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如果天空不死怪人家楷
我弟弟来巴黎看我，家楷托他带来大大小小十来条精致的小鱼，由珐琅和金丝镶嵌而成，摇头摆尾，若不是重了点儿，放在水中多半能游走。这是他太太开的工厂生产的。
七十年代初，我通过中学同学认识大中。他在中专教书，口才好，喜欢抽雪茄，满肚子学问随烟雾沉浮。他是天生的文学评论家，可惜那年头无书可评，只好就凑合着把他精心裁剪过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理论外衣套在样板戏《海港》和电影《春苗》身上。谁知道连这类文章也和地下文学同命运，无处发表，还得掖着藏着。
有一回大中跟我聊天时透露，家楷是他中专同学，喜欢我的诗。一天夜里，我正钻被窝看书，有人敲门。只见一个人风风火火冲到我床前，满嘴酒气，唾沫星子乱溅。我吃了一惊，再细听，才明白来者正对我的诗赞不绝口，说我比他崇拜的当今大诗人吴三元(何许人也？)还棒。那时候年轻，哪儿经得住这么夸，夸得我直头晕。还没定下神儿，他又像来时那样突然消失了。
此人便是家楷。一晃三十年过去了，他长我五六岁，眼见着奔六十了。我至今还记得他当年的模样：个儿不高但结实，头发蓬乱，眼镜腿缠着胶布，笑起来嘴角朝下，似乎随时都能转成嚎哭。他爹惨死于文化革命中。说到此，他两眼发直，一脸杀气。自打我们认识，他已经是个酒鬼了，借酒浇愁，动不动酒后大哭一场。他管喝酒叫吃酒，可见其量。吃醉了，除了上天无所不能。当年跟人打赌，他光着脚头顶鞋袜，正步穿过王府井。
他住什刹海，离我家不远。那是一栋破败的小楼，夹在当时体委两位高官的豪宅之间。他住二楼，仅一间半小屋，隔门缝可窥视邻居的姑娘。他是北京第二机床厂的技术员，泡病号吃劳保，嗜酒如命，只好变卖家当，最后连椅子都没了，仅剩一床一桌一锅一碗。
有一回，我俩在地安门一家酒馆吃酒，隔壁桌子两男一女，年轻单纯，一看就是干部子弟，不知怎么搭上了话，甚是投机，转而坐到一起吃酒。余兴未尽，家楷请他们到家里坐坐，推开门，他大声说：“前面是李清川，后面是陈步雪，中间便是鄙人寒舍。”那三位来自豪门，被这一贫如洗的“寒舍”惊呆了，相视而笑。家楷实在好客，没椅子，就把客人往桌上让。待两男一女在桌上坐定，别说无茶待客，连个杯子都没有。主人和我戳在旁边依着墙，一聊聊到半夜。刘禹锡在《陋室铭》怎么说来着：“孔子云：‘何陋之有？’”
有天早上我来找他。他光着膀子，枯坐床头。我约他出去转转，他执意不肯。何故？他指指挂在屋当中铁丝衣架上湿漉漉的破旧蓝制服——只此一件，无衬衫无背心，非等干了才能体面上街。我只好奉陪。那年头人有耐心。好在天热，我们等一缕缕无形的水气慢吞吞蒸发。
过了中午，他终于穿上那件半湿不干的衣服跟我出门。
家楷愤世嫉俗，但满脑袋糊涂思想，尤其吃过酒，更是谬论连篇。我想是恨毁了他。社会的压力过大，必怪人多，其内心世界苦不堪言。很多人受不了——疯了。得亏有酒，救家楷于水深火热之中。
他单身多年，直到七十年代末找到小骆，那真是他的福份。小骆通县人，纯朴宽容，否则怎么受得了家楷？
他们结婚前不久，家楷来找我，声称他自己配不上小骆，极力劝我当新郎。气得我暴跳如雷，差点儿把他赶出家门。我岂能夺人之美，再说这种事哪有先人后己的？我越是生气，他越是哈哈大笑。真没辙。
家楷终于搬进通州府骆家大院，做起小地主来。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他酒醒了，磕磕绊绊也跟上时代步伐。大概是缺衣少穿不愉快的经验，他竟成了裁缝，而且是好裁缝，特别是裤子，成了通州府头号权威。再进军北京城，开了裁缝店，当了某服装中心的顾问。
但酒还是要照吃的，天还是要照骂的。
我离国十多年，和家楷断了联系，偶尔能从亲友处听到他的点滴音信。只知道小骆响应邓小平号召，自己开工厂，先富了起来。家楷不再做裤子了，闲在家里吃酒。
想当年，小骆还是县办工厂的工人，从厂里“顺”了几条归为残次品的小鱼，经家楷之手送给朋友。这本算不了什么，就像我是建筑工人，拿两块砖回家当枕头那么天经地义。可没想到赶上运动，厂方四处追查——事关国家外汇储备之流失，吓得小骆直哭。家楷疯了似地满城奔走，寻找小鱼。与此同时，官方正在追查反革命谣言。家楷大概总共给我五条，我转手送给女友表妹，她们再送人。几经转手，要想找回来小鱼就像追查反革命谣言一样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找回两条。家楷那阵子天天哭丧着脸。
很多年过去了，小鱼又从茫茫人海中游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