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陈书记解析“枣园子” 孙老师劝学到新关(3)
队长接着说：“你们吃饭是不交粮票吧，等一会公社的文艺宣传队有二三十人也来这里吃饭，他们吃完了也是抹嘴就走。上面公社、县里来人还不得招待招待，我们除了粮食，再就是有几只鸡，他们吃完了总不能开口要粮票吧！不过有的也很自觉，还交钱交粮票，可有的就不行，一分钱不交，一两票不放，还连吃带拿。另外还有些乱七八糟的用粮的地方，我就不细说了。”此时管理员又来向队长说宰鸡的事，队长指着手里的鸡骨头又拉开了话匣子：“说起这鸡来，也真怪，社员们各家养时不见得能吃多少粮食，在房前屋后跑来跑去叼食吃，还能下蛋，有时嘴馋了宰上一只吃起来还怪香的，自打集中到队里的饲养场来喂养。饲料消耗了不少，却瘦骨零丁的，下蛋也少了，吃起来味道也不如以前了，眼下饲料也跟不上了，猪在圈里也是成天哼哼叽叽。”
这个生产队在高坝公社是地多人少，产粮比较多的地方，生产队长也在叫苦了，还不知别的生产队是个什么样子，尤其在地少人多的新关不知怎样安排社员的生活。这时，国家放松了招收新工人的政策，武威也紧跟形势，把城镇和农村有文化的青年安排到兴办起来的各种工厂和单位工作。新关一些有文化的青年也得到了这项政策的实惠，与此同时，大队把凡是能迁走的农户都动员迁走了，我的那个叔祖和他的全家迁到了兰州，我们家也得到了“枣园子”的照顾，全家的户口也迁到了城里。当时，爸爸所在的联运社变成了地方国营单位，在北门外的宋家园有一个农场，婶婶在那里劳动，还把党的组织关系转到那里去了，后来返乡后组织关系竟然不知哪里去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枣园子”把这件事当成了打击迫害婶婶的一条“罪证”。在我家住的那个生产队几乎有一半的人口迁走了，虽然少了不少张吃饭的口。但还是解决不了新关根本上缺粮的难题。
水利规划队工作仍在由南向北的进行，但我们进入碌碡和新关的地界时，这里的食堂已经是瓜菜代了。在“抖抖”家所在的那个生产队给我们是特殊待遇，端上来了三样吃的，一样土豆，一样胡萝卜、一样葫芦，而社员们端走的是杂菜拌面汤，里面尽是些胡萝卜、甜菜叶子。最后一家进的是我们队的食堂，社员们的饭碗里漂着几块红红的胡萝卜片片和几块甜菜叶子，还有吃起来麻嘴皮的胡萝卜缨子，喝完了汤，碗底还能见到几颗有数的小米粒。
新关历来是一个缺粮的地方，粮食统购统销后，国家对农村缺粮户有供应和救济的政策；那时虽说吃粮紧张，但还没有到如此地步。虚报浮夸摘掉了缺粮户的帽子，使这项政策远离了新关，在粮食丰收的一九五八年闹出了饥荒，这不能不说是人为的因素。在县委县政府眼皮子底下的新关，领导们并非熟视无睹，公社派人来进行整顿，但还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后来不得下拨供应粮来维持。水利规划还有原六坝乡的几个大队没有进行，因各种原因也就此夭折了。我的那个转正的“梦”也破灭了。
我回到家，回忆着那个破灭的“梦”。抱病在床的奶奶虽然告诉我孙老师又几次来过我家，但却有气无力，眼泪汪汪的劝告我：“你爸爸、婶婶，养活了朱家三代人，也很不容易，他们也是够累的了，如今你也已经18岁了，也是成年人了，该懂事了，该是帮他们一把的时候了，学就不要上了，先在生产队里劳动，以后些了去找你小姑和小姑父，让他们在玉门给你找个工作。”奶奶说的去玉门的话又给画了一个理想的大饼，为了实现这个“梦”我曾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仍没实现，这是后话。看着奶奶老泪纵横的样子，我二话没说去找“姑父”。姑父说：“我就不哄你了，实话告诉你，你家户口都迁到城里了，你在他们未迁户口之前早就不是新关的人了，队里现在缺的是粮，不缺你这样的劳动力，你还是到城里去吃供应粮吧！”这时我才突然想起，上初中时我的户口就迁到了学校，毕业后学校又把户口集体迁到一中，我原来是个有乡无籍的人。
