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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那天的保安还是不错的。来泰讪讪地打了个招呼，小伙子便让他进去了。没想到，出来的时候，他把来泰的车拽住了，不让他走。
来泰说当时他还以为那个保安跟他闹着玩呢。他说别闹啦，老板急着上货呢。保安说闹？谁跟你闹？下来！一看保安的脸色不对劲儿，很凶的样子，来泰只好从车上下来了。他问保安怎么了，保安问谁叫他进去的。来泰说你叫我进去的呀？来泰很微笑地看着保安。保安也微笑地看着来泰，他说我让你进去的？我看你长得俊儿啊？来泰不微笑了，他说快去个鸡巴的，我不跟你说了，人家老板还急着上货呢！说完，来泰就急着要走。
保安哪里肯让呀。结果，你拉我扯的，矛盾就激化了。先是保安要掀翻来泰的车。来泰不让他掀。推推搡搡中，保安摔先打了来泰一拳，转身又踹了他一脚。这一脚，正中来泰的那条好腿，当时就把他踹倒了。来泰爬起来之后，问保安行了吧？打够了没？说着，上前揪住保安的脖领子，一顿乱揍……
就在这时，警察来了。
派出所就在汽车站附近。是个灰色的小二楼。底层是一个油乎乎的汽车维修部。派出所在二层。我去的时候，来泰正在走廊里“蔫”着呐。一问，才知道我把事情被弄反了――不是保安打了来泰，而是来泰把保安打了。我问来泰严重不严重。来泰说没打啥样，但是派出所却要要罚他五百块钱。他苦着脸说，这件事根本不怨他，他们就是想讹人。我问是谁处理的。他说是所长处理的。他用手指了一下，就是这个屋。
屋里只有所长一个人。这位所长很年轻，五官端正，眉目清秀。他没戴着那顶大盖帽子，否则，也许会显得更加威武一些。
来泰对我说，这是所长。
然后，又讪讪地对所长说，这是我老叔。
所长没吱声。所长继续整理办公桌上的东西。我掏出烟来，很孙子地递上去。我说，所长请抽烟。所长淡着脸说不抽。我说来吧，抽一支……所长有些不耐烦，他说他已经说了，不抽，甭客气。所长不接，我我只好给自己点上。吸上烟，我就镇静多了。我后退了几步，把自己安置在了沙发上。我想，我不能像来泰似的那么站着（我又没和保安打架）。况且，有些话也是需要“坐”下来说的。有言道，坐下来好说嘛！
说起话来，我才发现所长这个人其实挺不错的，很温和，态度也好。在他面前，我认为很快就找到了一种平等对话的感觉。这简直都出乎我的意料了。他问我来泰的这个事儿咋办。我说听从所长的处理。所长和蔼地说，他已经批评过来泰了，不管咋说，打人肯定是不对的。您说是不是？我点头。所长说还算不错，没造成大的后果，他的意思是扔给那保安俩钱儿就算啦……说着，所长给自己点了一支烟，吸着。却不看我。所长不看我，来泰却看我。来泰看我的意思我明白。否则，他就不会把我叫来了。
我说所长，我相信你能把事情处理好。但是我想了解一下事情经过。所长看了我一眼，然后他让来泰“说说”。
来泰把打架的经过说了一遍之后。我对来泰说，你说清楚点，到底是你先打的保安，还是保安先打的你？我想，到目前为止，必须把问题的焦点提出来了。来泰说是保安先打的他。把他打急眼了，他才还的手。
我看着所长，尽力使用一种很平静并带有几分征求的口吻，我说所长，既然是保安先动手打人，我觉得还不能就这么赔他俩钱就算了呢。你说咋办？所长的脸有点硬了。我没说咱办。但我却说了一些关于保安人员的素质问题，有的保安的确不怎么样，太差劲了。报纸经常报道一些保安动不动就打人的事。这样的事，我想所长他不可能一点不知道吧。
听我这么一说，所长的脸果然又松动了。他不太自然地徽笑着，同时用目光指着来泰，他说你以为他就白给呀？一会儿那个保安来了你就知道了，手黑着呢。我说怎么说他都是个残疾人（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把残疾人这几个字说出来，也是挺重要的）。所长说他知道来泰的腿有点毛病。说完他想起什么似的，他要看看来泰的腿到底什么样。
来泰把裤管捋了上去了。只见他的膝盖处竟聚了一个碗大般的疙瘩，疙瘩以下的小腿很细，细得几乎没肉了，只剩下骨头了。大概所长没想到，其实我也没想到――来泰的腿疾会这么严重。
所长半天没说话。
我也没说话。
