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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雕像(2)

书籍名:《伊犁马》    作者:高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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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她把目光转向了瞭望台那位中国哨兵。目不转睛的我的同乡,自然看见这一幕。他满脸通红,握着望远镜的手心攥出了汗水。过了一会儿,这家伙扔下望远镜,下了瞭望台,向界河跑去。

  如果仅仅将猫儿扔过去,那充其量不过是个小小的涉外事件,但是当猫儿扔了过去,那女人搂着猫儿,兴犹未尽地望他一眼,便向回走去时,他情不自禁地蹚过界河去了,连裤腿也没有挽。

  那俄罗斯女人吓坏了,尖声尖气地叫着,向边防站方向跑去,裙裾不时绊住她的脚步,几欲跌倒。那女人终于跌倒了。她转身坐起来,用惊恐的蓝汪汪的眼睛注视这位越来越近的男人,他走到跟前后,却呆住了,不知所措。

  闻讯赶来的苏军士兵,在松土地带抓住了他。他像一只发情的公骆驼,一手提着裤子,在松土地带高一脚低一脚地狂奔着。几个人好容易才将他压倒在地。

  他很快就被从原路送回。军事法庭问清了情况后,就地处决。最初,两国关系紧张时,一般的越境者被遣送回来后,判十年徒刑。后来关系恶化,判处无期。再后来,我在边界线的那一段时间,就严惩不贷了。

  这真是一出荒唐的出国。同样荒唐的还有一件,既然又回到出国这个题目下来了。

  我们部队,从中缅边界调来一位参谋长,一个挺不错的中年人,他从来没有到过西北边界,这里中亚细亚的风光使他陶醉。有理由相信,他学生时代一定背诵过“我骑马梭巡着祖国边疆,细心地清点着每一根界桩!”这类诗,而且,“晚霞熟悉了我的马!”这些句子,也一定给他以某种诗意的想象。总之,他跨上马,在边界线视察时,豪兴大发,举止浪漫。后来,来到无名高地时,人困马乏,脚下恰好就有一块界桩。

  界桩青石雕成,一边刻着“大清帝国立”,一边刻着“俄罗斯大公国立”,看着下边落款的日期,正是著名的“一八八三条约线”。

  这位参谋长往界桩上一坐,歇息片刻,突然灵机一动。也许我们所反复谈到的那种出国的诱惑吧,他以屁股下的界桩为轴心,双脚离地,陀螺般地转了过去,并且嘴里念念有词道:“快看,快看,我出国了!快看,快看,我回来了!快看,快看,我又出国了。”

  这件事让随行的干事给汇报上去了,上级批评说,这是一次极不严肃、极不认真,将边防政策当儿戏的事件。为了这位参谋长,我们关在房子里,重新学习了一个礼拜的边防政策。

  这位参谋长随之被撤职,不知后来流落何处去了。这官丢得有点冤。

  5一块荒凉的坟包

  这些“出国”都有些窝囊、下作和不得要领,甚至,它不该出现在一篇有着高雅情趣的小说中,然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笔指引我写下这些。

  当我结束了漫长的边旅生活,重返内地时,我们一群摘去标志的退伍士兵,像蝗虫一样漫过一个又一个兵站。在乌苏兵站,不知为什么和兵站管理人员发生了口角,兵站刁难我们,把吃饭的筷子和碗藏起来了。几百名饿疯了的昨日士兵,每人用手捧了一捧滚烫的萝卜条炒死马肉,放进帽壳里,又抢来两个馒头,跑到院子里嚼起来。如果不是送兵的军官阻挡,说不定,我们早把兵站的房顶揭了。

  回到内地,听到鸡鸣狗吠,这是世界上最亲切的声音,每一个都止不住热泪盈眶。我们久久地才明白自己又回到人类之中。

  在繁华的大街上,在那些灯红酒绿、摩肩接踵的舞厅里,在那些居高临下地注视着我们这些迈着骑兵的罗圈腿走过街道的目光下,在偶尔被我们用士兵的肩膀碰开的播放录像的地下室,在以“一杯水主义”宣告自己的道德准则的少男少女面前,一句话,在故乡的这一片丽日蓝天下,我想起我的那位炊事员同乡,那个可鄙的越境者。

