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空山布莱顿·布莱顿巴赫(1)
一
“外面是黑暗。雨沙沙地落在屋顶的斜窗上。我可以看到那尘封的表面湿漉漉的痕迹。在这建筑物以外的黑暗空间里有亮着灯的窗户，若视力延长，你可以看到人们在窗帘后面移动，专注于他们每夜的工作和梦幻，每人活在他自己那幻想、欲望、仪式和爱好的小小的茧里。”
这是南非作家布莱顿·布莱顿巴赫(Breten Bretenbach)的回忆录《一个患白化症恐怖分子的真实自白》(The True Confessions of an Abino Terrorist，简称《自白》)第一章的开头。
他在南非蹲了七年多大狱，这本书记述了他的被捕和狱中的岁月。
一九七五年八月，南非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一个持法国护照名叫格拉斯卡的男人，刚要登上回欧洲的班机时被捕。被捕前他冲进厕所，吞咽了张纸条。当他被带到机场的一个房间，南非安全局的斯纳克上校让他写份简历，他凭作家的想象力，编造了格拉斯卡先生的生平和社会关系。上校的助手从旅行袋里搜出个烟斗。上校让他握住烟斗，突然用南非语说，“算了吧，布莱顿，游戏该结束了，我们知道你是谁。是不是想让我们带你哥哥来见见？”后来才知道，与此同时，南非总理结束访问回国，达官显贵到机场迎候，其中有布莱顿的哥哥。
我最近在读《自白》。布莱顿在这本书扉页上写着：给我亲爱的朋友和歌伴北岛，致以最美好的祝愿，九四年九月二十九日，里斯本。除了签名，还用拼音注明他的中文名字——卞延博。
九四年秋天，国际作家议会在里斯本开理事会。一天晚上，我们结伴去里斯本市中心听“法度”(Fado)，一种悲伤的葡萄牙民歌。如今连悲伤也能卖高价，那些有“法度”表演的饭馆酒吧贵得吓人，门口有人专拉外国游客。由布莱顿挑头，带着他的老朋友朱利安和我，悄悄脱离了大队人马。布莱顿不愧是搞地下工作的出身，他和别人聊着天，使眼色让我们溜进小胡同，再尾随过来。他根据事先画好的路线图，在小巷深处找到一家只有本地人才去的酒吧。那里烟雾弥漫，挤得满满的。歌手是个小伙子，非要唱尽人间苦难不可。“法度”让我想起山西梆子，凄厉高亢，让人抓心挠肺。去得太晚，不久就散场了。余兴未尽，我们留下来喝酒。
回旅馆路上，受了“法度”和酒精的刺激，我们三个哼起歌来，在暗夜倾诉各自的忧伤。不知怎地，不同国度的酸曲最后汇成《国际歌》。布莱顿用英文，朱利安用法文，我用中文，竟如此协调，好像我们一起排练了一辈子。在午夜，在里斯本繁华的大街上，我们昂首阔步，扯起嗓子，高唱这支正被全世界忘掉的歌。
什么时候认识布莱顿的，我记不太清了。十几年前我们肯定在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见过。那时我刚出国，谁也记不住，人物与日子像扑克洗在一起。我们真正相识应该是八九年以后的事。一九九○年夏天在鹿特丹，布莱顿突然闪现出来，像个黑桃K。他有一种受难者的威严。皮肤黑黑的，络腮胡子花白，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眼睛，悲天悯人，既热又冷，且带钩，女人得特别小心才是。他长得有点儿像神职人员，但绝不是那种普通的牧师，更不是红衣主教，对了，他正像基督本人——非洲的基督。我管叫他“基督”，他愣了一下，“我？”然后呵呵笑了，反过来叫我“毛”。