来泰放下裤管儿的时候，一个警察带着与来泰打架的那个保安进来了。我打量了一下这个保安，竟是个挺壮实的小伙子。按常理，打起架来，应该胜过来泰一筹。他毕竟是保安，不但接受过一段时间的“军事化”训练，而且，还学过几手常用的擒拿格斗。来泰怎么能是他对手呢？况且他还是个瘸子。然而，他有些大意了。他不知道，一个肢体不太健全的人，并不能说明他就是个弱者，好欺服。相反，这样的人倒往往会暗藏着某种超出常人以外的力量。否则他们怎么保护自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些聋哑人，别看他们听不见声音说不出话，你惹一惹他们试试，十有八九都狠着呐。当然瘸腿的人要稍差些。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被来泰黑了一拳，在额头留下了那么大个血包。
不过，来泰也给自己留下了一个打人的证据。
所长让我看看。
我说，我看见了。是有个一个包……
凭心而论，有那么一瞬间，我真的挺同情这个小伙子。毕竟都是乡下来的孩子。可反过来一想，我同情这个保安，谁来同情来泰？五百块钱，那可是他瘸着一条腿，在三轮车上不知蹬了几天，才费劲巴力地蹬出来的啊。后来，我才发现，这个保安是不值得同情的。他在叙述与来泰打架经过的时候，老是支吾其词，而且逻辑上不是一般的混乱。尤其是在与来泰的对话中，那是胡搅蛮缠，相当气人。比如：他冲着来泰说，你说我让你进去的，谁听到了？又比如：你说我先动手打你，你的伤呢？你说呀，在哪？如果是个几岁的孩子，这么说说，还算俏皮。可这是个大小伙子呀，这是个保安呀，有这么说话的吗？真是不可理喻！
本来，我还想听听所长的态度，再发表我（早已成竹在胸）的意见。但现在我的火已经搂不住了。我问那个保安讲不讲道理，你是个保安还是个无赖？我说我告诉你，就看你这个样，今天我是一分钱都不会赔你！接着，我转向所长，跟他说了四点理由。
第一，保安说他没让他进去，可是他却进去了，那是做保安的失职。第二，如果是保安让他进去的，反过来又不让他出来，那就是保安在无理取闹。第三，作为一个保安，他首先动手打人，不但是在破坏冶安，而且也违法。第四，即使他不是个保安，可他却是个残疾人，他动手打一个残疾人，本身就缺少一种做人的道德……
我自信这番话还是有一点逻辑力量的。同时我还觉得我的口才也发挥得相当之好。半天，没人说话。后来，还是所长说话了。所长看着来泰说，你们打架的时候旁边有没有第三者？来泰说有，让他接货的老冯就在跟前，当时他还拉架来呢。
所长让他去把那个老冯叫来。
不一会儿的工夫，老冯被找来了。这个在北京做服装生意的温州老板很不错，非常正义。他用不够标准的普通话公正、客观地作了证言。他说是保安先动的手，他先是打了来泰一拳，接着又踹了来泰一脚……这个很瘦小的温州老板，声音急切，表情丰富。一边说一边打着手势。说完，他看着所长，又看看那个矮胖子警察，眯着眼睛笑了。
事情的后半部分，是那个矮胖子警察处理的。那个温州老板做过证言之后，就没事了，走了。所长让我们到另个房间里等一下，他和矮胖子警察进行了一番“和议”之后，矮胖子警察过来了。他背着手站在那里，审视般的看看来泰，又看看保安，表情相当温和。突然他脸一绷喝道，站好！来泰和那个保安同时哆嗦了一下，马上调整自己的姿势。结果，保安站得倍儿直，来泰收了一下腿，还是有一点“稍息”的意思。没办法，他毕竟是个瘸子。
我以为矮胖子警察会马上宣布处理结果了。但没有。却是一顿暴训。
先训保安。然后是来泰。矮胖子警察训来泰的时候，要比训那个保安厉害得多。来泰一声不吭在站在那里，好像脖子都被训断了，脑袋一个劲儿地往怀里耷拉。训完了来泰，矮胖子警察便让那个保安走了。这才软下语气，歪着脑袋问来泰，你知道我为啥这么训你吗？来泰低着脑袋说，知道。我想，我都不知道你知道个啥？明明是那个保安的错，他却不分清红皂白地乱训。我正这么心思，矮胖子警察突然转过身来，看定了我，目光极其尖锐，他说，你看见人家脑袋上那个疙瘩了么？这才叫会打打一顿，不会打打一棍呐。他眉头一皱，一脸麻烦，人有伤呀？钱不赔了，我总得给他转个面子吧？您说是不是这么个理？
就是就是。这时我才幡然醒悟。