  他正睡在中亚细亚那荒凉的沙地上,本身蒙受耻辱不说,他的家庭也跟着蒙受深深的耻辱。临离开边防站时,我们一群老乡,来到那个荒凉的土包前,用木板为他立了个简单的墓碑,之所以要立碑,是为了一点乡宜。之所以用木板立,是希望这木板速朽,这土包早日被漠风吹平。

  他可悲地躺在那里了,如果是星期六的晚上,如果是顺风,他也许会听到对面的男欢女乐声,其中有“猫夫人”那令人颤栗的尖叫。

  6我的红鼻子老乡的出国

  我这里还有一个不幸的出国故事,发生在我的另一个同乡身上。这位同乡是个独生子。他的父亲是个永远沉默的老实人。他的母亲原来也是这样,可是有一年,不知怎么突然着了魔,一下子活跃起来。她一个大字不识,却靠儿子的帮助,将那个小红本上的语录,一字不漏地全部背诵下来。从此在中国内地的一个小镇上,成为风云人物。本来独生子是不当兵的,她硬是又上广播,又上报纸,终于让儿子穿上了军装,并且列队时站在了我的前面。

  这位同乡的鼻子原来就有点红,一遇新疆的恶劣气候,通红通红的,甚至浸染到双颊上。后来我每每读到涅古拉索夫的《严寒,通红的鼻子》时,就想到这位同乡。

  一只交通艇将一个班的士兵,带到额尔齐斯河南湾去打草。打草用的是大刈镰。将草割下来,略略晾干,然后堆成草垛,四边再用柳条编成篱笆围起来。

  这样,冬天大雪覆盖原野的时候,我们的坐骑就可能在四处寻找一些枯草之后,来这里最后填饱肚子。每个有着草原经历的人都知道这种劳动的。它繁重而愉快。那些已经结籽的牧草,在被割倒之后,太阳一晒,散发出一种十分美妙的香味和甜味。

  不知什么时候,这位同乡悄悄离开了打草的人群,脱去衣裤,他想创造一个横渡额尔齐斯河的壮举。

  开始时谁也没有发现他的失踪。阿勒泰草原的牧草,不像蒙古草原那样是以平坦的、辽阔无垠的状态出现的,这里的牧草,长在潮湿的、春潮漫过的地方,规模大小不等。小的叫草块,中等的叫草场,大块谓之草原,我们还以为他是一个人去寻找肥嫩的草块去了。

  这件事唯一的目击者是一个生产建设兵团的闲散人员。他正坐在界河与大河的交汇处平心静气地钓鱼。这是个讨厌的家伙,有几次,我们曾经没收了他的渔竿,不准他在这里钓鱼。在这里,他要越境是件容易的事。假如我们真的发现他有越境企图,也不好开枪,因为一开枪,子弹头会飞到国外,子弹头也是不能出国的,这是国际法。

  他因此而对我们抱有成见。我的那位同乡一直游到这边岸边,游到界河与大河的接浪处。界河水打入大河,也许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漩涡。只听见我的同乡喊了声“我不行了”,便从水面上消失了。随之,水面上出现了两只挣扎的手臂。这位垂钓者如果停止他的工作,一手抓住岸边的白柳树条,一手将渔竿伸过去。也许,那双垂死的手会抓住渔竿的。

  事后这位垂钓者说,他曾试图这样做,只是渔竿太短,长点的渔竿都让我们没收了,现在在库房里。

  这位垂钓者那天的运气特别好,他钓到了三条狗鱼,一条大鲤鱼,还有一条十分珍贵的黄花鱼。他说要将这条黄花鱼送给领导,以便解决他向内地调动的问题。

  最后,他点燃一支烟,慢条斯理的收起渔竿,离开了这里。路过边防站时,他顺便拐了个弯,告诉站长,他看见一位士兵横渡额尔齐斯河时,钻进水里再也没有出来,是不是从别的地方出来了,他无从知道。