他是鹿特丹国际诗歌节的决策人之一，几乎年年都去，是个引人注目的公众人物，媒体和听众随时乐于洗耳恭听。他话锋犀利，得理不让人；我本来嘴就笨，加上说英文，说得我理屈词穷。我属黄花鱼的——溜边，倒时不时能碰见布莱顿——在他厌倦公众的时候。跟他在一起很放松，开开玩笑，一来二去，倒成了好朋友。
《自白》是他三卷回忆录的第二卷。第一卷《天堂一季》(A Senson in Paradise)，是关于他在海外流亡三年后的第一次回国旅行。那是七三年，他得到了三个月的签证。九一年曼德拉获得自由后，布莱顿再次回国三个月，完成了第三卷《回到天堂》(Return to Paradise)。这三卷回忆录可看作当代南非的个人编年史。我手头只有这第二卷，好像从紧急出口处进入他的生活，从“现在”的位置看他的过去和未来。但丁《神曲》中有三个阶段，从地狱、炼狱到天堂。《自白》肯定是炼狱，是布莱顿一生中最苦的日子。
那位斯纳克上校，早在《天堂一季》旅行快结束时出现过。一天晚上，由他当警官的哥哥出面，请来两位客人，其中一位就是斯纳克上校。那种谈话是一种炫耀，让他看看他们对他有多么了如指掌。两年后在机场，斯纳克上校让他握住烟斗，突然说，“游戏该结束了。”布莱顿抽烟斗是出了名的。化名进入南非后，他改抽香烟。有一天，他穿过开普敦的露天市场，经不住烤烟香味的诱惑，买了烟斗烟丝，回到旅馆偷偷抽起来。
布莱顿写道：“看看他们如何挖掘一个人的过去，设计他的未来，修改他的现在。我没有私人生活：一切都在他们手中；他们对我知道的比我自己还多。他们有档案，有电脑。他们知道我的方式，我的嗜好，我的附属品，我小小的秘密——我的花园——不管是政治的还是性的……”
和布莱顿相处久了，才知道他不是那种天生的革命家——他敏感有如琴弦。这琴弦被风暴狠命弹奏，未断，那真是奇迹。而奇迹又往往源于苦难，正如基督本人的遭遇。
二
今年五月，我从美国去南非德班参加诗歌节。在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转机时，听见扩音器在广播：“布莱顿巴赫先生，请尽快到十八号登机门，飞机就要起飞了……”二十三年前，另一个布莱顿巴赫先生就在这儿，在登机前几分钟被捕。
到了德班，在旅馆放下行李，我被领到一家意大利饭馆。布莱顿迎上来，和我紧紧拥抱，说：“伙计，欢迎到非洲来。”我们在巴黎、墨西哥城、里斯本、斯特拉斯堡、香港等地见面，这回可终于到他家来做客了。布莱顿一定不同意我的说法。如今他四海为家，大部分时间住巴黎，夏天在西班牙，每年来南非三个月，在大学教写作，协助组织非洲诗歌节。这时间比例，我想也是南非在他心目中的比例。他没有祖国，属于他自己所界定的那种“中间地带”的人。
今晚是他的画展的开幕式，可惜我晚到了两个小时，刚好错过。作为画家的布莱顿和作为诗人的布莱顿的是两面镜子，而布莱顿本人正从中隐形。
我提到在约翰内斯堡机场的另一个布莱顿巴赫。他说，这个名字在南非极少，很可能是他的亲戚。最早的布莱顿巴赫家族来自德国，在非理性的迁徙途中，有荷兰人、黑人、马莱人的血液汇入，血缘关系复杂得像块调色板。他祖父是雇农，到父亲这辈日子好过些，按中国的阶级划分大概算得上中农，自己动手挖渠、耕种、采矿。布莱顿哥仨，还有个姐姐。大哥即他在机场被捕时正迎候南非总理的那位，是反游击队特种部队的准将指挥官；二哥是同情法西斯的新闻记者、秘密警察的同路人；布莱顿是个写诗的“恐怖分子”。我最好奇的是他和大哥的关系。“还行，只不过在一起从不谈政治。”他告诉我，在巴黎流亡时，大哥来出差，哥儿俩从一个酒吧到另一个酒吧，一直喝到天亮。