生活中的某些时刻的确是美好的。走出派出所，我顿感全身轻松。时间已是傍晚，夕阳西下兮，周围的一切都沐浴在晚霞的光晕之中。看着马路上一派世俗中的人来人往，我的心里突然升起一片温情，同时，还加杂着一种非常牛×的感觉。
可是哪里想到，我“纠正了”警察之后，来泰又纠正了我。
几天之后，他告诉我，说那天我离开派出所的时候，他考虑了又考虑，越想越不对劲儿，最后把五百块钱又给他们了。当时我吃惊看着来泰，不知道他搞的什么把戏。他向我解释说，他以后还得在车站里干，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要是这样拉倒的话，人家有的是借口整治他，到头来吃亏的还是他自己。所以，一咬牙，他还是把钱给他们了。
我说，既然这样，当时你干啥来？我的意思是，白折腾我一下午。来泰说，当时给和过后给不一样。要是当时给了，说明他一点理都没有。我去了之后，他们承认不是他的错了，钱也不要了。这时候再把钱给他们，他说老叔，你说是不是不一样了？
我没吱声。我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尽管我心里有气，我也不得不承认，来泰是聪明的，而且已经不是一般的聪明。
但是我有点厌恶。
五月一到，来泰的餐馆开业了。说起来有些突然，其实还是有过渡的。记得来泰过年回家的时候。表妹在电话里曾提到过一句，她说来泰说了，看人家我老叔，开了两个饭店，那钱挣老啦，我就是没钱，有钱我早就开个饭店了……不过，来泰回来后，他却从没跟我说起过。直到一个月前，他才说想开一个餐馆。问我行不行。
我说不行。
因为身陷其中，我知道开餐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准确地说，我是觉得来泰他干不了。什么内部管理，经营策略，从里到外，所谓事无巨细，哪个环节都得考虑。顾客少的时候，着急，顾客多了忙不过来，也着急。此外，工商的走了，防火的来了，防疫的走了，街道的来了，你正虚心地听取居委会的老太太教你怎么投放鼠药呐，一转身，查证的警察已把你的两个伙计带走了……就这些烂事儿，烦死你。老实说，我之所以还开着餐馆并不是我喜欢开，而是不开餐馆我不知道去干什么。我觉得来泰在车站里干着，受累是受累，可是用不着操心，挺好。
对于我的意见，来泰似乎不太愿意接受。
他说他想“先整个小一点的试试”。
他说他想再“发展发展”。
他说，老叔，我来北京快两年了，老是靠蹬三轮挣那几个子儿也不是个事呀。这会儿车站里也不行了，抢活儿的人越来越多。不好干了。
我听出来了，现在的来泰，胃口已经大了。但最后，我还是提醒他，开餐馆可不像他蹬三轮，赚不着的时候也赔不了。他说事倒是那么回事。言外之意，有些不太服气的意思。人各有志。我不再说什么了。
来泰走后，妻子埋怨我不该那么吓唬来泰。她说再难，你不是也开着呢么？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好像你自己挣钱不让人家挣钱似的。我说他能挣个金山我才高兴呢，他是那块料吗？再说，他拿啥开？
说实话，这也是我另外的一种担心。在我看来，来泰真要是去开餐馆，他肯定要和我借钱。尽管我不像来泰说的那样，“钱挣老了”，但是三万两万的，也不致于拿不出。问题是我不能借他。不借不是因为我怕他像有的人那样――钱一借走，人就没影了。好不容易找到一次，人家却明白地告诉你，钱是有，可是我还等着用呢――当然，来泰不会这样。至少在我面前他不敢。我担心的是，一旦把钱借给他，他干好了行，万一赔了呢？怎么办？
此事之后，来泰也到我的餐馆来。只是再没提起过开餐馆的事。不过，从他老是跑到厨房去转悠、对厨师问这问那等迹象上看，我知道他并没死心。果然，一个月之后，他便接手了一个餐馆。也许他是担心我一旦参与了此事，可能会泼他一头冷水。所以，在正式接手那个餐馆之前，他人没过来，也没敢把事情告诉我。直到一切谈妥之后，他才打了个电话，让我和妻子去看看。尽管我觉得有些突然，却找不出道理来不去。于是我和妻子就去了。
那是个不大的餐馆，只有五张小桌。具体位置，离他蹬三轮的车站不远。尽管周围的环境有些破烂，但小店里边却收拾得很四致，很干净。餐馆的转让费是两万，房租金三万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