  说完,拎着鱼走了。这是一个令人焦躁不安的初秋的傍晚,蚊子列着长队,唱着奏鸣曲,在边防站的上空结成了一个大疙瘩。边防站那个汽艇,后边拖着鱼网,顺着大河跑了几个时辰,甚至利用了国际法中“飞机、汽艇这些有惯性的机动工具,在转弯或行驶中越入对方一定纵深,不算越境”的法则,在苏联境内的河面上,穿梭了几回。

  没有找到尸首。活人也没有从另外的地方爬上岸。于是只好上报,接着通过会晤,请求对方帮助。三天之后,在下游几百里的地方,我的同乡摊在河滩的淤泥里。他全身赤光,身子发胀,脖子和头一样粗。他的那只永远发红的鼻子,异样变得十分苍白。

  最初得到消息时,我和许多人都曾有个隐秘的想法,即:他所制造的溺水是个假象,然后跑到对面去。后来事情证明了,我的同乡没有这么好的水性。

  苏联方面为我的同乡做了一身呢料的中山装,一副上等的松木棺材,然后用直升飞机,送到阿勒泰城。

  据说那几天勃列日涅夫正在距边界不远处的哈萨克首府阿拉木图休假,这件事曾惊动了他。我们的一位会晤代表,“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的角色,为了在会晤桌上减轻心理上形成的劣势,曾经想草拟一个抗议,内容是:这位溺水的中国公民是一位教徒,因此,装棺材违背了民族习俗。神色沮丧的首席会晤代表,制止了他的这种小聪明。

  我后来探家的时候,顺便到同乡家里去了一趟。同乡的母亲是彻底的苍老了,儿子的“出国”使她受到沉重的打击,尤其奇怪的是,她原先能够倒背如流的“语录”,现在竟一条也背不上来了。

  7苏联集体农场的马群在一个暴风雪之夜

  越过国境线,从而踏上死亡的征途手掌般大小的雪花,一团一团地往下落。狂风像一万头猛兽,顺着河谷怪叫着掠过,冻得发僵发脆的胡杨,承受不了风的力量了,从树腰处折断,颓然倒地。那架几十米高的木质的瞭望台,跳跳作响,受风的那一面,钢丝拉绷得快要断了,背风的一面,钢丝拉绳又软软地耷拉着。

  额尔齐斯河的一米多厚的冰层,冻裂了,眨开长长的口子,整个河谷传来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士兵的毡筒和大头鞋,是有半年的时间踏在这雪地上的。像这样暴风雪呼啸的日子,在士兵的生活中,也常常出现。

  记得我第一次上哨的时候,就碰上这样的日子。班长叫醒我后,就钻进被窝里去了。我得迅速地穿好衣服,抱起枪,到哨位上去换另一位固定哨。一班哨是一个半小时,有关部门测试过,在这样的恶劣天气里,人最多只能承受两个小时。因此,我必须很快把前面的固定哨换回来。

  天出奇地黑。狂风的手,狠命地在后边拽着你的大衣衣襟。你为一种使命感所驱使,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不小心离开了这条忠实的小道,你就会掉进雪窝里,半天爬不上来。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你还不能哭,一哭,眼泪就变成冰柱,留在你的脸颊上了。

  固定哨终于听到了你的声音,他一阵惊喜,匆匆交换过口令,便将你留在哨位上,自己迈着麻木的双腿,回去了。

  一个半小时后,就在人快要冻僵时,换哨了,回到营房,你抱着火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后,你的膝盖和腿,才恢复了知觉。你把枪靠在暖墙上,枪的铁质部分,汩汩地往外渗着水珠。不能靠火太近,那会烤坏枪的;不能离火太远,那冰不会消的。

  等擦完枪后,你这班哨才算彻底上完了。你钻进被窝,抱起两只渗人的膝盖,呻吟着,久久才能入睡。

  瞭望登记簿是由带哨的老兵填写的,他一边填,一边向前翻,嘴里骂骂咧咧的,看哪个懒家伙逃哨了。

  通常是两到三天一轮哨。在一个熟睡的梦中,你会被重新唤醒。我要说的这个暴风雪之夜,那时我已经是老兵了。懂得了怎么站哨时不考虑时间问题,这样时间就过得快一些,懂得怎样在站哨时,闭住眼皮打个盹,只让耳朵支棱起就行了。懂得怎样将枪裹在大衣里边,这样枪就不会受冻,为我争取了半个小时睡眠时间。

