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一上路，黑皮就把猴面鹰装回到笼子里，连同那个灰兔笼，一起盖上一块挡沙尘的破毯，驮在驴背两边。却故意扭着脸不看我，迳自牵着驴走在最前面。那位黑脸汉子米调，似乎这就真的把我这位“丝路游客”当作同伙人了，既不告诉我去向目标，也不解说下一步的行程安排，只顾向潘朵嘀嘀咕咕说着那种语调古怪的带酱昧的话，完全没把我这个陌生人所有从天而降的陌生感觉放在心上。这种理所当然的熟稔，在我们六十年代过来的同辈人里，本来倒是司空见惯的；只是留洋几年，被各种西式客套宠出来的怪毛病，令我对此略略感到不快。
这里是沙漠边缘的沙土地带，也就是我理解的，从前歌子里唱的“戈壁滩”。除了东一撮、西一簇的骆驼刺、碗碗刺、红柳疙瘩和低矮的胡杨树，满限只见一片苍灰焦黄。视线远方的沙质漠区，落日下的波浪状沙丘，倒是泛着诱人的金黄，那却是连骆驼都望之怯步的“死亡之海”了。空气变得清冷起来。沙漠上早晚温差很大，即便是酷暑炎夏，太阳一落山就要备上小皮袄的。脚下的路其实不是路，这种寸草难生、沙石疙瘩的宽平地面，是无所谓路与不路的，就像我日后渐渐理解到，这里的时间，其实也是无所谓时间的时间一样。
还是一样呛人的尘土。无风便起尘，有风，则是真正的“餐风饮土”。头发、衣衫全是灰土，鼻口、眼角堵得满满的不算，用米调的话说，“连阴沟屁眼都是沙子”。
“有点够呛吧，麦克？”他终于向我凑过来。
“唔，还行。”我勉力应答着，狐疑问道，“我们这是上哪儿去？不像是我今天的来路呀。”
“先去黄旗营。我们的本家在那里，我得带上我们那三头骆驼。这地方走长路，离不开骆驼的——你不是早听说过‘沙漠之舟’什么的吗？”
“米调，”我终于鼓足勇气说——这是我第一次这样称呼他，“你们究竟是什么人？你在这里做什么？”没待他接话，问题又一连串地吐出来，这黄沙焦土的，你们，靠什么生活呢？就靠——那些吗？”我指指驴背驮着的笼子里摆摊用的猴面鹰和灰兔子。
“我早知道你要这样问的，”他平视着起伏的天际线，抿嘴笑笑，“我替你瞎掰一通吧：这小子，是沙漠探险个体户？吃丝路饭敦煌饭的散打导游兼卖艺人？还是鼓吹回复原始自然的狂热环保分子？——都挺像的，对不对？可是先不忙作答吧，你不是正陪着我，去会廖冰虹吗？”他的话多了起来，掂了一把我背着的美式旅行背囊——那家伙越走越显得像石块似的沉，便说，“你把包卸到驴背上去吧。黑皮，你看行吗？”
走在前面的黑皮没回头，可是放缓了灰驴的脚步。
我仍旧瞪着迷惑的眼睛，打量着他们。
“英雄莫问出处，盗贼莫问来路。”米调晃着有点微秃、略呈花白的寸头脑袋，“麦克，你可是犯了我们路上人的忌讳啦，哈哈！”他大笑起来。
我只好陪着笑。我知道，我大概也成为这位“路上人”难得新鲜的陪走伙伴了，就像我在那位“阿克西”面前充当的角色一样。
他把我的背包绑到驴背上，摩挲着驴脑袋说：“这驴是我们黑皮从新疆带出来的，它叫库巴，是南疆出的大种驴。对了，我们的鸟也有名字，黑皮起的，叫库莎，它可是我们的魔鸟，帮我们在塔克拉玛大沙漠里找到过水源的，对不对，黑皮？”
他似乎特别在意小黑皮的情绪反应。又趋上几步，傍着他走起来，不时俯身说着什么。
我和那位叫潘朵的藏族女人落在了最后面，忽然觉得不自在起来。我看不出她的实际年龄，她的既像一个小姑娘又像一位老妇人的相貌神态，是我以往从未见识过的。我不知道自己该用哪一种年龄的感觉来和她说话，当然更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话题切入，对于这位刚刚认识的藏族女性，才不至于显得太唐突。
