搭设的帐篷里，有时在最豪华的大礼堂。可喜的是我们引起了不少听众的共鸣，可遗憾的是，当时的报纸却多半不支援我们的立场，其中某些报刊态度的转变令人感慨万千。过去他们总极力夸大其辞，赞美我是“盲人的救世主”，或称我为“时代的奇迹”，可现在，只要我的内容稍有涉及社会或政治时，他们就大肆抨击，视我为左翼走狗。这真是让我感慨万千。
再加上社会正在热烈地传播战争思想，听众中当然也有人不赞同我们的反战观点，因此，全美各地参战思潮正在迅速弥漫。当时，我真是对这个世界失望透顶了！
短暂的爱恋
1916年秋天，我心情沮丧地回到连杉的家中，想安抚一下自己那疲惫的身心。然而，即使在连杉也不能让人觉得愉快，因为梅西先生也因为和莎立文老师分居而离开了，汤玛森女士请假回了苏格兰，只有女仆易安很高兴地迎接我归来。她把房子重新整理、装饰了一下，要我静待满园的花开，可是她哪里知道我连一点赏花的兴致也没有。最后，我想到打电话请母亲来，才多少排遣了些寂寞的心绪。
没过多久，莎立文老师因为长期的疲惫忧愁交加，而再一次病倒了。她不停地咳嗽，医生建议她冬天搬到布拉西多湖畔去疗养。可是如果莎立文老师再离开的话，这个家也就散了。我一直为了这事感到烦恼，以致无心工作，甚至不能静下来好好地思考。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人生乏味。我常常恐惧地自问：“如果老师也像我有这种悲观的想法，那该怎么办呢?”
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了莎立文老师，将会是多么寂寞无趣呀!她不在我身边的话，我一定什么事情也没办法做的?每思及此，我就更为不安。我之所以对一位青年动了感情，就是在这种极端无助的心情下发生的。
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单独在书房里思考问题。这时，那位暂时代替汤玛森女士的年轻秘书忽然走进来，用平静而温柔的态度倾吐了他对我的关怀。我当然感到非常意外，但很快就被他的真诚感动了。他表示，如果我们能结合在一起，他将随时陪伴在我身边，为我阅读，为我搜集写作资料。总之，以前由莎立文老师为我做的一切，他都能做。
我静静领会了对方这一份爱意后，心中不禁升起一股莫名的喜悦，几乎无法自持地发抖。我从内心里已经打算要把这件事对老师和母亲公开，可是他却阻止我说：“我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
停顿了一会，他又说道：“你知道，莎立文老师目前正在生病，而你的母亲又不喜欢我，如果这样贸然地就去告诉她们，可以想像得到，一定会遭到反对。我看我们还是慢慢来，以后再找机会对她们说吧。”此后，我们共同度过了一段相当美好的时光。有时我们肩并肩去森林中散步，有时则静静地坐在书房里，他读书给我听。直到一天早上，我醒来后正在换衣服，母亲忽然火急火燎地跑进房来，问我说：“报纸今天登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海伦，你是不是已经答应和人订婚了?”
母亲说话时双手微微地发抖。这时我一方面由于没有心理准备，相当惊骇，另一方面想替对方掩饰，因此随口就撤了谎：“根本是胡说八道，报纸上每次都登载一些荒唐的消息，这件事我一点都不知情。”
不仅对母亲如此说，连对莎立文老师我都不敢承认。母亲迅速地辞退了他。我现在想起仍觉得很纳闷，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何要撒谎，以致使母亲、莎立文老师和那位年轻人都感到痛苦。
我的恋爱就这样宣告结束了。
这一年虽然充满了烦恼，但毕竟熬过去了。
布拉西多湖的气候非常寒冷，老师的病情也没有怎么好转，因此12月底，老师就和汤玛森女士一起去了温暖的波多黎各，在那里一直住着。在此期间，她们每个星期都要给我写信，信上常常提到波多黎各的美丽风光、宜人气候，还兴奋地描述她们从未见过的各类花卉。就在这时候，美国参战了!莎立文老师被这个消息吓了一跳，因此提早在4月就回到连杉。不过老师的健康却一直到次年的秋天才真正完全康复，因此，人虽然回到连杉，但仍有一年多的时间无法四处演讲。
没了工作，我们的存款当然在一天天减少。我们打算卖掉连杉的房子，另外再找一幢较小的房子。然而，真的要离开居住多年的地方，实在是令人难以割舍!屋内一桌一椅忽然间都变得那么亲切可爱，充满了感情。尤其是那张我常常在上面写作的书桌，以及书橱，还有我经常伫立面对庭园的大落地窗、樱花树下的安乐椅等，更是让我难舍。然而，离别的时刻一旦来临，也只有洒泪挥别，而把它们装在我记忆中最值得怀念的一角了。我们带着感伤与无奈离开这幢住了13年之久的屋子，心中惟一感到安慰的是，虽然不住在此地，但这幢可爱的屋子仍将对另一家人发挥它的用途。