在《自白》这本书中，布莱顿的倾诉对象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检查员先生”，有时又管叫他“眼睛先生”、“我先生”，语调充满了调侃挖苦。依我看，“检查员先生”是个双重角色，既是秘密警察的同谋，又是他身处绝境的内心独白的惟一倾听者。布莱顿若是基督的话，“检查员先生”就是上帝。“啊，检察员先生，你认为我有罪吗？是的，我有的是幸存者的罪。”他写道。
秘密警察头子汉廷顿是个病态的家伙。有一次布莱顿被召到监狱门外，汉廷顿把他正读师范的侄女介绍给他。那个女孩子是他的诗歌迷，发誓要用泪水帮他脱离苦海。汉廷顿还请他到家里做客，带他参观花园。后面就是山，周围似乎无人警戒。是暗示他逃跑？还是陷阱，在逃跑时把他击毙？两个小女儿请他签名留言。午餐快结束时，电话铃响了。汉廷顿接电话回来，问他要不要用他的卫生间洗个澡，甚至可以用他的牙刷。不过请他原谅，他们该送他回去了。汉廷顿把他带回监狱办公室时，布莱顿的妻子莲坐在那儿。
到德班的第三天中午，布莱顿夫妇请我到一家中国馆子吃午饭。五月的南非已进入冬天，但一点儿都不冷，像加州的夏天，阳光明媚。孩子们在海上玩帆板。中国餐馆紧挨着一个大饭店。布莱顿坐在那儿等我。他放下报纸，目光探寻着，似乎想知道我对南非的第一印象。我刚写了首诗，是给他的：“……你释放的疯狂/是铸造寂静的真理/骄傲如内伤闪烁/使谈话暗淡……风在阅读车辙/向蓝丝绸以外的疼痛/致敬。”他问起我中国的变化，我告诉他算卦的说我明年就能回去了。他微笑地盯着我。在一个饱经风霜的老流亡者面前，我还嫩了点儿。他回赠一首诗给我，提到算卦的和乡愁，诗中充满了温情。
莲来了，她个头不高，言谈举止优雅。我们从未谋面，仅在电话里说过话。她是华裔越南人，不会中文。他们的婚姻当时在南非是违法的，由于没像中国那样查三代，布莱顿只能是白人，不准和有色人种结婚。布莱顿坐牢时，莲为他全世界奔走呼吁。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布莱顿动荡生活的阴影在莲的脸上留下痕迹——淡淡的哀愁。莲看布莱顿时有一种怜爱和无奈，好像他是个惹事生非的大孩子。莲告诉我，按汉语她应姓“黄”，全名是黄莲。我一惊，没敢告诉她中文的含义。
老板娘是上海人，风风火火。我点了醉鸡、清蒸鱼和家常豆腐，很地道。我和布莱顿喝着青岛啤酒聊天。我每次去巴黎，只要布莱顿在，我们总是去十三区的一家名叫“大家乐”的广东馆子。那是难得的闲暇时光。此刻好像坐在同一地方，只是窗外的景致变了。他盯着街心花园的孩子，笑出声来。
审判开始了。布莱顿写道：“我能明白一息尚存的老鼠在被蛇吞吃时多么软弱无力——眼睁睁庆祝它自己的死亡。”镶木板的法庭，大概过去是个犹太教堂，令人压抑。审判日复一日，证人进进出出，父亲坐在听众席上，呆呆的。布莱顿被判处九年徒刑。
汉廷顿把他带到办公室，好像对这一严厉的判决既恼火又震惊，而他的部下纷纷进来祝贺。有人甚至把布莱顿带到厕所，给他斟了一大杯白葡萄酒，似乎为了共同庆祝一个重要节日。最后汉廷顿把他带回牢房，戴着墨镜坐在对面。他提起他年轻时的幼稚，家境的贫寒，以及他如何从总统的保镖爬到了今天的位置。在讲述中，他脸色苍白，得到了某种类似性高潮的满足。在布莱顿坐牢期间，汉廷顿甚至把他狱中的诗稿拿去出版，但条件是布莱顿必须把诗集献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