  话说这一夜我正抱着枪,靠着碉堡的一侧打盹,前面的芨芨草滩,突然响起一阵异样的声音,“嚓嚓嚓嚓”,“踏踏踏踏”,似有千军万马,湍湍而来。

  记得有一次站哨时,听到芨芨草滩有声音。我用枪刺,从一丛草团里挑出个刺猬来。刺猬缩成一团,我用手帕包住,带回营房。然后解开手帕,用脸盆将刺猬扣在了地板上。结果班长晚上起来解手,懒得点灯,又懒得穿鞋,第一脚踢开了脸盆,第二脚踩在了刺猬身上,吓得一阵怪叫。班长为这事,好长时间跟我过不去。但这次却不是刺猬,而是比刺猬大得多的庞然大物。迷蒙的雪雾下,一个个奇形怪状的头,在芨芨草尖闪动着。

  当时我很害怕,像人们通常的那样毛发倒竖。雪团打在眼睛上,我也没有感觉。我用颤抖的手指,轻轻推子弹上膛,脱掉大衣,瞄准了这一群越走越近的怪物。

  我想随着自己的指头一动,轰动世界的一件事就要爆发。我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唯一的遗憾是没有给母亲写一封热情的信。我的父母亲一直不喜欢这个孱弱的、神经质的、敏感的,然而固执和坚硬得怕人的儿子。我作为回报,当然也不喜欢他们。可是就在我穿上显得过长的新军装,在凛冽的寒风中登上敞篷汽车时,我看见母亲一扭身掉了泪。为了这一滴泪,我也该亲热些才对。

  就在我的枪机即将扳动一刻,传来了一声最动听的声音。这一声使得所有的战前准备工作都冰释了。

  “咴——”

  一叫百应,整个芨芨草滩都欢快地颤抖起来。暴风雪似乎也在这一刻减弱了。事后我们将会看到,这是一群越境的马。它们本该躲在集体农庄庄员的马棚里,熬过这个可怕的夜晚的。可是不知为什么跑了出来。也许是炸棚了,也许是牧马人闹情绪,在暴风雪到来之前没有照看它们。

  按说,马群即便没有人照看,一般也是不会越境的,因为这些马不钉掌,所以不敢从界河的冰上过,可是,这次,猛烈的暴风雪裹挟了它们,更重要的是,冰河上落满了积雪,和戈壁滩没有什么两样。

  马群绕过我的哨位,在边防站后的那条自然渠边,停下了。这条小河的含碱量大,所以冰结得薄些。又渴又累的马群,显然希望在这里饮水。它们对自己愚蠢的迁徙已满怀悔意。几只腆着大肚子的母马,以我们人类所不懂的语言,在责备着那头枣红色头马。几头小马也已疲惫不堪了,它们不敢言语,只是露出不满的目光。枣红色头马自然明白这一切。它默默不语,寻了块冰薄的地方,用蹄子刨起来。然后,用两条后腿作依托,全身直立起来,只听见一声巨响,两只前蹄重重地落在了冰层上。

  冰太坚硬了,枣红马三番五次地用力,才在冰上砍下几道白印。它的蹄子也因用力过猛而崩裂了,鲜红的血液滴在冰上。

  这是一个母马群,以繁殖生养为主要目的。只有一匹公马,兼作头马和种马。这种公马一般是最好的,稍次点的,便被阉了,用来使役。在辽阔的草原上,如果你留神一下,便会发现马群一般都是以这样的状况存在的。

  母马们对自己的依靠丧失了信任感,自然渠旁嘘声一片。几匹大胆的母马,已经开始用叫声羞耻它们的头马了,还有几头母马,尽管知道在这样的夜晚,叫声是无抵于事的,但仍然出于本性,号叫着,希望有强者突然出现。

  这时候,边防站的马厩里,突然一阵骚动。接着,一匹俊美健壮的黑马,从一人高的围墙上跃了出来。马的肚子在墙上磕了一下,但没有碍事。它很快地掌握住重心,站在墙外了。

  我一直悄悄地跟在马群后面,我明白这越墙而出的,是边防站那个“情种”了。

  8黑色伊犁马和洼地里的枪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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