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心中一片净土(4)
曲格平的心情沉重了。但他不愿把话说得过于严重，以免给为国家的原材料工业做出卓越贡献的本溪人更大压力：“本溪真是山清水秀，自然的山，自然的火，是个好地方啊！只要把污染问题解决了，本溪就是一座漂亮的城市。我走过的国家不算多，三十几个吧，本溪是我见到的污染最严重的一个城市。看来，在环境污染治理上，本溪已经做出了努力，光靠你们自己，是不够了。”“现在不是污染最严重的时候。到冬季，污染最厉害的时候，国家环保局要派人来看，咱们共同想办法，解决本溪的污染问题。”
曲格平说的也是由衷之言。要说本溪人对治理污染不热心，那太委屈他们了，本溪的环保工作从70年代就开始了，几乎与中国的环保事业同步。面对势如洪水猛兽的污染，市委书记、市长心急如焚，但苦于没有治理资金，杯水车薪，难于治本。本溪不只是属于本溪人的，它属于中国。它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加强了我们的国力，而当它遭到污染的劫难时，全国人民当然也不能袖手旁观。
没有训斥，没有责难，有的只是深切的关怀。
1987年6月，本溪市政府向辽宁省政府和国家环保局写了《关于抢救本溪城市的报告》，并派出主管环保工作的副市长沈玉成等人赴京汇报。
1988年1月，曲格平派以国家环保局副局长王扬祖为首的国务院环委会调査组在本溪进行了为期五天的实地调査，而后，向国家有关部门报告了调查情况并明确提出了治理本溪市污染的目标和建议：计划到1995年，大气环境质量达到国家三级标准，城市饮用水源保持地面水国家二级标准，太子河本溪段接近国家三级标准。完成这一目标，国家需采取恰当措施，给予特殊照顾，弥补本溪市治理污染资金的不足，尽快改变环境恶化的局面。
1988年12月29日，国务院环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重点研究了本溪问题，通过了《关于治理本溪市环境污染的决定》。
消息传来，本溪人奔走相告，一片欢腾，摘掉“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的帽子，有希望了！
本溪人在治理污染上表现了过人的胆略。他们主动邀请《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首都各大新闻单位访问本溪，自我亮丑，自我曝光，以警世人；他们在《本溪日报》开展“评举本溪十个污染严重单位”的活动，把污染搞得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他们以治理污染作为任用和考察干部的重要条件，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谁能治理好本溪的环境污染，就选谁当市长！”
当然，要彻底治理好本溪的环境，还有待时日，但是，上有国家的支持，下有全市人民的齐心协力，本溪还其山清水秀的面貌，当不会是一个梦想。
这里，有必要提到一个有意思的插曲：被誉为“环境市长”的本溪市分管环保工作的副市长沈玉成，由此深深地爱上了这一专业，几年的实践和钻研，成了专家，被曲格平“挖”到国家环保局做宣传教育司司长，走上了像曲格平那样终身献身于环保事业的路。
“十几年前，我们的天空是蓝蓝的，空气是新鲜的，河水是清洁的，街道是干净的。绿树成阴，鸟语花香。”可是，这一切，都在渐渐地失去了，这是曲格平的一块心病。二十年来，他走遍祖国大地，为环境保护奋斗不息，就是要使祖国重现蓝天，复归净土。心中一片净土，他是净土的保护神。
一座水泥厂已经在十三陵水库旁边动工。“不行，我们要翻这个案！”曲格平说。在国家环保局充分论证之后水泥厂只好下马了。
有一个城市电厂的扩建工程遭到当地环保局的反对，省领导一怒之下把这位局长调走了。曲格平拍案而起，官司打到国务院，终于使这项危害环境的工程停建……
一位面慈心软的老同志，在环境保护上却铁面无私，并且有着铁的手腕。
“预防为主，谁污染谁治理，强化管理”，他所参与制定的这三大政策，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好评。这是中国环保事业二十年所摸索出来的路，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路。
绿色外交家
1987年3月22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曲格平金质奖章，表彰他在中国环境保护上所做出的贡献和努力。专程来华授奖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托巴博士称他为“不懈的战士”。对于这位老战士来说，这个荣誉是当之无愧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风云变幻的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在全国各部、委中，最年轻的国家环保局在国外的影响却出乎寻常地大，曲格平俨然成了一位“绿色外交家”。
1985年，曲格平去香港参加亚太地区城市污染会议，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记者把他包围起来，请他谈谈对兴建深圳大亚湾核电站的看法。
这是一个“敏感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绿色和平组织和科学家，都对于原子能的发展忧心忡忡，任何国家的环保局长没有一个敢于支持建核电站。而中国的大亚湾核电站却得到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的支持。这当然会引起轩然大波，也当然会使记者们对他产生浓厚的兴趣。
面对不无“挑战”性的提问，曲格平平静地回答：“各国的国情不同，中国在能源严重匮乏的一些沿海地区发展核电站是必要的。国家环保局对建核电站的态度是：第一支持，第二严格要求。目前我国的核电站装备已达现代化程度，并且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1989年8月，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东京召开“国际人口、环境和发展讨论会”。曲格平代表人类的五分之一作了题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新发展及国际环境合作问题》的报告，语惊四座。他说：“酸雨、臭氧层破坏和‘温室效应’都是全球性的环境问题。造成这种全球性环境问题的责任在工业发达国家，因为他们从产业革命以来就在排放，就是在目前也排放得最多。理所当然地应该在资金和技术上做出更多贡献。但是，发展中国家也要注意环境保护问题，保护全球环境，需要所有的国家共同行动。”
