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空山鲍尔·博鲁姆
找名片是件头疼的事，每次非得在我那个深蓝色塑料盒里挨个翻一遍。当那些名字匆匆掠过，你会发现，刨去那些你压根儿就不认识的大多数，你讨厌的人远多于你喜爱的人。找名片有点儿像参加个热闹非凡的聚会，人们在辨认、呼应、回避、勾心斗角……当然必要的话，你可以把那些讨厌的家伙撕碎，扔进垃圾箱——这绝不仅仅限于理论上。你还会发现，其中居然也包括了死者。说来这不奇怪，我们迟早都要从自己的名字后面隐退。以前每回找名片，鲍尔·博鲁姆(Poul Borum)都从人群中挤出来，跟我打招呼。他的名片朴实无华，淡蓝色的名字下面印着他在哥本哈根的地址电话。
自一九九○年秋天起，我在丹麦奥胡斯大学教了两年书。奥胡斯虽说是丹麦第二大城市，可比中国的县城大不了多少。那儿的海永远是灰色的，正如我的心情。
九一年秋，我的丹麦文的诗集《霜降时节》出版了。我那天下课回家，在门口碰见房东乌拉夫，一个离婚鳏居的退了休的建筑师。他告诉我，今天报纸上有篇关于我的新诗集的书评，约我晚饭前到他那儿坐坐。乌拉夫住一层，客厅宽敞明亮，半开的玻璃窗映着金红色树木。一台索尼袖珍半导体收音机正播放贝多芬的《田园》交响乐。他先斟了两杯西班牙开胃酒，找出报纸，把书评逐句翻成英文。他过高估计了我的英文水平，我听得稀里糊涂的，但大意是表扬，这从乌拉夫的脸上就能读到。他为有我这么个既能上报纸又能按时缴房租的房客而骄傲。
第二天，我的老板兼丹麦文译者安娜(Anne)告诉我，书评的作者是博鲁姆，丹麦诗歌界的中心人物。他除了写诗翻译，也搞评论拍电视片。他曾在报纸开了个专栏，把丹麦以至北欧的诗歌彻底清理了一番。他用词尖刻，以诗划界，把大多数诗人扫地出门。这专栏被人叫做“博鲁姆法庭”。安娜还告诉我，我在八十年代中期译的《北欧现代诗选》中包括博鲁姆的一首诗，还有他前妻英格尔·克里斯坦森(Inger Christensen)的六首。可惜当时除了中文这个随身行李外，我一无所有。
两个星期后，安娜转达了博鲁姆的问候，并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我战战兢兢拨通电话，好像对方是上帝。“我是博鲁姆，”他说，声音平和，略有点儿沙哑。他的英文之流利，更让我结巴。这种语言上的不平等，势必造成严重的心理障碍。幸好他的态度真诚友好，否则我们大概永远不会见面。
哥本哈根跟奥胡斯不一样，是个国际都市，成了我逃避现实的最后一站。我当时护照签证都有问题，不能离开丹麦边境。有一回在哥本哈根上错了火车。我胆儿还挺大，竟睡着了，“梦里不知身是客”，差点儿坐到德国。幸亏检票员查票，把我叫醒，要不然我非得卡在官僚机器中间不可。
博鲁姆先生着实把我吓了一跳。他方头大耳，秃瓢，大耳环在右耳垂上晃荡；他身穿带穗及金属纽扣的黑皮夹克，腰间系着宽板带，脚登铜头高统靴。整个一个黑手党教父。这装束是打哪儿来的？我认识不少六十年代的嬉皮士，如今都衣冠楚楚，正襟危坐。看来他是那种拒绝根据场景更换服装的人。