她也不多言。把那顶高高的黑毡帽戴在头上，走得摇摇晃晃的，让我时有一种错觉：仿佛是那顶帽子在走，不是人在走——她实在是瘦小得太出奇了。
我发现，我对米调这一伙人——连同那位“廖冰虹”的兴趣，已经铺天盖地而来，远远压倒了追赶那个什么“敦煌X日游”的愿望；甚至，也压倒了丢失那个钱包以后，本来更应该铺天盖地而来的绝望。我计算了一下自己此行的日程安排——“敦煌”已成为一个遥远的名词了。乡居里别过母亲，北京剩下的杂事已变得可大可小。反正美国大学的暑假漫长而无聊，我那位正和我争执着论文发表“排名先后”的洋人导师，此下，还不知在加勒比海的哪个海岛上煎烤着他的红铜肤色呢。不如就此豁出去，借个什么“廖冰虹”的由头，跟着米调他们浪荡一场吧！
感觉上不算长的一段路，看看手表，竟然走了将近三个小时。黄土，长天，长天，黄土。视野之内的景观太单调，也不知是把时间与距离的感觉，拉长了还是缩短了。只是从脚髁关节的酸涩里，才感受到肢体长时间承受压力与振动带来的疲惫。大灰驴咴咴地叫起来，像是带着水声脆响一样，叫声抖动着黄尘，清冷孤寂的空气似乎也变得生动起来了。黑皮停住了步子。眼前出现的“黄旗营”，显然也是清代遗留的传令驿站改造成的村落，倒是想象中的样子——其实无须想象，大漠上凡有绿色，皆是营居之地，不过就是一小片似有若无的干渴的绿，拥着三五顶歪歪斜斜的黄——几片像是破草鞋似的土色矮房子罢了。
随着驴叫，我本来期待着一阵狗吠声的回应。没有，四下静暗暗的。日后我明白，客少人稀，狗的功用，在此地都显得太奢侈了。应声急急滚出来的，是一个像胡桃核似的矮圆的身影。“阿妈！”我听见米调低低叫了一声，觉得这个称呼有点古怪，既不是北方汉族的，也不像回回，或者维族、藏族的，倒更像是我的祖籍——粤地南方乡下，对年长女性的称谓。
米调高大的身影弓起来，真像包着一个胡桃一样，把那个小矮圆拥进了黄泥小屋里。我习惯地欠欠身子，让潘朵先进屋。等我弯腰迈过了一道低坎，走进略为洼下地面的土屋里，发现屋子小得几乎马上就被填满了。酥油灯的烟很重，像是刚刚点着便已经耗尽了油的样子，炕火在屋里某个角落闪烁着。我在昏昏光影中总算看清：米调怀里拥着的老人，果真小得像是一个胡桃核一样，满脸布满桃核样的坑沟，绿豆大小的眼睛都快被坑沟埋住了，却很灵活也很快活地朝我转溜着。第一眼竞觉得很熟悉，待米调说了好一会儿话，我才觉得自己可恶——我想起了迪斯尼游乐园里白雪公主身边那七个小矮人的形象。
我又闻见了那股烧炕的干骆驼粪袅起的怪味儿。
虚妄。又一次感到了虚妄。正在经历中的，不像是真实的，倒像是陈年影片的偶然定格中，让人无意窥视到的画面。
米调说：“阿妈，这是我路上认识的新朋友，美国回来的，比酒泉还要远得多的美国呀。”后来米调告诉我，“阿妈”一辈子都没离开过这个“黄旗营”。她死去的丈夫倒是去过酒泉，并且死在酒泉。是公家派“官军”的担架抬走的。他得的是“原子病”——那些年间，离此地几百里外的罗布泊核爆炸试验地飘来的幅射尘造成的怪病。我猜想，“阿妈”的身材小得这么离奇，裹着一身羊皮袄，身高和体宽几乎相等，大概也一定跟这原子辐射有关吧。米调说：这不稀奇，我们这儿的人大都有原子病。我和黑皮都有，他的重，我的轻，血色素指数只有正常的一半。——潘朵吗？倒不，她瘦小，却是喝窑水喝的，你知道什么是窑水吗？
老人颤着脑袋向我发出呜哇呜哇的尖细音调，像蜂鸣器似的。我看见了门外泄进来的沙漠的月光。
