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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我的后半生（我的一生续）(4)
有一天，纽约的摩洛博士在经过长途跋涉之后，来到我们委员会，并提出了预防失明的方法。他说：“目前，在盲人学院中的儿童大约有三分之二是因为出生时，眼睛受病菌感染而导致失明的。像这种情形，如果我们在孩子出生前先加以消毒、防范，是绝对可以避免的。”
因此，摩洛博士极力主张婴儿在一出生时，就应该进行眼睛的消毒，而且他还认为应该在法律上明文规定这一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希望我们委员会能积极推动社会舆论。
“你既然知道病因所在，为什么一直没有采取行动呢?”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反问他。他带点无奈地说：“老实说，所谓的病菌感染，就是这些孩子的父母曾做了不名誉的事，而染上不可告人的病。这种情形连医生都无法公开说出来，报纸、杂志也都避而不谈，我当然没有办法，因此才来请你们帮忙。”原来是有这种阻碍。当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听了摩洛博士的说明之后，都同意尽力推展这项工作。
但正如摩洛博士所说的，事情可不如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医生和大众传播机构都成见很深，不肯轻易打破避免谈这类问题的习惯，因此都对我们表示爱莫能助。
这样过了两年，当我1907年前往堪萨斯市时，和一位眼科大夫谈到了这件事情。他说：“这种事情在报纸上宣传效果最佳。你们为什么不去拜访《堪萨斯市明星报》的总编辑呢?说不定他会答应让你们在报上讨论盲童的问题。”
我立刻去拜访《堪萨斯市明星报》的总编辑尼尔逊先生，但是他非常干脆地回绝了我的要求。当时我非常失望。或许是我那沮丧的神情感动了他。他很快就改变了语气，说：“这样吧，你们想写什么请尽管写，但是否刊载，由我们来决定，如何?”
我很快写了几个真实的例子送过去，结果尼尔逊先生把这篇稿子登在明星报的第一版上面。至此，我们的努力总算取得了初步进展。
同年，《仕女杂志》也刊登了关于同一问题的文章。我又接连写了好几篇文章，全国许多家报纸和杂志纷纷进行转载，讨论面由此扩大。此后，《盲人世界》、《盲人杂志》等专门讨论盲人问题的杂志也陆陆续续地创办了。
我还受托在《教育百科全书》上发表了有关盲人的论文。从此，我的工作量逐渐增多，稿约不断，甚至有点应接不暇，经常还得出席各种会议和演讲。我的生活节奏也突然变得匆忙起来，常常是我急急忙忙地赶到一个会场，结束后回家，另一项邀请就已经在等着我了。有时，我在同一天之内要连看到五六个会场。
此外，信函也特别多，处理信函的时间也相应增加了。由于过度的劳累，老师和我都有些撑不住，身体也累垮了。虽然我们忙得团团转，可是生活上仍感拮据，有一阵子连女仆都雇不起。于是，莎立文老师每天早上送梅西先生到火车站后，回程时顺道去买菜。这时，在家的我就得擦桌椅、整理房间、收拾床铺，然后到花园里摘花来插，或者去启动风车贮水还得记住去把风车关掉等等。
1906年，在州长的推荐下，我担任马萨诸塞州盲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每次委员会开会时，莎立文老师都要坐在我身旁，用手语为我传达会议的内容。我的感想是，每位委员都喜欢做冗长无味的演讲，那些不着边际的质询、回答等官样文章更叫人疲惫不堪，因此在担任此职四五个月之后，我便请辞了。
然而，要想真正为盲人谋福利，又必须得借助社会团体的力量，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唤起社会舆论的关注和支持。因此，我还是必须出入各种公开场合，例如去参加医生协会或其他协会的会议。为此，我必须多加练习演讲的技巧，以期在面对大众时更具说服力。
基于此目标，我曾先后向多位老师学习表达的技巧，可惜效果都不尽理想。就在此时，我遇到了波士顿的怀特先生，他精研音乐理论，对人类的发声机能很有研究，我抱着碰运气的心理去请他帮忙。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不过对我而言，这也算是一种研究工作。我们不妨试试，怀特先生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于是从1910年起，怀特先生每星期六都到连杉来，住在我们家，星期日才回去。他停留的这段时间也就是我上课的时间。
我10岁的时候，莎立文老师曾带我去找过豪拉先生，那是我第一次学习发音。当时，为了让我了解声音响起所引起的振动，豪拉先生抓起我的手放在他脸上，然后慢慢地发出“arm”
的声音，并要我尽量模仿。我们就这样反复练习，可是我太紧张了，勉强发出来的声音非常杂乱。
