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马伯乐 (4)
“我花三十块钱买你，还不如买几条好看的金鱼看看，金鱼是中看不中吃，你是又不中看又不中吃。”
小丫环做事很伶俐，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好偷点东西吃，姑奶奶或是少奶奶们的屋子，她是随时进出的，若屋子里没有人在，她总是要找一点什么糖果吃吃的。
老太太也打了她几次，一打她就嘴软了，她说再也不敢吃了，她说她要打赌。老太太看他很可怜，也就不打她了，说：
“主是不喜欢盟誓的……”
老太太每打她一次，还自己难过一阵：
“唉！也不是多大的孩子呵！今年才九岁，走一家又一家的，向这个叫妈那个叫娘的。若不是花钱买来的，若是自己肉生肉长的，还不知多娇多爱呢！最苦苦不过没娘的孩。”
老太太也常在圣像面前为她祈祷，但她这个好偷嘴吃的毛病，总不大肯改。
小丫环现在被老太太这一招呼，放下了端着的脸盆，就跪在走廊上了。
她以为又是她自己犯了什么还不知道的错处，所以规规矩矩地跪着，用污黑的小手盖在脸上。
老太太下楼一看，拉车的车夫还蹲在那儿擦车灯，她赶快招呼住他：
“快为大少爷祈祷……快到主前为大少爷祈祷。”
车夫一听，以为大少爷发生了什么不幸，他便问：
“大少爷不是在家没出去吗？”
“就是在家没出去才让你祈祷。”
车失被喝呼着，也就隔着一道门坎向着他屋里的圣像跪下了。
车夫本来是个当地的瓷器小贩子，担些个土瓷、瓦盆之类，过门唤卖。本来日子过得还好，一妻一女。不料生了一场大病（伤寒病），他又没有准备金，又没有进医院，只吃些中国的草药，一病，病了一年多。他还没有全好，他的妻女，被他传染就都死在他的前面。
于是病上加忧，等他好了，他差不多是个痴人了。每当黄昏，半夜，他一想到他的此后的生活的没有乐趣，便大喊一声：
“思想起往事来，好不伤感人也！”
若是夜里，他就破门而出，走到天亮再回来睡觉。
他，人是苍白的，一看就知道他是生过大病。他吃完了饭，坐在台阶上用筷子敲饭碗，半天半天地敲。若有几个人围着看他，或劝他说：
“你不要打破了它。”
他就真的用一点劲把它打破了。他租一架洋车，在街上拉着，一天到晚拉不到几个钱，他多半是休息着，不拉，他说他拉不动。有人跳上他的车让他拉的时候，他说：
“拉不动。”
这真是奇怪的事情，拉车的而拉不动。人家看了看他，又从他的车子下来了。
不知怎样，马伯乐的父亲碰上他了。对他说：
“你既是身体不好，你怎么不到上帝那里，去哀求上帝给你治好呢？”
他看他有一点意思，便说：
“你快去到主前，哀求主给你治吧！主治好过害麻风病的人，治好过瞎眼的人……你到礼拜堂去做过礼拜没有？我看你这个样子，是没有去过的，你快快去到主前祈祷吧。只有上帝会救了你。”
下礼拜，那个苍白的人，去到了礼拜堂，在礼拜堂里学会了祷告。
马伯乐的父亲一看，他这人很忠实，就让他到家里来当一个打杂的，扫扫院子之类。一天白给他三顿饭吃，早晨吃稀饭，中午和晚饭是棒子面大饼子。
本来他家里有一个拉车子的，那个拉车的跑得快，也没有别的毛病，只是他每个月的工钱就要十块。若让这打杂的兼拉车，每月可少开销十块。
不久就把那拉车的辞退走了，换上这个满脸苍白的人。他拉车子走得很慢，若遇到上坡路，他一边拉着，嘴里和一匹害病的马似的一边冒着白沫。他喘得厉害，他真是要倒下来似的，一点力量也没有了。
马伯乐的父亲坐在车上，虽然心里着一点急，但还觉得是上算的：
“若是跑得快，他能够不要钱吗，主耶稣说过，一个人不能太贪便宜。”
况且马伯乐的父亲是讲主耶稣慈悲之道的，他坐在这样慢的车上是很安然的，他觉得对一个又穷又病的人是不应该加以责罚的。
马伯乐的父亲到了地方一下了车子，一看那车夫又咳嗽又喘的样子，他心里想：“你这可怜的人哪！”于是打开了腰包，拿出来五个铜板给他，让他去喝一碗热茶或者会好一点。
有一天老太爷看他喘得太甚，和一个毛毛虫似的缩做一团，于是就拿了一毛钱的票子扔给他。车夫感动极了，拾起来看看，这票子是又新又硬的。他没去用，等老太爷出来，他又交还他。老太爷摆手不要。