米调笑着，也呜哇呜哇地一边回答老人，一边向我翻译着她的话：“吃过了，我们吃得饱饱走来的——哎，黑皮呢？她问你美国的蚊子有多重？美国人会打麻将吗？我告诉她，麻将倒不会打，可是会抽大烟。人家那里的毛主席革命路线坚持得好，蚊子不多，可大烟不少。我们阿妈最爱说笑话了，那手麻将打得像真的似的！麻将好像不是清朝发明的吧，可这小村里的人打起麻将，都说：大清的麻将！那副黄牙骨牌，可不就是大清正黄旗的贵族传下来的！”
米调看见老人，话显得特别多。他显然属于那种特别善于讨老人和孩子喜欢的男人类型。我却相反，大概是个孩子见了就躲的主儿。瞧那位黑皮，跟我像是前世有仇似的，一路上不搭不理的，进了村连屋门都没进，大概牵着毛驴喂食去了。趁着老人非常贵族派头地跟俯下身来的潘朵吻额、吻颊，我打量了小屋一眼。这小屋子竟然还是见过点世面的：土墙上除了一幅泛黄的样板戏《红灯记》彩画，还贴着一张印着“日本讲谈社”字样的大幅“敦煌”画册广告，大概是前面的摄制组留下的；另一边墙上，挂着不止一面的三角洋文队旗，大概是几个外国探险队、旅游团留下的。米调告诉我，老人喜欢新奇东西。第二天和阿妈告辞的时侯，我给她留下了一瓶从西安旅馆里买的法国矿泉水，米调说：她一定舍不得喝，也挂到墙上去。
米调和潘朵又跟老人呜哇呜哇说了一阵子我听不懂的话，领着我走出了小泥屋，向着晦暗中的一个什么地方走去。入夜的沙漠天色，马上变得清寒如秋，风并不大，可是暝茫中的远处沙原上，却听见风的拉锯似的呜呜怪叫声。衣装上我总算是有备而来的，大夏天还披挂着一身皮夹克，可我仍然感受到内里透着的寒意。也许，不仅仅是生理性，也是心理性的反应吧。月色忽明忽暗。铺天盖地而来的陌生感已经化作走马灯式的真实：眼前迎走的一切都像是虚的，却又真实得让你摸不著边际。
米调称作“地窝”的，其实是改良放大的维族人的“库姆包”。露在地面的是泥浆混合红柳枝垒起的拱顶，带着一截枯树头似的烟筒；地窝的主要空间半埋在地下，挡风，也保暖。我跟在米调、潘朵的后面走进去，才明白了米调路上说的“本家”的意思。地窝里已经点亮了灯，生起了炕火，原来黑皮早已先回到这里，并且把驴背上驮的笼子箱包卸下来，收拾停当，开始在斗耍他的猴面鹰了。
外面看小小一个斜拱，里面的空间却异常阔大，足足有两三个“阿妈”的小泥屋大吧。只是满限杂乱，并且所有东西都落满了厚厚的灰土。闪跳的火光中，我在黑皮、潘朵忙着拾掇掸起的土尘里呛咳着，默默打量着地上胡乱撂着的一双又一双的破靴子，以及那些打包捆着、用小石头压着的一摞摞旧书和乱纸。我特别留意到，在一个胡杨枝条钉成的粗木架上，一层层不规则摆放着的带土的各种石头片、石杵、器皿残片，上面，似乎还贴写着细小的文字、标号。
这里，显然是他们常年漂流的一个主要落脚点，这一回，他们像是出门很久了。
我感觉到倚靠在对面炕上的米调，也正用一种研究的目光，打量着我。
“你的问题又来了，对吧？麦克？”米调抿嘴笑笑，说着便回过头去，“潘朵，不忙收拾了，明天又得上路。黑皮，弄弄你们就先睡吧。我到外面抽一会儿烟，和这位麦克同志说点事情。”他向我使了一个诡黠的限色，拍拍灰褂上插着旱烟杆的口袋。从此，他就把这“麦克同志”挂在嘴上，成为我的固定称呼了。
我问：“可不可以先弄点水，洗把脸？”
他抹一把鼻子哼哼笑起来：“麦克同志，您老人家就免了吧。可见，您是真的不知道喝窑水的滋味哪！”
背身打扫着的潘朵好像也在轻轻地笑。
我摇甩着满头沙土，随着他走出地窝。临了他又回身把炕上一件破羊皮袄扔给我。我便回了他一句：“可是，你的那位廖冰虹，她会知道喝窑水的滋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