1991年10月，曲格平在哥本哈根“生态可承受的工业发展部长级会议”上发言后，反响强烈，大会秘书处特别安排了一次中国环境问题的新闻座谈会。
有人问：“中国是二氧化碳的排放大户，中国对控制二氧化碳持何态度？”
曲格平答：“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一要分清责任，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升高是一些发达国家一百五十年来大量排放积累的结果，因此，发达国家应率先采取控制措施；二是要衡量人均排放水平。中国人均排放量只是发达工业国家的十分之一，发展中国家大都处在这种水平。因此，不能以控制二氧化碳为借口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虽然如此，中国对控制二氧化碳还是很重视的，正在实行节约能源、大量植树造林和发展不产生二氧化碳的能源措施。”
不卑不亢，从容不迫，有礼有利有节，他说出了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第三世界人民的心声。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自身面临着要大得多的困难时，仍在为保护环境做出不懈的努力。当今的世界决不是任何人一厢情愿的“大同世界”，以种种借口阻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以雄厚的资金与先进的技术作为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的手段、谋求世界霸权者还是大有人在的，在环境保护方面，也仍然存在分歧和斗争。当然，斗争也还是要有勇有智，曲格平不俨然正是一位老练的外交家吗？他时时牢记着自己庄严的使命：背后，是社会主义祖国；心中，是整个地球。
不管天下大势如何瞬息万变，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已经到了全球性的进化阶段，我们不但属于各自的祖国，同时还属于这个地球。在造福于人类自身的同时，小心翼翼地、关怀备至地对待我们赖以生存的“小小寰球”，是全人类共同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拥有十一亿人口的中国，我们愿为此做出更多的贡献。当今的中国，已经不是二十年前在环保方面的落后状态了，我们不但有了《环境保护法》，还有了《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文物保护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草案〉》和《城市绿化管理条例〈草案〉》。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建立环境保护科研机构二百多个，拥有环保科技人员一万七千多人，具有相当规模，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学科配套的环境科研系统。在治理领域，我们已经由工业“三废”治理技术扩展到综合防治技术，由污染治理技术扩展到区域性综合防治技术，由污染防治技术扩展到自然和农业生态工程技术。同时，还开展了环境背景值、环境容量、环境质量评价等方面的研究，以预测、规划、标准和管理制度为重点的管理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现在，我国每年都有一大批环保科技新成果产生，在国家环保局情报所成果库中申报奖励项目已达四千多项。我国的生态工程技术独辟蹊径，已经开发出一大批有显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单项和综合技术。我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已经建成了包括亚洲最大的环境风洞、光化学烟雾箱在内的三十三个大、中型实验室，在大气、水和有害废弃物的迁移转化规律、生态模拟研究方面，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我国新兴的汽车城十堰市，大气环境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环境目标考核年年名列全省前茅。十堰市环保局在市委、市政府拥有一票“否决权”特权。像发达国家当年那样“先污染，后治理”的现象，在我们这里决不容再重复了。1991年，我国安徽省小张庄由于坚持生态农业工程建设而荣获联合国环境署全球五百佳称号。
不是说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很清醒。在本世纪剩下不多的时间里，在未来的21世纪，我们还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还要做更多的事情。曾经在地球上修筑了太空中仅见的万里长城的中国人，在建成了“绿色长城”三北防护林这一国际生态壮举之后，还有更加宏伟、壮丽的目标。神农氏的后代将以蘸满绿色的巨笔，染遍神州；保护人类的净土，我们愿，愿从我们脚下开始！
“地球首脑会议”会期临近了，我不得不结束了过于仓促的采访。曲格平，十一亿炎黄子孙的代表，中国的“绿色外交家”就要起飞了，飞往里约热内卢，去领取他当之无愧的荣誉，去表达中国人民的心愿。他回来之后，将用那十万美元的奖金设立一个基金，用于奖励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出贡献的同胞。他心中没有自己，只有那一片净土。
巴西，里约热内卢。
6月5日，世界环境日。
曲格平像平常一样，脸上挂着谦和的笑容，走上领奖台……
1992年3月于北京
（发表于1992年第2期《绿叶》。收入《碧蓝绿文丛》，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