车夫一想，马家上下，没有对我不好的，老太太一看我不好，常常给我胡椒酒喝。就是大少爷差一点，大少爷不怎样慈悲，但是对我也不算坏。
于是车夫把这一毛钱买了一张圣母玛丽亚的图像呈到老太太的面前了。
老太太当时就为车夫祷告，并且把小丫环和梗妈也都叫来，叫她们看看这是车夫对耶稣的诚心。
有一天车夫拉着老太爷回来，一放下车子人就不行了。
马伯乐主张把他抬到附近的里仁医院去。父亲说：
“那是外国人的医院，得多少钱！”
马伯乐说：
“不是去给他医治，是那医院里有停尸室。”
父亲问：
“他要死了吗？”
马伯乐说：
“他要死了，咱们家这样多的孩子，能让他死在这院子吗？”
过了半天工夫，街上聚了很多人了，车夫躺在大门外边，嘴里边可怕地冒着白沫。
马伯乐的父亲出来了，为车夫来祷告：
“我主在天的父，你多多拯救穷人，你若救活了这个将死的人，那些不信主的人，闻风就都来信服你……我主，在天的父……”
老太太站在大门里，揩着眼睛，她很可怜这样无靠的人。
街上那些看热闹的人静静地看着，一句话也不说。只有梗妈向老太爷说了好几次：
“把他抬到屋里去吧，他死不了。”
老太爷摇摇头说：
“我主耶稣，不喜欢狭窄的地方。”
梗妈又对老太太去说：
“把他抬进来吧！”
老太太擦擦眼泪说：“多嘴！”
于是那车夫就在大门外边，让太阳晒着，让上百的人围着。
车夫果然没有死。
今天被老太太喝呼着，他就跪在大门洞子里了。
但是他不晓得为大少爷祈祷什么，同时街上过往来回的人，还一个劲地看他，他只得抬起手来把脸蒙住。可是他的手正在擦车灯，满手是擦灯油的气味。
他看一看老太太也上楼了，他也就站起来了。
这一天祷告的声音很大，不同平常的晚祷。声音是嗡嗡的，还好像有人哭着。车夫想：
“哭是在礼拜堂里边，怎么在家也哭？”
车夫一听不好了，大半是发生了不幸。他赶快跑到屋里去，把门关上，向着圣像很虔诚地把头低下去，于是也大声地叨叨起来：
“主，耶稣，你千灵万灵的主，可不要降灾于我们的大少爷……可不要降灾于我们的大少爷……从前我以为他是个狠心的人，从昨天起我才知道他是个心肠很好的人。上帝，昨天他还给我两块钱来的……昨天。”
马伯乐因为要离开家，所以赏给两块钱，因此车夫为他大嚷大叫着。
送信的信差来了，敲打着门房的窗子，没有人应，就把信丢进窗子里去。他往窗子里一望，地上跪着一个人，他招呼一声：
“信！”
里边也没有回答，他觉得奇怪，又听这院子里楼上楼下都嗡嗡的。
在这个城里，耶稣教很盛行，信差也有许多信教的，他知道他们在做祷告，他看一看手上的表，知道晚祷的时候还未到。
若不在晚祷的时候，全体的祷告是不多见的，大概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生了初生的婴儿是如此，因为婴儿是从耶稣那里得到生命的。有人离开了世界，大家希望他能够回到主那里所以大家也为他祈祷。
那信差从大门口往里望一下，没有看见一个人。两三个花鸭子绕着影壁跩跩地走来。信差又往院子里走一走，看见小丫环在走廊上也是跪着，他就一步跳出来了，心中纳闷。
他到隔壁那家去送信，他就把这情形告诉了那看门的。
看门的跑到马公馆的大门口站了一会，回去就告诉了女仆，女仆又告诉了大小姐。
不一会，马公馆的大门外聚了一大堆的人。因为这一群人又都是不相干的，不敢进去问一问，都站在那儿往里边探头探脑。
有的想，老马先生死了，有的想孙少爷前天发烧，也许是病重。
还有一些，是些过路人，看人家停在那儿了，他也就停在那儿了，他根本什么也不知道，就跟人家在那里白白地站着。
马公馆的老厨子，扎着个蓝围裙，提着个泥烧的扁扁酒瓶子，笑呵呵地从街上回来。走到大门口，那些人把他拦住，问他：
“你们公馆怎么着了？有什么事？”
他说：“没什么，没什么！”
人们向他拥着。他说：
“别挤别挤，我要喝酒去了。”
他一进了院子，听听楼上楼下，都在祷告。他一开厨房的门，他看梗妈跪在那里，并且梗妈哭得和个泪人似的。他也就赶快放下了酒壶，跪下去了。
马伯乐有生以来只受过两次这样庄严的祷告。一次是在他出生的时候，那时他还太小，他全然不知道。那么只有这一次了，所以使他感到很庄严，他觉得坐立不安。