“把你的喉咙放柔和些，舌头也不要太用力。”他耐心地指正我，应在练习发音前先使发声器官发达才对，而且应该从孩提时起就不断地练习，如此我的声音必可练得更美妙，同时也可记住更多的单词。因此，我希望聋哑教育能及早教导聋哑儿童练习发声。
怀特先生本来是抱着一试的心理来的，但他越教越感兴趣，连续教了我3年，而且其中有两年的夏天他几乎一直住在连杉。怀特老师的训练方式是从训练发声器官开始，然后练习发音，最后才教节奏、重音及声音的音质、音调。如此，经过3年的苦训之后，我终于勉强可以在大众面前开口说话了。
莎立文老师和我先是在新泽西州的蒙他克雷做了一次试验性演讲。那次演讲非常费劲，我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我站在讲台上，全身一直颤抖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虽然早巳拟好的讲稿就在我的喉咙里打转，可我就是发不出任何声音来。最后，终于积存了足够的勇气，用尽全力喊出声来，此时我自己感觉犹如射出一发大炮，可是后来别人告诉我，我的声音小得跟蚊子一般。
从讲台上走下来之后，我忍不住哭出声来，懊恼地说：“对我来说，讲话实在太难了。我这是不自量力，做不到的事情终归是没有办法的。”
不过，我毕竟不是一个肯轻易认输的人，我没有因此真的丧失信心，相反，我又重新鼓起勇气开始更勤奋地练习。现在，我总算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虽然我的声音不够优美，可是比起不会讲话来，我已经进步很多了。至此，我的梦想总算实现了一部分。
登上演讲台
由于我刚刚学会说话，还不太熟练，不太敢去外面演讲，因为我经常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不过，由于我与莎立文老师很受欢迎，因此我们才有勇气开始到各处去演讲。
我每次演讲时，总会有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听众，有老人，也有小孩，有富豪，也有穷人，甚至还有盲、聋、哑等身体机能残障的人。一想到有这么多听众和我一样是不幸者时，我就会极力想方设法去安慰和鼓励他们。
莎立文老师的演讲通常需一个小时左右，这时我就默默地坐在一旁阅读随身带来的盲文书籍。她是一位天生的演说家，她生动的描述，常令听者深受感动，尤其在听完老师如何苦心教导我的过程后，每个人都不禁为之动容。
莎立文老师讲完之后，就轮到我了。会有人来引导我登上演讲台。我会先将手指放在老师的嘴唇上，向台下的听众证明，我可以通过老师的嘴唇动作知道她在讲什么；然后，我开始回答听众提出来的问题。通常，我都乘机向他们表示，只要有信心、恒心与毅力，人类的潜能往往能达到某种我们难以想像的程度。同时.我也说明人类应该互助合作的道理。
令我着急的是，虽然我已经有了一段时期的巡回演讲经验，可是在说话技巧方面我的进步却并不大。我觉得自己的发音不够准确，导致听众有时候根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或者是我说到一半的时候，会突然发出怪声来；有时，我的声音则显得单调而低沉。尽管我一再努力，想加以改善，但终究难以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来。
每当我想强调某句话，让听众们都能听清楚时，我的喉咙更是跟我作对，舌头也变得不灵光，几乎发不出声音来。这时，我当然又紧张又着急，可是越急就越糟，别提有多狼狈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总会想到自己的演讲太蹩脚了，而且相信只要现场有一点儿声音，我的声音就会被完全掩盖，因此感到非常不自在。也正是因为如此，当我感觉演讲现场有椅子挪动，或者外面有车子驶过的声音时，我就会突然情不自禁地变得焦虑起来。令我感动的是，听众们总是非常耐心地从头听到尾。而且每当我讲完以后，不论听懂多少，总是报以最热烈的掌声。有些人还特地上前用话来鼓励我。我的演讲固然十分笨拙，但是莎立文老师的演讲却非常精彩，大部分情况下她为听众讲述如何教育我的过程。由于她的口才很好，因此每个人都听得入了迷，有时连我都被老师的演讲所打动而忘了鼓掌。
起初，我们只在新英格兰及新泽西州附近演讲，后来就逐渐扩大范围到较远的地方去。
1913年，我们前往华盛顿演讲。当我们抵达华盛顿时，正值威尔逊总统就职典礼前夕，所以联合通讯社便嘱托我将总统就职典礼的盛况报导给读者们，于是我得以亲历典礼的整个过程。举行典礼的当天，天空云彩漂浮，这是最理想的阅兵天气。这天，华盛顿市区异常热闹，大家都跑到高处，希望能找到一个观看阅兵的最佳位置。
军乐队走在最前面，奏着雄壮的进行曲，这一切是如此热烈。行进中的军队雄赳赳气昂昂，士兵们全都精神抖擞，观众们也都为之精神一振。
我当时不禁想着：“希望这些可爱的年轻军士们不要卷入残酷的战争中，他们只要身着整齐漂亮的军服，对着总统敬礼就好了。”
可惜没过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虽然我反对战争，可我对此毫无办法!是啊！我一个小小的人物有什么办法呢?