在新关我没有了劳动的权利，除了服侍奶奶，给她请医生看病、煎药，做饭供水，别的什么事情也不想做，闷闷不乐的待在家里。一天家在中坝公社的舅爷来城里拉城土，顺便来看奶奶，临走时告诉奶奶，他听说城墙上的古石灰能治胃病，而且效果不错。奶奶当下就要我跟着舅爷去找。我跟着舅爷到北城墙根，到处看到挖城土，运城土的农民，他们有的来自近郊，有的来自远乡，有肩挑的，有人推的、有车拉的，整个城墙根像个大会战的场面。舅爷在城墙土中挑出了几块古石灰，我拿回家中用捣盐的石舀粉面，奶奶用开水冲着喝了几次，胃病果然好了许多，又让我去捡。此时北城墙除了炼钢时被化釉的炉窑壁和似铁非铁的碴釉，有用的城墙土全被掏空、拉光了。当我最后一次捡古石灰时，除了城门口有些残垣断壁，其他的地方都被夷为平地了，四四方方的武威城，就这样被毁掉了。当武威被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时，后来的人们无不为之惋惜。新近武威南大门城楼的落成，给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光彩，但也引起了人们对武威古城的深深怀念。
历史就是这样的反反复复，人生的道路也总是曲曲折折。我在家无所事事的时候，时光很快地跨人了一九五八年的十一月。月初孙老师又一次来到我家，进门后看到奶奶半躺半坐像有病的样子，没有老调重弹，先把奶奶扶起来问病情怎样，要不要请医生看看。奶奶说：“不用了，这几天好多了；源娃子，你赶快把炕头扫扫，让你老师坐下。”我拿起笤帚要扫时，孙老师把笤帚接过去胡乱扫了几下，坐下来对奶奶说：“你刚才叫的是他的小名吧！家有千贯，小名儿稀罕，小名还是奶奶叫着亲。”孙老师真有着，这几句话勾出了奶奶的微笑，紧接着拉起了家常，说着说着奶奶说起了我的身世：“这娃生下来当天就没了娘，八岁那年爹又去了。从小病病怏怏，在城里上小学时把个手指头砸了，思想起来也怪可怜的。多亏他的继父继母没有嫌他，像亲生儿子一样把他拉扯了这么大，如今生产队里又不让他劳动，把这么大个小伙子难的无路走了，在这节骨眼上，我实在是进退两难。你到我家不知来了多次，还不是为我这孙子好，不让他上学吧，实在是枉费了你的一片好心，让他上吧，我又对他的爸爸婶婶过意不去，还不知何时是个头。”就此，孙老师插话，说了当时教育改革的一些情况：“学校正在搞勤工俭学，马上就要实行半工半读了，学生们一面学习，一面劳动，那时学生们就可以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不用家里负担了。”听了孙老师的这番话，奶奶眉头稍展，但还有些悲观的说：“我也是黄土拥到脖子上的人了，何必再给娃娃犯难，我也给他把心操够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就按老师说的让他去自找出路吧！”
奶奶终于开口让我上学，我的心情像云开日出，一下子豁亮起来，展望着光明的前途去学校报名了，入学后才知道孙老师是学校勤工俭学的负责人兼我们班的班主任老师，尽管他说的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美好设想最终没有实现。但入学后给了我特殊的照顾和帮助，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后来孙老师调回了他的家乡临洮，我一直怀念着这位恩师。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他的耐心和宽容，我就进不了武威一中，命运之舟不知在何处颠簸，我后来的历史就要重新改写，生活也许不会有今天的状况。一九九一年我调到冶金厅的干休所任职，我的办公室主任是临洮人，他在回家探亲时特意打听到了孙老师的下落，我听到孙老师还健在的消息后，恩重如山的情怀，三十二年的思念顿时涌上心头，恨不得一下子到他身边，在办公室主任的带领下驱车前往临洮拜见了思念已久的恩师。他虽然白发苍苍，但仍是精神矍铄，谈笑自若，在回忆起那段往事时，他更是心情恬淡，轻描淡写。说他已年逾古稀，也常常回忆往事，星移斗转，世事变迁是自然和社会的规律，人生的经历都是个人的机遇和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