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南 非 行(2)
三
由于时差，我很早就醒了，打开电视，看CNN早上六点钟的新闻。印尼的政局动荡，学生运动随时有被镇压的危险。忧心忡忡的阮锥夫妇，成了早餐桌上的中心人物。他们打不通电话，五个孩子都卷入了，一个还是小头目。而阮锥本人，被认为是当地的精神领袖之一，他回去有被关押或拒绝入境的可能。
牙买加的罗娜告诉我，她打算买一束玫瑰送给组织者。
“撒哈拉人”的胃不舒服，说那是西方食物的问题。我不知道他在法国吃什么。他变得少言寡语，一脸沮丧，摇着长食指：No good。
我们乘车经过墓地时，“黑手党”突然讲起他的安妮表姐。“我那时还小，头一回见到从南非来看我们的安妮表姐。她又高又壮，一对大奶子。她使劲搂住我，差点儿没把我憋死。打那时候起，我最害怕女人的那个部位。我妈让她和我姐住一起。安妮表姐很好奇，东瞧瞧西看看，我姐屋里贴满了爵士乐明星的海报。她突然从中窜出来，大声尖叫：‘你们打哪儿弄来这么多黑鬼？’我妈气得大骂：‘你以为你是谁？没尾巴的野兽，给我滚!’安妮表姐被赶了出去，再也没回来，谁也不知道她的行踪。这么多年了，说不定已经埋在这儿了……”
我们到一个穷人区参观。在国外住久了，很多东西都淡忘了。那景象让我感到震惊：骄阳、尘土、铁皮窝棚、衣不遮体的孩子和简陋的墓地。两栋没有颜色的旧楼分别住着单身男女，他们来自偏远地区，到城里谋生，相当于我们的盲流。第三栋楼晾满了尿布，那是婚姻的旗帜，为绝望的生活带来温情。向导正介绍时，一头牛走到路中间，拉了泡屎，甩着尾巴懒洋洋地走开。
仅几里开外，是一尘不染的现代化城市，名字很怪，叫“新德国”(New Germany)。“啊哈，我喜欢这个名字，”“黑手掌”高叫道：“我前年就他妈被德国救火车撞上，满脸是血，到现在衬衣还没洗干净。”
不知为什么，我开始喜欢他了。我发现在他黑手党式的外表下，有颗脆弱的、多愁善感的心。不管怎么说，他是个少见的怪人，收藏了八千张爵士乐唱片，是那种七十八转胶木的，还有八十副墨镜和五十套黑西服。他虽然戴墨镜，对人对事的判断却相当准确。我问他干嘛晚上戴墨镜。他不假思索地说：“用不着看太清楚。我们判断人不是根据他的表情，而是动作。”
我们来到一家贫民区的图书馆，五间平房空荡荡的，仅左厢房有十几架书，装在墙上的电视机正播放中国功夫片。“撒哈拉人”不顾病痛，又开始抨击美国文化：看，媒体无所不在，靠的是什么？美元!他妈的，我们的家园被美元毁掉了……
一位当地的黑人作者告诉我们，六年前这里的书架空荡荡的。他和几个朋友四处募捐，和官僚交涉，才有了现在的规模。他们朗诵了自己的诗。“撒哈拉人”跟着跳起来，叫喊着，抡胳膊跺脚，有点儿像文化革命的造反舞。在我的请求下，加拿大的罗娜背诵了她在私立学校读过的那首诗，关于洋葱头的爱情。“黑手党”读了他黑色的诗。
八九个黑人小姑娘在院子里更衣。进图书馆时，我给她们照相，排后面的提起裙子，学明星的样子搔首弄姿。鼓声响起，领舞者高呼，众人应和。她们踢腿翻跟头叠罗汉，动作难度极大。南非女诗人英格瑞德告诉我，非洲舞蹈中有很强的竞技性，甚至练到残酷的地步，有时候比舞等于拼命。鼓声戛然而止，指导一招手，全体舞蹈家跟着挤进一辆小车，伸出的胳膊好像两排木桨。
我们回到了“文明世界”，在一家旅馆草坪的遮阳伞下，喝着啤酒，眺望起伏的非洲青山。同桌的阿娜，被隔壁的三个罗马尼亚人认了出来，拉去合影留念。阿娜告诉我，她在布达佩斯不敢上街，否则寸步难行。
天色转暗，一场暴雨来了，在把所有诗人赶进旅馆前，先被淋成落汤鸡。
第二天早上我遇见阮锥夫妇。形势并不明朗，警察和学生在街头对峙。苏哈托中断了国事访问，匆匆赶回雅加达。军队在调动中，但总司令表示绝不会镇压群众。总司令是他的忠实读者，阮锥有些得意地透露。是的，他强调，很多人盼着他回去。
牙买加的罗娜，穿紫色长裙，抱着一大束红玫瑰，喜气洋洋，让大家在一张卡片上签名，上面有对组织者的美好祝愿，好像她不远万里，就是为了完成这一神圣使命的。
“基督”一早飞往津巴布韦，参加那儿的一个文化活动。他留下一首诗，是写给我的，请“白求恩”代他朗读。