卡内基先生的支援
洛奇先生以前会定期寄给我们生活费，老师结婚之后这笔费用就减少了一半。本来我们希望稿费能弥补一些的，但也不能如愿。因此当我们结束长途演讲旅行，疲惫不堪地回到连杉之后，我们的经济越来越困难了，我和莎立文老师对未来都不禁感到茫然不安。
我们的贫困并不是秘密，有人自动表示要帮助我们，钢铁大王卡内基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不知从哪里听到我们的事情，他曾对我的朋友法拉表示可以赠给我们一笔款项。法拉把这件事转告我，但是我请他在不失礼节的情况下替我婉言谢绝。那时的我年轻气盛，心想即使不依靠别人，我也能生活下去。不过，虽然我拒绝了，但卡内基先生仍然非常客气地请我认真考虑此事，说只要我觉得有需要，他随时愿意赠送我一笔款项。
又过了两年，有一次我和老师去纽约，卡内基夫妇请我们去了他们家。卡内基夫妇都非常和蔼可亲，他们的宝贝女儿、人见人爱的美丽少女玛格丽特小姐当时还只有16岁。我们正在谈话时，这位小姐跑进房中，卡内基先生又爱又怜地望着爱女，笑着说：“这就是我们家的小慈善家，一天到晚就在我们耳边嘀咕着，告诉我们要如何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一面喝着红茶，一面轻松地聊天。忽然，卡内基先生问我道：“你现在还不愿接受我过去提的赠款之事吗？”
我笑着回答道：“是的，我还不肯认输。”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你有没有站在别人的立场想想呢?如果你能体会到对方遭到拒绝的感受时，你还会坚持自己的意见吗?”
他这些话使我感到很意外，因为我从来没想到大富翁也有他的义务。而他这么重视家人的感受和快乐，更是令我感动不已！随后，卡内基先生再次强调说，只要我有需要，就不要客气，随时可以向他开口。他又谈到我与老师的演讲，问我们要说些什么，入场券一张多少钱等等。
“我打算以‘幸福’为题发表演讲，人场券大概是1美元到1．5美元。”我这么回答他。
但是他却说：“啊！这太贵了，我想如果是50美分一张的话，将会有更多的收入。对了!就应该这样，票价一定不能高过75美分。”
我和老师仍然在继续过着演讲的生活。那年秋天，由于老师做了一次大手术，身体太虚弱而不能再继续旅行演讲了。幸好我在夏天写了五六篇文章，因此在短时间之内还不必求助于人。就这样苦撑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不得不面临投降的困境了。那是隔年的4月，我们前往缅因州演讲。我们自己开车进城，天气忽然间变得很冷。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发觉老师生病了，而且相当严重。这个地方我们第一次来，人生地不熟，附近又没有朋友，真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好不容易才想到请旅馆的人派车送我们回家。一星期之后，我只好写信给卡内基先生求援。他很快就给我回了信，同时还附带了一张支票。他在信上说：“说实话，我觉得命运对我太优厚了。你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如此崇高而善良，竟愿意给我这种机会，使我觉得无比幸福。施与比接受更加幸福。因此，应该说感谢的是我，而不是你。”
这样一来，我和老师暂时不必为经济而发愁了。可是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令我痛心的事情，梅西先生和莎立文老师分居了。梅西先生确实也有他的苦衷，但凡事都不是那么简单，导致这种结果的，当然还有别的一些原因，对此，我也就不便发表任何评论了。
反战运动
1913年秋，我们又开始忙碌于访问和演讲旅行。在华盛顿，我们乘过摇摇晃晃的乡下电车；在纽约州，我们搭过第一班早车，这班车子每经一处农舍就停下来收牛奶，一路上不知停了多少次；我们到达得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时候，刚好是洪水过后，所以路面上还有不少积水。我们乘坐的那列火车，车头上拖着一株连根拔起的树木，竟然走了好长一段路。虽然是坐在车里面，但我们仍然能感受到滔滔洪水拍打着车厢。许多死牛死马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看了令人难受。忽然，一声巨响传来。乘客纷纷伸出头朝外看去，原来是一根浮在水面上的粗木头撞到了车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