现在，这栋房子已经换了主人，成了波士顿约丹士马狮百货公司女职工宿舍。虽然如此，但我对它仍然怀有主人的爱，因为装载了我人生中最精彩的10年，有太多值得我回忆的往事了。那里有我的欢笑，有我的泪水。更重要的是，它那是我生活过的地方，它的痕迹必定刻在我的生命力。
电影人生
离开连杉，在国内旅行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后，我们最后决定住在纽约市郊长岛的佛拉斯特丘陵区，这地方风景优美。
我们买下这里一栋外表不俗的小屋，它到处是凸出的棱角，有着类似古代城堡的外貌，我们替它取了个名字叫“沼泽之城”。
当时的家庭成员包括：莎立文老师、汤姆森、我，以及一只名叫吉兰的小狗。
经过长期的旅途奔波，我们都渴望过上安静的生活。我亲手在院子里种上了树。房子的二楼被隔出来一间，作为专属于我的小书房，房子的四面都有窗户。我开始学习意大利文，以便能读但丁作品的原文。可是，我们的新居还没有完全安顿妥当，就接到了一封十分意外的信。
信是法兰西斯·米拉博士所写，他表示有意将我的《少女时代》拍成电影，而且希望我参加。我接到信后满心欢喜，因为我认为把自己个人的这段经历拍成电影，一定可以鼓舞那些不幸的人，而且能在这个互相憎恶、充满暴戾之气的世界里引起深省。如此好的机会我怎能放过?改编后的电影名为《救济》。
现在想起来，我当年千里迢迢、不辞辛苦长途跋涉跑到好莱坞去拍电影的那股劲儿，真有点不可思议!或许是我当时太天真了，满以为自己的故事非常感人，观众在欣赏这部电影时必然会全神贯注，连呵欠也不敢打。正是那种过分的自信和自大，才使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电影公司的邀请。
奇怪的是，我当时怎么没有想到，像我这样一个身有残缺的人，又怎么能担任电影的主角呢?一般的女明星莫不身材健美，如花似玉，而我呢?又肥又胖，长得又不好看，根本无法跟一般女明星相提并论。而且我又缺乏能赚观众眼泪，或者逗观众发笑的演技，凭什么去演戏呢?不过，撇开这些不谈，我在好莱坞的那段日子倒过得多彩多姿。老实说，我对于那段拍戏的经历一点也不觉得后悔。
那段时间，我经历了许多以前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的事情，那种刺激的生活总是经常给我带来惊喜，甚至从来不知道走出大门后将会遇到什么事情。每当我漫步在开满天竺葵的小路上时，可能会有一位骑士突然从斜刺里冲出来；或者是当我走在马路上时，会遇到一辆卖冰的车子猛然四轮朝天；或者是在远处的半山腰上，不定什么时候会有一栋小木屋被熊熊烈火包围着……
总之，来到此地以后的所见所闻都令我感到新奇有趣。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行人头顶炎热的太阳，坐着车子到沙漠里去，阳光下的沙漠上稀稀落落地长着仙人掌和灌木丛。当我们来到一个小小村落的拐角处时，忽然有人惊呼：“看啊!有印第安人!真正的印第安人……”
大家都很兴奋，立刻跳下车想看个清楚。果然，一个印第安人正站在那儿，边上没有任何其他人。我身旁的向导迈上前一步，请求印第安人让我摸摸他头上的羽饰，因为他的头上插了色泽艳丽的鹰羽，看上去非常神气。我惴惴不安地走上前去，并再次用手语和他打招呼。
可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这位印第安人以流利的英语开口道：“让这位女士尽量摸好了，多少次都无所谓。”
这时，所有在场的人都吓了一大跳。后来我们才弄明白，原来这是一位演员，他正在等摄影师，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印第安人！
汤玛森女士和我经常是天还没有亮就出去骑马。在露珠晶莹剔透的草原上，能闻到麝香草和尤加利树的清香。早上的微风是如此宜人，令人感觉非常舒畅!就这样，我在比佛利山的小路上度过了许多令人愉快的清晨。
《救济》一片终于要开拍了，导演是因《青鸟》一片而闻名的乔治·郝斯特·普拉特先生。首先进行片头摄影，普拉特先生以敲打桌子为信号与我沟通。我们工作的过程通常是：汤姆斯小姐看过剧本后，并听取导演的指示，然后把这些写在我手上，等我完全了解后，再听导演敲桌子指挥进行。
有时候，导演也会亲自在我手上写几句话，例如“不要害怕，关在笼子里的不是狮子，而是一只小金丝雀。知道吗?好的，请再来一次。”然而，导演越是这样关照我，我就越觉得紧张不安。说实话，要想在摄影机前自然地表演真的不容易，因为不论是站着还是坐着，强烈的灯光总是会聚集在身上，所以总让人觉得全身热烘烘的，汗如雨下，可是还必须注意脸上的化妆不能被汗水弄花了，否则不是鼻尖太亮，就是额头反光，那样的话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表演当中要经常补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