不久他带着父亲赞助他的那笔款子，在上海开起书店来。
现在再说他的父亲赞助他这笔款子究竟是三千块钱，还是几百块钱，外人不能详细地知道。他见了有钱的人，他说三千。他见了穷朋友，他说：
“哪有那么多，也不过几百块钱。父亲好比保险箱，多一个铜板也不用想他那里跳出来。”
“说是这样说。”马伯乐招呼着他的穷朋友，“咱们该吃还是得吃呵，下楼去，走！”
他是没有戴帽子的习惯的，只紧了紧裤带就下楼去了。
他走在前边，很大方的样子。走到弄堂口，他就指给朋友们两条大路，一条是向左，一条是向右。问他们要吃汤圆，还是要吃水饺。
马伯乐说开的这爿店是在法租界一条僻静的街上，三层楼的房子。
马伯乐这书店开得很阔气，营业部设在楼下，二楼是办公厅，是他私人的，三楼是职员的卧室（他的职员就是前次他来上海所交的几个穷朋友）。
房子共有六七间，写字台五六张，每张写字台上都摆着大玻璃片。墨水壶，剪刀，浆糊，图钉，这一些零碎就买了五十多块钱的。
厨房里边，请上娘姨，生起火来，开了炉灶。若遇到了有钱的朋友来，厨房就蒸着鸡啦，鸭啦，鱼啦，肉啦，各种香味，大宴起客来。
比方会写一点诗的，或将来要写而现在还未写的，或是打算不久就要开始写的诗人，或是正在收集材料的小说家……就是这一些人等等，马伯乐最欢迎。他这些新朋友，没有几天工夫都交成了。简直是至交，不分彼此，有吃就吃，有喝就喝，一切都谈得来，一切不成问题。
马伯乐一看，这生意将来是不成问题的了，将来让他们供给文章是不成问题的了。因为并非商人之交，商人是以利合，他们却是以道合。他们彼此都很谈得来。
马伯乐把从前写小说的计划也都讲了一番。但是关于他为着想卖点稿费才来写小说这一层，是一字未提的，只说了他最中心的主题，想要用文章来挽救中华民族。
“真是我们的民族非得用我们的笔去唤醒不可了，这是谁的责任……这是我们人人的责任。”
马伯乐大凡在高兴的时候，对着他的宾客没有不说这话的。
于是人人都承认马伯乐是将来最有希望的一人。
彼此高谈阔论，把窗子推开，把椅子乱拉着。横着的，斜着的，还有的把体重沉在椅子的两只后腿上，椅子的前腿抬起来，看着很危险。可是坐在椅子上的人把脚高高地举在写字台上，一点也不在乎，悠然自得。他把皮鞋的后跟还在桌心那块玻璃砖上慢慢地擦着。
那玻璃砖的下层压着一张高尔基的像片，压着一张斯大林的像片。
那个张歪着椅子的前腿的人，一看到这两张像片，赶忙把脚从桌上拿下来，抬起玻璃砖把像片拿出来细看一番，连像片的背面都看了，好像说不定这张像片就是他的。
看了半天，没能看出什么来。
经他这一看，别人也都围上来了，并且好几个人问着：
“这是在哪儿买的，伯乐！”
“呵，什么。”马伯乐表示着很不经意的样子，他晓得在交际场中，你大惊小怪的，未免太小家子气。
“从青岛带来的。”
马伯乐是说了个谎，其实这照片不是他的，是他的职员的。
因为还是远道而来，众人对这照片更表示一番特别重视。
所以接着不断地议论起来。有的说霞飞路上有一家外国书店卖的多半是俄国书，比如果戈里的，托尔斯泰的，还有些新俄的作家。可惜他们都不大认识俄文，只凭了封面上的作者的画像才知道是某人某人的作品。就是这一家就有斯大林的照片。
马伯乐说：
“我还从那里买过一张法捷耶夫的照片……穿的是哥萨克的衣裳。”
马伯乐的确在朋友的地方见过这张照片，可是他并没有买过。他看大家都对这个有兴趣，所以他又说了个谎。
“是的呀。俄国的作家，都愿意穿哥萨克的衣裳。那也实在好看。可惜上海没有卖的，听说哈尔滨有，我那儿有认识的人，我想托他给我买一件寄来。俄国东西实在好。”
马伯乐说：
“很好，很好。”
再说那卖俄国画片的书店，众人都不落后，各人说着各人对那书店发现的经过。有的说：
“刚开门不久。”
有的说：
“不对，是从南京路搬来的。”
有一个人说，他在两年前就注意到它了。正说到这里，另一个人站起来，把一支吸完了的烟尾从窗子抛到花园里去。那个人是带着太太的，太太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