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荧光冷饮店 (2)
谈话中断。差不多是为了表明对刚才的话题并不敏感，我问：“你呢，你有男朋友吗？”她说：“我啊，好像没有。”“什么叫好像啊？”她说：“还问，你。”“反正问了。”“就是好像。”
又一次谈话中断。稍后她说：“我家前年搬到了中山公园那边儿了。原来我家住哪儿你还记得吗？你也肯定再没去过。”我说：“没什么事儿要去那边。”她说：“可我去过你家，那时候你去外地上学了，有几次，晚上，我在你家院子外面待十分钟，心里想，下一分钟你从院子里出来了。现在想想，好傻啊。后来我就不去了。环路车来了，我走了，你要是愿意，去我们学校找我吧，我住十二宿舍四零八，除了周三和周六都在，周三和周六回家。要是你夏天来就好了，我们学校西门外有家冷饮厅挺好的，奶油特别纯，可惜现在是秋天了。时间过得好快啊。”
末班环路电车拖着辫子渐渐驶近了。
“我送你回家？”我说。她说：“别了，等你回来就没车了。”“嗯。”“抱歉连累你吃不到豆腐煲了。”“带小螃蟹的。”“真可惜。”她上了车，向车后走，挑选着座位，直到车开出去也没有看我。
第二天我回了家，在家待了一个星期。我变得懒洋洋的，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致。这期间有印象的事情只是去硅酸盐厂的职工浴池洗了个澡。家里的洗手间已经装了热水器，按理说我不必再去那儿了，可还是去了。
职工浴池还是老样子，一溜儿水泥平房，蓝色木门上勒着弹簧，有人出来进去，门就耐心地晃悠着，浮漾出袅袅热气。锅炉房带着世界将永远如此演进下去一般的信念慢慢冒着烟。浴池里面仍旧是灰白的瓷砖、黑铁水管，热水慷慨地浇下来，劲道十足。三个池子我挨个儿泡了一遍，
包括老头儿们霸占的最热的那个，几个老头儿在朦胧雾气中为我鼓劲：“小伙子，坚持住哇！”自然，三分钟后我就红通通地跳了出去。老头儿们呵呵笑着，议论了几句，意思大概是“毕竟是黄口小儿”。从浴池出来，
我像只扒鸡一般骨头都酥了。萧瑟秋风吹在似乎格外鲜嫩的皮肤上，我想，这种几乎带有神秘性的慵懒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种似曾相识之感。我心里空荡荡、轻飘飘的，大脑近乎空白，似乎面临什么事却作不出反应。
回到学校，风景已变得萧疏，枝丫间露出了片片晴空。问室友这些天有没有人找我，回答说有个高个儿来过，自己说是歌舞团的。我想了想，
应该是日瓦。女孩呢？没有。室友们露出诧异的神色。的确，从来没什么女孩来找我。星期四下午，我去了城市另一端的那所重点大学，找到戚敏的宿舍。
戚敏下楼来，第一句话便说：“真想吃桔子冰棍啊。”“桔子冰棍？”“对啊，桔子冰棍，”她说，“天气这么好，就想吃桔子冰棍，小时候和平路冰果厂那种桔子冰棍你记不记得？可惜，早没有卖的了。”
这么一来，我们沿路走向相对僻静的家属区时，就带着“时代变坏了”的深深感慨。我们坐在路肩上。天光晴美，浮云朵朵，好似天上煮着银茶炊。林荫路的上方，还挂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三周年”的横幅。我说：“这都挂半个月了。”戚敏说：“多庆祝一会儿是一会儿。”远远的家属楼上，有个老太太在阳台上洗衣服，直起身来，捶着腰，面无表情地俯视着我和戚敏。她抖出一片爆炸状的水雾。接着，她挂上床单，为了抚平皱褶居然跳了几下，像个超级马里奥一般消失在大片的蓝格子背后。秋天正被无形的乐队驱向最明朗的乐段。
我和戚敏说话很少，有些冷场。我没办法回答她的问题，因为她问的总是“这几年你都干什么了”之类。我会回答说：“没干什么。”她便追问：“没干什么都干什么了呀？”我就说：“上学呗。”除此之外，想不到还有什么好说的。主要是她想不到。至于我，干脆觉得安静坐着就蛮好。“又见到我，你觉得我像你的什么人？”她终于问。我认真想了想，说：“好像是个过去的老朋友。”她说：“嗯，我也是这么觉得。”过了一会儿，她走投无路一般地问：“你喜欢看电影吗？”我们只好假装成两个第一次见面的人，谈起电影来，尽管都感到别扭。“我好久没去电影资料馆看电影了，大一的时候常去。”她说。我说：“何必去那儿啊？哪儿不能看电影？”她说：“资料馆里有电影院里没有的电影啊。反正，我好久没看电影了。大一时那个男朋友不愿意陪我去。他倒是喜欢陪我，可是他反对电影。有意思吧？他是学美术的，总是说，电影是二流艺术。好吧，电影是二流艺术，可是这人作为一流画家，居然天天跑去给人家画广告。你说滑稽不滑稽？”