今天是诗歌节的闭幕式，每个诗人都要登台。但组织者强调，每人一首，越短越好，不得超过三分钟。诗人们鱼贯上台下台。轮到摩洛哥的达哈，他在朗诵前，用纯正的英语说了几句话，把我和“白求恩”吓了一跳：达哈会英语!语言竟如暗器一般，可乘人不备。
最后一个是阮锥。他持厚厚一摞手稿，声称他近日心潮澎湃，夜不能寐，有诗为证。头一句用英文O fantasy(噢，幻想)，剩下的统统是印尼文。他像个真正的巫师，读一页，顺手把这页手稿抛向空中。除了偶尔重复fantasy外，在座的恐怕无人能懂一音一字。他嗓音嘶哑，眼睛燃烧。我琢磨，国家兴亡，把可怜的阮锥弄疯了，把我们当成雅加达广场上的狂热的群众。他读了二十分钟，手里还攥着把没撒出去的咒符。我和“白求恩”决定退席，刚出门，听见有人喝倒彩，阮锥草草收场。
牙买加的罗娜终于把玫瑰献了出去。
幕布落下，夜的舞台转动。我们在一家餐馆坐定。明天只有少数人留下，去野生动物保护区，大部分人要回家了。
餐馆一角，有歌手演唱。加拿大的罗娜跳起舞来，一直跳到街上，带动着几个认识不认识的年轻人。“黑手党”领来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她是诗歌节颁发给中学生的诗歌奖的落选者。签名时，“黑手党”邀请她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她高兴极了。女孩的父亲皱着眉头上下打量他，最后由我们几位作保，才勉强同意。“黑手党”彬彬有礼，鼓励女孩子写作，领她跳舞，他身子笔直，用右臂带着女孩旋转，像影子搅动光明。
“白求恩”和法语集团的“哲学家”举行会谈。当然，是通过翻译。达哈不再会说英语，他用餐巾纸堵着耳朵，四处溜达。他跟我用手比划——太吵。玛德告诉我，达哈在台上说的那几句英语，是她事先写好，念了很多遍才记住。
我们点了赛蒙(Simon)和嘎分寇(Garfunkel)六七十年代的老歌，如《沉默之声》(The Sound of Silence)、《烦恼流水上的桥》(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撒哈拉人”在震耳欲聋的音乐中大叫：“这些美国垃圾，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
“白求恩”告诉我，他跟“哲学家”聊得很投机，若无语言障碍，他们或许能成为好朋友。
这是英语集团与法语集团和解的开始，但可惜太晚了，明天大家又要回到自己的领地，被大片的水域隔开。
四
早上在柜台结账，见到“黑手党”。他和我握手，脸色阴沉：“我不用给你留地址，你来鹿特丹，总是能找到我的。”说完匆匆走开。“白求恩”告诉我，他们告别时，“黑手党”竟落泪了。法语集团的首脑们到旅馆门口送行，那场面竟弄得有点儿难舍难分。
我们一行九人，分乘两辆吉普车。出了德班先沿海岸开了一阵，再向西北深入腹地。我们这辆车上有我、“白求恩”两口子、玛德和诗歌节经理古拉姆(Gulam)，由古拉姆开车。他是印度后裔，三十多岁，小个子，精明强干，经商，兼操办各种文化活动，包括每年一度的德班国际电影节。
玛德被“撒哈拉人”折磨得已不会说英文了，上车便呼呼大睡。玛德年纪轻轻，才二十六岁，来自里昂附近的一个小镇，在大学主修非洲文学，自愿为诗歌节当翻译。她性格有点儿古怪，或者是我有问题，总之，每次说话都岔着，南辕北辙。
鲁鲁威(Hluhluwe)离德班280公里，位于土著祖鲁人的领地。它建于一八九五年，是南非最老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其实Game，在英文原意是狩猎。当年让野兽休养生息，是为了更好地瞄准。如今词意随时代潮流变了，好在野兽们不必为人类阐释的困境发愁。
进入保护区，玛德醒了。我们屏住呼吸，四处搜寻。罗娜的眼睛最尖，先看到一只长颈鹿，优雅地吃着树叶。我们把车开到它身边，它一动不动，能听见它咀嚼的声音。一群黑斑羚穿过道路。几只野猪在树丛里拱动，我用英文管它们叫“丑先生”(Mr. Ugly)。古拉姆对动物了如指掌。他指给我们大象的足迹，狮子粪便中的骨粉和犀牛洗澡的土坑。我们终于见到了两头犀牛，很近。它们动作迟缓，除了吃草，似乎对一切都无所谓，看起来像深刻的思想家，不过绝不跟人类分享。