博鲁姆的公寓很大，在一栋古老建筑物的三层，复杂得像个迷宫。下午五点半，哥本哈根早已进入夜晚。几盏台灯供出黑暗中的部分细节：电传机、纸条、唱盘、文件夹等。昏暗的灯光把我们引向一个开放的空间。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私人图书馆：书架纵横排列，所有书名输进电脑，按字母顺序。博鲁姆告诉我，他有五万多册藏书，绝大部分是诗集。他按字母很快找到我的几本瑞典文和丹麦文的译本。有个小伙子正帮他整理图书，交代了几句便告辞了。
我在昏暗中坐下，博鲁姆东拉西扯，忙这忙那，但能感觉到他在审视我。他看看表说他在饭馆订了座位，于是打电话叫出租车。我跟他穿过一串儿房间，开后门，锁上，再踏上个狭窄的老式电梯，好像是通往地狱似的。电梯慢吞吞的，吱嘎作响。我们像母腹里的双胞胎挤在一起。一盏小灯照在博鲁姆的秃瓢上，他显得表情古怪。电梯终于停下来，没有地狱，外面的空气又冷又新鲜。
在市中心的一家法国餐厅，我假装内行，点了一瓶波尔多红酒。侍者显然认识博鲁姆，毕恭毕敬，为他点上粗大的雪茄。他像蒸汽火车头一样开动了，环绕着我们的话题。他告诉我，我的很多诗都看不懂，但他喜欢。说起我们共同的朋友艾伦·金斯堡及其他美国诗人，我才知道，他在美国住过很多年，参加过“垮掉一代”的活动。两杯酒下肚，博鲁姆先生变成鲍尔。仔细看，他长得慈眉善目，但有威严，像个庙里的方丈，这跟他传遍北欧的凶恶名声不相称。其实我们都生活在误解中，只是有人不在乎这种误解罢了。他喝酒谨慎，每回只抿一小口。相形之下我喝得太快，有朋友说我酒胆比酒量大。我们又要了一瓶，我渐渐有些不支了，一阵晕眩，他的声音消失在吐出的烟雾中……
待我睁开眼，鲍尔正关切地盯着我。你没事吧？他说。
怎么，我睡着了？
你睡着了，睡了半个来钟头。
对不起。
这没关系，你累了。
我他妈居然在异国他乡在饭桌上当着主人面睡着了，这可真是种本事。我擦擦额头，把自己的杯子斟满。回去的路上，我又在出租车里睡着了。
再见到博鲁姆已是冬天。我们坐在哥本哈根市中心广场旁的一家酒吧里，看窗外风雪。他还约来他前妻英格尔·克里斯坦森和另一位女诗人。鲍尔向我保证，英格尔是丹麦最好的诗人。我愿意相信。英格尔一看就是那种绝顶聪明的女人，这种女人如今已经不多了。但得承认，我跟英格尔不太合得来，她对男人的顽劣有一种天生的戒备。鲍尔和英格尔依旧是好朋友，时不时交换眼色，那是多年共同生活练就的默契。吸取教训，我这回喝得很节制，只要了杯啤酒。
我宣布在电脑时代书很快就要消失，可并没吓倒谁。英格尔撇撇嘴，咕噜了几句，大意是这种危言耸听没什么意义。博鲁姆不吭声，在烟雾中宽厚地笑着。英格尔提醒我，我讲英文时“词”(word)跟“世界”(world)永远分不清。我还挺矫情，反驳说“词”跟“世界”本来就是一回事。
冬去春来，我和鲍尔见面越来越少。他约好要跟我和安娜一起好好聊一次，大概为了要把“词”跟“世界”的关系搞清楚，可惜时间总是凑不到一起。九二年秋天我搬到荷兰后，跟鲍尔失去了联系。后来从安娜那儿听说，他得了癌症。我几次想打电话给他，又放弃了。我能说些什么呢？“词”跟“世界”的确不是一回事。
今年春天安娜写信告诉我，鲍尔死了，他死前不久，朋友们给他过了六十五岁大寿。此刻，我想找出鲍尔的名片——他和我最后的联系。我在那喧闹的人群中穿行，可连个影子也没有。他离我而去，不打招呼也不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