我对电影、广告、她的大一时的男朋友都没什么话好讲。
“又不说话。好吧。”她说，“你的同学都怎么样？”
我讲了一点儿学校里的趣闻，比如张大卫旗杆下的行为艺术，小时候他如何帮他爸爸抓住母牛的尾巴，等等，戚敏为之咋舌。“不过，像他这样的算是另类人物，”我说，“我们学校大多数人还是想当官。”便描述了一番某些家伙如何在系领导面前胁肩谄笑之类。每到学生会选举之时，苏共中央党校复制品的走廊里就贴出候选人名单。有些人单看名字就知道非竞选主席不可，比如彭程、郭远航、孙志栋一类，名字志向高远，人亦面目可憎。至于敲边鼓的，名字多半是田爽、刘爽、张爽之类，透着谋个一官半职也好的单纯劲儿。稍后还有竞选演讲，演讲人照例煞有介事，什么为同学们服务啊，做系领导和同学之间的纽带啊，独善其身啊，兼爱天下啊，等等，屁话连篇。其实谁都知道，竞选不过是个幌子，结果全靠内定。果然，远航、志栋一类毫无悬念地当上了主席和副主席，至于什么爽之类的，只能当宣传部成员，负责宣传栏和系报的出版—反正每个系的学生会里都有个什么爽。这便是聪明人趋之若鹜的事。
她又问：“其他人呢？”
“芸芸众生呗。”我说。
“你自己呢？”“也是。”我说。“你以前就这么说，我从没信过。”戚敏说，“无论如何，我也不相信
你会变成一个蝇营狗苟的家伙。你这个人呀，就是不对任何人说心里话。也许你连自己都骗住了。你的秘密太多了。”
我本想说，也许你说得对。我还想说，也许吧，我也不太解自己。我也想刻薄地说，蝇营狗苟我倒不至于，装腔作势更不至于，反正我不会在瞧不起电影的同时去画什么广告。当然，我什么都没说。这个稍微深入一点儿的话题就此中断。如此，我们就度过了非常友好、客气的一天。
“我请你吃饭吧。”傍晚，我说。她说：“你是客人怎么会让你请？本该我请你去食堂吃A餐，可是星期四没有A餐，B餐以下太难吃了，我自己吃就好。”向我描述了一番学校食堂里的珊瑚般坚硬的菜花之类，又说：“我陪你在路边吃点儿什么吧。”我们就走出校园，在路边吃了煮玉米。
“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吃饭吗？”我问。她整整齐齐地咬下玉米，说：
“不是，我去你家吃过胡萝卜丝面条什么的，我们俩一起做的。”我想起当初爸爸妈妈去广东时我和她在家里的情形，顿时有些黯然。旋即，我们吃完了煮玉米。“我走了，今天过得??你松了口气吧？”我说。她笑着说：“是有点儿累，你哪天再来？”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你要是有空，明天。”她并未觉得唐突地说：“明天下午我有课，可是为了你，我可以逃课，我也学会逃课了，了不起吧？”
第二天下午两点我们再次见面。依然如故。友好，客气。天气也继续晴朗，与前一天一般无二。只是在晚饭时间，站在热闹得过分的人行道上，食物由玉米变成了炸鸡。时间好像停滞了。
周六，我去五号楼三二九找日瓦。瓦文开的门，说：“你终于出现了。上礼拜跟韩国人踢球，找你找不着，缺个左中场。”日瓦拿出一张相片说：
“这女孩你认识不认识？”我一看便问：“你怎么会有夏冰的照片？”日瓦说，前几天，有个舞蹈学校的女孩想在毕业后加入省歌舞团，不知道是走错了还是怎么着，反正找到他的办公室去了，说自己叫夏冰。“我本想让她去团办公室，忽然想起来，你好像说过你有个妹妹就叫夏冰，就问她是不是有个哥哥叫夏冲，原来她真是你妹妹。”日瓦说。日瓦答应帮忙，夏冰就现场写了份简历，留下了这张照片。
我问：“进你们歌舞团，一点可能也没有？”日瓦说：“除非给团领导送重礼，可是不值当的。”我说：“那舞蹈就白学了。”瓦文接口说：“来这地方，没钱赚，还要受气。一大票著名演员，越没落越有脾气。”
问过了跟韩国人比赛的结果—零比七—我便离开五号楼三二九，去舞蹈学校找夏冰。
一听我来了，几个女孩一齐跑下楼来，带着“有大事发生”的兴奋感围着我，说，夏冰去北京了，还让我们瞒着老师呢。我吓了一跳，问，去北京干什么？一个女孩说，她要去北京舞蹈学院报名。我问，报什么名？那个女孩说，是啊，我们也觉得奇怪，考北京舞蹈学院也晚了啊。我又问，走了几天了？答是三天前走的。我跟她们交换了宿舍门房的电话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