夜宿山顶旅馆。这里很安全，四周绝壁，通道入口处用铁管铺成，有一定的间距，野兽蹄子会在上面打滑，或卡住。旅馆是一排排草顶小房子，圆圆的，像蒙古包。里面还算干净，只是没有厕所。我们在篝火前烤牛排，喝红酒。“白求恩”两口子帮厨，我做了三道中国菜，众人齐声叫好。酒酣耳热，我和“白求恩”一起唱起《红河谷》。
论经历，我和“白求恩”有不少相似之处：没上过大学，当过多年的建筑工人。他和罗娜同居了二十年。按“白求恩”的说法，“没有合同，每天对我们来说都是新的。”两口子像孩子，一会儿闹别扭，一会儿又挺黏糊。奇怪的是，他们从来没有照相机，按罗娜的说法，“照相机的记忆太有限了。”
几匹斑马不知怎么混进来的，在我们周围吃草。看起来夜还是有危险。去厕所的半路撞上狮子怎么办？
只有我带了闹钟。早上四点半，我挨个敲门。大家无言，喝过和夜色一样寡淡的速溶咖啡，到旅馆服务台门外集合。等着等着，只见一个背着长枪的汉子出现，把一张张纸发给大家。再细看，是生死合同。上面写得明明白白，凡是被野兽叼走的，概不退赔。顿时大梦初醒，但也无奈，只好签字划押。
向导叫艾略特，祖鲁人，个儿不高，很壮实。他把子弹一颗颗压进枪膛，朝我们扫了一眼，作了简短说明：大家要鱼贯而行，不能出声，必要时以打榧子作联络暗号；遇猛兽要镇静，要按他的手势或倒退或躲到树后或散开……他让我想起那个带领我们穿越精神荒原的T·S·艾略特。
我们一行八人，紧跟向导，沿兽路而行，亦步亦趋，生怕落在后面。以前对“紧跟”一词有理解上的困难，比如“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现在恍然大悟，紧跟多半出于生理本能——恐惧。兽路与人路就其险恶程度有相似之处，绝不能有任何闪失，否则没有好下场，处处尸骨粪便，即证明。
我头一回体会穿小鞋的痛苦。前两天，我在德班逛街，拣了双便宜球鞋，问过尺寸，说正好。回来一试，生疼，估计小了两号。本来以为脚能把鞋撑大，几日下来，才知道鞋的厉害，尤其在此生死关头。
艾略特作了个手势，让大家停下来。风声飒飒，什么也没有。行几百步，蓦然看见三头犀牛。随他的手势迂回前进，再站定，只剩下十来米。我们屏住呼吸，和犀牛对峙。犀牛大概从记忆深处得知，还是人厉害，于是落荒而逃。我们刚松了口气，队尾的两个比利时女人报告，有头犀牛紧紧跟着我们。艾略特摆摆手，没关系。
我们来到林中的小湖边。几匹斑马正在饮水，对我们的到来并不介意，直到喝够了，才慢吞吞进入丛林。几声怪叫打破宁静，令人毛骨悚然。抬头什么也没看见，大概是秃鹫。在这两个钟头，我穿着小鞋，攥着生死合同，起初闻风丧胆，到后来竟然慢慢习惯了，在后面压阵，方显出英雄本色。
回到旅馆，谢过救命恩人艾略特，有一种再生的喜悦。中午和玛德、“白求恩”两口子在旅馆餐厅点了红烧马鹿肉，尖牙利齿，体会到狮子的凶猛。饭桌上，“白求恩”问起玛德的家庭。“我妈一个月前死了，”玛德平静地说。“白求恩”探寻地盯着她。玛德舔舔嘴唇，她是自杀的。
下午睡过午觉，古拉姆开车，把我们拉到一个观察站。高高的圆木围墙，如同古老的营寨。开门，穿过空场，钻进长长的圆木长廊，上面覆以铁网。终端是个封闭的建筑，像碉堡，木墙上有一尺宽的小窗。窗外是池塘，极静，衬着灰绿的树林。一对野猪夫妇，带着四五个野猪娃儿来饮水。只见父亲在训斥一个调皮捣蛋的儿子，它吱吱吼着，用长长的獠牙撵得儿子满处跑。
一个穿橙色衬衫的男人进来，用法文打招呼，发现玛德是同胞，激动得说个不停。我们全体，包括玛德向他发出警告的嘘声。他坐了一会儿，自觉无趣，悻悻走了。
黄昏来了，静得只能听见鸟的翅膀扑动和虫鸣。一群羚羊饮过水，消失在林中。三头犀牛慢吞吞走来，折断丛林的枝条。一只红嘴巴小鸟坐在犀牛背上，好像沉重的思想中的一点儿灵感。
回旅馆路上，红色的满月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